中日贸易与日本对华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_直接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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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贸易在邦交正常化之后发展十分迅速,双边贸易额直线上升。从1972年的11亿美元增长到1995年的575亿美元,增长了51.3倍。目前,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日本的第二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的双边贸易关系在世界上占第四位,仅次于美—加、美—日和法—德贸易关系。

在70年代,中日双边贸易的主要特征是以中国的能源换取日本的机器和金属制品。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对日出口的初级产品比率逐渐降低,而制成品比率不断增加,从1985年的27%上升到1994年的69%,其中纤维制品和机械制品的增长速度最快。目前,在日本制成品进口的对象国中中国已居第二位。同期在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中,钢材等金属制品比重大幅度下降,而技术含量较高的机械设备进口增长显著。据统计,1995年在日本对华出口总额中,机械设备比重已高达63.3%。这充分表明,中日贸易结构正在迅速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水平贸易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尽管中日贸易发展很快,但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便是中日贸易不平衡。回顾中日贸易的历史,大部分年份是中方逆差,而且预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日贸易仍将是以中方逆差为主。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进出口商品结构所决定的。虽然近几年日本对中国制成品进口比例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但这些制成品中含劳动密集型的纤维、食品等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占大部分,而具有较高技术性和较高附加值的机械产品比例还较小。这说明,即使中日之间的水平贸易有所发展,但对中国来说,也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或处于产业内相对垂直分工的不利地位。此外,如果中国一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日本对华出口将会迅速增加,其结果将导致中方的逆差急剧扩大,出现更为严重的贸易不平衡,而日本方面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将阻碍着中国产品的更多进入。可以预料,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运行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将会日益突出。

随着中日贸易不平衡的发展,两国在某些领域里的贸易摩擦有可能会增多与加大,特别是在农产品和纺织品领域。由于中国的农产品和纺织品价格低廉,近年来对日出口增长迅速。目前,中国的农产品已占据日本国内市场35%左右的份额;纺织品如棉布、短纤布、成衣等的市场占有率均已达到50%以上。因而日本政府会对这些商品的进口采取限制措施或征收反倾销税。

在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上,就中国来说,要加速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尽快接轨。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增加我国机电等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比重,提高对日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产品质量和开发新产品上下功夫,并相应提高一些商品的价格。在重点发展具有较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同时,还要继续发展有国际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对日出口规模。在对日传统商品的出口上,要加强出口的宏观管理,整顿出口秩序,稳定货源,保持住这一传统市场。对日本来说,应本着友好合作的原则,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为更多的中国商品进入日本市场创造有利条件。在贸易摩擦方面,双方要从大局出发,本着化解矛盾、减少摩擦、友好协商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加以解决。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从1985年开始,日本扩大对华直接投资,至80年代末,其年增长率为15.4%。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到1995年,日本对华投资总件数已达上万件,实际执行金额超过60亿美元。由于日本在华投资项目的成功率较高,其实际执行金额占协议金额的比重已居主要投资国家之首位。目前,日本的一些大财团企业除了开始对我国进行技术含量高的现代化大型投资外,并加强了在流通、金融、保险等新领域里的投资。在到本世纪末的未来4年内,随着我国开始政策的放宽和有关投资保护的法律不断出台和完善,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将会不断增加,投资领域会更加广泛和多样化,投资地区也将不断扩大。

随着日本对华投资的不断增加,在给中国经济注入巨额资金和发展活力的同时,所产生的问题也在增多。

首先,投资行为短期化和技术含量偏低的问题亟待解决。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首先是以取得稳定高额利润为主要目标,因而把大部分资金都优先投向短期可以收回投资的第三产业以及纺织、机电等利润高的制造业。而对中国急需发展的能源、交通、建筑材料以及一些高新技术产业部门投资并不多。这种投资结构同中国要尽快改变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和某些高新技术产业落后局面的战略目标很不协调,从而产生了一个日益突出的矛盾。尽管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但对促进我国实现产业发展战略的作用还不太大。

其次,日本对华投资与其对华贸易相比差距较大。目前,在进出口贸易上,日本是中国第一大伙伴,但在对华投资上,虽然增长速度较快,但增幅还没有达到相应水平。日本对我国的投资占我国当年引进外资的比重仍不高,1994年日本对我国投资的实际执行金额占我国全年引进外资总额的6.1%,仅占日本海外投资的3%。这与中日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的20%和日本对我国出口占我进口总额的22.7%相比差距甚大。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对我国的投资还持保守态度。

再次,日本对华投资的地区结构有待改善。近几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分布地区虽已遍及中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但其中大部分仍集中在长江以北的沿海地区。据统计,在日本对华投资总额中,长江三角洲以北的沿海地区占70%左右,其中环渤海地区就占其总额的近50%,华南地区占25%,而内陆地区则占不足5%。日本对华投资的这一地区结构特点,客观上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扩大利用日资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但在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明显扩大。这样容易引发经济发展失衡、人口流动加剧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第四,使中国民族工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特别是那些现代化水平高、实力雄厚的大财团企业不断涌入中国,使得市场竞争能力本来就很弱的一些中国民族工业,尤其是汽车、电子、化工等幼稚产业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如今中国“复关”在即,一旦“复关”,这些产业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市场竞争,这就要求企业只有不断加速技术改造,开发新产品,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才能使其产品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否则将有被淘汰、挤垮或被迫转产的可能。

在解决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问题上,就中国来说,首先,要加强产业投资导向,要根据我国“九五”计划以及新制定的产业政策进行。对那些实现中国产业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的投资,要实行择优引进、重点扶持的倾斜政策。具体来说,中国应首先引进能源、交通、基础产业以及部分高新技术产业的外资,促进这些“瓶颈”产业的优先发展,把有限的外资用在“刀刃”上。切勿一哄而起,防止那些意义不大甚至落后的东西进入。

其次,日本对华投资与对华贸易相比之所以差距较大,其原因很多,有中国方面的,也有日本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的投资环境还不尽完善。日本作为投资国认为中国作为接受投资国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之处是: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尽快改善基础设施不足、减少行政干预、健全法制机制、控制物价上涨和成本上升过快、提高产品质量、保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稳定供应等。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会影响日本企业到中国投资的积极性。

再次,针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偏重于我国长江以北的沿海地区,我国政府在制定政策上应进一步向中西部等内陆地区倾斜。目前,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调整,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急需大量的资金,这给外商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最近,已有一些日本企业开始越来越关注这一地区,针对这一情况,两国政府和相应机构应密切联系和沟通,因势利导,进行宏观协调,使日本对华投资企业在不断提高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合作的同时,积极拓展与中西部地区的合作,以建立更加广泛的经济合作关系。

第四,在我国幼稚产业面临严峻的市场竞争问题上,我国政府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应继续对日商直接投资给予优惠政策,以吸引更多的日商来华投资。但同时又要谨慎地控制和引导它的范围及方向。另一方面,要对本国企业采取保护和扶持政策,尤其是对那些幼稚产业部门,更应实行必要的保护和“输血”政策。当然,对本国企业的扶持和保护要适度,也要有一定的期限,要避免原先企业那种依赖国家保护——缺乏开拓能力——造成长期滞后——又反过来进一步要求国家保护的不良循环。扶持和保护的目的是促使企业尽快成长和尽快走向市场,不仅要在国内市场求生存求发展,而且要在国际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只有这样,我国的民族工业才能快速成长、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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