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企业内销战略对中国本土企业意味着什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资企业论文,中国论文,意味着什么论文,本土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往针对中国特有情境下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影响效应的研究中，对外资企业在中国本土市场上内销战略变化这一重要事实，以及外资企业的内销战略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产生的诸多方面影响，关注得不够。事实上，现阶段外资在华内销竞争策略的变化以及中国外资政策的调整，迫切要求学术界对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进行更为全面且深入的研究、总结与反思。本文基于1999~2007年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加总而得的地区—行业层面数据，检验外资企业的内销活动对本土企业生产率、R&D投入与利润率三个方面的作用效应，我们发现外资企业内销活动对中国本土企业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抑制和挤压效应，多样化的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这些发现。本文可能具有以下贡献：(1)从外资企业内销竞争战略变化的这一重要现象出发，来研究外资对中国本土企业的综合影响，这是以往研究尚未关注到的视角；(2)研究视角不仅仅局限于外资对中国本土企业发展单个方面的影响，而是既考虑到外资对本土企业生产率和研发活动的影响，更考虑到其带来的后果即对企业利润的影响，事实上，这是全面理解外资对中国本土企业作用效果的重要线索之一；(3)采用大样本微观企业数据加总所得的地区—产业层面的数据，使得本文的研究结果更为可靠。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外资企业内销竞争策略的转变对中国本土企业的未来发展，造成了极为严峻的挑战，中国到了需要对外资政策做出全面反思且进行重大调整的窗口期。
二、典型事实与研究假说
(一)典型事实
从外资企业国内销售额占全部国内销售额(外资国内销售额+本土国内销售额)比重来看，1999~2009年间制造业部门中外资企业国内销售额占全部企业国内销售额的比重由1999年的16.47%上升到2009年的30.45%，10年间增长幅度高达近14个百分点，增长了84.88%。2009年，中国30个工业制造业行业中，已经有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2个行业中外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40%，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4个行业中外资市场占有率超过30%，13个行业超过20%，7个行业超过10%，只有4个行业低于10%。其中，24个行业的外资市场占有率处于增长状态，增长超过50%的有11个行业。只有2个行业处于较大幅度下降(下降幅度超过20%)，其余4个行业属于小幅下降(下降幅度在10%以内)。
从外资企业内销活动的基本特征来看，1999~2009年间外资企业中有内销的外资企业数量比重由1999年的85.46%逐步上升到2009年的90.13%。并且，外资企业中的内销额占全部销售额由1999年的55.5%逐步上升到2009年的63.5%，即外资企业将一半以上的产品在中国国内市场进行销售。其中，内销比率(内销额占总销售额比重)处于增长状态的外资企业所占数量比重由1999年的41.56%逐步上升到2009年的54.18%，内销比率的增长率由1999年的69.8%逐步上升到2009年的74.1%。相反，内销比率处于收缩状态的外资企业所占数量比重由1999年的49.47%逐步下降到2009年的41.28%，内销比率的收缩率由1999年的19.7%逐步下降到2009年的13.3%。此外，内销比率处于基本不变状态的外资企业比重由1999年的8.97%逐步下降到2009年的4.54%。以上数据充分说明，1999~2009年间绝大多数外资企业针对中国国内市场销售都处于一个高速增长过程中，只有部分外资企业内销处于下降过程。
(二)研究假说
1.外资对本土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外资活动可从正负两个方面对本土企业生产率发生作用效应。从正面效应来看，一是内资企业可以通过对外资企业的多方面(生产模式、经营管理方式)模仿、多渠道的技术获取促进自身生产率提升；二是国内要素市场、商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推动了内资企业的出口，从而促进了内资企业生产率的提升(Gorg和Greenaway，2004)。从负面效应来看，内资企业自身研发能力较差而造成吸收能力较弱时，会导致负向作用的发生(Zahra和George，2002)。外资企业往往会利用其优越工作条件和高薪水从内资企业引进高技术人才，造成“逆向技术扩散”问题(Ayyagari和Kosova，2007)。外资企业对东道国本土市场的垄断及竞争效应，会挤压本土企业成长的市场空间，对本土企业投资形成“挤出”效应，阻碍规模经济的发挥，抑制本土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由于正负两种作用效应的存在，外资企业内销活动对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可能具有不确定性。
2.外资对本土企业R&D投入的影响
外资活动对东道国本土企业R&D投入的影响效应具有两面性。支持促进效应的观点认为：其一是竞争效应。当内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市场竞争时，本土企业为了在竞争中不处于劣势，必然增加研发经费，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王红领等，2005)。其二是示范效应。外资企业的研发经验是可以减少本土企业在研发活动中的试错成本，而且本行业外资企业进行研发可以带来一些示范作用，从而激发本土企业科技研发人员的创造性思维并提高他们的研发效率。其三是模仿效应。本土企业会通过研发人才流动和逆向工程渠道来吸收外资企业的创新知识，提升自身研发能力。支持抑制效应的观点认为：其一是市场竞争效应。外资对东道国市场特别是高端市场的占据，导致本土企业“需求所引致”创新动力的缺失，造成本土企业无法利用母国市场来获得前期高额研发投入的收益回报和补偿。其二是替代效应。外资的技术转让及可模仿性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替代作用，导致本土企业自主研发投入意愿下降(Pillai，1979)。其三是研发人才逆向流动效应。外资企业凭借自身较好的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和技术学习优势，会吸引东道国本土企业的研发人才，形成本土企业R&D人才对在华外资企业研发机构的单向流动，从而降低了本土企业研发能力(Gordon和Li，1999)。鉴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外资企业内销活动可能会对中国本土企业的R&D投入产生抑制效应。
3.外资对本土企业利润率的影响
首先，外资企业抢占了中国本土市场的高端环节以及高端产业，凭借自身的品牌、技术创新和营销渠道等方面的先发优势，对本土企业形成了强大的市场竞争优势，进而对本土企业利润获取能力形成“挤压”效应。其次，外资企业会利用自身的市场控制能力和垄断优势，对提供零配件的配套本土企业实施“纵向压榨”，挤压本土企业的利润。再次，掌握终端营销渠道的国际大买家和跨国公司会利用自身的市场势力，对作为供货商的本土企业索取更低的进场价格或名目繁多的各种市场准入费用，压榨本土企业的利润。最后，本土企业会通过大量购买国外高附加值的先进生产设备，以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这会使得本土企业处于不停进行生产设备投资和更新投资的过程，严重侵蚀企业利润的积累能力。来自外资企业的竞争会迫使实力强的本土企业进行创新研发和品牌建设的巨额前期投入，会削弱本土企业利润积累能力。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外资企业内销活动可能会对中国本土企业利润率产生负面作用。
三、计量方法与数据
第一，研究外资企业内销竞争策略对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效应。构建如下估计模型：
其中i、j和t分别指示的是行业(4分位行业)、省份和年份。特别要说明的是，方程(1)中所有变量均为按照不同省份地区的4分位行业所计算的地区—行业均值，原因有三：一是采用4分位行业变量可尽量保证各行业变量包含了同质企业的共同特征；二是采用行业层面的变量可消除企业个体特征差异的影响，减少内生性问题；三是中国不同省份地区由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开放政策的差异，对吸引和发展内外资的政策导向和优惠政策方面存在差异，采用区分不同省份地区的行业变量可包含省份地区间各个方面差异信息。方程(1)中被解释变量为本土企业(包含国有、集体、独立法人和私人所有企业)TFP①的地区—行业均值。主要解释变量是外资企业(包含港澳台和非港澳台外商投资企业)内销占总销售额比重的地区—行业均值foreign。国有、集体和民营企业以及港澳台和非港澳台外商投资企业的划分按照企业注册投资资本所占比重(≥50%)来区分国有、集体、独立法人、私人所有、港澳台和非港澳台外商投资6种类型。我们将国有、集体、独立法人和私人所有企业定义为本土企业，而将港澳台和非港澳台外商投资企业定义为外资企业。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本土企业年龄的地区—行业均值age；本土企业规模(企业年均员工数)的地区—行业均值size；本土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企业研发投入/企业销售额)的地区—行业均值rd；本土企业出口密集度(企业出口额/企业销售额)的地区—行业均值ex；国有企业的地区—行业销售额占本土企业地区—行业销售额的比重state。使用Herfindahl-Hirschman指数测度的全国所有企业(包括内外资企业)的4分位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指标herfind。省份地区间政府对市场干预差异程度的测度变量govern。本文直接采用樊纲、王小鲁等(2010)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子指标指数。此外，我们还设定了省份地区的固定效应以及控制宏观经济冲击的年份虚拟变量的时间效应。
第二，研究外资企业内销竞争策略对本土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构建如下估计模型：
方程(2)中被解释变量为本土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地区—行业均值rd。主要解释变量仍然是外资企业内销占总销售额比重的地区—行业均值foreign。控制变量包括：本土企业现金流((企业税后利润+企业当年折旧额)/企业总资产)的地区—行业均值cashflow；本土企业流动性((企业流动资产—企业流动负债)/企业总资产)的地区—行业均值liquidity；本土企业人均培训费用支出(企业培训费用支出额/企业年均员工数)的地区—行业均值train；本土企业广告投入强度(企业广告支出/企业销售额)的地区—行业均值adver；本土企业获得政府补贴(企业获得政府补贴额/企业销售额)的地区—行业均值subsidy。其他控制变量具体定义如前所述。
第三，研究外资企业内销竞争策略对本土企业利润的影响效应。前面一系列估计方程检验的是外资企业的内销竞争策略对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各个方面的影响，我们将进一步考察外资企业的内销竞争策略对本土企业所带来的后果即对本土企业利润的影响效应。为此，构建如下估计模型：
方程(3)中被解释变量为本土企业利润率(企业税收利润/企业总资产)的地区—行业均值roa。主要解释变量仍然为外资企业内销占总销售额比重的地区—行业均值foreign。控制变量包括：本土企业负债杠杆水平(企业总负债/企业总资产)的地区—行业均值leverage。其他控制变量具体定义如前所述。本文所使用微观企业数据来自于1999~2007年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鉴于该数据库对中国工业企业的覆盖面和代表性特征，已经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运用于针对中国背景以及跨国比较研究当中。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外资企业内销战略对本土企业的影响效应
针对计量方程(1)、(2)和(3)中可能存在两种类型的内生性问题：一是遗漏重要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二是外资企业内销变量与作为因变量的本土企业生产率、R&D投入以及利润之间可能的逆向因果关系导致内生性问题，而且也考虑到各方程中其他某些控制变量可能存在的类似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两步系统GMM动态面板估计方法，该方法的运用既考虑了作为因变量的本土企业生产率、R&D投入以及利润变量可能具有的延续性，又可将某些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的控制变量设定为前定变量加以处理。而且，我们在估计方程中使用的是省份地区+4分位行业层面的变量，其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我们还采用时间虚拟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来控制中国不同地区地方政府出于GDP竞争给外资赋予的各种显性或隐性优惠政策对外资市场竞争力带来的动态变化效应。此外，我们还使用4分位行业的cluster来对之加以处理。
1.对生产率的影响
表1汇报了估计方程(1)的回归结果。从估计结果来看，外资企业的内销比重变量回归系数为正，且统计上也不显著。从既有理论以及经验层面的证据来看，外资企业对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率具有正负两个方向相反的作用效应：从正面效应来看，其一是外资企业对中国本土市场的竞争效应，导致生产率低的本土企业退出市场，高生产率的本土企业留在市场。其二是外资企业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各种正向技术溢出效应，促使中国市场上本土企业通过各项“学习曲线”来提升生产率。从负面效应来看，一方面是过低的R&D吸收能力抑制了本土企业“学习效应”的发生，进而抑制其生产率增长；另一方面是外资通过竞争效应抑制了行业中本土企业技术效率的增长。外资企业对中国本土市场特别是高端市场需求空间的“抢占”和“挤压”，会抑制本土企业凭借本土市场的需求规模来获得规模经济以及R&D投入的回报空间，进而从根本上抑制本土企业生产率提升。因此，本文的回归结果可能反映出的事实是，中国情形下外资企业竞争策略转变，导致其对本土企业生产率影响的负面作用效应超过了正面效应。
表1中第2列和第3列报告的是对高新产业②和一般产业的分组样本的回归结果。估计结果显示，高新产业中外资企业的内销对本土企业生产率造成的是显著负面效应，这说明在高新产业中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生产率影响的负面效应超过了正面效应，造成的是抑制效应。但是，一般产业中外资企业的内销对本土企业生产率造成的是显著正面效应，这说明在非高新产业中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生产率影响的正面效应超过了负面效应，造成的是促进效应。这些结果是以往研究中并未发现的重要事实，特别的发现是在非高新产业中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生产率造成的是促进效应，从而说明外资企业在多数产业范围内带来的是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控制变量中，对于高新产业而言，作为反映本土企业吸收能力的自身R&D投入对其TFP并没有带来显著作用，这可能说明，高新产业中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研发能力差距过大，导致本土企业无法通过吸收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来提升生产率。对于一般产业来说，作为衡量竞争程度的全行业市场集中度对本土企业TFP并未带来显著正向作用，这可能说明，在一般产业由于过度竞争现象的广泛存在，导致市场集中度对企业生产率失去了作用效应。
2.对研发的影响
表2列示了估计方程(2)的回归结果。从估计结果来看，外资企业的内销比重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该结果就进一步说明外资企业的内销活动对中国本土企业的研发投入，造成的是显著抑制作用。该结果证明了一个重要事实是，当前，外资企业的内销活动以及竞争策略的变化，对中国本土企业的研发活动造成了抑制作用。表2中第2列和第3列报告了高新产业和一般产业的分组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在高新产业还是一般产业中，外资企业内销比重的变量回归系数仍然均显著为负，这说明无论是在中国政府重点扶持发展并且寄希望于支撑中国经济未来的高新企业，还是在关乎国计民生的一般产业中，外资企业的内销活动均对中国本土企业研发活动造成抑制效应。稍有差异的是，高新产业中外资企业内销比重的变量回归系数要大于一般产业，这说明外资企业内销对中国高新产业中的本土企业研发的负面效应，要大于一般产业。从本文样本数据来看，处于高新产业中的外资企业内销均值为69.2%，由2001年的63.6%逐步增长到2007年的74.1%。处于非高新产业中的外资企业内销均值为56.4%，由2001年的50.3%逐步增长到2007年的61.6%。由此可以确认，在中国高新产业中，外资企业“出口转内销”的竞争策略转变，对高新产业中本土企业研发的抑制效应更为强烈。
3.对利润的影响
表3报告了对方程(3)的检验结果。第1列全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外资企业内销比重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外资企业的内销活动及市场竞争策略的变化对本土企业利润率造成的是显著的抑制效应。第2列和第3列的估计结果显示，这种抑制效应在高新产业的本土企业中并不存在，而在一般产业的本土企业中显著存在。外资企业内销及市场竞争策略变化，对一般产业中本土企业利润所造成的抑制效应，一方面表明外资企业的竞争效应导致了本土企业利润的下降；另一方面也说明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对一般产业的市场占据，会从根本上抑制本土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是因为利润是企业投资乃至R&D投入的重要融资来源之一，特别是对于那些金融发展滞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自身利润所带来的现金流是企业发展的最重要融资来源(Guariglia等，2011)。由于高新产业是那些市场需求空间处于增长较快的产业，这种高速增长可以同时为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的竞争效应和挤压效应相对就较弱。这导致外资企业内销及市场竞争策略变化，未必会对高新产业中的本土企业利润形成显著抑制效应。而且，控制变量中用来反映行业需求变化的全行业销售额增长率变量在高新产业样本组中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那些市场增长越快的高新行业中存在本土企业利润越高的现象，这个结果就为以上解释提供了合理支持证据。
(二)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方法
为了保证以上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我们使用外资企业地区—行业的资本成本均值作为外资企业内销的工具变量。事实上，越是资本密集度高的外资企业越是倾向于内销，而资本密集度越高的本土企业却是倾向于出口。样本数据显示，1999~2007年间外资企业中有内销企业的人均固定资产为15.28万元，而无内销企业的只有9.69万元。外资企业内销扩张需要相对较高固定资产投资。此外，外资企业中有内销企业的广告投入强度和销售费用比率分别为0.0027和0.0486，远高于无内销企业的0.0002和0.0237。这说明外资企业如果要在中国国内市场营销，也必然需要大量的广告投入资金和市场开拓费用支出。由于外资企业并不必然依靠中国国内的金融体系融资，外资企业的资金成本要显著低于本土企业，外资企业的内销必然和外资企业的资金成本有着密切联系，二者简单相关系数达0.617。外资企业的资金成本并不会对本土企业的生产率、R&D投入以及利润造成直接影响。企业资金成本UC的测算是借鉴Hall和Jorgenson(1967)的核算思路。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成本不仅取决于财务成本，而且还与投资品和产出品的相对价格、资本折旧率、投资品大的预期升值率等因素密切相关。基于此思路，本文将资金成本定义为：
2.样本选择效应
Javorcik(2004)指出，如果外资企业在进入东道国时只选择了那些生产效率较高、R&D投入较高以及利润率较高的产业，那么将会导致样本的自我选择效应。同样，外资企业在东道国进行内销扩张的决策时，可能会主动偏向于选择那些生产效率较高、R&D投入较高以及利润率较高的产业，这也会导致样本自我选择效应。针对该问题，比较适合的处理方法是采用Heckman两步法。由于我们所使用的外资企业内销变量是地区—行业层面的数据，外资企业地区—行业层面的内销扩张(收缩)既包含了外资进入(退出)的决策信息，也包含了进入后内销扩张(收缩)的决策信息。就此，我们构建了反映外资企业内销扩张或收缩决策的第一步选择决定方程：
选择方程(6)中因变量为虚拟变量，设定方法为外资企业中地区—产业内销比重处于增长(扩张)状态的为1，否则为0。解释变量包括：外资企业利润率(税后利润/销售额)的地区—产业均值profit。外资企业政府补贴(政府补贴额/销售额)的地区—产业均值subsidy，反映政府对外资企业的扶持政策优惠。外资企业税负水平(税负总额/销售额)的地区—产业均值tax，反映政府对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优惠。外资企业负债水平(总负债/总资产)的地区—产业均值leverage，反映外资企业经营状况。外资企业销售费用率(销售费用/销售额)的地区—产业均值salefee，反映外资企业开拓市场难度。外资企业人均工资和本土企业的差距
。外资企业竞争力(全要素生产率)和本土企业的差距
。全行业竞争程度指标herfind。全行业销售增长指标saleincre。各省份地区的实际GDP增长率Δgdp。地区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指标govern。此外还控制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的虚拟变量。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区分高新和一般产业的分组样本中，外资企业内销对本土企业的生产率、R&D投入以及利润率的影响作用，仍然呈现出相当的稳健性。④
五、政策含义
本文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1)由于外资“超国民待遇”导致很多问题，应全面取消地方政府各种显性或隐形的外资“超国民待遇”。许多外资进来后，采取各种方法谋求对中国市场的控制权，特别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有的干脆拆除“合资”、“合作”等进入中国的便捷“桥梁”，通过并购、收购等方式，实现其独资经营或市场垄断。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显示招商引资的“政绩”，在国家给予引进外资“两免三减”等优惠政策之上，又层层加码，额外增加了不少当地的优惠办法，最终形成了令内资企业望尘莫及的外资“超国民待遇”。同时，外资企业摸准了一些地方政府追求招商引资政绩的心理，或大玩“擦边球”游戏，或以撤资相要挟，诱使个别地方政府违规、擅自越权批准它们进入且享受超国民政策待遇。(2)适当增加针对面对外资竞争优势的本土企业的产业扶持政策，促使中国本土企业在面对外资企业不平等竞争优势时，获得竞争“起跑线”的平等。
①企业TFP的估算方法是采用Olley和Pakes(1996)的半参数方法，简称OP方法。
②高新产业(行业)指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国家统计局借鉴OECD的划分办法，使用研发投入强度作为划分标准，将研发投入强度达到且超过制造业平均水平2倍以上的产业界定为高新技术产业，简称高新产业。借鉴该划分标准，本文将行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且超过我们样本中制造业平均水平2倍以上的行业，界定为高新产业，没有达到2倍的界定为一般产业。
③我们发现，如果使用企业当期折旧费用除以企业固定资产净额来计算企业折旧率，由于企业所报告的当前折旧费用存在很多问题，会导致结果不可靠。
④限于篇幅，未报告回归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该回归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