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偏好、认知过程与效用期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用论文,认知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4)6-0049-11 传统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范式)对行为理性决策的理解和论述，是建立在利己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基础之上的，它借助于数学公式来设立假设条件；传统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是人们为自身利益应该怎样决策而不是事实上将怎样决策(Harsanyi，1977)，它创造了一系列理性决策模型，试图解释决策行为如何才能符合理性(Debreu，1959；Edgeworth，1981)。传统主流经济学在行为理性主体及其选择层面对行为理性决策所展开的一系列经典论证，被学人解说成是以“理性经济人”范式为底蕴的行为决策理论。但在现实中，由于这个范式不能有效解释现实决策中出现的许多悖论(如，阿莱斯悖论和艾尔斯伯格悖论)。半个多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学家开始运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和博弈论等学说对“预期效用理论”这一典型的新古典范式展开了质疑和批评。 从这些质疑和批评的理论层次来看，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传统主流学派以利己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建构理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以这些质疑和批评所涉及的有关行为理性决策过程的动机、偏好、认知和效用等而言，现代经济学将心理学和经济学进行并轨分析，揭示了贴近现实的行为理性决策理论。但就这些质疑和批评的系统性而论，由于现代经济学没能像传统主流学派那样对行为理性决策勾勒出一般性的分析框架，也就是说，未能找到一个可供选择的假设结构来替代传统主流学派简单可用的“自利最大化和偏好一致性”的假设结构。于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主流学派与非主流学派在行为理性决策上便产生了分歧。 概括来说，传统主流经济学以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作为前提假设，认为选择偏好由自利偏好决定，即把选择偏好完全等同于自利偏好。新古典范式通过“偏好内在一致性”的论证，把认知过程排除在理性决策模型之外，通过严密的数理逻辑将“相同效用决策归结为由等同概率决定”(Neuman，Morgenstern，1947)，并通过对效用最大化的解说，完成了在“动机、偏好和效用合而为一”分析背景下对行为理性决策的论证。非主流经济学则认为，应该在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约束下，通过分析认知过程来解说决策的动机、偏好和效用，不赞成用“偏好的内在一致性”为轴心来界定选择函数，强调对效用函数的刻画要重视认知过程和体现价值预期的风险偏好。现代经济学对偏好问题的研究，从先前主要讨论投资选择和消费选择转化为对风险预期的效用展望，这凸现了非主流经济学对选择偏好、认知过程和效用期望的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解。 非主流经济学对行为理性主体的认识已跳出了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都明确地认识到现实的行为理性主体并不是彻头彻尾的“理性经济人”，但由于没有明确设立新的理论假设前提，这些学说对行为主体的界定是模糊不清的。其实，决策动机并不是唯一由追求自利决定的事实，反映了人们选择偏好的不确定；人们在实际决策前对影响决策的信息进行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的事实，通常伴随着思考和认知过程；人们对决策的效用展望会因市场或其他环境因素的变化而出现调整的事实，则明显地表明人们不是坚定不移地追求最大化。非主流经济学揭示了行为理性决策过程的以上特点，但由于它没有对行为理性主体作出有别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假设，它或多或少在一些地方潜在地接受了主流经济学有关行为理性主体的假设前提①，也就是说，非主流经济学对选择偏好、认知过程和效用期望的解说，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以至于在某些场合不自觉地同主流经济学联姻了。 从哲学层面来理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决策理论实际上是一种超越经验知识之先验存在的建构理性，主流经济学运用这种理性来分析经济运行的重大成功，是确立了以主体性、理性最大化、个体主义和目的论解说等为分析主线的均衡分析。演化理性学说认为，理性是根植于人类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中的，它不能简单理解为是一种规则遵循，“建构理性有关一切制度都源于人类理性原则的有意识发明和精心设计的思想”是不科学的(哈耶克，1967，1969)。从大的框架来看，非主流经济学对行为理性决策的研究，是介于“建构理性”与“演化理性”之间的，虽然它反对把行为理性看成是规则遵循，并且质疑理性最大化，但它仍然强调行为分析的主体性、个体主义方法论和坚持理性最大化。非主流经济学缺乏一个作为理论假设的行为主体概念(主流经济学是“理性经济人”概念)；对认知过程的分析，局限于实验范围，不能在理论上通过特定概念假设来达到分析论证的逻辑化；对效用函数的理解，容易产生对理性最大化之切合人类本性魅力的依恋，针对效用期望调整，难以把选择偏好、认知过程和效用期望的论证有机地衔接起来。 以上问题值得我们研究。本文在对行为理性主体假设作出新的解说的基础上，力图把选择偏好、认知过程和效用期望的论证衔接起来；拟解释以下几个问题：(1)选择偏好与动机和认知之间存在何种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现实与逻辑的一致；(2)认知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受选择偏好的支配，认知过程对行为理性选择有什么样的作用；(3)选择偏好和认知过程对效用期望有什么样的作用机理，效用期望调整在哪些方面表明主流范式的效用函数存在着缺失；(4)把实际的选择、偏好、认知和效用等有机衔接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一衔接会在多大程度上重塑行为理性决策理论。 二、偏好与认知的逻辑和现实关联 投资者理解自己或他人选择以及由此形成的结果时，最朴素或最直观的认识路径是分析这个选择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在人类一切制度安排中，动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普适性，因法庭将其作为断案的主要依据而不致被任何理性人所怀疑。社会科学对行为动机的分析，超越人们朴素或直观认识路径的地方，是十分关注行为动机或目的与选择偏好的关联。选择偏好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按行为主体的动机或目的来划分，个体(也包括厂商)有个体的选择偏好，社会有社会的选择偏好；行为动机多重性在揭示行为目的多重性的同时，也意味着选择偏好的多重性。传统主流经济学在分析和研究成本经济时的成功和缺憾，均在于把追求自利这一人类占主导地位的动机看成经济活动的唯一动机，于是，偏好与动机之间的多重性关联便被定义为单一关联；不仅如此，传统主流经济学对这种有关偏好与动机的单一关联的学术处理，使行为理性选择理论不需要再给认知过程留下任何分析空间。 事物运行的逻辑是以现实为基础的，理论的完备性要求逻辑与现实之间具有一致性。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现实经济中，选择的自利动机和目的以及与此相对应的选择偏好，固然处于重要地位，但如果完全排除诸如互惠、公平等其他形式的利他偏好，其理论逻辑与现实的一致性就不完备了，这便是传统主流经济学经典分析范式遭到批评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实证研究(Dawes and Thaler，1988)表明，现实中经常存在着自愿捐献公共物品和为了反击不公正待遇而牺牲自我利益的行为选择。这些实证研究比简单的利他主义(偏好)更进一步深入揭示选择偏好的地方，是涉及社会层面而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互惠偏好和公平偏好的研究。如果我们用标准的经济学术语来评说，那就是选择者已将他人的效用水平放置于自己的效用函数，并赋予了正的效用权重。利他主义(偏好)有着非常复杂的内容，这样的实证研究正在引导着学人对为什么人们会出现利他主义偏好产生追踪研究的兴趣。 从性质上来讲，互惠偏好和公平偏好等皆属于社会偏好范畴，人们产生互惠偏好和公平偏好，通常要考虑他人采取对自己有利行为的心理动机。具体地说，当得到别人帮助或支持时，人们会在心理上盘算这种帮助或支持是他人大方自愿还是出于某种压力，受惠者也许正确地揣测到他人的行为动机，也可能不能揣测到他人的行为动机，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涉及认知问题的心理揣测会影响互惠偏好的形成。公平偏好部分源于人们的正义感，部分源于人们的报复心理，现实中许多被人们赞誉的仗义行为往往是以牺牲自身利益来实现行为者公平偏好的。一些经济学家(Goranson and Berkowitz，1966)曾针对互惠和公平进行过实验分析，但由于缺乏能够支撑其理论系统性的行为主体概念假设，它只能在众多的实验结果上博得经济学同仁的首肯，而不能在理论逻辑上令人折服。 人们的选择偏好与认知过程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关联。认知过程在很大范围内属于心理学研究的内容，但自“经济人假设”抽象了行为理性选择中的认知而成为理论经济学主流后，除了部分经济学家在论述预期问题时不系统地涉及心理学外，心理学与经济学几乎不交叉；心理学关于认知研究的某些结论往往只是构成经济学对行为选择问题分析的立论依据；这种状况说明主流行为理性选择理论中的选择偏好与认知过程，既不存在逻辑关联，更不存在逻辑和现实关联的一致性。非主流的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把认知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的批评所作出的分析，则是在并轨心理学与经济学的基础上，研究了选择偏好与认知过程之间的关联(Kahneman and Tversky，1973，1979；Smith，1994)。不过，他们对选择偏好与认知过程的现实关联分析有余，而对选择偏好与认知过程的逻辑关联分析不足。 非主流经济学的行为理性决策分析所蕴涵的行为主体概念，已超越了正统新古典范式的“理性经济人”概念，这一超越具体反映在：(1)选择偏好已不是完全由追求自利的狭隘动机唯一决定，选择动机的多重性决定了选择偏好的多重性；(2)多重选择偏好对“偏好内在一致性”那种非此即彼的偏好选择的挑战，实际上是扬弃了“经济人假设”；(3)把认知作为内生变量处理，意味着赋予了行为理性主体更符合实际更宽泛的规定；(4)认知过程变动会直接影响效用。但遗憾的是，非主流经济学没有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提炼出一个跨越经济领域并在外延上大于“理性经济人”的概念，并以之作为其理论基石。在笔者看来，可考虑用“理性行为人”概念来概括非主流经济学的上述思想(何大安，2013)，这个新概念涵括了“理性经济人”，可以之作为分析基础来解释选择偏好与认知过程的现实和逻辑关联。 选择偏好对认知过程的作用机理，表现为人们会在偏好导引下对影响行为选择的信息进行思考以决定怎样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行为选择可看成是选择偏好的函数。展望理论(Kahneman，Tversky，1979)、社会偏好理论(Berg et al.，1995；Forsythe et al.，1994；Marwell，Ames，1979；Fehr et al.，1996)，以及实验经济理论(Smith，1994)针对选择偏好与认知过程的现实关联，都曾有过比较有说服力的分析。这些分析或从某一价值参考点来说明选择偏好如何影响认知和选择，或是通过博弈分析来解释选择偏好如何影响交易双方认知过程形成后的互惠行为，或是强调重复性实验可以清晰反映选择偏好不确定对认知过程从而对选择形成的必要性。撇开这些理论所涉及的复杂内容，它们与主流正统新古典范式的明显不同，是揭示了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约束下多重选择偏好对认知过程和选择形成的影响。换一种思路来理解，就是在传统主流经济学中，不存在对选择偏好作用于认知过程的研究，而在非主流经济学中，认知过程会反复“折腾”选择者，也就是说，在非主流经济学看来，从选择偏好到认知过程的形成，选择者要支付交易成本。 选择偏好与认知过程的逻辑关联，是指能在基础理论支撑下对选择偏好之于认知过程的作用机理在不违背其理论假设的前提上予以解释。这是一个具有较高理论层次的学术要求。作为理性决策中具有前后相继的阶段性特征的选择偏好和认知过程，我们对其展开理论论证，首先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行为理性主体假设。换言之，若我们在分析选择偏好所假设的行为理性主体，与分析认知过程所假设的行为理性主体不一样，我们便难以符合逻辑地解释选择偏好与认知过程的关联。其次，我们不仅要说明选择偏好与认知过程的相关性(作用机理和过程)，而且还要说明选择偏好与认知过程中那些由决策动机或实际决策行为所引致的相关性。再次，选择偏好与认知过程的逻辑关联，尚需要用抽象的数理模型或函数式予以揭示。但迄至现阶段，非主流经济学有关选择偏好与认知过程的研究，远未达到以上的要求。例如，它们在许多场合对选择偏好的研究所暗含的行为主体与研究认知过程时并不一致，即有时是“理性经济人”，有时是本文所界定的“理性行为人”，甚至在专门研究选择偏好或专门研究认知过程时，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理论研究在逻辑上出问题，会大大损害理论的学术品位和层级。 人们的行为决策经由选择偏好和认知过程后会进入实际决策，实际决策发生后是人们对结果的效用评估，效用评估的理论描述是效用函数。现代经济学在行为理性决策理论上的突出贡献之一，是在不赞成传统主流经济学把实现效用最大化作为判断行为理性决策依据的基础上，指出了人们会在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约束下对决策效用的不断调整。从理性行为的动机、偏好、认知和决策的顺序链来考察，人们的效用期望调整主要是发生在认知阶段，而较少发生在决策的实施阶段。 三、认知过程中的效用期望调整 关于认知、实际选择与效用的基础理论分析，有必要再作几点补充。传统主流经济学通过“给定条件约束”研究了利己偏好对效用的确定性动因关系，即选择偏好逾越了认知过程而直接关联于效用最大化。这是一种绕避认知阶段使特定选择对应特定结果的分析，它不涉及效用期望的调整问题。行为经济学通过把选择过程划分为“编辑整理和预期评价”两阶段，揭示了特定情境下认知过程中的启发式效应、确定性效应(锚定)、框架依赖等现象，论证了不同于传统效用函数的价值函数，这个价值函数涉及效用期望调整问题。与行为经济学一样，实验经济学也发现经验观察与传统理论假设的系统性偏差，它通过剔除诸如环境、文化、心理等因素干扰的实验设计，并依据心理学和社会学原理对实验结果作出一些有关认知的解释，但它并没有对效用期望调整作出专门的研究。神经元经济学只是在把大脑的生物构成作为人类行为和心智的分析基础上研究了认知过程，也没有对效用期望调整作出专门的研究。 人类寻求自我发展的本能会不断驱使政府、厂商和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但追求效用最大化并非意味着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现代经济学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投资)选择的最大化是一种主观期望，它通常只是反映在选择预期中。在现实选择(投资、交易为甚)中，投资者总是通过种种努力以期实现效用最大化，这可以理解为是投资者的行为最大化(何大安，2009)。投资者的行为最大化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市场调查、信息搜集、加工、处理及选择可行性论证等，它是人们实际选择前的最大化行为；第二阶段是在选择实施过程中为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及提高利润等的努力，这种最大化行为直接关系到效用的高低。在第一阶段，效用期望调整处于认知状态；在第二阶段，效用期望调整则处于具体实施状态。但由于风险控制主要发生在第一阶段，因而，认知过程的效用期望调整是很重要的。 在现实的经济决策中，投资者在项目投资的初始阶段通常存在着一个对未来利润预期的效用展望，这个展望或来源于对同类项目实际市场利润率的类比，或来源于投资者对该项目未来市场需求和利润率变动的综合分析，或来源于投资者对将来政府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判断，等等。如果我们从认知角度来看问题，投资者这一效用展望明显属于理性选择，因为，这一效用展望是以市场调查判断和政策综合理解为基础的，是一种具有十分明确的自利和潜在的利他等行为动机所决定的选择偏好；同时，我们可以把这一效用展望的形成过程，看成是投资者在市场调查判断和政策综合理解时对相关信息进行思考和认知的过程。由于投资项目尚未进入具体的规划阶段，虽然投资者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效用期望调整，但调整的幅度和频率不大。为分析方便计，我们把这个阶段界定为“认知过程Ⅰ”。当投资者进入对影响投资项目的具体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的思考和认知时，我们把这个阶段界定为“认知过程Ⅱ”。较之于认知过程Ⅰ，由于投资项目进入具体的规划阶段，投资者在认知过程Ⅱ中的效用期望调整，在幅度和频率上要明显大于认知过程Ⅰ。 效用期望出现调整，不仅有可能影响到投资的实际发生额，而且会影响到选择偏好和投资信心。对于投资者而言，如果他在认知过程Ⅱ中充满投资信心且效用期望上升，通常会设法加快甚至有可能会扩大投资，反之，则会减缓甚至有可能会放弃投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效用期望调整实际上是认知的非线性函数，我们可以把效用期望调整描述为一条反映认知变化的波动曲线。易言之，决定认知形成的诸如信息、环境、能力等因素便是影响效用期望调整的解释性变量。很明显，这条曲线有可能出现效用期望值上升状态，也有可能出现下降或出现不变状态；这几种状态是与认知过程变动相对应的，而认知过程变动则是与选择偏好变动相对应的。 非主流经济学在质疑和批评正统新古典理论有关偏好一致性和效用最大化时，实际上已正确认识到了效用期望调整之于认知的这种非线性关系。例如，本文反复提及的展望理论，依据特定参照点所揭示的有关财富变动引致投资者期望调整的价值函数(S型曲线)，就是对这种非线性关系的理论描述(Kahneman，Tversky，1979)。不过，效用期望调整之于认知过程的这种函数关系，蕴涵着比展望理论的价值函数更深层次的内容，有待于经济学家在机理揭示和模型设计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投资者对影响选择的信息进行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在认知过程Ⅰ与认知过程Ⅱ有着不同的分析内容。认知过程Ⅰ的内容是粗放型的市场调查和政策分析，投资者在这个过程的效用期望一般反映为上升的曲线段，若它处于下降的曲线段，投资者就会取消或放弃这个投资项目，此时也就无所谓认知过程Ⅱ。联系选择偏好来理解，投资者在认知过程Ⅰ的选择偏好较为稳定，或者说，这时出现的效用期望调整曲线是平缓的，它是以稳定的选择偏好曲线为基础的。当投资者对影响选择的信息进行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而进入认知过程Ⅱ时，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约束会导致效用期望调整曲线呈波动状态，即由认知决定的效用期望调整曲线会出现投资者难以控制的波动。这一波动是由投资前景的不确定性引起的，其波动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者能否正确解读影响投资的信息及稳定选择偏好的心理情绪。关于这方面的内容，非主流经济学似乎没有明显涉及，这或许是因为效用期望调整曲线太抽象而难以刻画的缘故。 在行为理性选择理论中，现代经济学提出和论证效用期望调整问题，应该说是对正统新古典理论效用函数的一次修正，它从基础理论上突出了认知的地位，从而说明了效用最大化对实际的偏离。我们把投资者分析信息的思考过程划分为认知过程Ⅰ和认知过程Ⅱ，是为了更加清晰地将效用期望调整在理论上分成两个前后相继的变动阶段，并在抽象的层面上通过效用期望调整曲线的讨论而加以刻画。显然，描述效用期望调整曲线的困难，是寻找出一种度量效用期望调整的数量方法，通过模拟行为实验把投资者在思考和认知中的效用期望变动数值揭示出来，以描绘出效用期望调整曲线。描述效用期望调整曲线之所以会出现困难，是因为这条曲线是选择动机、偏好、认知和效用在理性选择行为和心理活动层面上的综合反映，它需要更深层次的心理学与经济学的并轨研究。如果这条曲线能够描绘出来，我们修正和重塑预期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便有了更扎实的理论基础，对效用函数的理解会更加逼近现实。 经济学在效用函数上的争论核心是“最大化”问题。非主流经济学正确地看到，直接用选择函数来描述效用函数会跳越认知过程，用“最大化能否实现”作为判断行为理性依据是不科学的，需要重新考虑效用函数的变量构成。围绕最大化的实现条件约束、行为理性判断标准以及效用函数变量构成等问题，非主流经济学在很多场合闪烁出有关认知过程的新思想火花。就效用期望调整而论，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通过行为和心理实验，认为投资者对信息进行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时，会受到特定情境中的高低几率事件影响而形成认知偏差，效用期望会随认知偏差而出现调整，于是，选择结果(效用)的概率不等于效用的加权之和，并认为投资者在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信息时(主要反映在认知过程Ⅱ)，为简化信息会剔除极有可能引起认知偏差的相同因子，效用期望会因为这种剔除所出现的不确定性而降低。这些深邃的理论见解无非是要说明：投资者效用期望的调整，主要是由难以把握的信息以及投资者心理活动决定，它是有限理性约束下的行为主体面对“自在之物”的客观反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在后续研究中描绘效用期望调整曲线，不仅有着现实存在的物质基础，而且有着前期研究的理论铺垫。 效用期望调整现象出现在认知过程Ⅰ和认知过程Ⅱ，并不否定投资者仍然在追求最大化。信息和环境的复杂性通常会致使投资者在预期中降低效用期望，据此，我们可以把效用期望理解为是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变动的减函数。值得说明的是，我们用以解说认知过程Ⅰ和认知过程Ⅱ的行为主体，是具有多重选择动机和偏好、并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思考和认知的行为理性主体，即笔者所界定的“理性行为人”，而不是正统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理性经济人”。我们描述这样的行为主体所客观面对的效用函数，是必须在增添诸如行为准则和效用损失等变量(Akerlof，2007)的同时，把效用函数中的最大化修正为效用期望调整。依据实际来理解，符合行为理性选择实际的效用函数，应该是充分体现选择动机、选择偏好和认知过程的效用函数。为什么经济学丛林中未能出现切合实际而被广泛接受的效用函数呢？笔者以为，这个问题或许与经济学家尚未对认知过程、从而尚未对效用期望调整做出极致的研究有关。 认知过程中的效用期望调整问题，是经济学家并轨经济学与心理学来研究行为理性选择的核心问题。人们一致同意追求自利最大化原则是人类本性使然，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赞成人类选择动机和选择偏好有着互惠、公平等利他性。当人们的选择动机和选择偏好发生变化时，当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扑朔迷离时，人们在认知过程中就会支付更多的交易成本，此时，人们的最大化目标预期就会降低，效用期望就会出现调整。在现实中，经过调整的效用往往是接近现实的效用，而接近现实的效用是最能反映投资者实际选择的效用函数。因此，如何在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约束的分析框架内建立起符合实际的行为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学家亟须解决的课题。 四、重塑行为理性决策理论的框架思路 (一)针对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有关行为理性决策的相关分歧，有必要对行为理性属性作出新的界定 正统新古典理论把行为理性主体理解为掌握完全信息并不会出现无效选择的经济人(约翰·伊特韦尔等，1996)，该理论运用“偏好内在一致性”跳跃认知过程以推演决策过程，使选择函数、目标函数和效用函数融合于最大化的统一分析框架。这种以自利来定性选择偏好和以效用最大化作为判定行为理性属性之依据的分析观点，在“理性经济人”概念中得到集中反映。虽然这种经过高度抽象的理论在解释经济活动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被现代经济学看成是极其狭隘的假定和推论。人们的现实选择动机和选择偏好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利最大化追求，以及效用最大化无法涵盖所有选择偏好和选择结果的事实，要求经济学家必须对作为理论基础的行为理性决策属性展开新的探讨。 现代经济学没有对行为理性属性及其边界作出创新式的界定。例如，“阿莱斯悖论”和“艾尔斯伯格悖论”对行为理性属性及其边界的理解，仍然是以追求自利和效用最大化为基础；再例如，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对选择偏好和效用函数等的理解，社会偏好理论对自利、互惠和公平等利他偏好所展开的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同样没有完全摆脱自利假设和效用最大化。不过，现有的关于行为理性决策的大量分析和研究，已洞察到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在决策时通常要对影响决策的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整合、加工和处理，这实际上是在认知角度对行为理性属性作出了不同于正统新古典理论的新解释，而非主流经济学把自利、互惠和公平等一起纳入偏好的分析，则是在选择偏好和效用期望等方面拓宽了行为理性边界。因此，我们可以在高度概括的层面上把行为理性属性及其边界理解为：投资者在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约束、多重选择动机(不仅仅是自利)和不确定偏好促动下，对信息和环境等因素进行思考和认知、从而做出决策的行为规定。 对行为理性属性符合实际的界定，是重塑行为理性决策理论的重要基础，与这一基础相对应的另一重要基础，是对行为理性主体作出符合实际的概念假设。我们只有在这两个重要基础上才能完成重塑行为理性决策理论的使命。 (二)构筑行为理性主体的概念假设，必须体现多重决策动机和多重选择偏好，必须重视认知过程和效用期望调整 “经济人假设”之所以与现实行为主体出现系统性偏差，主要是因为这个假设剔除了现实决策中由多重动机决定的多重选择偏好，忽视了认知过程。从理论逻辑来讲，当选择偏好被固定为追求自利最大化以及认知过程被忽视时，效用函数的内涵就不包含效用期望调整的内容。非主流经济学通过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约束的行为和心理实验，发现人们选择时偏好会变化，会发生思考和形成认知。尽管这些实验存在着特定情境设计或情景依赖，但实验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证实，正统新古典理论的行为主体假设是严重偏离实际的。非主流经济学解说行为理性决策所运用的行为理性主体假设与主流经济学在某些地方不相同。但遗憾的是，没有从自己的实验结果中抽象出与实验结论相一致的行为理性主体假设。 行为决策理论缺乏主体假设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打一个不是很恰当却很能说明问题的比方，它类似于一种政治势力缺乏组织政纲或好比一家公司缺乏运营章程。非主流经济学在很多场合对选择偏好、认知过程和效用期望的分析，已不是以“经济人”作为行为主体假设，但在某些场合却又暗含着“经济人假设”，这便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非主流经济学对主流的正统新古典理论的批评，以至于使他们之间的理论分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不到解决。其实，非主流经济学无论在纯理论分析还是在模型分析上，他们对选择偏好的理解和解读，均已摆脱以自利偏好定性选择偏好的正统新古典理论的束缚；他们通过解读认知过程来分析最大化问题，不仅打开了在“理性经济人”概念中的认知黑箱，而且通过对效用期望的研究给学人深入分析效用函数提供了思路。假若非主流经济学依据自己的理论分析和实验结果提出一个有别于正统新古典理论的行为理性主体假设，则其行为理性决策理论就不是在某些方面得到主流经济学的承认问题，而是融入主流行列对主流学说的发展问题。 笔者(2004，2005，2006，2009，2012，2013)在以前的研究中，依据现实中人们选择动机和偏好多重性，通过对人们实际决策中认知过程和效用期望的理解性分析，曾先后以“行为人”、“行为经济人”和“理性行为人”等概念表达过行为理性主体假设的朦胧思想，并根据这些概念解说过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有关行为理性决策理论的某些相关分歧。笔者不敢奢言这些概念可以取代“理性经济人”概念，更不敢奢言这些概念可以作为行为理性主体的概念假设，但作为对重塑行为理性决策理论之框架思路的一种探讨，能否启用这些概念来对行为理性决策理论进行一场“革命”，或许有着讨论的必要。 (三)依据人们现实的选择偏好和认知过程，在理论上揭示它们之间的现实和逻辑关联，从而给行为理性主体的构建提供分析依据 非主流经济学解释了选择偏好与认知过程的现实关联，但对选择偏好与认知过程的逻辑关联分析不足。多重选择偏好会作用于人们对“某一决策该不该实施或怎样实施”的认知过程。人们的自利选择偏好与公平或互惠等利他选择偏好对认知过程的影响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反映在人们加工和处理信息时，会基于不同选择偏好对作为决策依据的不同信息有不同认知。例如，如果人们对某一决策形成了公平或互惠的选择偏好，他就会努力搜寻、整合、加工和处理那些对他人或对大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有利益支持的信息，并思考怎样运用这些信息才能实现公平或互惠；如果人们某一决策是自利最大化的选择偏好，他的认知过程就不是这样了。选择偏好与认知过程的逻辑关联是以它们的现实关联为基础的，理解了现实关联并不一定能论证出逻辑关联，但若论证出逻辑关联就理解了它们的现实关联。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如果经济学家能够运用理论演绎和数理模型等方法把选择偏好作用于认知过程的以上机理描述出来，便在理论层面上揭示了选择偏好与认知过程的逻辑关联。 现实中的多重选择偏好与认知过程的逻辑关联，对应于在外延上大于“理性经济人”且具有认知过程和存在着效用期望调整的行为理性主体。“理性经济人”是“经济人假设”的逻辑结果，其对应的选择偏好是单纯追求自利的效用最大化，当经济学家放大选择偏好的边界并且将认知过程放置于统一框架时，正统新古典理论的行为主体假设就不适用了。非主流经济学缺乏与自己理论分析和实验检验相一致的行为主体假设，他们在对多重选择偏好与认知过程的逻辑关联论证难以到位。问题的症结在于，现代经济学(尤其是非主流经济学)研究多重选择偏好与认知过程所明确倚重或暗含倚重的行为主体假设，一直是围绕“理性经济人”打转。他们时而以突破“理性经济人”外延和内涵约束的行为理性主体作为假设，时而又不自觉地以“理性经济人”作为行为理性主体假设。这种情形无疑大大损害了其论证的系统性和逻辑性。 人们的决策行为是在随机世界中进行的，随机事件出现不确定性结果在于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约束。经济学家把经济的随机世界划分为确定性随机世界和模糊性随机世界(Knight，1921；Dequech，2000)，就是要在理论上探寻人们面对这两种随机世界进行决策时的选择偏好、认知过程和效用期望等机理。事实上，不仅选择偏好与认知过程存在着现实和逻辑关联，而且选择偏好、认知过程和效用期望之间也存在着现实和逻辑关联。在理论上把这些关联揭示出来并在分析链上系统化，显然是我们重塑行为理性决策理论的不可忽视的框架思路。 (四)效用期望调整的论证，是基于选择偏好和认知过程之现实和逻辑关联的分析延伸，重塑行为理性决策理论，必须把这种分析延伸在理论上融入框架思路 我们构建或重塑行为理性决策理论需要科学地认识和解析选择函数和效用函数。现代经济学在批评正统新古典理论时普遍认为，选择函数与自利观念相结合而被看成是一种有规则的偏好关系时，行为理性便被刻画为手段理性或工具理性；选择关系被定义为一种特定(唯一)的偏好关系，就会把效用函数而不是把选择函数作为分析决策行为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的选择很重要，它直接关系到行为理性决策理论之框架建构的路径。正统新古典理论直接把效用函数作为出发点，就绕避了认知过程和效用期望的研究。现实表明，行为理性决策理论的出发点应该是选择函数而不是效用函数，我们只有重新选择研究的出发点，才能通过选择函数把认知过程和效用期望等放在同一条符合实际的逻辑分析链上，才能重塑行为理性决策理论。 从行为理性决策理论的整体架构来考察，偏好可看成是选择函数的核心变量；选择偏好受行为动机和目的共同影响的结果，是选择偏好通常表现出多重性；选择函数之于认知的复杂关系，可概括为偏好的多重性会导致选择不确定，从而致使认知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这是现代经济学依据实际观察和实验而得出的理论认识。但无论认知过程如何不确定，人们在认知过程中总是要对影响决策的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思考，存在着对决策结果的效用期望。如果行为理性决策理论的整体架构中缺少效用期望，它就是一种“黑板”理论。效用期望调整是选择偏好和认知过程之现实关联的自然延伸。就重塑行为理性决策理论而论，在理论上重视人们现实决策中的效用期望调整，还涉及对效用函数的重新理解问题，而结合选择偏好和认知过程来重新理解效用函数，行为理性决策理论就有希望得到重塑。 (五)效用函数不能单纯被刻画为追求最大化，它应该包括一些与选择偏好、认知过程和效用期望等有关联的内容，这是重塑行为理性决策理论时必须考虑的 正统新古典理论在效用函数上的缺失，是不考虑选择偏好和认知过程对效用形成的影响，纯粹以最大化为假设来解释和运用效用函数，以至于把选择函数与效用函数合而为一。现代经济学实际上是认为，选择者的效用函数是由多重选择动机和多重选择偏好决定的，效用函数应当增添新的变量。在理论上改造效用函数是重塑行为理性选择理论的重要内容。如果说我们把选择函数从效用函数中分离，是试图通过解说人们如何选择来“还原”正统新古典理论中阙如的认知；那么，我们主张在效用函数中增添新变量，则是试图通过解析选择偏好和认知过程来“补缺”正统新古典理论忽视的效用期望调整。我们可考虑把这种“还原”和“补缺”作为重塑行为理性选择理论的一条重要路径。 在人们实际的选择偏好中，通常存在着以效用得失为内容的风险偏好和风险厌恶。行为经济学曾通过对这两类偏好的描述，成功地论证了以修正效用函数为目的的价值函数(Kahneman，Tversky，1979)。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些反映效用得失的风险偏好和风险厌恶作为效用函数的新变量呢？阿克洛夫(Akerlof，2007)曾将帕累托(Pareto，1920)有关“人们行为选择存在什么该做和什么不该做的判断”解说为“行为准则”，行为准则是他人或社会行为方式的概念化，它是选择者对影响选择的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思考和认知的结果。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把行为准则作为效用函数的新变量呢？同时，改造正统新古典理论效用函数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必须重视效用函数有可能出现负值的情形，当选择出现效用负值时，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把效用损失作为效用函数新变量呢？显然，这几个问题值得我们在后续研究中探索。 五、简短的结语 人类自从有了社会科学就从未停止过对理性行为问题的研究。在经济理论研究领域，自从斯密借用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提出“经济人假设”以来，经济哲学层面上所形成的行为理性决策学说，大体上可划分为“建构理性”和“演化理性”两大块。以经济理论分析而言，建构理性催生了经济均衡分析理论，它试图对业已形成的经济格局作出解释；演化理性催生了经济演化分析理论，它试图对业已形成的经济格局是如何形成的作出解释。可以认为，任何经济学流派在其理论学说体系中都显性或隐性地蕴涵着建构理性或演化理性的分析假设。但就方法论而言，无论是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还是采用个体与群体相融合的方法论，任何经济学流派在分析个人、厂商或政府的具体行为理性决策时，都会在不同程度和范围内涉及选择动机、偏好和效用等的分析。由于各大经济学流派对选择动机、偏好和效用等基础范畴有着不同的理解，行为理性决策理论一直处于发展之中。 行为理性决策理论在半个多世纪以来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发展主要反映在现代经济理论(尤其是非主流经济学)对正统新古典理论(包括部分主流经济学)有关分析观点的质疑和批评上。具体来说，是现代经济理论依据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约束学说，对选择偏好、认知过程、效用期望、效用函数等进行了新的解读，这些解读在扩大行为理性分析边界的同时，启迪了我们对行为理性属性之重新界定的思路，使行为理性决策理论逐步从讲坛走向现实。但是，现有的理论尚有许多值得完善或深入研究的地方，如本文所论及的选择动机、偏好与认知过程的现实和逻辑关联，认知过程中的效用期望调整，等等。这些尚待完善或值得深入研究的内容，关系到行为理性决策理论的方方面面，要使有可能被完善的理论具有逻辑说服力并且吻合于现实，必须重塑行为理性决策理论。 重塑行为理性决策理论的重点和困难，主要发生在理论体系的框架设计以及与此对应的假设前提、参照系和分析方法等方面。本文提出了重塑行为理性决策理论的框架思路，认为需要在重新界定行为理性属性的基础上，作出一个有别于正统新古典理论的行为理性主体假设，主张以选择偏好和认知过程作为分析参照来研究效用期望及效用函数。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采用个人主义方法论和运用必要的数理模型来揭示选择偏好、认知过程和效用期望之间的机理，或许会给我们重塑行为理性决策理论提供某些帮助。 ①例如，马修·拉宾在《行为经济学》一文中曾指出，“行为经济学并非一种根本性转变的原因在于，它接受了目前大量的经济假设的精髓”(迈克尔·曾伯格、拉尔·兰姆拉坦，2009)。众所周知，“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世界中的最精髓的假设，由于这一假设反映了人的利己本性，经济学家用它来解释人们决策时会起到对复杂行为的简洁性和易处理性之功效，因而，经济学家几乎都认为否定经济领域的利己主义，是很荒谬的。标签：经济学论文; 期望效用函数理论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效用理论论文; 期望效应论文; 动机理论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