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迪约社会情报思想及实践对情报学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情报论文,思想论文,社会论文,德迪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斯蒂文·德迪约教授(Steven Dedijer，1911-2005)作为国际著名科技政策研究学者及公认的竞争情报理论研究与实践先驱，从20世纪70年代提出社会情报(social intelligence)思想以来，大胆超越源自万·布什(V.Bush)的科学发展理念，不拘泥于学术文献等信息资源的经典情报学传统，创造性地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情报过程或活动视为是一种“适应迅速变化的外部世界的有组织的能力”，力图用客观和科学的理论方法，而不是离奇的“间谍”故事情节来理性解释和说明社会领域中的各种情报行为，积极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参与对发展中国家科技信息服务体制改革与发展，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以政府主导的经济—技术情报活动。这些工作在国际科技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竞争情报的崛起和迅速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1]。
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受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德迪约社会情报思想及其在情报学发展中的卓越贡献却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里长期鲜为人知，并且随着近年来世界范围竞争情报的迅速发展，以及欧美创新经济学中关于知识吸收能力或动态能力等理论的出现和广泛传播，社会情报已被竞争情报等新概念所替代，其中德迪约关于情报本质的独特理解以及重要性认识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为此，我国著名经济技术情报学者缪其浩先生曾撰文强烈呼吁：“我们在总结竞争情报发展和取得的巨大成绩时，不能忘记斯蒂文·德迪约这个掘井人”[2]。本文希望通过对德迪约教授社会情报思想的产生、发展脉络和研究进展的梳理，全面总结社会情报思想对情报科学发展的影响及其存在的局限性，以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学派的崛起和健康发展。
1 德迪约生平及其对情报的认知脉络
1.1 德迪约的早期情报实践与认识
斯蒂文·德迪约1911年在塞尔维亚的一个大学教授家里出生，1929年，他留学美国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先后主修理论物理学等课程，亲眼目睹20世纪30年代美国原子物理学科兴起及核技术研究由于积极接纳遭受纳粹迫害出走的欧洲优秀科学家而实现跨越式进步的过程，使他对社会人际交流等非正式渠道在信息传播中的重要性，以及美国研究型大学对外来人才不同学派思想的包容和对前沿科学的创造性学习能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迪约参加美军赴欧洲作战，曾先后担任过101空降师师长泰勒将军的警卫和盟军司令部副官等职务，直接参与了著名的“诺曼底登陆”等一些重要战役，这不仅使德迪约有机会了解和接触到战争中美国对德战略情报分析和评估等工作，而且对双方由于情报失察造成战役重大挫折的事实，以及情报能力在战争决策中的作用和重要性有了清晰认识，逐渐开始摒弃了情报活动就是通过“间谍”等卧底刺探对方秘密的传统情报观念[3]。
二战结束以后，德迪约回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曾担任过副总统的秘书、新闻社副社长和鲍里斯·基德律克原子能核技术研究所所长等职务，还加入过南斯拉夫驻联合国使团，先后担任译员和谈判者等角色，更多地接触和直接参与了国家政治、经济的博弈及情报运作机制建设等实践活动，从而对于非军事领域的情报工作特征和发展规律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正是这些工作和独特经历为德迪约日后形成“社会情报”和“情报能力”等创新思想提供了厚重的实践基础。
1.2 德迪约科技政策研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在1952-1955年，德迪约教授由于受美国学者提出的“核威慑”和“国家冲突”等战略理论的影响，其研究重心拓展并转向国际科技政策领域，特别是应聘担任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科技顾问后，亲身感受到发展中国家在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等方面有着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道路，于是他的研究视角也逐渐转向对发展中国家科技政策研究与实践。20世纪50-70年代，德迪约又相继在埃塞俄比亚、牙买加、葡萄牙、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土耳其等国担任科技政策的咨询顾问。在提供咨询服务实践中，他曾多次深入到当地一些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企业里进行实地调查，深刻领悟到发展中国家开展情报(Intelligence)工作对促进科技发展的必要性和博弈性，针对发展中国家由于在科技研究中受信息劣势地位的影响，信息服务严重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造成决策主体情报缺失导致产业技术发展受挫的教训，积极倡导“发展中国家应当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加快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国家经济技术情报服务能力”[4]。这些建议引起了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政府的关注，并邀请德迪约等专家为其科技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和改革提供帮助。1962年，德迪约移居瑞典，随后在隆德大学创办科技政策研究所，专门从事不同国家科技政策比较的研究。通过各国科技政策的比较与研究，他发现科学信息检索和技术情报搜集是两种截然不同范畴的工作，Intelligence(情报)和Information(信息)能力不仅在不同国家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存在着明显差异，而且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中，Intelligence及能力的重要性远远超过Information资源共享，这为他提出“社会情报”概念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
1.3 德迪约社会情报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1980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发展中心在巴黎召开“知识工业和发展进程”国际会议，会上德迪约提交了名为《为了发展的社会情报工程》的研究报告，在全面总结Mendell.J.S和Mueller.A.W等人关于“社会与技术情报”众多实际案例的基础上，明确将社会情报定义为“一个国家，或者国家的任何组成部分，把信息获得、评价和利用与计划好的行动或活动结合起来，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外部世界的有组织的能力”[5]，开创性地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中，长期说不清、道不明的“工商情报”、“经济—技术情报”等Intelligence行为进行理论归纳，将军事、政治情报活动中秘不可宣的思维方式和信息分析方法引入到经济、社会等领域中，并提出社会情报不仅仅是拓展了的传统军事、政治情报，而且还包含工商情报、经济—技术情报、发展中国家科技情报政策等众多方面的问题。为此，他坚持认为：“在世界各国充满相互争斗的氛围中，每个国家都必须开发自己的情报功能，以便在发展过程中应付自身的危机问题，防止失败以及对付灾难”。
以后德迪约教授在不断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公开发表了大量关于社会情报内容的著作，如1986年出版的《工商情报与安全文献目录》和1993年编写的《工商情报与安全术语集》；1994年又与瑞典创新与技术管理学院合作主编《世界工商情报与安全指南》等。这些著作打破了经典情报学研究对象仅限于学术文献或公共信息/知识资源的藩篱，创造性地借鉴了军事、政治领域情报工作中形成的Intelligence概念和客观规律，把如何提高决策管理和创新活动主体的情报能力放在首位，试图建立一种能够包括正式和非正式信息/知识交流在内的新型情报理论体系，用来解释和说明社会领域的情报现象，进而指导未来的情报实践[6]。
在德迪约提出社会情报概念后，瑞典大学的加德纳(Gardner H)教授也于1983年提出了Intelligence多学科的理论设想，以后又进一步提出更加完善的Intelligence理论模式——即包括领导、管理、冲突调节、文化环境和社会分析的Intelligence体系，并认为：“按照组织行为学观点，社会情报可分为3个等级，即个人的、社团的、国家的。因此，社会情报不仅指个人，而且指集体的、有组织的社会行为；社会情报的研究涉及社会结构各个方面，它既是理论问题，又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7]。美国学者Meyer H在公开出版的《真实世界的情报》(1989)一书中，借鉴德迪约社会情报思想，用很大篇幅专门讨论了国家/政府情报机构和民间/商务企业情报部门在社会情报运行方法上的相似性以及它们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两者都需要具备对未来发展的战略洞察力和预见力，同样也需要对外部环境变化进行主动的信息扫描并及时做出反应”[8]，因此，可以形象地将企业内部情报部门比喻为公司的“中央情报局”。社会情报的提出和研究对于推动社会信息化、资源处理的有序化、智能化和利用，以及情报科学内涵的扩展和服务工作延伸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991年，世界上出现了以Social Intelligence为名称的第一份期刊(后更名为《经济与技术情报杂志》)，在创刊号上主编克朗宁教授和戴文波特女士将社会情报定义为：“作为一种过程和能力，社会情报被一个社会、组织或个人用来对外部环境进行扫描，并解释环境中存在的现象和原因，以便获取竞争性优势”[9]。1993年，国际情报学权威的综述性出版物《信息科学技术年度评论》在第28卷专门发表了由Cronin B和Davenport E等人撰写的名为Social Intelligence综述文章，全面回顾了社会情报概念及其理论发展变化的过程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和趋势等[10]。上述研究和专业期刊的出现，表明社会情报的研究与发展引起了情报学术界的关注。
2 德迪约社会情报理论的实践及贡献
2.1 德迪约社会情报理论的学术贡献
“知识工业和发展进程”国际会议后，德迪约所提出的社会情报思想引起了世界一些国家和经合组织(OECD)等对Intelligence与发展关系的一系列探讨和分析，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情报科学不仅涉及Information的利用，而且与Intelligence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推动了对不同发展领域中Intelligence问题的深入研究，并先后出版了一些重要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主要论述信息与南北关系的《信息、经济学和权力：南北关系尺度》和专门讨论Intelligence与发展关系的《情报与经济发展》等，这些著作针对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对后发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施追赶战略中的Intelligence作用及其应用进行深入实证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重点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情报理论和应用研究热潮。
德迪约通过对社会情报理论不懈的研究，深刻认识到：社会情报能力并不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管理实践过程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由于发展中国家往往市场机制发育不良，企业缺乏建立和维持情报功能的内在动力，当面临经济社会发展困境时，这些国家或企业更多的只是从改善外部环境或增大资源投入中寻求解决方案，例如筹措资金甚至等待国际援助等。所以需要通过政府引导和支持企业构建独立自主的决策情报分析能力，健全完善决策支持体系，以主动寻找和把握好适合自己的机会与途径，将危机转化为发展的机遇。为此早在1974年由德迪约所领导的隆德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就力排众议，率先开设了“社会情报”的大学正规教育课程，教学内容囊括发展中国家情报问题、产业情报、社会洞察力和控制、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技术情报功能的性质等多个层面[11]，并与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合作开展针对各级政府官员的社会情报培训。经过数十年艰苦努力，使隆德大学不仅培养出一大批从事工商情报和反情报研究与教学的硕士、博士高素质竞争情报人才，而且还在全球范围内开创了竞争情报专业教育的先河。为表彰德迪约创造性地将政治、军事情报的理论方法引入到经济科技等领域，以及在推动Intelligence“军转民”和在竞争情报发展中所做出的开创性重要贡献，1995年在美国菲尼克斯市召开的第十届竞争情报专业人员协会(SCIP)年会，专门授予他该年度荣誉奖。
2.2 德迪约社会情报理论的实践应用
20世纪70-80年代，在国际科技政策研究界一些有识之士倡议下，德迪约社会情报理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科技促进发展中心、工业发展组织和亚太经社理事会等国际组织机构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积极推动下，逐步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扩散，而且人们通过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已建设的与发达国家相似的科学文献服务系统普遍存在效果不尽如人意等突出问题的反思，结合当时国际产业转移和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实践，尝试运用社会情报来建立一系列开放性的“经济—技术情报”服务体系，以克服传统科学文献服务系统建设中的弊端。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84年由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中心建立的先进技术通报系统(ATAS)，该系统在发起时就明确提出：“构筑ATAS的一个重要概念要素就是社会情报，最终目标是要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科技进展提醒发展中国家，使之及时调整自己的经济技术战略，更好地寻求发展机遇，并避免新技术带来的威胁”[12]。而ATAS系统由ATAS公报、ATAS专家网络和成员国支持计划3个部分共同组成：(1)ATAS公报作为一种非定期刊物，通过及时报告全球最新技术动向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来警示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和计划制订者；(2)ATAS专家网络汇集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事技术评估的专家，逐步建立起科学评估和预见新技术及其转移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的国际合作机制；(3)成员国支持计划则包括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在选择新技术时所提供的各种咨询和顾问服务制度等[13]。
在德迪约社会情报国际应用的影响下，1986年，拉美国家也决定在区域经济合作构架下加强经济技术情报的合作，在通过的《拉美经济体系关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科技战略的决定》中，提出要共同“创立一个战略性情报机构，分析研究并向各国提供必要信息，特别是提供拉美国家同发达国家关系的信息”等，并在决定的“行动纲领”部分中强调各国应“研究本地区所拥有的能力，以便创建一个追踪新技术发展的服务机制，为科技发展提供经过鉴别的情报的可能性和实施措施”[14]，试图通过学习借鉴跨国公司的经验，逐步建立起国家主导的先进技术情报扫描与跟踪服务体制。同时，在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支持和隆德科技政策研究所的帮助下，部分亚洲国家也借鉴ATAS的运行机制，联合在印度班加罗尔成立了亚太地区技术转让中心(APCTT)，通过不定期出版亚太地区技术跟踪、技术趋势预见等刊物，为亚太地区各国提供先进技术及其产业化发展动向的咨询，并主动开展针对中小企业的新技术预测和情报跟踪服务等[15]，从而促进了社会情报理论在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应用。
2.3 德迪约社会情报研究与应用的局限性
尽管20世纪80-90年代在联合国有关机构和经合组织等的大力支持下，社会情报理论研究和应用工作曾出现高潮，但由于社会情报的运行机制与传统政治、军事情报相比毕竟存在较大差别，而且在理论研究中又一直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使得社会情报实践中对如何运用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两方面的手段，合理协调公开信息(包括学术文献)搜集与非正式交流信息利用的相互关系和融合集成，以及政府、企业情报能力主体转换等重大问题始终得不到妥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制约了社会情报理论与应用向纵深发展。而且随着80年代后期“华盛顿共识”的出现，在世界银行支持下经济领域掀起了一股“新自由主义”思潮，极力主张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自由化和取消政府对经济发展管制等，并且在各国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中逐渐占了上风[16]，从而导致部分国际组织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技术情报能力的兴趣与努力相继衰减，许多社会情报实验项目被迫中断或停止，如前面提到的ATAS建设也因经费削减等原因被迫停止，从而使社会情报研究与实践陷入深深困境，逐渐被人们所遗忘。
然而，30多年过去了，不仅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信息化建设中深深陷入到“生产力悖论”困境中，发展中国家也并没有从经济自由化进程得到更大的好处，反而因为经济—技术情报能力的缺失，使决策基础支撑变得更加脆弱，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严重依赖于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科技发展与经济建设脱节的矛盾更加突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大大削弱，最终导致拉美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但是，另一方面，在始终坚持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和Intelligence服务模式的国家或地区如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新兴经济体，则创造性地将大规模技术引进活动与基于Intelligence的技术情报学习紧密结合起来，有效提高了企业自主研发与创新能力，最大限度缩小了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经济发展出现突飞猛进的可喜局面，被经济界誉为“亚洲奇迹”[17]，这与拉美国家的上述尴尬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3 研究结论与启示
3.1 结论与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德迪约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社会情报理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重要创新：
(1)在理论上摒弃了经典情报学理论和应用仅仅局限于学术文献等公共信息资源范畴的传统观念，将军事、政治情报中的竞争思维和信息分析方法引入社会情报研究领域，把社会情报定义为国家、组织或个人具备的一种“适应迅速变化的外部世界的有组织的能力”，用科学严谨的方法来解释和说明在社会领域中普遍存在的情报现象。.
(2)认识到Intelligence(情报)和Information(信息)两种能力在决策和科技创新等活动中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过程中，Intelligence及其能力提高的重要性远远超过Information资源共享，创造性地把用户信息利用社会情境与情报能力提高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情报用户如何才能够有效利用来自不同渠道信息的途径问题。
(3)为建立一种能够包括正式和非正式信息/知识交流在内的新型情报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大胆尝试，并且社会情报所体现出来的能力内涵已成为创新经济学中“知识吸收能力”、“动态能力”等重要基础概念的核心内容[18]，被广泛应用于技术管理研究和应用实践中。
德迪约等社会情报研究学者针对发展中国家简单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模式建设科学文献资源系统中普遍存在的投入和使用效率偏低等问题，组织开展了科技信息系统改造与重建实践活动，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但是30多年来发展中国家科技情报事业发展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还是证明：社会情报理论的提出及其实践对于发展中国家科技情报服务系统的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德迪约教授作为竞争情报理论与实践的先驱者，在拓展情报学理论研究领域、推动发展中国家建立与其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经济—技术情报”服务体系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3.2 若干启示
德迪约所提出的社会情报思想及其理论创新给予我们这样的深刻启示：现代情报科学理论和应用发展重点与世界各国发展情境和不同阶段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应当随着发展情境和阶段的变化与时俱进；建立在学术文献信息共享理念上的经典科学情报学(Science Information)理论更多地适用于科技创新领先的发达国家或基础研究活动，立足竞争情报分析为特征的情报理论则主要适用于实施创新追赶与跨越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或企业技术竞争行为，因而经典情报理论仅仅可看作是现代情报学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涉及的公共学术文献也仅仅是现代情报科学研究的信息源之一。所以加强对包括正式和非正式信息/知识交流在内的情报学理论研究，应当成为今后现代情报科学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重要增长极，并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情报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