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易”形象看孙国亭易学思想的运用_易经论文

从《周易》立象的角度看孙过庭对易学思想的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易学论文,角度看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易》作为群经之首,是古代文人必读经典。而其对文艺理论的美学思想的渗透,不容忽视。书法理论作为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不例外地受到《周易》较大的影响。孙过庭《书谱》在易学思想的应用上十分广泛,本文立足于《周易》的立象观,试图从该角度诠释孙过庭的书学思想的一个面向,以期能够对古典书学的深奥理论作出哲学性的阐释。

       一、从《周易》之立象到艺术之言、意、象

       《周易·系辞》说:“圣人设卦观象,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在古代,设卦观象是一个由巫觋文化到祭祀文化,再到礼乐文化的表现形式,体现了从最开始的纯粹占卜到后来理性化的礼乐形成过程。观象明其吉凶而得刚柔变化,“象”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周易》本经自有“传”以来,就成为以象、数、意相结合以期体察“性与天道”的文本,卦象与爻象成为推测天文与人文、推天道以明人事的中介。《周易·系辞》还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亦即除了“设卦观象”,“圣人”还“立象以尽意”,即是说在观天地之象外,还以此“立象”抽象化自然界,表达“情意”,用“系辞”去尽其所言。即从取象生成“抽象物象”,之后又有从抽象物象表达出具体意象。“《易》者,象也;象者,像也。”从取象到立象再到成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立象处于取象与成象之间。

       在玄学正始时期,王弼以结合三玄中《周易》与《庄子》的方式,艺术化地阐释了意、言、象的关系。《庄子·外物》篇:“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周易·系辞》:“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王弼在《周易略例》中则融通儒道,杂糅二者:“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在本是道家的形名论——“言”“意”之辨之间,插入“象”,以立象观来沟通言、意,儒道合流。这开创了文艺理论的先河,对于艺术的阐释方式具有非常大的历史影响,比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第二十六》就是在其影响下,讲述艺术创作的准备工作,构思、想象、意象、语言等等。“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物沿耳目”“独照之匠”“窥意象运斤”,最后的“赞”说“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可见,艺术的构思与创作以及艺术评论的撰写都涉及了意、言、象、物的深层次关系。构思之时,是从物到象,再从象到言,最后达到表意的目的;创作则是从观物象、取象到立象,胸臆流至笔端,形成语言,语言构成意象以至物象;而审美接受者,则从“本文”中以召唤结构与期待视野形成自己的审美文本——“物”或“象”之体验。如此,构成了中国艺术不论是文学还是书画的独特理论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看,也能阐明中国艺术尤其是中国书画乃适宜“卧游”“澄怀观道”,不适宜“眼观”的特殊审美范式。所以张怀瓘说“独照灵襟”,以心、灵台体验之,品评上则是“从心者为上,从眼者为下”。

       从上可见“立象”在文芝理论思想中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孙过庭《书谱》中存在大量的立象思想。比如他引用《周易·贲卦》之《彖辞》之语来做比况:“《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况书之为妙,近取诸身。”当然,其中的“近诸取身”,源于《周易·系辞》的“远诸取物,近诸取身”。“取身”表示取“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即表明书法的取法类同于八卦的取象,可“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孙过庭此处使用“近取诸身”是否表示取象于身体之意存疑,当代学者郑晓华认为非取象观,而是取人类的内在精神与情感因素。孙过庭无论是借用“贲”卦彖辞,还是使用“近取诸身”这样的词语——尽管未必是尽述《周易》之原本意义,但却表明深深受到了传统易学的思想中“立象观念”的影响。

       二、书法之观物取象,立象见意

       在孙过庭看来,书法只有“穷微测妙”与“推移奥赜”,才能“妙拟神仙”。这即如上所述,正是需要立象、取类比赋,方可得其深邃之理,以明书之深意。书法同自然界万物之理一样,既微且妙,需要穷尽其几微神妙,推移其变化之奥赜,观象、取象及立象,取其比类,并以简易的方式表达出来,让读者、观者、学者能够简易从之。这个便是从构思到物象、立象再到形成语言的过程。

       书法微妙与奥赜,具体描述就是“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这就如上所述的万物之理一样,哪怕很小的一点“几微”,也暗藏复杂的内容与变化。正如《系辞》所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变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观察者只有具有细微玄妙的用心,才能体会得到。因此,孙过庭认为,不知此“道”的人,就会“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以此强为之求妍求妙,就是错误的路径。在阅读《书谱》时,一般都认为“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二句是在评述一种外行不懂书法之道而“胡作非为”的现象,殊不知,孙过庭在此本是另有深意,即说明书法的微妙深邃,学书者不易体会其玄妙之会归,故以“立象”来解决这个问题,以到达阐幽述微的目的。只有明白了其所立之象,懂得其胸中之意,体悟其道,得其微妙,才能不至于心昏而手迷,任笔而聚墨。这是立象的背景与意义所在。

      

       孙过庭《书谱》(局部)

       具体看来,孙过庭的立象有:“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枯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据上述论证,通过立象与比类取譬,从具象来说明书法的几微之妙与神秘奥赜,其复杂性与自然万物可以相与比勘;而通过具象的类比,就可以从“简易之道”,“顺万物之情”而“通天下之志”,既可描摹其情伪,又可知其意象,既包括形式,又包括内容。使用“异”“奇”“资”“态”“势”“形”等“形式”的语言,实际上,都表示类万物之形,“微妙玄通”,博杂异形,含隽宇宙万物等非常细腻、内涵丰富的技术与感情信息。孙过庭“推移奥赜”也暗含了此意,“推移”自《系辞》“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之“推”。韩康伯注:“八卦相荡”为“相推荡也,言运化之推移”,推移则产生无穷变化,内含深远,赜隐不显。亦即说明从细微玄妙到无穷变化,立象类比的方法,对于艺术的创作与品评、艺术理论的建构都具有广泛的意义。

       其中,“重若崩云”与“轻如蝉翼”则是形容仪态万千的两极,两极至,则意味着掌握了书法各种形式。“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则是情感内容在形式基础上的深化,达至崩云之“重”,蝉翼之“轻”,则自然“容与徘徊”,神情自若,“得其环中”,从而可“导”可“顿”。可导之时如泉水流注貌,即一种动态;而可顿之时如山之安止状,是一种静态。重与轻、驻与安、纤纤与落落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周易》中刚与柔、阴阳的关系,因而“重若崩云”与“轻如蝉翼”,“导之泉注”与“顿之山安”“纤纤初月”与“落落众星”也体现了“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宇宙论图式。简单的运力,“积其点画,乃成其字”是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书法的,因为书法要有如上的百般变幻,要重寸阴般勤苦学习,从“尺牍”中寻找妙处,这样才能知道顺万物之情、通天下之志的内涵。

      

       孙过庭《书谱》(局部)

       在行文到“乍刚柔以合体”时,孙过庭有“骨气”与“遒润”并重的美学理念,二者相宜,方可“众妙攸归”。对“骨气”这样的“刚”与“遒润”这样的“柔”,他分别举例说明:“刚”为“枝干扶疏,凌霜雪而弥劲”,“柔”为“花叶鲜茂,与云日而相晖”。不能“偏袒”任何一方,否则就会“只刚不柔”或“只柔不刚”。“只刚不柔”就会“枯槎架险”“云石挡路”,缺乏“妍媚”这样的柔;“只柔不刚”就会“芳林落蕊”“空照灼而无依”“兰藻飘萍”“徒青翠而奚托”,意即只有美丽妍媚,无所依托,没有力量感、阳刚气。通过这样一种取象比类,孙过庭首先要想阐明的就是刚柔的具体感觉是什么样的,在自然界的物象是什么样的,所谓“远取诸物”;其次说明,他的审美标准是“刚柔合体”,不可偏废,否则就会有他所比况的那样,“偏玩所乖”。最后,他说偏工是容易的,尽善尽美则实属不易。这就是孙过庭在此处使用所谓“浮华之势评”的本真逻辑所在——以各种“立象”形式来解决语言上的说理方式问题。

       所以孙过庭说:“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是在讲书法的形式构成与情感内容处在轻重、刚柔、阴阳的易学范式内,不能仅凭用力运力这样的技术外在形式,而是要通万物之情,知天知地、知阴知阳,这是“智”,是下笔“有由”的道理所在,再加上技术之“巧”,才能达到所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

       三、《周易》卦爻象作为书法之象

       “立象”是取自然界万物之象来类比书法意象,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寂然凝虑来“开物成务”、会通灵台,从而照之灵襟,获得“透视”,一点一画,锋杪毫芒,垂之耳目,疏瀹五脏。自然万物,尽为取象。不唯如此,孙过庭还直接以《周易》的卦爻象作为书法论述取法的对象,这是他作为书法家、书论家的经学水平的体现,最为明显的是“顿之则山安,导之则泉注”一句。“泉注”或可能来自孔颖达疏“井”卦之卦辞,即“此明井用有常德,终日引汲,未尝言损;终日泉注,末尝言益,故曰‘无丧无得’也”。“山安”则源自“艮”卦之“山”的卦象,艮为山,山止则可得安。如“小过”卦,艮下震上,王弼注:“上愈无所适,下则得安。”“剥”卦《大象传》:“山附下地,剥,上以厚下安宅。”“渐”卦王弼注六二爻说:“磐山,石之安者也。”如上几例都可见“山”跟“安”在《周易》某些卦或爻的象里面是直接相关的——山为象,安为意。孙过庭在使用“山安”这个词语的时候,应该在较大程度上受到《周易》或易学思想的影响。亦即,孙过庭本身比类的源头有些本来就来自《周易》之卦象或爻象,达到所谓“象外之象”的效果。此为第一例。

       其次第二例:“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阴舒阳惨”“天地之心”源自《复卦·彖辞》。从语词上看,该句同《文心雕龙·明诗》“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句或许存在有某些启发性的关系(另《文选·西京赋》也有:“夫人在阳时则舒,在阴时则惨,此牵乎天者也。处沃土则逸,处瘠上则劳,此系乎地者也”。“阳舒阴惨”为文论、文章所常用,表达天人之同感的关系)。这并不妨碍孙过庭从此而受到启发,以《周易》为本来阐明自己的书学思想;因为孙过庭所处的是经历过南北朝长期分裂后,政治统一、文化复兴、经学“正义”的时代,《周易》作为群经之首,是为士子们的必读经科。这正好说明,文学与书画作为中华艺术的主要形式,在求“完善”的过程中,有着相同的哲学基石——儒道传统。正是因为有这个基础,文艺理论的内在理论具有一致性。孙过庭对易学思想尤其是直接从《周易》而出的立象方面的运用,就更能说明这一点。“阴阳”出自《周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之大业矣哉。”“天地之心”出自《复卦·彖辞》:“复,见其天地之心乎。”孔颖达疏义,将复卦之象即震下坤上,雷在地下,静寂不动,比况于天地之心,与王弼所说“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具有内在继承关系。而汉代易学之“十二辟卦”(即十二消息卦)以阴阳消长为基点,复卦为建子十一月,阴气开始消退,阳气开始上升,所以十一月有阳舒而阴惨的特征,而复卦只有初爻为阳爻,据消息卦的特性,上面的阴爻将变成阳爻,复归于天地之本心与本性,即天地之心。“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亦即如此而来。可见孙过庭对于易学的运用不仅仅在于取象比类,还有对汉代易学的继承和发扬。

       综上,孙过庭在观物取象比类的同时,也对《周易》“井”卦、“艮”卦、“复”卦、“乾”卦的卦象或爻象直接进行使用,目的在于使所阐释的对象更加直观生动。这是孙过庭对易学的深层次把握与应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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