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过失条件下PPP项目非正常退出的补偿决策-基于三方讨价还价博弈模型论文

非过失条件下PPP项目非正常退出的补偿决策
——基于三方讨价还价博弈模型

万晔¹，王松江²（博士生导师）

【摘要】一个政府与社会资本都能接受的、公平有效的补偿方案有助于PPP 项目顺利完成非正常退出。依托政府股权回购情形，构建非过失条件下政府与联合体形式的社会资本之间、联合体内部成员之间为确定合理补偿份额的博弈模型，并通过算例分析得出该博弈模型具有合理性。结果表明：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政府和社会资本以实现补偿溢价最大化为目标进行决策，在保障双方底线利益的情况下避免谈判破裂；在完全信息条件下，联合体成员获得的补偿份额与自身讨价还价的能力成正比。

【关键词】 PPP项目；非正常退出；补偿；讨价还价；联合体

一、引言

为减轻地方政府债务带来的财政金融风险，充分激发市场机制活力，实现中国经济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新常态”^[1]，PPP 作为一种新型项目融资与实施模式得以大力推广。财政部发布的《PPP 项目合同指南（试行）》与世界银行发布的《PPP Reference Guide》都指出补偿分配是项目发生提前终止的核心问题^[2]，退出机制作为解决不可预控问题的市场化手段，应从根本上关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关系破裂后如何保障各方合理的利益，避免产生无尽的争端。实践中，为弥补自身资质条件不足，实现项目风险分担，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社会资本往往选择组建联合体参与PPP项目^[3]。然而，联合体连带责任的复杂性使得非正常退出补偿方案更加难以确定。同时，鉴于PPP项目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以及PPP 模式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因政府或社会资本违约而导致项目非正常退出的情况逐渐减少，而诸如公众反对、法律政策变更、市场税率变化以及不可抗力等非过失原因造成的非正常退出问题仍然较为棘手。因此，在PPP项目非正常退出补偿谈判中，如何制定一个政府、联合体及联合体成员均满意的补偿方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PPP 项目的正常退出是指项目顺利运行至特许经营期满，项目公司按照特许经营协议的要求，将相关产品和服务有偿或无偿移交给政府。而非过失条件下的非正常退出是指由于外生原因，导致特许经营协议被提前终止，社会资本主动或被动退出项目的情形^[4]。

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PPP 项目非正常退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分析与退出责任划分方面，退出补偿方面则较少涉及。任志涛等^[4]模拟了PPP 项目全生命周期中，公私双方从初始合作到非正常退出的行为表现，并设计了非正常退出的内部化路径。Xiong、Zhang^[5]基于提前终止案例讨论了财务报表和项目未来收益现金流折现两种补偿方法。Alonso-Conde 等^[6]以墨尔本城际公路项目为例，结合实物期权理论构建项目价值评估模型，并计算了提前终止补偿金额。Song 等^[7]采用ARIMA模型预测高速公路BOT项目未来的交通量、运行和维护成本及现金流，基于项目的市场价值来计算提前终止补偿金额。Kim^[8]认为非过失条件下项目退出时的补偿金额应为项目剩余特许经营期内的预期收益和固定资产折旧的加权平均值。张国^[9]在分析PPP 项目退出补偿结算机制时提到，不可抗力情形下的补偿金额为提前终止时项目的账面净值减去保险赔款后除以二，再加上项目公司向政府移交项目配套设备的评估值。

现实中，由于风险分担不明确和退出补偿制度不完备，PPP 项目非正常退出的补偿谈判之路往往漫长又充满争议。比如深圳梧桐山隧道项目，因公众反对收费制度而被迫终止，政府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艰难交涉才完成项目回购，而造成补偿谈判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补偿额无法满足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底线要求，未能实现双方补偿利益最大化。

综合理论与实务成果来看，目前PPP 项目非正常退出补偿谈判的主要问题在于对补偿方法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但达成共识的是，PPP 项目在非过失条件下退出时，政府应给予社会资本一定数额的补偿，包括未收回的投资成本和合理的剩余特许经营期收益，而对于如何界定剩余特许经营期收益的补偿幅度尚未探讨。此外，现有研究大多仅涉及政府部门和项目公司双方补偿金额的确定，并未考虑以联合体为主体投资的联合体内部成员补偿分配情况，然而并非所有联合体成员都可以争夺退出补偿收益，因此需要分情况界定补偿的主客体以及补偿原则。

二、补偿的主客体界定及补偿原则

（一）补偿的主客体界定

PPP 项目全生命周期可分为准备期、建设期、运营期和移交期四个阶段，且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政府通常是PPP 模式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发起人，对项目有选择权和确定权，但实践中并不参与项目具体的运作，而是通过授予部分特许经营权和提供一定数额的资本金或贷款担保作为项目支持，并起到监管和积极引导的作用^[10，11]。我国社会资本方目前多采用两家或三家单位联合的形式以完成PPP 项目要求的投融资、设计、建设和运营的全部工作，笔者选择具有投融资能力的“施工单位+运营商”的典型联合体结构，双方按比例出资，以股本金形式与政府组成复合型项目公司（Special Project Company，SPC）来完成 PPP 项目全过程运作。施工单位负责公共产品建设工作，并承担运营期的质保服务；运营商致力于提高项目运行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以获取长期收益；施工单位与运营商在初始合同缔约阶段约定各自的收益比例，依靠政府可行性缺口补贴和使用者付费获得预期投资回报。本文分析的是以项目尚未收回初始投资为前提的PPP项目运营期非正常退出情形，施工单位并未实现完全退出，因此享有获得合理补偿份额的权利，PPP 项目融资结构及非正常退出补偿谈判主客体如图1所示。

图1 PPP项目融资结构及退出补偿谈判主客体

（二）补偿原则

对于非过失条件下非正常退出的PPP项目补偿方案的制定，一般原则是确保社会资本方不会因此受损，也不会获得按原计划实施的额外利润。具体为以下三项原则：

在等式两边对C_S2求导，并令等式为0，解得：

2.以政府财政承受能力为上限，创新补偿方式。政府采用PPP 模式的初衷之一是解决以往政府对投资项目的债务危机问题，如果补偿金额超过政府财政承受能力，就违背了初衷。经双方协定同意后，政府可采用分期付款方式，避免一次性全额支付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另外，可使用股权转让、资源补偿（土地、矿产、广告等）等多种创新型补偿方式，以减轻政府现金支付压力。

3.以社会资本投资成本为下限，保障补偿方案合理合法。财政部、发改委等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7]50 号）规定：“地方政府不得以任何方式承诺回购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本金，不得以任何方式承担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本金损失。”非过失条件下社会资本退出PPP 项目时，政府对于应属于国有资产的经营性或准经营性基础设施有义务进行回购，并给予社会资本方一定数额的补偿。同时，合理的财务补偿也是其他社会资本决定是否参与PPP 项目的前提条件，若政府不当得利或社会资本方投资成本、债务成本都无法收回，势必挫伤社会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投资成本主要包括项目公司未偿还银行或金融机构的融资贷款、项目公司股东投入的股本金、实际发生的建设成本。政府可对项目公司财务进行审计，明确具体的未收回投资成本以及保险公司赔付额，以便双方对补偿下限达成共识。

基于以上补偿原则，笔者运用鲁宾斯轮流讨价还价博弈思想^[12]，将PPP 项目非正常退出补偿谈判看作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政府先和社会资本组建的联合体对补偿幅度进行博弈，尚未完全退出PPP项目的联合体内部成员再为各自所得补偿份额进行谈判，从而得出最终补偿价格。

3.加强精子品质检查，对精子数量不足的公猪，使用“促排卵素3号（LHRH～A3）”，一天一次，每天25μg，总量不超过75μg。

三、不完全信息条件下PPP项目补偿份额的初次确定

由上文分析可知，非过失条件下PPP 项目非正常退出补偿谈判的目的在于确定剩余特许经营期收益的补偿幅度，其中剩余特许经营期收益（扣除预期投资收益率后政府部门的运营成本）可依据历史数据预测来计算，此处取其现值作为退出时项目的市场价值。首先，由施工单位和运营商组成的联合体与政府部门对剩余特许经营期的补偿份额进行初次确定。在模型中，将联合体看作一个“联盟”，施工单位和运营商共同为补偿收益最大化与政府部门进行博弈。与政府部门相比，“联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与“联盟”成员单独和政府部门讨价还价相比，“联盟”可争取到更大的补偿份额^[13]。

（一）基本假设

假设1：政府部门G 和“联盟”S 均为理性人，追求自身补偿溢价最大化，且均不希望退出补偿谈判破裂。

假设2：政府部门和“联盟”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即在退出补偿谈判中，双方期望获得补偿份额的底线是私人信息。

假设3：预测可分配的剩余特许经营期合理收益为固定值PMV，政府部门和“联盟”的可谈判区间映射为[0，1]，且所得补偿份额为连续变量，即政府部门获得的补偿份额为k（0≤k≤1），则“联盟”获得的补偿份额为1-k。

假设4：政府部门和“联盟”已确定致使PPP 项目非正常退出的双方责任，α_G、α_S分别为其退出补偿前耗费的项目恢复性费用和损失占PMV的比例。

在第二阶段，“联盟”选择出价C_S2=（C_S-α_S+α_G+a）/2。

假设6：在PPP 项目非正常退出补偿谈判中，政府部门比“联盟”的地位更高，因此设定政府部门先出价。

文化元素在高校导视系统设计中的应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进行导视系统的设计工作中，我们不但要充分的体现出其功能性，也要更好的体现出校园的文化魅力以及深厚底蕴，进而将校园的文化特色更好的表现出来，将艺术与功能完美结合，体现出现代高校所倡导的时代精神以及治学思想，使高校的校园文化以及思想内涵得到有效的传播。

（二）模型参数的讨论

1.谈判贴现因子。σ_G、σ_S分别为政府部门和“联盟”的贴现因子，可以理解为双方在谈判过程中的耐心程度或讨价还价能力。局中人时间压力越大，耐心程度越小，所获得的阶段补偿折现到期初越低；局中人讨价还价能力越大，所获得的阶段补偿折现到期初越高。由于谈判双方所处地位不对等，“联盟”每多进行一轮退出补偿谈判造成的损失比政府部门大，所以存在σ_G<σ_S，且有0<σ_G、σ_S<1。实践中，社会资本为了尽快回笼资金以投资其他项目，会在得到合适的补偿后选择终止谈判。

where is the material permittivity, is the high frequency permittivity, ω is the angular frequency, ωp is the plasma frequency, and Γ is the damping rate. The plasma frequency and the damping rate are defined as:

2.补偿底线与补偿溢价。补偿底线是指博弈双方各自事先确定的谈判底线，即所能接受的最低补偿份额，一旦越过底线就意味着谈判破裂。政府部门和“联盟”的补偿谈判底线分别为C_G、（1-C_S），且0<C_G、1-C_S≤1。本文将超过补偿底线的部分作为补偿溢价，并假设补偿溢价是谈判双方所获得的收益，且局中人总是期望收益最大化，从而影响谈判策略^[14]。

通常情况下，可以利用浅层钻探技术在特定的环境地域中进行地质勘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比如说地表层植被较少但是土壤层较薄弱的地区或者是和沼泽地域自然环境较为接近或类似的区域。浅层钻探技术可以应用于地表浅层这一点，就可以很好地满足地质勘查工程相关的勘探条件。

3.双方讨价还价区间分布。由于信息不对称，博弈双方彼此无法完全清楚对方的补偿底线，但可以根据以往合作的经验进行估计。“联盟”估计C_G服从[a，b]上的均匀分布（a∈[0，1]，b∈[0，1]，a≤b）；政府部门估计C_S服从[c，d]上的均匀分布（c∈[0，1]，d∈[0，1]，c≤d）。政府和“联盟”在谈判过程中有学习能力，即根据对方的博弈行为不断改变对补偿底线分布区间的预测。当且仅当“联盟”要求得到的补偿份额大于政府部门想要给予的补偿份额时，讨价还价才有意义，因此，假设双方讨价还价区间存在交集：a＜c≤b＜d。

（三）模型的构建

第一阶段：政府部门先出价C_G1，基于补偿溢价最大化，政府部门出价一定在弥补自身损失的前提下高于其期望补偿底线C_G，即C_G1≥C_G+α_G。当政府部门出价大于或等于“联盟”的补偿底线与损失之和，即C_G1≥1-C_S+α_S时，“联盟”才可能选择接受政府报价，双方所获得的补偿份额为[C_G1，1-C_G1]，获得的补偿溢价为[（C_G1-C_G-α_G），（C_S-C_G1-α_S）]，谈判结束；反之拒绝，谈判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联盟”出价C_S2，同样先满足自身期望补偿底线条件C_S2≥1-C_S+α_S，再由政府部门进行选择。当且仅当C_S2≥C_G+α_G时，政府部门选择接受，双方获得的补偿份额为[C_S2，1-C_S2]，获得的补偿溢价为[σ_G（C_S2-C_G-α_G），σ_S（C_S-C_S2-α_S）]，谈判结束；若政府部门选择拒绝，则补偿谈判失败，双方效益为0，谈判结束（此处只讨论两阶段博弈情形）。政府部门与“联盟”讨价还价博弈树如图2所示。

图2 政府部门与“联盟”讨价还价博弈树

（四）模型的求解

对于一个无限期讨价还价博弈来说，施工单位在第一阶段提出的补偿分配方案和在第三阶段提出的补偿分配方案是一致的，有γ₃=γ₁，即：

治疗前以及治疗2周后,于清晨空腹抽取患者静脉血5ml进行相关检测,检测内容包括白蛋白、前白蛋白、总蛋白以及血红蛋白营养指标。

在这次危机之前，中国没有像东南亚国家那样实行资本放开政策，从根本上阻断了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流动性。金融危机发生后，从对外关系来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机构对泰国、印尼等国的信贷援助，支持东南亚国家经济脱困，以负责任的大国态度，从维护本地区稳定的大局出发，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庄严承诺，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国内，中国采取扩大内需政策，房地产和汽车等产业在此时开始发展壮大，既保持了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又带动了亚洲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在反思金融危机时，中国也积极推动地区间金融合作，在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会晤等场合积极倡议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和加强金融监管，对区域内经济复苏意义重大。

其中，π_S为“联盟”的补偿溢价，P_GY和P_GN分别为政府部门接受和拒绝“联盟”出价C_S2的概率。

将式（2）和式（3）代入式（1）有：

实际情况中，电动汽车群组管理者组织电动汽车集群参与充电控制并为电动汽车个体获得利益[15]，Tu时段中电动汽车组k的等效充电负荷由式(5)求出，其中电动汽车群体被划分为若干个组，k是电动汽车分组的索引，Φk表示第k组的电动汽车集合。

1.以归责补偿为主导，兼顾双方期望效用。对于政府和社会资本方过失条件下项目非正常退出，采用归责分配方式制定补偿或索赔标准；但对于属于双方控制力之外的非过失因素，权责分担的细化需要结合初始缔约合同风险分担规则与退出谈判才能确定。设计方、施工单位等负责项目前期工作的联合体成员，为加快自身资金周转，会在完成相应阶段工作内容后退出PPP 项目运行。项目公司为分散后期的运营风险，通常只支付给退出成员部分费用，剩余款项或收益在运营期内按合同约定的比例逐年支付。同样地，PPP 项目非正常退出补偿额的分配应考虑各成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出资比例、退出责任划分，对于已完全退出联合体或已获得预期经济效益的成员不予以补偿。政府和社会资本对于PPP项目非正常退出补偿决策存在主观期望效用偏差，政府以公众社会利益为首要考虑因素并尽量减少财政支出，社会资本方则出于机会主义，避免自身利益与企业形象受到损害。因此，退出补偿在以归责补偿为主导的同时，还需权衡双方协同效益，不可一方暴利、一方受损。

C_S2=（C_S-α_S+α_G+a）/2

由于0<σ_O<σ_B<1，R≥γ_i>λ_i≥0，则有O₂>O₃，表明在第二阶段，运营商也不想让谈判进入第三阶段。

回到第一阶段中，政府部门知道“联盟”在第二阶段的选择方式及补偿溢价大小，所以其最初的出价应满足C_S-C_G1-α_S≥σ_S（C_S-α_S-α_G-a）/2，即C_S≥时，“联盟”会选择接受政府部门的出价C_G1，在此情况下，政府部门则会选择合适的C_G1以实现自身补偿溢价最大化。

其中，π_G为政府部门的补偿溢价，P_SY为“联盟”接受政府部门报价的概率，P_SN为第一阶段“联盟”拒绝政府部门报价，但第二阶段政府部门接受“联盟”报价的概率。

将式（5）和式（6）代入式（4），并在等式两边对C_G1求导，令等式为0，解得：

由此，可得政府部门和“联盟”两阶段讨价还价博弈均衡解如下：

在第一阶段，政府部门提出自身拥有剩余特许经营期内的补偿份额k=C_G1，C_G1通过式（7）求得，则给予“联盟”的补偿份额为1-k=1-C_G1。

1.3.2 荧光定量PCR 取研磨后的肿瘤组织和癌旁非肿瘤组织，采用TRIzolTM Reagent提取组织RNA，采用Quant One Step RT-PCR kit反转录后，以U6为内参，实时荧光定量PCR分别检测miR-320a相对表达量和CYLD mRNA相对表达量。以2-△△Ct法计算组织中miR-320a和CYLD mRNA相对表达量。

若满足条件“联盟”会接受政府部门的出价C_G1，博弈结束，否则进行第二阶段谈判。

假设5：政府部门收购PPP 项目后所获得的社会效益增加值为β，表现为公众满意度提升、需求量扩大、使用效率提高、区域经济发展加快等直接效益或间接效益。因β值较为复杂且难以量化，故在政府部门收益中不予考虑。

若满足条件C_G≤C_S2-α_G，政府部门会接受“联盟”出价C_S2，否则拒绝，博弈结束。

2.谈判地位不对称性。在完全信息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博弈方通常会表现得更为强势，并利用这种相对优势来迫使对方让出部分利益^[15]。在本文假设的情形中，施工单位对运营方有一定的威慑力，从而会获得额外补偿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