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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不折与《支那上代书史》
以油画大家的身份创始东京书道博物馆的中村不折是近代日本美术史的一个奇人，他出生于1866年，在1887年拜油画家小山正太郎为师以前，曾经于1883年前后拜师学习过南画和书法，对于传统艺术具有一定根底。1895年他作为随军记者前往中国活动，搜集到包括王大令《地黄汤帖》、颜平原《自书告身帖》在内的大量文物，这些收藏品于是成为了东京书道博物馆展览陈列的根基。
为了树立民族自尊心的需要而任意断章取义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涌现的新学术风气中屡见不鲜，处于这样的学术时代风潮中的中村不折也不能置身事外。种种活动经历表明中村不折和他的老师小山正太郎一样，是一个相当高调、功利和实际的人。根据美术史学家陈振濂教授的推测，在“日本画骂倒事件”中粉墨登场、为哗众取宠而不惜苦心经营《画界骂倒录》的“骂倒先生”，很有可能就是中村不折本人。
对于中村不折的这种讲究实际的性格，陈振濂教授在《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中作出过如下的描述：
……说中村不折借随军记者的机会在中国收集了大批文物，应该不是臆测。……他的特征是：不同中国美术家有多少交流，也不参与中国美术活动，但却在中国从事古美术品的搜集工作。①
这些收藏品中与古文字学、古代书法相关的除了部分青铜器以外，青铜器拓片亦必不在少数。至于昭和早年时期，中村氏的收藏已经颇具规模。无怪乎陈振濂教授在描述东京书道博物馆的收藏之豪富时，曾经有过“就其藏品的质量与数量而言，中国一个省的博物馆都未必比得上它，但它却是个私人博物馆”② 之叹。具有了这些收藏品以后，中村不折于是有了撰写《支那上代书史》的念头。
根据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收藏的《支那上代书史》的出版时期推测，其著作时期应该在昭和九年（1934）之前不长的一段时间内，其时的中村不折作为日本书法界的代表人物，正处于影响力如日中天的时期，此后不久的昭和十一年他创办“书道博物馆”往者云集，就是这种巨大影响力的见证。
然而，中村不折的履历如是，他在汉字训诂之学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应该是可想而知的。这也成为了《支那上代书史》的一个特点。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中村不折不惜棋走险招，以“东西文化比较学”的面目，推出了他的所谓书法史理论，也就是《支那上代书史》的中心思想：“或许埃及和巴比伦古代文字的偶尔舶来解决了支那古文字诞生之谜，……也有可能是某位识文断字的埃及人的来访直接促成了支那文字的诞生，这一点至今无人知晓。”③ 中国古文字起源于古埃及象形文字。
《支那上代书史》中作为介绍作者书法理论的分析研究主要出现在第一章节的“书史”和最后章节的“有关书体之结论”中，其余部分包括二十二件金文拓片的图版及译文在内，都可以说是并无新意的抄录之作。
从目录用语中就不难看出，④ 类似“殷代の天子”、 “夏文”这样严重错误的历史学术语比比皆是，显示出了作者在历史考证能力乃至一般历史常识中的薄弱。以下简略介绍并论辩一下《支那上代书史》着笔墨的几处要点。
一、《始制文字图》。油画图版，印于扉页，画下有“始制文字图（油绘不折画）”字样，无说明。可知为中村不折自己创作的作品，其创作时间已难考证。画面中部，一个身穿古代埃及服饰的旅人正在展开一张纸卷，身后是白马，右侧三名官吏形象的中国人正在弯腰仔细研究纸卷上的文字。
前文说过中村氏以画家身份研究历史，在考证方面必有其不足之处，作此推测当不过分，因为画面的形态塑造中就出现考证方面的错误，例如1、中方冠吏的装束属于唐代文官服饰，其中双头介帻的出现时期当在中唐以后，这与参考古埃及壁画所设计的埃及旅人装束在时间段上并不符合；2、背景右面的中式建筑具有斗拱结构；3、此建筑的窗格样式，根据明代计成所著《园治》中的分类属于“套方”式。这些细节在本书所标榜的商代以前的时期，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二、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态度。明治大正时期的日本文人，对于本国国力的蒸蒸日上抱有强烈的自豪感之余，相当一部分人因此而对于中国的落后表现出相当程度的鄙视。其中研究中国学的学者虽然不至鄙视中国，但是其研究的态度和眼光也不免受到影响而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具体表现在由仰望的、崇敬的学习转向了平等的、公事公办的研究，从而对于中国不再抱有亲切之感。这其中甚至包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好之成痴的富冈铁斋，在他听说1905年日军攻占中国旅顺之后，也“在御苑南门前三呼帝国万岁，其声据说震天动地，他的政治观点可见一斑。”⑤ 富冈铁斋的这种举动体现了当时日本文人的普遍心态。
中村不折的汉学观即是属于这种类型，不否认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之心是出自真挚的，因为在他的另一部著作《魏晋唐小楷研究》中在评价钟繇书法时曾经发表过这样的一番感叹说：
文明进步是惊人的，在新疆和甘肃地方，汉魏六朝的真迹的大量出土，使得我们这辈人所能获得的这些墨迹在数量上并不见少于唐宋时人，这是何等幸运的事。
但是，在他的思想中偏向于褒日贬华，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在“书史”章节的“起元”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村氏在全书的一开头就对于日本史和中国史作出了这样的一番比较：
我们大日本帝国是由一系的天子所统治，连绵了三千年的历史至今依然雄踞世界，这是不可思议的。与此相比，同属于东洋黄色人种的支那国开国五千年，经常轮换不同派系的天子统治，他们的国家存在至今日，文明不断被其他不同肤色的人种所蹂躏，乃至于毫无特色，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段话虽然以平等的、比较研究的面貌出现，但是以“大日本帝国”三千年的一脉相承与“支那国”五千年的备受蹂躏相比较，这种比较内容本身的褒贬涵义和偷换概念中的不对等却是显而易见。这说明中村氏的态度是倾向于贬低中国的，这也是他会在著作中提出这种观点的原因。
三、出于对肯定日本文化以及肯定作者作为书法家自身价值的需要，肯定中国文字是源远流长的、并且肯定六书的构成原则是科学的：
六书原则中的象形就是指这些象形文字，会意则是指会意文字，这些文字的原则经历了四千年并没有混乱……
认为虽然经历了悠久的岁月，古老的六书原则却没有丝毫混乱，中国文字数千年的传承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但是经历了悠久的历史，在对中国文字史的认识上出现了错位。中村不折注意到，现代的文字与创始时期的文字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对此中村氏举例说，甲骨文时期的一千余字至今依然流传的不到五分之一，而《康熙字典》中的文字十之八九也是甲骨文时代所没有的。这种文字认识的错位引起了中村不折对于“支那字发生の真因”研究的怀疑和兴趣。
四、简单介绍文字起源的传统认识和传说、埃及建国以及“三角塔”⑥ 的部分史料，这一部分没有什么创见。
五、探讨古代中国和古代埃及具有地理上的交通往来，这一点可说是成就本书论点的根基。然而在此的这一段讨论是有问题的，因为中村不折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结论是完全通过推论和想象得来的，中村不折在此处这样说：
史学家们已经考证出，印度和埃及五六千年以前已经有所来往。这样看来居于同一块大陆、同一纬度的各国人民之间有所交流也不难想象。支那应该就是这个交流圈域中的一个国家，埃及、阿尔及利亚、希伯来、支那之间有相互通商贸易行为的存在也并非不可能的。
此后马上就煞有介事地大谈埃及与中国之间的陆路交通主要依靠马和骆驼的问题。中村氏于此甚至信誓旦旦地断定这种陆路交通的枢纽在甘肃、新疆一带，原话是：
……时至今日，甘肃和新疆的土著依然依靠他们优秀的马和骆驼与土耳其、阿富汗、俄罗斯等地方交通往来。那些上古时代的充满冒险精神的勇敢民族之间相互往来、交换文明的果实也就同样是不难想象的事了。
此处的伏笔亦为全书最大问题之一的所在。
六、提到了埃及与中国之间的陆路交通主要依靠马，马的问题可以说是中国书法史中的一个具有特殊寓意的暗号。中村氏在此将问题引到“龙马负图”的讨论上，而正式开始了文字发源的探讨。根据前面已经得出的结论（埃及和中国以骆驼和马为主要工具通过中亚细亚的交通干道保持接触），故而中村不折对于龙马负图这一文字发展史上的公案提出了这样的解释：
……古文献中记载河中龙马负图的传说。今天我将之解释为中亚的国家依赖马和骆驼的交通系统向邻邦输送货物的同时也一并出口了文献。因为在支那的古代，马和龙是同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埃及或者巴比伦的文字偶然进口的情形，解释了支那文字为什么会诞生。
这就是说， “龙马负图”其实乃是对于古代中国以马匹为主要交通工具接受埃及舶来物品的一种暗示。中村氏在此特地补充说明在中国古代，龙和马的概念是相通的，这点倒是事实。⑦ 然而在这里提及这一实无必要的历史学研究结论无疑是出于增加文章学术严肃性的某种考虑。
七、甲骨文与埃及象形文字的比较。中村不折在此绘制了一张对照表，在此表中，他选取了人、女、目、山等表达基本名词含义的十九个字进行了比较。单从这张表上来看，这两组十九个名词一共四十个字（“日”字各列举两种）的字形确实十分相似，但是以此表格作为论据，在学术上还是不严谨的。作此结论的原因有二：
1、所谓象形，必然有某个参照物在先，诸如人、山、日、月等表现明确有形之物的基本名词出现雷同不足为奇，各种文字处于象形阶段，其处理方式大同小异。不光中国和埃及，已知的诸如闪米特、古代非洲和中国某些少数民族的原始文字（如东巴文）中出现的相似字形也是车载斗量。
2、表格中所列文字非原件影印或拓印，而是中村不折自己（为不折笔迹）手工描绘而来，未免难以取信于人。很容易引人怀疑到中村不折在抄录这些文字时的客观公正。况且第三字“目”的埃及象形文字，字形肯定不对；第六字“巳”非名词而是表时间的数词，中国和埃及历法不同，很难想象两国古文字中能找出此字相同并予以比较。
八、论六义之适用于埃及象形文字。此间作者煞费苦心，将埃及古文字以六义规则一一对号入座，在此不必赘述。然而这个结论的得出不免有刻意经营和牵强附会的痕迹。虽然中村氏在此一反常态、对于“埃及の六义”的解释竟无夸大其词，然而以埃及文字符合六义规则来证明本文论点，依然无法成立。原因是其中偷换概念者如下之二条：
1、指事、形声、象形、会意、转注、假借六义，为非字母的文字系统发展之必然途径，因此埃及文符合六义规则，实不必大惊小怪。
2、以为六义为中国所特有、中国人为此洋洋得意，支那人经常宣称支那文字完全是支那所创制，认为六义是支那所独有而他国绝对没有的这个论据不知中村不折由何处得来。因为综观古书，好像很难找到关于六义“中国有而别国没有”或“中国有而埃及没有”之论述。故而中村氏的结论在此逻辑上难以成立。
九、专论殷周之文字、兼论书体。此部分包括拓片图版二十二幅，此部分无甚创见。
解读《支那上代书史》文化阴影中的不平衡感及其抗争
一个必须注意到的事实是，古埃及象形文字之所以能吸引作为画家的中村不折，其中之一的重要因素就是其强烈的图像性，而图像性和图像化这一特点，可以说是解读日本书法现代化（也就是脱亚入欧过程）的钥匙。这样，综合前文，我们现在可以对于《支那上代书史》及其所处时代纷繁芜杂的具体理论情况中清理出如下的三条结论：
1、出于脱亚入欧的需要，日本必须试图尽量与西洋拉近距离。这一点可以通过研究古埃及文字部分地实现。
2、实现了政治领域的富强以后，日本亟欲推翻中国在亚洲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影响，使自己从中国文化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3、以中村不折本人的职业画家身份，在传统的考证研究方面没有任何优势，唯有另辟蹊径。
中村氏治学如此牵强附会，虽然令人哑然，但是细究之下，还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即是：为了响应全面脱亚入欧的时代任务，日本书法也必须从内部开始实现其本质的变革，而在书法理论上的推陈出新也就成了这种变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力组成部分。因此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村不折论中华文字之起源于埃及的第一个立足点在于，出于脱亚入欧的需要，日本必须试图尽量与西洋拉近距离。
众所周知，埃及作为北非地理的枢纽，在希腊古风时代、亚历山大时代、罗马帝国时代、圣经时代乃至于拿破仑时代、伊丽莎白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一直与欧洲的发展结有不解之缘。拿破仑时代以后，以商博良为肇始的埃及学在欧美学术界一直方兴未艾，成为如日中天的显学。中村不折将中国文化与埃及文化拉近，也就在同时缩短了日本和欧洲的距离。
这样，以法国、英国对于埃及学的深入研究为楷模，日本的汉学也取得了世界性的地位，在学术模式上具有了跻身于世界强国的资格。根据中村不折自己的设想，日本对于中国的发掘研究，是能够与英国对于埃及的研究相提并论的。因而他在行文中自然地对于将日本和英国进行比较表现出了相当的兴趣，例如他在论大篆时说了这样一句话：
……大日本和大英帝国是很相似的……
我们且不论中村氏的这种攀比是否仅仅为一厢情愿而已，不能忽略的一点是，英国与埃及之间的关系是占领国和殖民地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的模式下，进行微妙地对号入座，而将日本等同于英国，将中国等同于埃及，这种耐人寻味的联想在当时的日本朝野应该是相当卖座的。
对于这种亚洲特色的门罗主义，我们可以参考日本历史学家薄井由对于东亚同文馆研究中所列举的某些史实。必须指出的是，近卫文麿所创立的同文馆，其性质是社会学研究的、它的感情定位是至少他们自称是对于中国友好的，然而即便如此，当时为了“中国富强”和“亚洲富强”而含辛茹苦的日本学生心目中还是或多或少地带有这种“亚洲发展是日本的责任”方面的思想。例如薄井在采访一个名叫丸山文彦的人（同文馆第四十六期学生）时，丸山这样说：
我对于支那的印象是个很富饶的大地，当时在日本的学校对于学生就是这么教育的。支那虽然是个大地方的，但支那人不知道该怎么利用这富饶的大地，所以，日本人应该到支那去教给支那人，把富饶的大地充分地利用好，这是日本人的任务。日本政府有个愿望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人作为一个领导，在支那指导中国人，这是一种国策。……当时日本人对中国有了特别的感情，所以叫支那。……⑧
薄井接着问他说这种国策在感情上会不会包含着对于中国的蔑视之意。丸山犹豫地回答说：
会有的、会有的，支那……还叫Chan Koros。⑨
结论的另一方面，中村不折的这种观点以及其对华态度是符合其时日本朝野的普遍心态的，所以在当时应该是受到欢迎的。这种普遍心态的一种表现是，亟欲推翻中国在亚洲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影响，使自己从中国文化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这一点也成为了研究近现代日本文化心态的一条重要线索。我们可以参考《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一书中，溝口雄三对于洋务学者津田左右吉作出了如下的诠释：
另有一点值得重视的是，他根据反始祖论、反一元化的普遍性而完成的对中国的区别看待，是通过以对“儒教”的区别看待为轴心兼有对日本的区别看待来实现的，这是津田支那学的特征。或者应该说，他为使日本（从“始祖”中国）脱离出来，而对中国（与日本）进行了区别看待，……换言之，津田使中国独立的同时，也使日本独立了。津田自始就认为， “世界是一个。同时日本是独立的。”（《亚洲不是一个》）……⑩
日本出于对中国文化的自卑之感、为了追求莫须有的公平而逞一时口舌之快古已有之，例如《隋书·列传第四十六·东夷传·倭国》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段话：
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这其中的倭王多利思北孤就是日本历史上的圣德太子，而这个遣隋使者名叫小野妹子，乃是京都六角堂小池塘旁顶法寺的一个僧人。
然而至于20世纪，亚洲的国家发展状况已然今非昔比。日本国力藉由维新和洋务得以蒸蒸日上的同时，清政府却日益腐败，国内民生凋敝，危机四伏。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便是在精神领域，出于亚洲国家普遍讲求强富的呼声，对于文化的关注重心发生了转移，先进落后的区别也相当明显。不消说东人对于这种文化优势的转换是无比自豪的。明治三十八年元旦的《中央公论》上，曾经刊出一个叫寺田勇吉的人写的一篇题为《清朝留学生问题》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说：
往昔我国以彼国为师，如今却地位逆转，乃至出现如此多的清国人不分在国内还是国外，孜孜学我日本之盛况，这正是我国民以血和泪换来的成功，或者说正进一步走向成功。而其功效则主要又来源于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11)
寺田氏“以血和泪换来的成功”的提法或许有言过其实之处，但是这也显示出了一方面的隐藏信息即是，日本人对于千百年来效仿中国，其心态并非心悦诚服，而是无可奈何，因而在精神上所承受的压力是巨大和沉重的。无怪乎津田左右吉在《什么是东洋文化》、《支那思想和日本》两部著作中要踌躇满志地宣称：“日本得以现代化，而支那则落伍于现代文化世界”、“世界文化，即所谓的西洋文化”。(12) 寺田勇吉和津田左右吉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时代自豪感绝非夸夸其谈，因为千百年来中日之间先进和落后的发展对比，至于19世纪中叶以后洋务时代的开始，已然完全倒置。
然而这种扬眉吐气仅限于洋务和新学范畴，传统的汉学却无此殊荣。因为日本文化在历史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从中获益，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由此，日本洋务时代的汉学界所面临的痛苦就是，不能够跟上时代的潮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专业范围内、从对中国的尽可能否定和蔑视中获得自我肯定的快感。因为日本汉学是完全建立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石上的，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全盘贬低预示着他们自己（日本汉学）也将再难获得立锥之地。
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对于传统汉学的排斥和鄙夷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看法并非信口开河，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书法家、学者杨守敬的笔记，根据《日本访书志·缘起》中的记载，截至于杨氏动身赴日时为止， “日本维新之际颇欲废汉学，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尔时贩鬻于我土者不下于数千万卷”，(13) 日本汉学已经处于苟延残喘的严重艰难境遇之中。因此在日本汉学经籍被弃如败履之机，前往寻求其中珍本，也成为了杨氏此次东行的目的之一。
这种贬低汉学的历史责任感以及发扬汉学的专业责任感相互矛盾、进退维谷的状况，逼迫着日本汉学界在举国高涨的贬华呼声中保持冷静的心态，并且做到另辟蹊径。
可见以埃及文字作为中国文字的母体可以说乃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战略需要。以一直为日本人所嫉妒的、中国文化的原创性为目标，中村氏的立论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于这种原创性的质疑，实现了对汉学的贬低。对于这一点，中村不折自己在“埃及の六义”中说：
支那人经常宣称支那文字完全是支那所创制，认为六义是支那所独有而他国绝对没有的，然而没有想到埃及文字也具有六义的特征。
而日本文化在某些意义上（例如同为一个母体的不同继承方式）也上升到了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地位。
结论的最后一方面，中村氏作此论定尽管已经冠以“中西文化比较”之名，然而以传统保守的汉学观点看来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异端邪说，显然具有哗众取宠之嫌。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村不折应当是被排除在“汉学家”这个阵营之外的。中村氏青年和中年时代的绘画学习生活安排得相当紧凑，(14) 我们姑且认为这其中当无深研汉学的时间，且不争论这种推测武断与否，在结论上，中村不折肯定不是汉学的学者，至少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哗众取宠是中村此文的重要特点，事实上这也可以说是中村氏作此文的目的所在。以中村不折的职业画家身份，在传统的考证研究方面没有任何优势，唯有另辟蹊径，这一点不足为奇。不排除中村氏兴趣所在，对于中国书法具有一定认识，但是不难想象，西洋画画家出身的中村不折在饱学的汉学家眼中看来显然是属于比较没有知识的一个阶层。然而藉由这一篇七拼八凑的所谓书法史著作，他却是以文字学界大家的面貌出现，并且平起平坐地（甚至居高临下地）臧否正规训诂学者，这对于中村不折而言其收获不可谓不大。
例如他在埃及六义说中就曾经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这样为自己摇旗呐喊：
……认为支那文字与埃及文字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观点至今依然属于孤军奋战。一向以来的汉字学者完全依赖从支那的古文着手研究，对于外国的史实始终存在着某种偏见，从来不会从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来发掘问题。
可以说把传统的汉字训诂学者一网打尽。又例如在“书体论の決算”中，对于日本书法文字学界在理论方面唯中国马首是瞻、考证方面不务实的情况则作出了这样的批评：
……现有的文字学理论经历了汉魏六朝和唐宋元明清前后持续了两千多年，我国的书家大都受到这些理论的影响。此外无人提出新见解。……然而所谓现象应该来自于第一实物的目睹。无视实物的研究而仅仅在古书之中摸爬滚打，所以无怪乎他们的言论比起实际范围来说狭隘了很多，且充斥着牵强附会。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此论中中村不折反而认为别人牵强附会。
这样，在东京书道博物馆成立以后、乃至于包括《支那上代书史》在内的一系列书法史著作(15) 面世为止，中村不折在日本书法和文字学界的地位已经根深蒂固、不可撼动了。
注释：
① 陈振濂，《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安徽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
② 同注①，第104页。
③ 本文相关引文原文均来自于中村不折著《支那上代书史》，雄山阁发行，昭和九年（1934）十月廿日。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收藏号741·4044·5041。译文由笔者给出。
④ 现列举其目录如下：
书史
起源
支那文字的创造者
埃及的建国
论埃及文字和支那文字的相似性
埃及的六义
商代文字
青铜器
八图的说明
龟甲和兽骨的发现
甲骨发掘地点的考证
甲骨出土的地域
断定龟甲和兽骨是商代遗物的六条证据
甲骨文中显示出来的商王名字
龟甲兽骨的主要特征及其文字的主要特征
卜辞中镌刻的文字数量及其性质
论卜辞文字是隶书的前身
商代的书法
周代的文字
……（以下为二十二篇金文拓片，于此省略）
再论商周的书法
古人的书体
甑丰创造的汉字六体
四体的书势
《唐六典》中的汉字五体
论汉字十体
有关书体之结论
夏代的文字
商代的文字
⑤ 刘晓路，〈吴昌硕和富冈铁斋〉，《近百年中国画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199页。
⑥ 即金字塔。
⑦ 可以参考王充在《论衡》里说过这样一句话：“世俗画龙之象，马头蛇尾。”以及《周礼·庾人》中就说： “马八尺以上为龙。”
⑧ 薄井由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第139页。
⑨ 一种蔑称，类似于“东洋鬼子”、“小日本”这种称呼，但是很少有人用。
⑩ 《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第105页。
(11) 转引自吕顺长著《清末浙江和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9页。
(13)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续修四库全书》，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收藏号081·2760·2·0930.
(14) 陈振濂教授《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中的记载，中村氏的简历是这样的：
1866年出生；
1883年学习南画与书法；
1887年拜小山正太郎为师；
1891年开始学油画；
1895年与俳人正冈子规一起作为随军记者，
赴中国；
1901年赴法国学油画，三年后返国。
(15) 此外中村氏还著了《魏晋唐小楷研究》等书法著作。《魏晋唐小楷研究》与《支那上代书史》属同一丛书、同一出版机构、在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的藏书中同一收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