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的“诺贝尔奖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贝尔奖论文,情结论文,中国科学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海内外科学家一而再、再而三的鼓动，“冲击诺贝尔奖”成了中国科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国提出“向诺贝尔奖进军”体现了中国科学界积极进取、追求卓越的态度。但是，也提出了一系列有趣而又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科学家是否做出过杰出的成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奖无缘？为什么中国现在会出现诺贝尔奖热？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从而探讨中国科学发展的症结所在这一根本问题。
中国是否做出过诺贝尔奖级别的成就？
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尚未走进诺贝尔奖的殿堂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做出过显著的成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家董光璧在世纪之交选择了二十世纪中国人做出的十项最重要的科学技术成就。它们是：
●1928年裴文中发现“北京人”头盖骨；
●1930年赵忠饶关于电子－正电子湮灭现象的实验；
●1947年华罗庚发表组合素数论；
●1959年王淦昌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
●1964年进行第一次原子弹试验；
●1965年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合成牛胰岛素；
●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96年袁隆平进行籼型杂交水稻试验育种；
●1985年在云南澄江发现化石群；
●1995年发现地球的内核比地幔旋转得快。
然而，诺贝尔奖并不奖励古生物学、数学和地球科学，原子弹爆炸和人造地球卫星升空并非中国首创，杂交水稻在理论上没有新的突破。于是，在这十大科学成就中就只剩下两项物理学的发现和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了。无庸置疑，这些发现是相当重要的。
1930年，物理学家赵忠尧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作研究生时通过正负电子对湮灭实验第一次捕捉到正电子，成为世界物理学界第一个观测到正反物质湮灭和第一个发现反物质的科学家。继赵忠尧之后，又有俩人做了这方面的实验，一个没能重复出赵忠尧的结果，另一个没有观察到赵忠尧实验中出现的软伽玛射线，这就引起了科学界对赵忠尧的研究成果的怀疑。与此同时，两位在当时颇有影响的物理学家在评述电子对湮灭这个重大科学发现时，竟错误地把那两篇没有能重复出赵忠尧的发现的论文当做是赵忠尧的工作，以至混淆了视听，进一步影响了科学界对赵忠尧的重大研究成果的评价。后来证明那两个实验一个是做错了，另一个是仪器的灵敏度不够。倒是赵忠尧的同学安德逊受此启发，于1932年在宇宙线的云雾室照片上观察到了正电子的径迹，并因为发现正电子这项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获得了1936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直到半个世纪后诺贝尔奖评审情况解密之后，人们才了解到上述离奇之错致使赵忠尧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另一项物理学的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是1960年由物理学家王淦昌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建立的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获得的。这是实验上第一个发现带负电的超子，它填补了粒子—反粒子表上的一个重要空白，使理论上关于任何粒子都存在其反粒子的预言得到进一步证明。而王淦昌在动荡的抗日战争期间的另一项重要发现，也许更接近诺贝尔奖。1941年，王淦昌设想用观察轻原子K俘获过程中的核反冲方法来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王淦昌无法进行自己所设想的实验。不得已，他只好把自己的设想写成论文，先是投到《中国物理学报》，但因为学报没有足够的经费印刷那复杂的科学公式，王不得不转投到美国物理评论，并于1942年1月发表。半年后，美国科学家阿伦根据他的方案，用实验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阿伦在论文中明确说明了他是采用了王淦昌的建议。所以，这一实验又被称为“王淦昌——阿伦实验”。后来莱因斯用强大的核反应堆作实验，终于比较精确地测得了中微子的存在，并因此获得了1995年诺贝尔物理奖，而最初的测试方案的设计者王淦昌却被晾在一边。
而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是1958-1965年间由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合作攻关取得了。这一“世界第一”受到世界科学界的重视，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专门报道了这一成果。1966年底，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堤色勒斯访问中国，对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评价很高，人们很自然地把他的来访与物色诺贝尔奖候选人联系起来。但当时文化大革命已在中国搞得热火朝天，知识分子已被批倒批臭，中国拒绝了堤色勒斯推荐科学家角逐诺贝尔奖的邀请。文革后期，杨振宁旧话重提，向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推荐这一成就，瑞典方面愿意考虑杨振宁的提议，但这一次中国为了搞平衡，推荐了四个人，而诺贝尔科学奖的评选规则明确规定其单项奖一次最多不超过三人。所以中国科学家最终还是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上述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就认为他们一定能获得诺贝尔奖。
诺贝尔科学奖为何无缘中国？
以人数计，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却不能与之相比。在上面提到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的两项科学技术成就中，只有胰岛素的人工合成是在中国本土实现的。
尽管许多科研课题的鉴定评语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研究人员及其评审人员都心知肚明，这是言过其实的，事实上科研成果属于世界第一流水平的还是凤毛麟角，从1989-2001年六届中国自然科学奖四届没有一等奖，说明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缺少原始创新，没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发现。
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出版的科学引文数据库的统计，中国在2000年被该数据库收入的论文数列世界第八。尽管这与1985年的第二十五位相比有显著进步，但中国科学家的论文数仅相当于日本的三分之一，英国的四分之一，美国的十三分之一，而且被引用的次数低得多。中国科学家所发表论文的杂志的影响因子也低。虽然中国科学家也开始在《科学》(Science)、《自然》(Nature)等杂志发表论文，但主要在于古人类学这一不属于诺贝尔奖颁奖范围的领域。
低质量的研究至少于国家和企业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低投资有关。1999年，美国研究开发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达到2.79%，甚至韩国也接近2%，而中国的这一比例在上一个十年一直在0.5-1.0%之间徘徊，为世界最低水平之一。1995年，国家开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出到二十世纪末把研究开发占GDP的比例提高到1.5%。但是由于缺乏实际措施，这一目标成了空头支票。低水平的科研投入使得中国的科学技术竞争力不升反降。根据在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的《世界竞争力报告》的结果，中国的科学技术竞争力1998年为该报告所研究的四十七个经济体中列第13位，1999年为第25位，2000年更下降到第28位。低水平的研究开发投入，中国实际上限制了其在不远的将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
政治对科学的干扰
政治对科学的侵蚀是不争的事实。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就对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的打击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而中国却在那里批斗学术权威，焚烧科研成果，一大批科学家与其他知识分子一起被贬为“臭老九”，他们不但失去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力，有的甚至丧失生命。文革的一个严重后遗症是耽误了一代年轻科学家的成长，使得中国的科学事业不但不能继往开来、而且产生后继乏人之虞。另外，上述提到的二十世纪中国十大科学成就中，原子弹试验成功和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升空也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
传统文化是束缚中国科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既包括儒家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妨碍了中国科学家的思维，也包括中庸之道使得中国科学家缺乏创新精神。同时，中青年科学家施展才华的机会太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很深，老师在场，学生不敢说话；老师不署名，文章就发不出去。据说，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陈竺在有老院士在场时发表意见也不得不小心谨慎。李远哲获得诺贝尔奖后他的老师吴大猷曾说过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李远哲如果在台湾，我可以断言，他是不可能获诺贝尔奖的。”李远哲本人则说：“我在美国三十年，学会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与人平等相待。”长期以来，由于受这种历史包袱的影响，中国的科学界一直没能形成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风气，没有形成尊重中青年科学家的创造力的观念，这是很令人遗憾的。另一方面，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以及稀缺资源与职位相挂钩，青年科学家不得不离开研究第一线，转而从事科学管理工作。不少走上管理岗位的科学家每周用于科研或指导学生的时间可能仅仅是周末或晚上，同时他们也不可能有时间接触世界科学文献。这并不是说科学管理不重要，但是富有创造性的科学家脱离科研的后果有可能意味着他们的科研生涯的终结。
缺乏合适的研究环境
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和崔琦六位中国血统的诺贝尔奖得主中，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在国内上中学，中学毕业后进入西南联大学习，此后又都留学美国，并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丁肇中、李远哲和崔琦分别从台湾和香港的中学毕业后赴美留学；朱棣文虽然在美国出生、长大，他父亲也是中国留学物理学家。由此可见，华裔诺贝尔奖得主的基础教育主要是在中国完成的，或者受到中国教育传统的熏陶。杨振宁曾不止一次提到当年的西南联大虽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学术风气浓厚，作为大学低年级学生的他就聆听了不少从欧美学成归来的物理学家的讲座，接触到最新的知识，对他到美国后的学习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几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成名都在美国。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打基础固然重要，但是出成果的关键还在于有一个良好的软、硬环境，如先进的实验设备、高明的导师、浓厚的学术氛围等。正因为当时中国不具备这些条件，所有只有出国留学、利用国外的优越条件，才可能在一些学科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创造出举世共认的成果。那些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出国留学并在国外做出成就者走的也是这条道路。
另一方面，中国的研究环境也确实限制了那些曾在国外取得成就科学家的创造性。如赵忠饶的学术生涯的顶峰是在国外取得的。而杨振宁也承认，如果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回国的话，他也不可能取得诺贝尔奖，因为他不可能知道国外关于对称守恒的争论。同样，如果崔琦没有随其父母在1953年移居香港，他也肯定不能取得该项殊荣。这也许可以用“南桔北枳”来描述。
不同的价值观
另外，诺贝尔奖主要着眼于基础研究，推崇的是小科学而不是大科学。而中国实施的是主要大科学计划，统一协调全国的科学技术人员，这其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有相似之处。比如“两弹一星”研究调集了全国的优秀人才，用组织工程的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还有一个体制和观念上的问题。诺贝尔奖自己申请不行，政府推荐也不行，它必须由同行科学家推荐。前面提到的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之所以没有被推荐成，其原因就是中国科学家不能心平气和地评出对此研究作出最大贡献的三个人的缘故。这里涉及到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我们知道丁肇中获得了诺贝尔奖，而在他手下工作的有几百人。科学共同体的价值观认为，新的思想是谁提出来的，并且确实是在他的新思想指导下研究取得成果的，就承认是谁的成果，非常尊重首创精神。凡此种种说明，中国至今未获得诺贝尔奖之很自然的。
提出进军诺贝尔科学奖的背景
据统计，一般立国三十多年便会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前苏联1917年立国，三十九年后获得了第一个诺贝尔奖；波兰四十六年；巴基斯坦二十九年；印度三十年；平均是三十五年。中国建国已经五十年，诺贝尔奖对中国科学家仍然很遥远。中国科学界的领袖人物显然感到了一种紧迫感。
为此，中国科技部从1998年开始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与发展规划”，准备在五年时间内用二十五亿元支持五十个左右课题，其目标一是围绕农业、能源、信息、资源与环境、人口与健康、材料等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自身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提供解决问题的理论依据和科学基础。二是建立一批体现科学发展水平和综合科技实力、国际上有一定地位、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深远影响的重大科学工程。三是部署相关的、重要的、探索性强的前沿基础研究。四是培养造就适应21世纪发展需要的优秀人才。五是建设一批承担国家重点科技任务的高水平科研基地，形成若干跨学科的综合科技中心。很明显，这个规划的潜在目标就是冲击诺贝尔奖。
但是，提出冲击诺贝尔奖的真正原因恐怕并不仅仅于此。虽然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和崔琦的得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功劳。自从七十年代末中国打开国门以来，已有三十二万留学生出国留学。尽管国家采取种种措施和优惠，包括中国科学院实施的“百人计划”和教育部的“长江学者计划”，来吸引留学生回国，仍有二十多万尚未回国。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统计，在1986-1998年间，大约有两万一千六百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获得美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其中一万七千三百人滞留美国。一位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神经生物学家估计，在有三百人左右的中国生命科学家为国外主流学术社会所接受，得以在高质量的学术机构领导自己的实验室，每年有相当数量的科研经费。他们中只有五人回国，而这五人又不是这三百科学家中的前百分之二十。在《科学》(Science)、《自然》(Nature)等著名杂志中，带有中国姓名特征的作者的论文几乎每期可见，但他们大多供职于欧美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有识之士指出，他们当中不乏出类拔萃者，有可能在二十年内象杨振宁、李政道那样登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但他们的成就并不会为中国带来太多的荣誉，反而说明需要更多的检讨。
中国科技发展路途遥远
虽然“中国冲击诺贝尔奖”这一话题表达了中国科学界要在诺贝尔奖方面实现“零的突破”的急切心情和对中国基础科学发展现状的乐观估计，但是这一提法本身就缺乏科学态度，可以说是一个情绪化的口号。诺贝尔奖实际上不是靠一时的冲击就可取得的，也不是象组织“两弹一星”那样攻关出来的。对于一项原始创新性的科学发现，而且必须是世界第一的，其成功与否及何时完成是谁都无法预见的。杨振宁曾说，得诺贝尔奖是可遇不可求的。其实，不只是诺贝尔奖这一级的科学发现，其他任何创新发明也是如此。因为科学发现除了社会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技术水平、文化传统等）和科学家的才智之外，还有机遇的因素。在科学史上有许多重大发现是在偶然中得到的。
说现在冲击诺贝尔奖正此其时，也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观点，是缺乏科学论证的主观看法。建国以来，中国科学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建立了完整的科学研究体系，培养了一批批科学研究人才，但是如前所述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从笔者与中国科学家的接触中了解到，中国科学家要获得诺贝尔奖在可见的将来希望渺茫。对于中国基础科学来说，提出争取诺贝尔奖正面效应应是巨大的。它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可以将科学家们的情感上升到崇高的境界，从而产生相当大的动力。当然，这不是终极目标。使中国基础研究在世界科学舞台上占有重要一席，支撑东方古老民族的再度辉煌，这才是最终的目标。然而，从根本上来说，目的是一致的，实现诺贝尔科学奖“零的突破”，甚至获得较多的诺贝尔奖，必将使中国科学在国际上占有重要一席，而占有重要一席，必然会有诺贝尔奖产生。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当务之急是要重视如下问题：
首先是加大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中国的科教事业发展，各方面的制肘很多，科教的投入，不像有的投资能够立竿见影，科教的投资也不是每笔都能赚钱的，短视的政府就很容易找到理由只把它说在嘴上，而不落实到行动上。有识之士认为，中国要以“科教兴国”，首先得“国兴科教”，也就是政府拿出实际行动支持科技和教育、尤其是基础研究。添置先进的实验仪器、聘请一流的学者、订阅国外期刊、甚至使用国际互联网，都取决于足够的投入。加大对科教的投入还包括改变目前知识分子的相对贫困现象。这种投入的增加不是靠一时的“计划”，而必须是长久的。
其次，给科学家一个自由的空间。中国从建国后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让人心寒的地方实在数不胜数。虽然在这一方面，自然科学受到的冲击要小一点，但谁又能否认诸如批判“共振论”、“摩尔根遗传学说”和“相对论”对科学家的冲击、对科学发展的阻碍。给科学家自由的空间，还必须让他们能自由选择科研题目，而不是让他们跟着决策人物的鼻子转，去从事一些具有所谓“显示度”的重大项目，实践证明，科学研究中的重大创新是不能用政治干涉、行政命令和规划来实现的。
第三，不拘一格用人才，为人才提供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国科学人才可说是捉襟见肘，中国的科技体制，根本无法让杰出人才、尤其是青年科学家脱颖而出。而科学发现的最佳年龄的分布规律表明，历史上重大的科学发现和重大科学成果的发明者的年龄大都在二十五—四十五岁之间，峰值为三十七岁。据不完全统计，百分之八十五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年龄在这个最佳年龄区。六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获奖时李政道三十一岁、杨振宁三十五岁、丁肇中四十岁、李远哲五十岁、朱棣文四十九岁、崔琦五十九岁，但后几位“高龄”获奖者都是在四十岁左右完成其杰出工作的。对此，杨振宁认为：“中国科学有无希望，就在于中国的中青年科学家有没有发言权。”大陆为了鼓励海外学人学成归国，制订了相应的政策倾斜措施，学成回国的人，在住房、提职、资金等多方面给予优惠，吸引了一些人才。但由于缺乏上述两方面的保证，一些在海外出过成绩的青年科学家，到了国内就成了庸才，所谓“桔生淮南则为桔，生淮北则为枳”，颇为令人担忧。为科学家成材创造良好环境刻不容缓。
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中国冲击诺贝尔奖才不至于是纸上谈兵，再加上中国科学家脚踏实地的努力，获得诺贝尔奖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未来必须从今天开始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