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古典货币看当代西方货币理论_凯恩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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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洲古典货币观点

马克思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1〕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年)生活在路易十四“联即国家”的极权统治时期。路易十四好大喜功,任用财政大臣柯尔贝尔专事聚敛金银。相信柯尔贝尔一国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着该国的军事和政治实力。他发现法国流通的金银数量是有限的,为了致富就必须从其它国家掠夺贵重金属。他积极推行牺牲农业、发展手工工场和海上运输的重商主义政策,国力一时有所增进。但路易十四倒行逆施,对欧洲盟国接连发动四次娇饰虚荣却连遭败北的战争;耗费巨资建筑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宫中恒歌酣舞,了无虚日,这和广大农村凋蔽贫困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

布阿吉尔贝尔以大量事实揭露,由于当政者的盘剥和商人的贪婪,一切负担都落到小农身上。他谴责柯尔贝尔的财政政策:“货币成了万物死刑的执行人,货币向全人类宣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富有者顶礼谟拜的金钱,实际上完全没有用途,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它只能引起人们无休止的贪欲和朝廷的搜刮。他结论道:“金钱造成的祸害甚至远远超过那些恶名昭著、肆无忌惮的强盗”。又说:“将金银当作财富和幸福生活的唯一源泉是一个极端错误的学说。”〔2〕

为了世界安谧和社会幸福,他呼吁应保持商品生产而废除货币。马克思指出:“布阿吉尔贝尔虽然身为路易十四的法官,却既热情又勇敢地替被压迫阶级争辩”。

直面社会上出现的大量的无法替代的货币交易现象,他认为,货币的作用应该限于互相让渡的保证。即,货币是大家为了取得他们所需的一定量物品而同意互相付给并按照行市互相接受的一种可靠的保证。

法国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年)目睹路易十五任用英国人约翰·罗滥发纸币把法国经济推向崩溃。他抨击已经过时的重商主义是不考虑货币的真实用途,结果使农业国的经济组织整个陷于混乱。在其代表作《经济表》中,他把货币的作用归结为社会各大经济阶级之间进行交换的工具和支付手段。他反对货币沉淀,说:“凡是不生产的费用,可以任其自流到流通中去。”

西斯蒙第(1773-1840年)是法国古典学派的告终结者。他继承古典学派对重商主义的批判,痛斥政治上已经夺取了政权,经济上已逐渐占据垄断地位的大资产阶级。说:“纺织厂的厂主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工人工资,先从每天二十苏降低到十五苏,然后又降到八苏,这是厂主们用他们的新蒸汽机,新纺织机和一切新发明向工人开战”。〔3〕他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人民大众消费却随着生产扩大而减少,由于消费不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愈益尖锐,资本主义必将在自己造成的矛盾危机中被淹没。

马克思说:“西斯蒙第攻击大资产阶级正如布阿吉尔贝尔攻击货市一样。但西斯蒙第对货币的起源、本质和职能始终是模糊的。他仅看到货币是对价值概念的补充,是产品拥有者在期待出售时对自己产品的估价。

与法国隔海相望的英国,“圈地运动”还在持续,东西方新航路的开辟,美洲银产地的发现,产业革命的胎儿已在手工工场的母腹中躁动。海尔斯和斯塔福德眼见由于贵重金属的大量输出,国内铸造大量劣质货币,商品价格飞涨使他们深感焦虑。他们指出,劣币充斥市场会迫使优币退出流通领域并流向国外。

英国古典学派的开创者威廉·配第(1623-1687年)的著作表现了重商主义向古典学派的过渡。原来他曾把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说:“金银和珠宝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财富。”他推崇对金银的占有,说:“一个国家生产金银珠宝或者经营会使本国积累金银珠宝的产业,比经营任何产业都有利”〔4〕但以后,他和重商主义分道扬镳。认为金银和商品的价值都应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说:“假定有人从秘鲁地下获取一盎司白银并带到伦敦来,所用的时间和当地生产一蒲式耳谷物所需要的时间相等,那么前者就是后者的自然价格”。〔5〕他还论述货币应是便利交换的工具。指出, 近二十年英国货币没有减少,现有货币已足以应付管理完善国家执行任务的各种需要,他说:“货币不过是国家躯体的脂肪,过多会妨碍这一躯体灵活性,太少也会使它生病。脂肪润滑肌肉。”

现代西方货币数量论即滥觞于此。

马克思评论配第的《货币略论》说:“配第其它著中所包含的重商主义见解的最后痕迹在这里完全消失了。”〔6〕

大卫·休谟师法配第并发展成较系统的货币数量理论。他阐明货币代表商品,而商品价格取决于货币数量和用以交换的商品之间的比例。单是货币数量的增加于社会并无裨益,而只能引起物价腾贵和利息率低落。美洲大量金银涌入欧洲促使商品价格飞涨支持了休谟的见解。但市场金银充盈引起工商业空前繁荣又使他困惑,经过思考他解释道:货币增加开始时对社会是有益的,因为从货币增加到物价上涨之前还有一段间隔,这段间隔中金银数量增加有利于手工工业。

休谟不但否定了自己的货币数量增加于社会无益的结论,还启迪世人,货币数量增加虽然会引起物价逐一上涨,但劳动力的价格却因劳动者已满意于就业后获得的报酬而不会要求立即增加工资。凯恩斯的建立在牺牲广大劳动者利益基础之上的利润膨胀理论即发轫于此。

把英国古典经济理论推上新台阶的亚当·斯密(1723-1790年)追根溯源研究了货币的产生,说:人类社会自分工确立以来,各个时间为了避免物物交换的不便,有理智的人除了携带自己的劳动产品之外,还带有一定数量的某些物品,拿去和别人生产的物品相交换,任何人都不会见拒,这些一定数量的某些物品就是货币。这表明斯密还没有正确理解货币的起源。货币是商品生产、交换矛盾发展的产物,它不同于普通商品,而是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由于金银具有充当货币最合适的属性,所以马克思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7〕关于货币的职能,斯密说:“货币是流通的大车轮,交换的大工具”。把货币作用局限于流通手段就造成其理论的巨大缺陷。他没有认识到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承袭了斯密的货币价值和其它商品一样,都是由生产中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观点,说:“黄金和白银象其它商品一样;其价值与生产及运送到市场所必要的劳动量成正比例。”〔8〕他对流通领域所需的金银货币及纸币的数量进行分析。 他称赞纸币出现是一种进步,指出,流通中的金银货币数量任何增加会散布到世界去,如果流通的是纸币,则它只散布在发行这种纸币的国家以内。

李嘉图站在工业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滥发纸币和通货膨胀,说明纸币不断贬值的根源是过量发行。他批评英格兰银行用通货膨胀手段去任意减低每一个持有纸币者财产的价值,并通过提高粮价及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使领受养老金和固定收入的人遭受损害。他阐述所需要流通货币数量的原则:货币价值不变时,一个国家流通的货币量取决于流通中商品价值的总额,当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总额不变时,流通中的货币量则取决于货币单位的价值。由于在货币问题上一系列创见,他获得货币流通专家的荣誉。

李嘉图货币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他的稳定通货方案。为了防止纸币贬值,他建议应通过立法,规定银行发行纸币的限额;即每多发行一镑纸币都必须有十足的现金准备和无限制地兑换金银。他正告政府和银行,纸币过多必然刺激价格上扬,外国商品则乘虚而入,纸币持有人就会用纸币向银行兑换成金银,然后将金银输出国外,流通中的纸币减少,商品价格趋于正常;若流通中的纸币不敷需求,商品价格继续回落,商品只好出口以取得较高利润,换回的金银存入银行,银行有了较充裕的现金准备就可多发行纸币,商品价格又恢复正常水平。

李嘉图稳定通货主张,反映了产业革命时期工业资本要求发展经济的主张,具有科学性。所以马克思称赞:“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发展”。〔9〕

古典学派的学者们,一致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相信在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自发平衡中资本主义会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

二、当代西方货币理论

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突然崩溃为先兆的1929-1933年发生的震撼世界的经济危机,粉碎了古典学派在自行调节下资本主义可以在一种均衡的状态下发展的神话。1933年美国较危机前工业生产下降46.2%,德国下降40.6%,美国破产企业十四万家,德国六万家,资本主义世界失业人数达到五千万。危机又波及农业、信贷,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价惨跌,产品又大量积压,劳动者却无力购买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用品。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年)悲叹西方世界陷入了无边无际的泥淖中,在一架微妙的复杂机器控制下被搅得一塌糊涂。

但凯恩斯拒绝承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达到同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集中表现”〔10〕,他劝说世人,对资本主义前途要有信心。说资本主义患的不是老年风湿症,而是青春发育过速的神经阵痛。

1936年凯恩斯在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针砭古典学派自由放任的主张以及保持予算平衡,保持物价稳定和外贸平衡中取得发展的理论。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并非完全均衡,能自行调节的体系。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原因是存在失业大军,失业者无钱购买商品。所以必须抛弃古典学派转而采取国家积极干予经济的政策,以实现充分就业从而避免经济危机。

首先,他提倡运用赤字财政以打破传统的国家予算平衡。他说:“假设货币可以象农作物一样成长或象汽车一样制造,则不景气可以避免”。他分析,经济萧条时期国家收入本已锐减,若再压低支出,财政收入势必继续下降,社会经济定会堕入恶性循环;假若不因循守旧,可以大量借举债务,扩大投资以刺激社会投资欲望,社会某一部门获得扩大投资就会扩大生产规模,雇佣员工所得收入转而用于消费,又将刺激消费部门扩大生产并增加就业人员。如此连锁反应,他计算,原来投资虽然只占国民收入较小比例,但影响所及会使就业总量与各部门所得变动程度大大超过原来投资,即凯恩斯所称的“乘法效应”。为此,他告诉人们:为了扩大就业,应不惜钱财去建造金字塔,反复填挖已报废的矿井,甚至地震、战争、天灾人祸都可以增加国民财富和就业,使社会经济由萧条转为繁荣。

其次,他论证,经济危机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它又是由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构成的。他认为,投资需求比消费需求更重要。因此,他赞成通货膨胀。即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增发货币,压低甚至取消存款利率而扩大信贷,人为制造商品价格上涨,以迫使人们宁愿选择投资和现在就购买而放弃储蓄,最后达到扩大社会有效需求,使产品得以销售。压低利率和通货膨胀双管齐下,不仅可以变相掠夺居民原来储蓄的价值,也可促使产业资本家予期产业利润丰厚而继续扩大投资、从而扩大生产减少失业。凯恩斯处处为资产者设计。他提议不是减少而是略作增加劳动者的名义工资,以避免劳动者的抗争,由于生活必需品价格已经提高,实际是减少了他们的收入。

凯恩斯通货膨胀论一石二鸟,归根结蒂是使资本家强化剥削并向工人阶级转嫁危机。

其三,凯恩斯主张应维持外贸中的顺差优势以打破传统的收支平衡论。他指出,逆差会导致黄金外流,国内物价下降和生产萎缩,并出现严重失业。外贸顺差可将外国黄金吸引至国内,则物价上扬,失业减少,生产兴旺。凯恩斯声称他发现重商主义中包含不少科学真理。早被古典学派批判得体无完肤的重商学说,却被凯恩斯视为医治垄断资本痼疾的灵丹妙药。

凯恩斯主张的国家干预经济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垄断资本生产与销售的矛盾。因为任何社会不可能永远用不断扩大投资来生产更多的产品而不顾这些产品的最后销售。生产不可能摆脱消费的制约。今日扩大生产、投资势必和逐渐萎缩的社会购买力即有效需求之间反差益形扩大,矛盾更加尖锐。这种结局连凯恩斯也感到惶悚。他哀叹,每次我们通过投资的增加来获得今天的均衡时,却增加了明天求得均衡的困难。他明白,自己煞费若心却造成了一种新的、更加严峻的形势。他将不得不心力交瘁地去面对这种无法应付的局面,甚至得吞下这颗自己培育出来的苦果。为了摆脱困窘,他说:“从长远讲,我们都是要死的”。这说明了,西方经济学家们仿佛坐在一艘失去控制的船上,在茫茫大海上任其飘流,端底何处是岸,连擘划者也感到茫然。

凯恩斯的增发更多货币,实行较低利率,增加投资鼓励消费以摆脱危机的理论,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行的“新政”是有力的巧合。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再推迟,失业率下降和一时的经济繁荣,被西方经济学家吹棒为“凯恩斯革命”的成功。但好景不长,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运用凯恩斯主义治理经济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出现经济停滞,物价节节攀升和失业率大增,即“滞胀”并存的危机。这使凯恩斯斯主义者无法解释。而长期坚持批判凯恩斯革命的“反对革命派”,即以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市主义学派理论却倍受青睐。正如萨缪尔森所说:“世界上没有弗里德曼则有必要把他创造出来。”

弗里德曼主义者继承了古典学派的理论,阐述货币只是社会财富的代表,物价水平是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成正比例变动的。国家只要扩大货币供应量就会发生通货膨胀,供应量停止增加,通货膨胀随之中止。政府的货币政策完全可以调控物价水平和银行利率。

弗里德曼强调,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增发量慢于或等于社会财富增长量,通货膨胀不会发生。他认为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不仅不能刺激经济增长,反而只可能引发不断的通货膨胀。他提倡让市场经济自发地调节商品和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他断言人们可以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寻找到供应与需求的均衡点。他对美国一百年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剖析,计算出只要保持每年百分之四的货币增发量,即与美国每年经济增长保持大体均衡,就既可保证经济增长又可避免通货膨胀。他又以日本为例:1971至1973年货币增发率每年都超过25%,通货膨胀立即反映出来,并长期困扰日本经济。但日本金融政策随即作出重大改变,货币增发率降至每年10-15%,并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上。由于日本经济增长率高,物价基本平稳,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政府缺乏象日本和德国一样长期坚持货币紧缩政策的耐心,相反,对唯恐萧条作出过度反应;又受一个傍徨歧途的两分法的指导:要么选择通货膨胀,要么坐待萧条。使美国在反复交替的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的沉疴中挣扎。

近十数年来,西方~反凯恩斯主义,在弗里德曼货币主义指导下放松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货币发行总量,通货膨胀率确有下降,但同时出现的普遍经济衰退也使当政者沮丧。

刺激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紧缩货币供应——经济衰退。西方国家在两难中一筹莫展。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承认:“现在我们正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但戏还得唱下去”。这表明西方经济学家对暗淡的前景多么无可奈何。

三、几点思考

把金银当作唯一社会财富形态的原始货币主义即重商主义,已被古典学派批判得无处容身,古典学派自以为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构想所建筑的一座美丽的殿堂可以容许各种经济在其中折冲樽俎最终达到均衡状态并在均衡中得到发展的设计,被经济危机这一无情事实所粉碎。说明古典理论与垄断资本主义所出现的诸种问题不能相容;凯恩斯的赤字财政、通货膨胀主张在实践中也一一碰壁,弗里德曼的自由放任和严格控制货币增长也破绽百出。诚如西方经济学家们承认的:他们的经济理论是通过一次又一次葬礼而前进的。

不承认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希图去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问题从而彻底摆脱经济危机,这种舍本逐末的方法说明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局限性和枉费心机。

西方国家为了摆脱危机,一旦应用了凯恩斯主义治理经济,结果无一不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都不能摆脱“滞胀”并存的局面。所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明智领导者,都避免饮鸩止渴。著名经济学家能彼特说:“实用的凯恩斯主义学说是一种不能移植到异乡土壤的秧苗、它死在那里,而且死前是很毒的”。

再看我国,1993年增发货币较多,它的滞后作用已在当年下半年反应出来,使得1994年控制通货膨胀成为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1994年一些大中城市居民消费品价格上涨20%以上,它的翘尾作用将在1995年表现出来。综观近些年,由于流通中的货币大量增加,1985 年物价上涨8.8%,1988年流通中的货币增长46.7%,导致了88-89年的高额通货膨胀。三年治理整顿,1989和1990年货币增发率较低,这是1990年后物价稳定立见成效的重要原因。1991年流通中的货币量又超过20%,1992年物价大幅上升,1992年货币增发率达到36.4%,对93-94年物价上扬推波助澜。弗里德曼的减少货币增发以抑制通货膨胀的主张更具有借鉴意义。

弗里德曼指出:治疗通货膨胀的副作用将是痛苦的。但只要政府决心不再沿着通货膨胀的老路下滑,忍受住暂时经济增长较慢的阵痛,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奇迹定会实现。这种见解多么值得我们三思。

我国经济已稳步从计划经济转移到市场经济中,货币因素必然渗透到一切经济活动的毛孔,货币政策更被决策部门所重视。弗里德曼的理论对缓和宏观经济中的突出矛盾,调节社会经济运行都有积极作用,它对我国治理通货膨胀,控制货币增发数额和信贷规模方面也具有借鉴作用。

要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绝对平衡,要求市场价格保持长期没有任何变动,对于蓬勃发展的我国经济是不切合实际的。而允许市场价格在一定限度内变动,或货币在一定限度内贬值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当前货币控制的重要目标,是严格控制市场物价普遍上涨的速度,一定要把它们控制在人们承受力允许的范围之内。同时通过经济实力的增长和人们收入的普遍增加来熨平这种心理承受的波动。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世界上已不乏先例。我们不应盲目追求经济过高发展速度,并持之以恒控制压缩非生产部门投资规模,加大对农业、能源、交通、教育、科技的投入,对非劳动而暴富者课以高额累进税并厉行节约各种非生产性开支,我国就可以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基础上快速发展经济。熊掌与鱼,二者得兼。

收稿日期:1994-09-01

收修改稿日期:1995-02-28

注释:

〔1〕〔6〕〔7〕〔9〕〔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41页,20卷252页、145页,23卷831页

〔2〕〔3〕〔5〕《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0页、第81页、第413页

〔4〕威廉·配第《政治算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82页

〔8〕李宗正、鲁友章《经济学说史》279页

〔11〕《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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