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的演进：传统与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地利论文,学派论文,突变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春，一位在美国任教、目前在国内经济学界很有影响的年轻华人经济学家在南开大学就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做了一次学术讲演。作为听众，当笔者请他评论奥地利学派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奥地利学派的思想目前已完全被主流经济学所吸收。笔者发现这样的看法在国内也相当有代表性。战后奥地利学派的现代复兴并不为人们所了解，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国内外经济学界对异端经济学的长期歧视，这种歧视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只提供了一种狭窄的视野（注：贾根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为了拓宽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基础，本文对奥地利学派进行了初步的评述，首先讨论奥地利学派共同的基础和对其性质的不同认识，然后概述从门格尔的原创性贡献到奥地利学派复兴的历史脉络；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介绍拉赫曼对奥地利学派的贡献；最后对奥地利学派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未来做出简短的评论。该文说明，现代奥地利学派的发展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
一、奥地利经济学共同的方法论基础
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园地中可谓一枝奇葩，它孕育了许多对经济科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除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Wieser)和米塞斯以外，这个名单还可以包括熊彼特、哈耶克、哈伯勒、马克卢普(Machlup,F.)、摩根斯坦等。福斯在《奥地利学派与当代经济学》(1994)中写到，现代经济学中许多最令人感兴趣的思想，如产权、不对称信息、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过程等，都可以在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著作中找到其渊源。福斯认为，如果奥地利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的见解不是被凯恩斯革命和瓦尔拉主义席卷而去的话，经济理论将会以更健康的方式取得更快的进步。
我们不禁要问：奥地利传统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此复杂，以致于沃恩(Vaughn,K.)1997年在奥地利经济学发展协会的主席讲演中谈到，被奥地利学派所吸引的年轻经济学家们禁不住用它不是什么——不是数学的、不是凯恩斯的、也不是均衡的——而不是用它的独特之处来思考。确实，由于在奥地利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各种观点的冲突和复杂性，人们对什么是奥地利经济学常常莫衷一是，以致于人们常常用它的一些特点来概括：它不是数学的；常常是哲学的；经济活动的动态性质是关注的焦点；它超越市场交换和生产，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等。
奥地利传统难以确认的困难就在于其思想的演进展示了许多悖论，葛劳蕊简短地总结了奥地利经济学的这种历史。奥地利学派是由19世纪末著名的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所开创。尽管存在门格尔对瓦尔拉发展的某些谴责，但他通常仍被看作是与瓦尔拉和杰文斯共同开创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以致于他的独创性贡献被吞没在他与之保持距离的传统之中。第二代奥地利学者是以庞巴维克和维塞尔为代表的，虽然他们声称继承了门格尔的遗产，但庞巴维克的利息和资本理论却被门格尔看作是“所碰到的最大错误”，维塞尔的国家干预主义也与奥地利传统的自由主义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目睹了不只二个悖论，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虽然门格尔强烈地反对把数学引入到经济学，但维也纳为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运动提供了最初的舞台。战后，在奥地利经济学的复兴中，米塞斯和哈耶克被看作是主要的灵感来源，但他们两者在方法论上是不相容的。作为现代奥地利学派复兴的主要领导人，柯兹纳和拉赫曼虽然声称起源相同，但他们对市场过程的认识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注：Gloria,S.,the Evolution of Austrian Economics:From Menger to Lachmann,London:Routledge,1999,P.1-2.）
既然奥地利经济学难以统一，在其发展过程中充满着各种矛盾，那么它又如何被认为存在着一种传统呢？对于这个问题，贝特克(Boettke,P.J.)指出，“在奥地利学派内部尽管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有某些共同特征成为这个思想‘流派’的标签。奥地利学派提出的一套基本问题以及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反映了共同的东西。在这个传统中，经济学家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按照有目的的人类行为理解经济现象；其次，经济学家们必须追溯这些行为的无意识结果。为了完成这些工作，奥地利学派认为应该遵守三项基本的方法论宗旨：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以及理论的注意力放在过程而不是均衡上，这是自门格尔以来，奥地利学派统一的工作与方法”。（注：Boettke,P.J.,(ed.)the Elgar Compan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Edward Elgar,1994,p.3-4.）我们下面就简要地总结这三项基本的方法论宗旨。
主观主义是奥地利学派最突出的方法论原则，也是它们研究人类行为总的途径，该学派许多独特的看法正是来自于主观主义。哈耶克在1952年甚至写到，在过去的100年，经济学中的所有重大进展都是在主观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上取得的。奥地利学者认为，只有人类才能对外部物质和社会世界具有感觉、理解和知识，并用来指导和塑造行为。作为个人所采取的行动，他对外部世界的理解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信息匮乏和认知能力的限制，都是在他主观认知情况下做出的。如果我们不考虑人类的感觉、知识和计划，我们就不能了解人类行为的意义。因此，主观主义的核心要点是：社会科学的解释必须从行为者的主观心理状态出发，这需要社会科学家认真地对待情境和理解的作用，并认识到正是行为者的主观感受驱动着他们的行为，而不是客观的现实构成了这种状态的基础。奥地利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一般均衡理论的效用最大化是决定论的，它没有为真正的主观行为留下任何空间，在这种理论中，行为者实际上不存在真正的选择。
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个术语最初是由熊彼特在1908年命名的，其含义是所有的社会现象原则上只能用个人的特征、目标和信念来解释。对哈耶克和其他奥地利学者来说，自发秩序的演进是由个人主观感受所驱动的行为无目的的社会结果，因此，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主观主义的必要补充。方法论个人主义这种立场最初是由门格尔在与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之争中提出的，他认为国民经济这种现象是个人经济努力的结果，理论上也必须按照这种看法来解释。方法论个人主义遭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反对，最常见的反对意见是个人不是作为孤立的原子而存在，他嵌入文化环境之中。针对这种反对意见，米塞斯提供了经典的辩护，“人们的大多数日常行为简单的是惯例……他做许多事情是因为孩提时代被训练做这些，因为其他人采取同样的行为方式，因为这是他所处的环境中的习俗。他获得习惯，发展了自动的反应。但他沉溺于这些习惯只是因为其效果受欢迎，一旦他发现惯例性的行为方式阻碍了他更渴望达到的目的，他就改变了他的态度……人类行为学不关心行为变化的内容，但关心它的纯粹形式和它的范畴结构。人类行为的偶然和环境特点的研究是历史学的工作”。（注：Boettke,P.J.,(ed.)the Elgar Compan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Edward Elgar,1994,p.15.）
市场过程而非市场均衡是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个方法论原则。奥地利学派的市场理论是指基于私有产权和自愿交换的社会秩序理论，这与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不同，后者是有关某种市场结构的行为与绩效的理论。奥地利学派对市场持有一种过程的观念，市场过程是由制度框架所维系的自发秩序，它是在个人行为者面对局部无知和变化不能预料的情况下通过交互作用而“突现”的。葛劳蕊认为，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可以用三个相继序列的结果综合地来表述：个人计划的对抗；计划修改；调整的结果。奥地利学派认为，以均衡为基础的“帕累托最优”作为规范标准具有严重的缺陷，它没有考虑到信息缺乏和知识等问题。新古典的市场均衡观和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观可以对比如下。第一，市场均衡观认为在个人行为者的计划之间存在着完全的协调，计划也与作为基础的偏好、技术和资源一致。市场过程观认为至少某些行为者的计划之间是矛盾的，与作为基础的数据不一致，虽然局部协调在市场上保留了某种程度的连贯性。第二，市场均衡观认为所有变化都是可预测的，排除了真正的错误、懊悔和惊异。市场过程观则认为行为者的知识是不完善的，经历着错误、不可预料的变化、懊悔和惊异。第三，市场均衡观认为均衡价格起支配作用，它确保了个人之间计划的一致以及与作为基础的数据的一致。市场过程观认为，存在着非均衡价格，它反应了不协调，但标明了有利可图的计划调整的机会。第四，市场均衡观认为给定交易成本，市场把资源配置到最有价值的用途上。市场过程观认为，错误的存在导致无效的资源配置，市场过程将趋于修正它。（注：Boettke,P.J.,(ed.)the Elgar Compan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Edward Elgar,1994,p.28-29.）
二、门格尔的原创性与奥地利学派的复兴
虽然我们上面简述了奥地利经济学共同的方法论基础，但这并不能掩盖人们对奥地利学派的性质在观点上所存在的深刻分歧。例如，现代奥地利经济学复兴的三位代表人物就代表着三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是把奥地利学派看作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柯兹纳认为，他的工作就是为新古典经济学提供它所丢失的经济过程理论，奥地利的企业家理论为均衡经济学提供了非均衡的基础。第二种是把奥地利学派看作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替代。拉赫曼认为，主观主义从价值扩展到预期将完成门格尔在19世纪70年所开始的经济学革命。第三种则把奥地利学派看作是更宽广的社会理论，现代奥地利经济学复兴的第三位代表人物罗斯巴德(Rothbard)就试图把奥地利学派建立成关于自由的跨学科的社会理论。从历史角度来说，人们对奥地利学派的性质所存在的不同看法由来已久，其中第一种看法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占据统治地位，因为当时奥地利文献中所有重要的东西都被囊括在新古典主义之中了，门格尔的原创性贡献完全被忽视了。但自20世纪70年以来，随着奥地利学派的复兴，奥地利学派的原创意识逐渐增强，第三种看法也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
那么，如何对奥地利学派的性质做出判断呢？由于奥地利经济学内部的多样性和折中主义的存在，对奥地利传统一般特征的概括就有丧失其特定性和原创性的危险。因此，葛劳蕊的新著《奥地利经济学的演化：从门格尔到拉赫曼》提出从门格尔的原创性出发，把奥地利学派确定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替代。她的基本理由是，门格尔无异议地被接受为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声称继承了他的遗产。这种思路确实有道理，奥地利学派的三项方法论原理就是由门格尔确立的。依笔者之见，葛劳蕊实际上是从拉赫曼对门格尔精髓的创造性阐发入手，回溯了门格尔的原创性，并用这种线索研究了从门格尔到奥地利学派复兴的经济思想史，本部分所概述的主要是葛劳蕊的这种研究成果。
目前，在门格尔对经济学的贡献问题上，经济学家们至少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看法，也是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目前惟一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认为，门格尔与瓦尔拉和杰文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位共同创立者。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门格尔的经济学强调的是基于边际效用的价值原理，是资源配置经济学的典型例证。1972年，斯垂思勒(Streissler)对这种传统的看法首先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门格尔的贡献是在生产的逻辑上，据说门格尔重新开启了斯密在《国富论》中开始的研究纲领。不过，门格尔用信息获取过程作为行为者福利增加的手段取代了斯密的分工原理。葛劳蕊反对新古典主义的看法，同意斯垂思勒的观点，但又认为这种看法并没有抓住门格尔的原创性贡献，因此她提出了第三种观点：门格尔的目的是要理解复杂经济现象的起源和演化，对经济制度结构的理解是门格尔的主要目标（注：Gloria,S.,the Evolution of Austrian Economics:From Menger to Lachmann,London:Routledge,1999,P.16.）。门格尔区分了两种制度类型：“有机”制度和“实用”制度，这里的“有机”制度并不含有生物学类比的意义，而是指那些虽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但不是人类设计的制度，如货币、市场、交换价格、语言、共同体和法律等，“实用”制度则是指有意识设计的社会组织，门格尔认为，理论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理解“有机”制度的起源和变化，而不研究“实用”制度。（注：在今天看来，理论经济学不研究“实用”制度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为了理解复杂经济现象的起源和演化，门格尔提出了一种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当不同的研究思路，葛劳蕊对比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分歧。首先，就边际原理和数学工具来说，门格尔发展了一种并不局限于连续和可微分的边际效用概念，正是因为这个理由，门格尔认为，对于理解人类行为来说，数学方法完全不能获得在他手中边际革命试图揭示的经济现象的实质。其次，门格尔提出了目前经济学研究前沿的许多问题，这是其他边际主义创始者所不具有的，如不确定性、行为者的判断错误、经济活动的暂存维度、现象的非决定论和信息不完全等，这些因素最适合于过程而非均衡分析。最后，边际革命也常常被称作主观主义革命，但门格尔的动态或“激进”主观主义与新古典的静态主观主义存在着深刻分歧，它并没有局限于偏好而是扩大到预期、成本和时间概念上，对个人选择的机械和最大化概念提出了挑战（注：Gloria,S.,the Evolution of Austrian Economics:From Menger to Lachmann,London:Routledge,1999,P.20-36.）。事实上，门格尔当时就清楚地意识到了他与其他边际主义创始者之间的不同。例如，瓦尔拉曾写信给门格尔说，通过他们之间的合作，可以看到一个注定要存在的学派的出现，而瓦尔拉自己和门格尔就是最著名的教父。针对瓦尔拉热情洋溢的来信，门格尔的回答无疑会使瓦尔拉很扫兴：“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类似。但这是在某些点上的概念类比而不是在决定性的问题上”。（注：Gloria,S.,the Evolution of Austrian Economics:From Menger to Lachmann,London:Routledge,1999,P.20.）
葛劳蕊总结了门格尔的原创性贡献，“第一，作者发展了一种动态的主观主义观念，它把经济行为者看作是对环境积极的行动者，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被动反应者。主观主义对所有复杂经济过程的分析来说构成了基本的解释基础，而不是以任何方式限定于需求方面。第二，因果关系主义的方法拒绝了与均衡逻辑相关的静态和预先决定的观点。经济系统的最终形态取决于活动实际发生的途径而不是初始条件。与新古典经济学对给定均衡出现的条件分析不同，重点放在了对经济现象的突现过程的理解上。第三，使用函数分析这种数学工具清楚地反映了适合于均衡分析的经济系统的观念，它把经济行为者的机械观念作为解释的出发点。采用动态主观主义，并对理解现象的突现过程感兴趣，就涉及到拒绝函数关系和联立方程，更一般地拒绝形式化方法”。（注：Gloria,S.,the Evolution of Austrian Economics:From Menger to Lachmann,London:Routledge,1999,P.37-38.）
然而，根据葛劳蕊的研究，自庞巴维克开始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门格尔的原创性贡献逐渐被忽视了，虽然维塞尔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例外。葛劳蕊分析了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和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是怎样偏离了门格尔的逻辑的，分析了奥地利形式主义革命发生的原因及其对门格尔遗产的背叛。葛劳蕊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为奥地利学派的复兴埋下了伏笔，虽然他们没有立即就意识到他们所讲的是一种与新古典不同的语言，但正是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对抗后来刺激了奥地利学者原创意识的唤醒（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一方、兰格和泰勒为另一方展开的，这场争论最后以兰格取胜而告终。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研究已说明，兰格的论证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严格地遵循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事实证明，兰格在争论结束后很久又提出的计算机可以解决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看法无疑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哈耶克论知识在经济学中作用的论文和米塞斯1949年《人类行为》的著作的出版，奥地利学派原创性贡献的明确意识出现了，米塞斯提出了人类行为公理，而哈耶克则论证了知识扩散的原理，这两个基本原理为20世纪70年代奥地利学派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最终导致了门格尔遗产的重新发现。
哈耶克是米塞斯的学生，他们两者都声称忠实地发展了门格尔的经济理论，然而他们在方法论上却存在着难以融合的冲突。但是，奥地利学派现代复兴的学者们发现，他们两者在发展动态主观主义方面却以一种不同但又互补的方式做出了贡献，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公理和哈耶克的知识扩散原理可以被综合。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公理很简单，它的含义就是人类行为是有目的的行为。定义虽简单，但它清楚地把门格尔和新古典对主观主义的定义区分开来了。米塞斯通过对经济过程中“暂存维度”和企业家作用的分析，展示了人类行为公理所包含的因果关系、真实时间和不确定性这些丰富的内涵。葛劳蕊认为，哈耶克的知识扩散原理在1937年的经典论文中就有所显露，但只是在1945年，哈耶克才清楚地表达了理解奥地利学派的关键：竞争就是知识的发现和扩散过程。哈耶克强调了竞争过程和市场机制在分散的、主观的和意会的知识协调过程中的重要性。人类行为公理和知识扩散原理在在奥地利学派的现代复兴中以不同的方式被接受下来，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支流，它们分别代表了对奥地利学派性质的不同认识：罗斯巴德完全按照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方法深化了人类行为公理的后果，但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柯兹纳综合了这两个原理，但丢失了时间和不确定性因素；拉赫曼通过沙克尔的“万花筒”实在观解释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贡献，并超越了两者的局限，代表了对门格尔原创性贡献最彻底的发展。（注：Gloria,S.,the Evolution of Austrian Economics:From Menger to Lachmann,London:Routledge,1999,P.77-96.）
三、拉赫曼的激进主观主义
拉赫曼(1906～1990)，与哈耶克同时代的德国人，通过发展其他奥地利学者所丢失的要素，把主观主义扩展到个人预期，对主观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当他来到伦敦经济学院时，他直接接触到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奥地利人、发展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罗森斯坦—罗丹向他指出哈耶克的理论在主观预期问题上所存在的空白，这种印象在拉赫曼阅读凯恩斯的《通论》时被强化，他强烈地认识到，对于理解投资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预期的影响，这就是他的主观主义旅程的开始。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拉赫曼终生对经济学中的数学形式化进行了激烈的抨击。1943年，拉赫曼在《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中的预期》这篇论文中，十分鲜明地提出了他所发展的主观主义方法论基础的主要宗旨，后来的论著基本上都是对这些胚胎思想的详述。可以这样说，拉赫曼虽是德国人，但却是20世纪70年代奥地利学派复兴的“先知”，正如玻穆指出的，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除了米塞斯这个例外，没有其他人会自觉地像拉赫曼那样把他自己看作是奥地利学派学者。在拉赫曼随后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沙克尔和马克斯·韦伯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拉赫曼的激进主观主义，他在奥地利学派的现代复兴中被看作是挑毛病的人，其影响也不是很大，但他把主观主义思想发展到第三个阶段无疑是最重要的贡献。
在奥地利经济学的发展中，主观主义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主观价值、主观知识和主观预期。第一个阶段是由门格尔开始的，奥地利学派把它称作维也纳主观主义革命。门格尔创立的主观价值论不仅反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而且与新古典经济学也不同。门格尔认为，经济行为者的偏好在市场的两个侧面都是主观的，而新古典经济学只认识到需求方面的主观性，对供给方面则采用了客观的生产成本或机会成本的观念。然而，奥克勒认为，虽然主观价值论在门格尔的经济理论中具有突出的地位，但就主观主义对经济学的宽广意义来说，它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就所有经济现象作为个人决策、选择和行动的产物来说，它所具有的主观性质和起源则是门格尔主要著作的焦点。（注：Oakley,A.,the Revival of Modern Austrian Economics,Edward Elgar,1999,p.22.）但是，正如米塞斯所指出的，不幸的是门格尔没有足够持久地追求这种主观主义。主观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是：价值的主观性需要知识的主观性。拉赫曼把主观主义范式定义为试图按照行为者的内在意义来解释经济现象。拉赫曼认为，在纯粹的门格尔逻辑上，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工作完全适合于这种文本，他们试图解释经济现象怎样从个人计划的交互作用中突现出来。对他们来说，个人计划是在他自己主观知识的基础上制定的，行为者的知识得自于他个人对他所能处理的知识的理解，因此，市场过程的动态性质起源于随时间推移的知识扩散、修正和主观获取的方式。因此，米塞斯特别是哈耶克的分析被理解为经济学中主观主义范式演进的第二个阶段。
按照拉赫曼的看法，主观主义扩展到个人预期是主观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著作中，拉赫曼发现了存在着这个第三个阶段的充足前提。葛劳蕊追溯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著作对拉赫曼激进主观主义范式形成的影响，她写到，米塞斯《人类行为》的第一章为拉赫曼考虑预期的主观性质提供了第一个重要的见解。尤其是在第五章有关人类行为暂存性质的论述中，米塞斯引入了伯格森的时间概念，它的直接后果是把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与行为的结果联系起来了：每种行为都涉及到未知的未来，都是一种具有风险的投机。但米塞斯从未提到预期，也没有追究投机的后果，拉赫曼通过利用他从沙克尔(Shackle)的“万花筒”世界观所获得的灵感发展了米塞斯的思想。对拉赫曼来说，哈耶克对知识的分析处理了预期，但只是在静态意义上，它排除了个人计划形成时想像和推测的作用。个人计划的不同定义是拉赫曼与米塞斯—哈耶克—柯兹纳等传统奥地利学者产生分歧的关键。按照哈耶克的看法，个人计划只是经济行为者对过去经验主观理解的知识，它是经济行为者的主观主义展示其自身的惟一要素。拉赫曼对个人计划的定义则增加了第二个要素，这就是表现为对未来想像的预期。未来是不可知的，但不是不可想像的，个人计划是心理活动的产物，在个人计划的形成中，预期即对未来的想像所起的作用不会小于有关过去经验的主观理解。根据米塞斯的看法，预期就是内在于人类行为中的投机部分。按照这种理解，拉赫曼扩大了个人计划的概念，它包括对过去经验主观理解的知识和预期。然而，就第二个要素来说，拉赫曼注意到，在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著作中，预期在整体上被处理为预见（能力）的一种方式，这是完全知识的一个相当不幸而又不可避免的结果（注：Gloria,S.,the Evolution of Austrian Economics:From Menger to Lachmann,London:Routledge,1999,P.119-120.）。对拉赫曼来说，主观预期考虑到了选择的创造和想像性质，它包含了知识不再简单的是发现而是创造的问题，这是主观知识的定义所不具备的。因此，当哈耶克使奥地利学派从主观价值移向主观知识之后，拉赫曼则进一步移向了主观预期。
主观主义扩展到预期对市场过程的分析具有势不可挡的结果。“市场被描述为以不可预料的变化和计划的不一致为特点的连续过程。后一特点不是数据的外生变化的结果，而是主观预期的内生产物。计划是歧异的，因为主观预期是建立在行为者对将来想像的基础上的。竞争可以导致相关知识的扩散，但不能导致正确预期的扩散。主观预期不能以任何方式被扩散，因为每一个个人在每一时点上可以对未来经济状况有不同的想像，可以作为想像能力的结果修改他或她的计划”。因此，一旦选择的创造和想像性质及其他对市场反应的多样化行为的含义被认识到，奥地利学派还怎样能够假定市场过程将趋于均衡呢？均衡和非均衡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拉赫曼著作中的这种“万花筒”市场过程观被人们称作“激进的主观主义”。激进的主观主义不仅挑战了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市场观，也对奥地利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非干预主义的政策规范提出了疑问。在经济理论的发展方面，它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如果市场行为是多样化的和不确定的，自门格尔以来奥地利学者所追求的普遍的市场理论可能就是一种幻想，经济学家们进行经济预测的范围就大大地受到了限制，预测的能力也必然要受到怀疑。因此，传统奥地利学者对拉赫曼的看法是非常矛盾的，因为它不仅提出了上述那么多挑战，而且更对市场自发演进的个人主义观念提出了疑问，但这种疑问又是其传统自然演进的结果。葛劳蕊对此评论说，“拉赫曼的分析是从奥地利传统的大多数人广泛接受的一套命题开始的。主观主义扩展到个人预期与奥地利思想的任何基本原则都是不矛盾的。相反，按照哈耶克的看法，它显示为一种异端范式的形成。米塞斯和哈耶克在他们的研究中没有考虑这个维度的这种事实是一个谜而不是分析上的不相容。在奥地利逻辑中考虑预期的性质导致了分析上的后果——市场过程无法趋同——这是传统奥地利学者几乎从不能赞同的。一种真正的蝴蝶效应！”（注：Gloria,S.,the Evolution of Austrian Economics:From Menger to Lachmann,London:Routledge,1999,P.120.）
四、简短的评论
葛劳蕊对奥地利经济学现代复兴的三种理路进行了比较，她指出，“结论被证明是相当惊人的：奥地利传统在它的现代版本上看来要接近终结了。按照我们的观点，实质上能软化这种相当悲观主义结论的一条途径就是发展拉赫曼的思想路线”。（注：Gloria,S.,the Evolutionof Austrian Economics:From Menger to Lachmann,London:Routledge,1999,P.78.）而拉赫曼的思想路线是要发展一种解释个人计划形成过程的制度理论，拉赫曼早在1970年的著作《马克斯·韦伯的遗产》中就写到，在我们人类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我们的计划的成功间接地取决于成千上万的其他人的行动，我们方向性的规划怎样为我们提供坚实的指导？答案必须在制度的存在、性质和功能中去寻找。
然而，拉赫曼在发展一种能够容纳个人能动性的制度理论方面并不是很成功的，这项工作被一些新一代的现代奥地利学者接受下来了，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1985年出版的《时间和无知的经济学》。该书的基本假定与拉赫曼是一致的：人类行为是在时间中发生的，个人是在对选择相关的某些条件无知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在这些假定下，作者展示了无论人类行为的混沌还是纯粹决定论的看法都是不能成立。作者认为，制度能降低行为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影响预期的形成，对行为者认知的差别起到限制作用，使行为者能发现自己行动的道路。
1997年，沃恩在奥地利经济学发展协会的主席讲演中，特别提到“时间和无知的经济学”，她认为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奥地利学派性质的争论上富有成效的答案。在奥地利学派的未来这个问题上，她的看法是：如果把奥地利经济学确认为“时间和无知的经济学”，那么下一步就是把它转变成具体的命题，使之成为指导实际经济研究的正面启发式论据(positive heuristic)。沃恩(Vaughn,K.)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注：Boettke,P.J.(ed.)Advances in Austrian economics,London:JAI Press Inc.,1998,P.9-13.）。首先，认真考虑时间意味着我们不可逃脱地在人类行为的所有解释中纳入人类学习。当奥地利经济学文献充满了有关学习的隐含论述时，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学习的情境与可能做出的发现之间的关系。一个有前途的研究领域就是调查人类认识到这种因果关系的途径，即人类通过实验和模仿学会采用的战略、做事的方式、惯例和解决问题的范式。其次，研究习惯和惯例怎样变成有目的行为的一部分、它们是怎样发展的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导致了变化。最后，由于制度是“依事而定的”，所以研究制度结构中的学习将不可避免地对真实世界中的事件给予更多的关注。为了奥地利学派研究纲领的发展，沃恩建议大家都应成为应用经济学某种当代问题的专家。
从沃恩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两点。第一，如果把奥地利学派与老制度学派的研究主题做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者的趋同。葛劳蕊在其著作的结论部分讨论了这个问题，她认为老制度学派的许多东西可以丰富奥地利学派对制度理论的探讨，在经济协调这个特定的问题上两者是互补的。无疑，两者都有独特见解，但也都有片面性，如奥地利学派批评老制度学派把制度的突现和力量与它们来自于个人行为者主观感受的基础分离开来，忽视了主观主义的洞察力，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拉赫曼的激进主观主义突出了创造或新奇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性，奥地利学派的市场演化理论也具有理论价值，特别是拉赫曼的“不同的心智思考不同的事情”值得进一步研究。然而，如果没有新的框架，两者在互补中得到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第二，沃恩的讲演没有提到方法论个人主义所面临的问题，然而这是无法回避的。如果不放弃严格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奥地利学派的学习和制度理论恐怕就无法得到深入发展；反过来如果放弃方法论个人主义，它今后的发展还能叫做奥地利学派吗？
上述悖论告诉我们，奥地利学派面临着突变，传统的演进已把它带到了一个新境界的边缘：“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很有可能它要融入到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这个更宏大的潮流之中。这是因为，1976年出版的《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基础》在奥地利学派的复兴中是一本指南性的著作，该书的编者多兰在导论性的论文中曾把奥地利学派看作是“库恩式的”科学革命；但是，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目前的奥地利学派无法单独承担起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重任，当然，这也是异端或演化经济学的其他流派也无法独立做到的。因此，奥地利学派的演进再次证明了笔者的看法：为了发展一种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相抗衡的经济学框架，演化经济学各流派之间的创造性综合势在必行（注：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学术月刊》2002年第12期。）。密切关注奥地利学派发展的新动向，特别是它将以何种理路对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做出新贡献，对于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标签：哈耶克论文; 经济学论文; 奥地利经济学派论文; 新古典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个人计划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拉赫曼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