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与“非常会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议论文,孙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本文分析了1931年孙科在“非常会议”期间的种种表现，以及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与蒋介石建立个人独裁专制的愿望发生的冲突，认为孙科是有政治理想的，在国家政治体制问题上，最早提出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在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呼吁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势单力薄，缺乏广泛的党内和社会的支持，无法在国民党内形成对决策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无法成为国民党的重心，因而也就无法实现其理想。
1931年在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以蒋介石囚禁胡汉民为导火线而发生的“非常会议”事件。作为蒋介石政权中重要成员的孙科，不仅加入到反蒋的“非常会议”行列，还迫蒋下野，建立孙科内阁，但该内阁存在不足一月就宣告夭折，继之而起的是蒋汪合作下蒋的再度掌权。“非常会议”前后孙科对蒋态度的变化，以及“非常会议”期间孙科在政治上的一度“辉煌”与迅速殒落，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本文试就此作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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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胡汉民二人因“约法”问题矛盾激化。是日，蒋以胡操纵党务，把持立法院、阻止外交、包庇反动、破坏约法等罪，在南京将其拘禁。
胡汉民被囚，对孙科震动最大，使他看清了蒋介石独裁之狠毒与祸害。由此，他发表了大量抨击蒋介石独裁的言论，痛斥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把党“改成独裁的党”①，声称在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了②。
一向与蒋合作的孙科，态度何以转变如此之快，原因何在？还是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事件前孙科与胡、蒋的关系吧。
1927年南京、武汉两个政权先后“清党”，孙科极力主张宁、汉、沪三个国民党党部应该团结，为此他提出由三方推出代表，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监委员会职权的建议，由于避开了三方谁是国民党正统的敏感问题，得到了各派的一致同意，国民党内部得以统一。孙科也一度出任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财政部长和建设部长。
特委会虽熔宁汉沪三派为一炉，但由于汪精卫的“合法”领袖地位被剥夺，汪派人马被排斥在外，引起汪的不满，继而通电下野，并对孙科颇多微词。
不仅如此，孙科此间的斡旋，还得罪了蒋介石。因此时蒋由于内外矛盾交困已宣告下野，而特委会成立，又使排蒋的桂系得实利最多，自然蒋介石不能接受。
蒋介石立即联合汪精卫，利用各派矛盾，借口特委会成立不合法定程序迫其取消。随后，蒋靠纵横捭阖之策，打击了西山会议派，排挤了汪精卫。眼见自己的努力付之东流，国民党内部又四分五裂，孙科对蒋的独断专制作风非常失望，对党内斗争也十分厌倦。于是，在蒋介石宣布复职后不久，就与胡汉民、伍朝枢等一起前往欧美考察。
正当孙、胡等行至巴黎时，国民党第二次北伐占领京津，南京政府宣告“统一告成”，“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并着手组织“统一”的政府。孙科、胡汉民对这一系列发展十分关心，对国民党进入训政时期建立何种政治体制尤感关切。作为国民党上层集团中一重要成员，孙科认为南京政权应走党治国家的道路，因为只有通过党治，才能应付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挑战，并为确立国民党政治权威提供最重要的保障（这一认识与蒋介石不谋而合，成为提议能被采纳的重要因素）。同时孙科希望通过党治，“造成一个稳固的政局”，“俾种种之建设事业得以发展”③。于是，孙科、胡汉民致电南京政府，提出由孙科起草的“训政大纲案”④，随后又两次致电南京，对训政时期政权建设等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孙、胡此时最关心的是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而一切迹象表明蒋介石必掌权。因此，在孙、胡设计的训政体制中，党权被无限地提高，此外还设立五院制的政治体制来分割政府权力。也就是要以“党治”原则和“五权宪法”来限制蒋介石的权力，防止其个人独裁。这样，党内其他高层人物才可有一部分与蒋抗衡的领导权。
基于这种考虑，孙科8月底回国后就积极协助胡汉民参与制定《训政纲领》和《国民政府组织法》，并很快由中央常会通过。不久，二人又被加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随后国民政府改组，孙科成为国府委员，铁道部长和考试院副院长，由在野一跃而位居显赫。孙与蒋又开始了合作。从1928年—1931年，孙科对蒋介石以党治确立国民党政治权威的主张和措施虽在个别之处有所保留，但总的来说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但孙科、胡汉民的设想，在实际运作中，却因国民党性质的变化，促成了国民党对政治和社会资源的全面垄断及个人专权局面的形成。在“以党治国”的名义下，政权和治权都集中到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蒋介石利用国民党对政权的“指导”和“监督”，竭力加强个人的政治地位，他以国民党化身自居，反复鼓吹在训政时期“一切要由党来负责”，“以党来管理一切”，他口称“以党治国，政府与行政人员断不能离党而独立”，其实质含义无疑是“以党治国”等同于“以蒋氏治国”。
孙科以党治确立国民党政治权威的主张在现实中遭到如此命运，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出路，胡汉民的被扣成为蒋孙关系破裂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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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被扣后，即通过为其看病的铁道部医官传话给孙科⑤，希望他到两广去，会同胡的老友古应芬等，策动两广实力派建立反蒋新局面，甚至不惜同与他长期不合的汪精卫合作，称“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⑥。
孙科得胡汉民指示后，立即动员再造派人员四出活动，联络反蒋。不久，孙科先借故滞留上海，不回南京，表示同蒋不合作态度。同时静观时局，寻机南下。
4月30日，聚集广州的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四人首先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通电，历数蒋介石违法叛党、窃夺军权、潜植羽翼、养兵自重、起用群丑、迫害功臣等罪行，披露胡汉民被囚真相，认为蒋介石所作所为“无一不以个人地位为前提，久置党国大计于不顾”，因而呼吁“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之”⑦，将蒋撤职查办。汪精卫首先通电响应。随后，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为首的两广将领分别联名发表通电，拥护四监委的弹劾案，要求蒋下野，并立即释放胡汉民，声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⑧，同时还调集军队，沿边界布防，准备发动反蒋战争。
孙科因胡汉民被扣政治影响迅速上升，粤籍中委急需他参加反蒋，以壮声势。蒋介石也想拉住他，削弱对手力量，而孙科想借此机会把国民党“再造一番”。所以四监委及粤方将领纷纷通电后，孙科为能脱身，便以调停人的姿态示人。先电蒋介石，称粤籍中委联名通电，“诚为胡展公抱不平而起”，若立即“恢复展公之完全自由，则此后各事自易解决”⑨，发往广州的电报则劝“勿扩大事态”⑩。
为阻止孙科南下，蒋介石派人数次赴沪晤访，表示党内纠纷应由党自行解决，胡汉民可恢复自由，再负党的责任。孙科便顺手推舟表示愿意赴粤调停。
5月25日，孙科与陈友仁等一行由上海秘密到达广州，在与反蒋的诸位首领讨论了两广形势之后联名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四十八小时以内，即行引退”。孙科还另电蒋介石，要求他“于笑谈之顷放弃党国所付与之职责”(11)。孙科的电报，在国民党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双方对峙已无回旋余地。
27日，责令蒋介石引退的期限一到，反蒋各派立即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并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同蒋介石的南京政权相对立。随后，孙科与汪精卫、陈济棠等联名发表就职通电，进一步申明其政治主张，即“反对武力统一和中央集权，当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共治；不主张以武力解决时局，如有武力相压迫者，亦所不畏”(12)。宁粤分裂局面正式形成。
此时南京方面正准备集中兵力进行反共内战，对粤方行动采取了分化瓦解政策。孙科奉命南下“斡旋”，却加入反蒋阵营，当然引起蒋之不快，但念其特殊身份及与胡之关系，故对孙科是有打有拉，留有余地。蒋电复孙科，对其通电大加指责，并表示决不放弃现有职责，对通电“惟有一笑置之”，但念孙科系“总理之子”，其态度转变必是“为环境所逼，非出本怀”，劝其“勿为一时诱惑，误入歧途”(13)。同时，蒋介石还指使部下何应钦等联名通电，对孙科进行人身攻击，称他“富感情而缺理智，好货利而昧大义，翻云覆雨，胸无主宰”(14)。此外，电报还揭露孙科利用职权营私舞弊，公开贪污的种种丑行。企图以此挑动粤籍中委反对孙科(15)。
孙科也不示弱，多次公开发表演说，指责蒋介石独裁，称“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之各种会议，均为老蒋一人所包办”，反蒋不必顾虑投鼠忌器，“蒋介石这个鼠子，不比普通的鼠子，真是个疫鼠，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将他铲除”(16)。双方电战不绝，继而付诸武力。
广州非常会议对外声势很大，但内部情况复杂，虽提出“救护党国，打倒独裁”的口号，却都只顾本派和个人私利，谁的实力大，谁就指挥一切，所以孙科有位无权，根本无法支配全局。为对付蒋介石，孙科曾建议寻找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支持，并以武力逼蒋让步，均因陈济棠、古应芬怕危及自身地位而拒绝。所以非常会议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尖锐矛盾。
就在宁粤双方争吵不休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导致政局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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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严重，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形势的发展迫使宁粤双方暂时放弃武力而转为和平谈判。
1931年9月19日，南京方面首先作出姿态，急电孙科、汪精卫等，要求停战议和，共赴国难(17)。同时决定派陈铭枢、蔡元培、张继赴广州议和。蒋介石是要借宁粤合作拉拢胡、汪、孙，以摆脱政治危机；同时假“抗日”之名，迫使全国各派势力均统一于蒋记中央，以巩固其统治。而粤方也希望通过合作，从政治上分散蒋的权力，限制其独裁，所以复电南京，提出实现宁粤议和的办法，即蒋介石下野；广州国民政府取消；以统一会议产生统一的国民政府(18)，并决定派孙科、汪精卫等为谈判代表。
由于双方都以分配权力作为谈判的中心，所以会谈一开始就陷入讨价还价的政治交易中。几经商讨，蒋介石答应先恢复胡汉民的自由，然后双方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本人去留问题可在会议上讨论，双方达成协议后再去南京。这样，被囚禁数月之久的胡汉民于10月14日被释放。粤方代表孙科、汪精卫等随即抵沪。
上海和平会议从10月27日开始，宁方代表坚持党统不能动摇，南京的党政军机构不容改变。在此期间，蒋介石还派人暗中拉拢汪精卫，以分化粤方内部。此时胡汉民对于再返南京最无指望，因之反蒋情绪最高，他深怕汪蒋妥协，自己又不是和议代表，只有极力鼓舞和推重孙科。因而这一时期，孙科异常活跃，反蒋也较坚决。除强调改组南京政府，蒋介石下野外，还提出《中央政制改革案》，向蒋的独裁体制进攻。
11月7日，上海和平会议结束并达成如下协议：（一）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的四全大会，互相承认和选出同等数量的中央委员，然后赴宁共同举行四届一中全会，产生新的中央政府。（二）南京政府改组后，广州政府即取消。（三）通过和平会议结束通电及改革政治的五项基本原则。
11月18日，粤方四全大会召开，孙科致开幕词，称目前“党国的危难正多，已将陷入绝境”，“如果我们不急图自救，恐怕不久便会到亡国灭种的一天”，所以这次大会的“紧要关键”，“就在党内部之先行团结，把党权恢复起来，将党权恢复的障碍加以扫除，重新伸张本党固有的革命势力”(19)，会议斥责了蒋介石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重申宁粤合作必须以蒋辞职、改组南京政府为先决条件。会议在讨论协商中委候选人时，因陈济棠等排斥孙科、汪精卫势力，拟推翻沪会协议，引起冲突，致使汪派、孙派代表先后退席，会议陷于分裂僵局。
为维持粤方各派合作，以资与蒋对抗，胡汉民决定亲自回粤，并提出两项调解方案；修正沪会提案：蒋如不下野，即解除其兵权，在广州成立中央党部(20)。在胡的维持下，孙科重新赴会。12月5日会议闭幕，7日，粤方成立中央党部。同日，广州四大所选中央委员，由胡汉民领衔通电促蒋下野，称“至20日若蒋下野事未办到，即在粤召开一中全会”(21)。
胡汉民提出修改沪会各案，固然对维持会议团结有一定作用，但却得罪了代表粤方参加沪会的汪精卫等人，致使汪派于12月3日在沪另行召开四大，单独选举中委。汪的行动，无异是拆了“非常会议”的台。汪派与两广彻底决裂，这也为后来汪投蒋埋下了伏笔。
此时国内舆论对蒋不利，粤方因有胡作后盾态度强硬，蒋暗中拉拢汪，企图以蒋汪合作体制来制约胡及粤方军人，汪以权力分配问题未解决，不肯立即明确响应。为此蒋介石感到硬顶不是办法，被迫于12月15日宣布辞职，并同意粤方提出的以孙科继任行政院长的建议。
12月22日，宁粤沪三方在南京举行一中全会。会议基本上接纳了粤方关于改革政制的主张，通过了改组中央常委会，中政会常委会案，选任林森为国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蒋、胡、汪三人被推举为中常委。广州“非常会议”取消。
一中全会表面上实现了国民党内蒋胡汪的统一，然而三人谁也不进南京。这样一来，国民党内有威望有能力主持大局的人均不在南京，孙科就成了唯一重心人物。但孙出任行政院长并非众望所归，而是各派矛盾调和的产物。蒋下野，汪若出任，则胡派反对；若把实权交给胡，蒋又不答应，只好把孙科推上前台。孙虽掌行政院，但财政，外交等工作无法开展，根本无力支撑全局。孙科执政只是过渡，因而该内阁仅存不足一月就宣告垮台。继之而起的是蒋汪合作下蒋的再度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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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非常会议”期间的孙科，以及孙与蒋的关系，我们不难看出，孙科是有政治理想的，那就是要使国民党摆脱政治困境，维护国民党的统治。但理想与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孙科一向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认为产生独裁统治的根源是国家政治体制不健全，因此希望通过提高党权，增强国民党的政治权威，以党治原则和五权宪法来限制蒋的权力。但通过几年的党治实践后，孙科发现，国民党对权威的强调并未能使权威真正确立。相反，作为党的领袖的蒋介石个人权威却绝对突出，受不到任何力量的限制。
1931年，以胡汉民被扣为契机，孙科借口反蒋独裁，参加到“非常会议”的行列，希望借助反蒋派的力量赶蒋下台。但由于反蒋派内部情况复杂，孙科根本支配不了全局，反而成为反蒋派利用的工具。“九·一八”事变后的政局促成了宁粤合作，孙科再次提出政改方案，进而又在一中全会上呼吁迅速“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但由于蒋汪的破坏，孙科内阁很快夭折。
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反映了他试图为已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权重新调整政治发展方向，同时也表明他具有与蒋介石迥异的迎合世界潮流的倾向。
孙科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与蒋介石建立个人独裁的愿望相冲突，因此，两人合作的过程充满了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斗争既有争权夺利的因素，更有思想政见上的不同。
孙科有所追求，但囿于环境、地位的制约，一次次地向现实妥协。因为孙科在国民党内势单力薄，缺乏广泛的党内和社会的支持，无法在国民党内形成对决策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尽管他长期身处上层集团，然而始终未能成为国民党的重心。更重要的是国家统治权已掌握在蒋介石手中，孙科既不想另起炉灶，那就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有时为了不与蒋破裂，孙科不得不作出一定的妥协，这就使他的政治态度游移而善变。虽然有很大的政治理想，但在现实中却更倚重于与蒋介石的关系。这就是孙科政治生命的悲剧，也是孙科在“非常会议”期间一度“辉煌”与迅速殒落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孙科《以民主集权制消灭独裁》，《中央导报》第5期。
②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央导报》第1期。
③孙科《倒蒋之理由与趋势》，《中央导报》第3期。
④孙科《八十述略》（台湾）《传记文学》23卷4—6期。
⑤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5页。
⑥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186页。
⑦《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通电》天津《大公报》1931年5月7日。
⑧⑨⑩《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7辑，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第65页；第67页；第69页。
(11)《国闻周报》8卷22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1年6月1日。
(12)《国闻周报》8卷22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1年6月8日。
(13)《蒋中正复孙科电》《中央日报》1931年5月29日。
(14)《何应钦等电骂孙科》，天津《大公报》1931年6月3日。
(15)《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张同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443页。
(16)(18)(20)《反蒋运动史》中国青年军人社1934年10月1日出版，第334页；第456页；第509页。
(17)《国闻周报》8卷38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1年9月28日。
(19)《中国国民党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第230-231页。
(21)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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