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面向未来的母语教育新体系--访苏联小学语文教材主编张庆_语文课程标准论文

建立面向未来的母语教育新体系--访苏联小学语文教材主编张庆_语文课程标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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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要“倡简、务本、求实、有度”

杨伟广:张老师,您好!在我国的语文课改逐步走向深入时,各地在实践中相继出现了一些困惑,有人用“如雾如雨如风”来形容此情形。针对这种情况,您提出“倡简、务本、求实、有度”的语文教学观,被称为“八字方针”,您能谈谈当时是基于哪些考虑才提出这四点的吗?

张庆:在贯彻落实《语文课程标准》的过程中,各实验区的语文课堂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激发儿童学习兴趣多了,合作学习多了,使用多媒体多了,让学生搜集资料多了,鼓励学生多元解读多了……然而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毕竟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大家还缺乏经验,难免会处置不当,乃至出现一些偏差。为了进一步深化语文课程改革,我提出了这八个字,供老师在教学中参考。

倡简。怎么才能学好语文?我以为这并不复杂,就是《语文课程标准》上所说的“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语文实践是什么?最主要的不就是多读多写吗?《语文课程标准》里有一段话说得非常精辟:“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这就是讲的多读。还说:“让学生在写作实践中学会写作。”这不啻是说写多了,就会写了。所以我们不要人为地把语文教育搞得那么复杂,那么高深莫测。

如有些人将语文分解成一个个知识点、能力点,逐一进行训练,试图用这样的教法提高语文教学效率,那完全是一厢情愿。再如有些教师备课,将《语文课程标准》所说的教学目标分别设定为知识能力、方法过程、情感态度价值观,这就将语文学习的目标复杂化了。我们一定要注意,《语文课程标准》说的是教学目标的“三个维度”,而不是各自独立的“三个目标”!

简简单单地上语文,应当具备这样几个特征:头绪简化,目标单纯;多一些“语文”(即让学生多读书、多动笔),少一些“关于语文”的东西;课堂情境相对稳定,而不是像走马灯那样频频转换;作业当堂完成,把课外时间还给学生。

务本。这里的“本”有三层意思:一是以学生为本位。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千万不可忘记: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教师要配合学生,不能让学生配合自己。有的教师在课堂上,特别是上公开课,从语言到体态都处于强势,学生成了他施展才艺的陪衬,这样就剥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二是语文的本体。语文的本体是什么?是语言文字,学语文就是学习语言文字。我曾概括为“七字诀”,即识(识字)、写(写字)、读(读书)、背(背诵)、作(习作)、说(口语交际)、习(良好的学习习惯)。这是小学生必须掌握的语文基本功,应下大力气抓好,抓实。但在提“七字诀”的时候,还应同时提“三个离不开”,即离不开道德,离不开情感,离不开智慧。“三个离不开”是孕育于其中的,而不是外加的。正像《语文课程标准》里所说,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语文教学,不能没有“语”,没有“文”。不能因为强调了人文性,就淹没了工具性。事实是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在教学过程中,只有让学生触摸语言,才能加深对文本的理解与感悟,从而受到情感的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从而使人文性突显出来。目前,有些语文课堂是比过去活跃了,但形式主义的东西多了,淹没了语文的本体。我曾听到过一节有关《桂林山水》的“词串识字”课。这节课教师光放多媒体就花了十来分钟,边放边出词卡。然后又让小学生练习当小导游,当堂给扮作游客的小朋友介绍漓江风光。从文化熏陶上教师的确下了很大的工夫,但识字的任务却没有很好地完成。“词串识字”是“识字”课文,识字写字是主要任务。忽略了识字写字,那还叫“词串识字”吗?三是文本。我们讲开发与利用教学资源,其实最重要的教学资源就是语文教科书。因为语文教科书是根据《语文课程标准》的精神来编写的,是对《语文课程标准》规定的教学目标的具体落实。有人说,不能过于看重文本,毕竟文本不能解决学生发展的所有问题。但现实情况是,不是把文本看得太重了,而是对文本的重视与钻研远远不够。超越文本的提法固然不错,但要超越文本,首先必须研读文本,了解文本。如若对文本一知半解,何谈超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举一反三,如果“一”都没有举好,怎么能够反出“三”来呢?

语文课上,教师要引导学生钻研文本。不能以教师的讲解或学生的集体讨论来取代学生个人的阅读。引导学生钻研文本,教师必先钻研文本。如果教师对文本就没有吃透,不了解编写意图,甚至于南其辕而北其辙,便很难做到以文本为凭借,帮助学生提高语文素养。

帮助学生感悟课文,是引导学生钻研文本最主要的手段。怎样帮助学生感悟课文呢?我觉得一定要扣着读书进行,即所谓“扣读导悟,读中见悟”。应让学生触摸语言,感受其中蕴含着的思想感情,再通过自己的诵读把这种感情读出来。还要鼓励熟读成诵,以形成积累。我写过四句顺口溜“感悟会于心,诵读出之口。心口两相应,如品茅台酒”,就是讲的感悟与诵读的关系。

求实。上课、教学研究都要倡导过去朱作仁先生提出的“三实”——真实、朴实、扎实。

现在的语文课,形式主义的东西不少。如不管需要不需要,都要使用多媒体,都要让学生表演。明明每人手里都有课本,却偏要把课文逐段打在屏幕上。明明自己朗读很好,偏要让录音机代劳。为什么不可以让学生读自己的课本呢?为什么不可以教师自己范读呢?又如将合作学习与四人小组讨论等同起来,动不动就让四人小组讨论,还没有说上两句,又立刻叫停。这样的合作学习又有什么实效呢?一堂课,热热闹闹,却看不到扎实的训练,听不到琅琅的读书声,学生又何所得呢?

在教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追求浮华、不讲实效的问题。上研究课,追求观赏性,花样多了,务实少了。有些教学研究文章,追求所谓“学术性”,食“洋”不化,术语堆砌,故弄玄虚,让人读后一头雾水。

我认为,上公开课,应提倡以平常心上常态课。搞课题研究也要倡导一种实事求是的风气。在课改中遇到的问题即是研究的课题,自己的教学实践即是研究的过程,教学的效果即是研究的成果。提倡迈开自己的双脚,走在自己的土地上,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做研究,或者写文章,才是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于人有用,于已有益。

对于“训练”,在《语文课程标准》中似乎有点淡化了。其实《语文课程标准》所反对的只是过去充斥课堂的繁琐、机械的训练,是只对考试有用、而对终生无用的那些“题海战术”。如疲劳轰炸式的抄抄写写,连篇累牍地做模拟试卷……

我们还是看看《语文课程标准》上是怎么说的吧:“语文教学要注重语文的感悟、积累与运用,注重基本技能的训练,给学生打下扎实的语文基础。”可见,属于基本技能的东西,如写字、读书、作文等,还是要扎扎实实地进行训练的。

有度。所谓有度,就是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由此,我想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

有一次,孔子带着他的弟子去太庙里参观。太庙里有一种悬吊着的倾斜的容器,叫做“欹器”。这种容器空着的时候是倾斜的;然后往里面注水,注到一半的时候,容器就正立着;再继续往里面灌水,水满了,容器反倒翻了,水也泼出来了。这说明了什么道理呢?是说处理问题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不到位不好,越了位也不好,过犹不及嘛。

反思一下这一轮的语文课改,其前期出现的一些做法并不是不好,而是在“度”的把握上出了问题。如,为了尊重儿童的独特体验,却放弃了教师用正确的价值观来引导学生;强调了自主学习,又忽略了教师的传授;上课时占用大量的时间让学生交流搜集来的资料,却把文本丢在一旁;不恰当地使用多媒体,以多媒体取代了读书,等等。再好的手段、方法,如果没有把握好合适的度,用得过了头,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

语文课堂应该追求“和谐、圆融、自然”的境界

杨伟广:在2007年,小学阶段的课改实验已经进行了整整一轮。当时在南通培训会上,您提出语文课应该追求“和谐、圆融、自然”的境界,当时又是基于什么想法呢?

张庆:这也是有针对性的,我想重点谈一谈“和谐”。当前在语文教育领域,流派纷呈,口号很多,这是语文课程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这是好事情,是应当鼓励与提倡的。我想说的是关于流派的命名。现在比较时兴的做法,是在“语文”的前面冠上一个定语,称为“某某语文”。我总觉得这样的称说不甚妥当。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了语文课程是一个多维的整体,有多重功能。多重功能的关系怎么摆?我以为应当追求整体的和谐。要达到整体的和谐,构成语文课程的诸要素就要保持一个合适的度。这好比是做一道菜,主料多少,配料多少,佐料多少,怎么把握火候,都安排得比较适当了,做出的菜才好吃。

用“某某语文”来表述有一定的负面效应。因为你打出了旗号,就要努力突显你的东西,如果无限扩张,你就会有意无意地压缩了其他的维度。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语文课程的异化。我这么说,绝不是反对语文教学中形成不同的流派和风格,只是来一个友情提醒:要全面实现《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各项目标,不要以偏概全。

“圆融”,各个维度的尺寸把握好了还不够,还要善于把各个维度融为一体,使之非常圆满,就像一个浑圆的球。

现在有一种观点过度强调人文性,却排斥了工具性。例如,有人说西方的学生“虽然基础知识差,但并不妨碍他们在文学领域拿诺贝尔奖。从根本上说,决定学生语文素质的不是字词句的功夫,而是思考的欲望和能力”。这样的看法对不对呢?

诚然,培养学生“思考的欲望和能力”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要发展思考能力,又哪能离得开语言能力的发展呢?须知,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同时它也是思维的工具,诚如爱因斯坦所说:“一个人的智力发展,和他形成概念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语言的。”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走入误区。

所谓“自然”是指在操作层面上怎么将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起来。有人说,统一的道理我们都明白,可一上起课来,还是无法回避:究竟是应当突出工具性,还是以精神熏陶为主?我的回答是,顺其自然,不要刻意怎么样怎么样。也就是说要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效果出发。

我讲一个故事:在大海边的沙滩上,妈妈带着孩子在玩沙子。孩子忽然抬起头来问妈妈:“怎么才能得到幸福?”妈妈捧起一捧沙子,手里的沙子满满的,一点也没有漏;她又把沙子握得紧一点,谁料想,沙子却从指缝漏下来,直到漏得精光。妈妈是想告诉孩子:要想得到幸福,就要顺乎自然;若是操之过急,刻意追求,太过功利,反而可能得不到。

杨伟广:在您的《张庆文集》中,您对语文的感悟归纳为“十四韵”,能否请您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十四韵”的内容?

张庆:2004年10月份,《小学语文研究》主编袁浩先生约我写一篇“卷首语”。写些什么呢?我想就写我熟悉的语文教育吧。于是就写了十首打油诗,总题为《感悟语文》,刊登于《小学语文研究》2004年第12期。以后,我又增加了四首,这样就成了“十四韵”。其内容有习惯、识字、写字、释词、阅读、习作,有语言积累、语文实践活动,还有学生观、教学观等。这十四首打油诗,大致包括了我对语文教育的一些认识。限于时间、篇幅,我只能就其中的几首说一说。

第一首:“养成好习惯,恒久乃为功。终生受其益,譬若影随形。”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习语文的过程,就是养成良好语文学习习惯的过程。我们所说的习惯,不仅指学习语文过程中的诸多行为习惯,而且还应包括语文能力本身,如写日记,阅读小说、诗歌,遇到问题查阅工具书或上网搜检,等等。习惯的力量太厉害了!前人说“幼学如漆”,小学阶段经过长期训练而养成的诸多语文学习的技能与习惯,刻骨铭心,习以为常,可以影响孩子一辈子,即所谓“终生受其益,譬若影随形”。这就是我们苏教版语文课本十分重视良好学习习惯培养的主要原因。

第三首:“岂唯纯工具?写字可育人。砚穿池尽墨,笔走泣鬼神。”

进入新时期,社会上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现在电脑都普及了,让学生花这么大的工夫练字,值得吗?“电脑取代论者”只是把汉字看作纯粹的负载信息的书面符号,殊不知汉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让学生学写汉字,是接受民族文化的熏陶。人能写字,字也能“写”人。也就是说,写字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培育人的灵性。这正是《语文课程标准》重视写字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七首:“教者如媒妁,促其自沟通。读书须自悟,哓哓不中听。”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的角色好像个“婚姻介绍人”,其任务就是把文本介绍给学生,让学生直接面对文本,跟文本“谈恋爱”。既然是“婚姻介绍人”,就应当创造条件,让学生与文本充分对话、交流。“介绍人”要有眼色,该避让的就要避让。不恰当地居间聒噪,喋喋不休,是会惹人讨厌的。如果“双方”正处在“热恋”之中,“介绍人”尽可以放手;只有当“双方”交流出现了“故障”的时候,才需要“介绍人”出面疏通一下。

第八首:“不有云千朵,焉得雨淋淋?孰知落雨者,竟是哪片云!”

学生的语言材料和语感经验是通过大量的语文实践活动获得的。如熟读、背诵诗文佳作,阅读书刊、报纸,写信、记日记,日常的口语交际……久而久之,许多语言材料就被吸收进来,并同化进自己原有的认知组块中去。如此不断地积累、同化,就好比是“布云”。到了该表达的时候,一些语言材料便从他的“语言仓库”里被“检索”出来,为他表情达意所用。如此从表达的需要出发,随时取用“库存”,就好比是“落雨”。平时只管这么“布云”,谁也不知道哪块云彩会“落雨”,会在什么时候“落雨”。

第十四首:“欲作弄潮儿,莫效抬驴人。广采百花粉,酿蜜由自身。”

在课程改革的大潮中,一些教师有这样的迷惘:听专家讲座,这个人这样说,那个人那样说。看名师上课,这个人这么上,那个人那么上,究竟听谁的是?我们要有自己的主见。有位教师说得好:我们要像蜜蜂那样在百花丛中采集花粉,但要酿出蜜来,还得依靠自身。我们就是要不迷信,不盲从,尊重实践,善于思考。

教材要力求传统经验与现代意识的融合

杨伟广:许多人把苏教版的特色概括为“民族化、现代化、简约化”,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编写这套教材的时候,在吸纳传统语文教育经验、传承民族文化方面有哪些特别的思考和设计吗?

张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的创造力和凝聚力,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1994年1月组建了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组。那时候,小学语文教材中政治说教的倾向仍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编写组就鲜明地提出了弘扬民族文化、继承优秀传统道德的观点。我们认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情感都十分淡漠,那还谈什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一定要让我们的下一代读了我们的课本,个个成为有情有义的人。

基于上述思考,我们在编写小学语文教材的过程中,力求体现这一编写思想。我想单就亲情这个侧面说一说。汉语拼音有Y、W这一课,我就编创了这么一幅情境图:秋天到了,天气凉了,妈妈在为孩子做新衣裳。左上方则是一只老乌鸦正在喂窝里的小乌鸦。又配了一首语境歌:“老乌鸦,叫嘎嘎,捉条虫子喂娃娃。秋风起,天气凉,妈妈为我做衣裳。”让小学生看着情境图,读着语境歌,不光学习了Y、W,而且感受到母爱,懂得长大了要孝敬父母。又如在低年级单元练习中,有一首“成语歌”是这样编的:“骨肉之情、痛痒相关、情深似海、恩重如山”,插图是:一位小学生有病,妈妈一手端着药碗,一手拿着勺子给孩子喂药。这样内容的课文也有不少,像低年级的《陈毅探母》,讲的是陈毅元帅赶回故乡探望生病的老母亲,他主动地给母亲洗被小便污染了的裤子。一般来说,写元帅大都写他的戎马生涯,我们却从亲情这一角度入手,使学生通过阅读,受到感染和教育。

我们的前辈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传统语文教育的经验,值得我们很好地来继承,但不是拿来主义,要容纳时代需要的东西,为现实社会服务。

如我们设计的“词串识字”,其中有一课是“春天 春风 春雨/柳树 小草 嫩芽/布谷 燕子 蜜蜂/梨花 杏花 桃花”,这就是借鉴了传统蒙学韵语识字的经验,但又有所拓展,如它的丰富的人文内涵,激发儿童想象力的功能,认识事物的功能,等等。这就是传统经验与现代意识的融合。

又如要求小学生写字“描仿入体”,这是继承了传统写字教学行之有效的经验。过去是识写分离的,识的是“三、百、千”,写的却是“上大人孔乙己”,写字的起步晚于识字,原因是那时的写字工具是毛笔,而且初识的字笔画稠,书写的难度较大。现在不同了,现在的写字工具是硬笔,识字安排又是由浅入深,所以能够实行“识写结合”,即识什么字就练习写什么字,这样识与写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效果极佳。

我们的编写思想,得到许多专家的认可。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看了我们的教材,为我们题写了这样一段话:“取传统语文教育中行之若干世纪证明它确实符合汉语文特点而富实效的精华部分为今所用,并结合容纳时代要求的内容,融为一体,这绝非复旧,而是一定意义的创新,这种尝试,值得倡导,值得继续研究、实验、充实、发展,使之逐步趋于完善,解决基础教育中一个重点难点问题,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短短的一段话对我们的编写思路作了充分的肯定。

杨伟广:张老师,你能否从自己读书生活的经历中,给年轻教师一些专业阅读的建议?

张庆:提高语文素养,要靠“读读写写,写写读读”。要博览群书,特别要读经典,读四大名著,背诵百把篇古典诗词。现代和当代中外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品也要涉猎。我觉得直到今天这句话还是适用:你要给学生一桶水,自己就得有十桶水、百桶水。在这方面我有两点建议:

一是要摸索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比如我读小说,喜欢配合观看相关的影视作品。如读《战争与和平》,就看同名电影。读历史书,就参阅相关地图。读经典,往往将几个不同的注本对照起来读。等等。

二是要配合自己的研究专题和写作来读书。这样读书往往印象深刻,经久不忘。

杨伟广:在编辑您的文集时,许多人才知道,早期教材中,不少插图是您自己画的初稿。许多活动中,您也常会兴致勃勃地高唱一曲。大家都惊叹于您的多才多艺。您能给大家透露一下,您的这些才艺是怎样练就的吗?

张庆: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到戏院子里听戏,回来就画戏剧中的人物和场面。我七八岁的时候,家里有一面墙壁全贴的是我的“作品”。家里来了客人,我父亲就以这些画儿向客人炫耀。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担任全校少先队的宣传委员,学校出板报,上面的插图全是我一个人画的。这种爱好一直持续到上师范。然而一个致命的缺陷阻断了我在美术上的发展道路。我是个深度近视,画写生看不清楚石膏像。要是我有一双好眼睛,说不定会在画画上有所发展呢。

我虽然画画是个“半瓶子醋”,没成想在编教材上倒派上了用场。

我上学时也喜欢唱歌,是全市中学生歌咏队的队员。复课闹革命以后,我还在一个中学当过一年多的革命文艺老师,主要是教样板戏唱段。

我喜欢唱“信天游”,特别是原生态的“信天游”,我觉得“信天游”有张力,有心灵的震撼力。我喜欢它的那种粗犷的韵味、奔放的旋律,吼上两嗓子就觉得特精神,特给力。

杨伟广:在这么多年的教材实验中,许多实验区的教师都得到过您的悉心指点,大家也被您这种热忱的关爱及其对母语教育的情怀所激励。您对他们,对咱们母语教育的明天,有哪些特别的期待?

张庆: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母语教育新体系,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我把我学习母语以及研究母语的历程真实地记录下来,提供给大家,意在为有志于母语教育研究的年轻一代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

我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两句,颇能表达我的心声:“可畏后生骧首去,伫观战绩纪新篇。”我希望青年一代会超过我们,比我们干得更好,干得更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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