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话语战略分析
岳圣淞
摘 要： 考察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美国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对中国的威胁感知并实现政策调整，使决策者的主观意志转化为现实的政策行动，离不开政治修辞：首先提出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新国家安全观，突出中国的“经济威胁”，重新建构对双边关系内涵的叙述逻辑，营造出紧迫的政策情境；其次，重新确立政策对象的身份标签——定义中国为“修正主义大国”，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核心利益和价值观的“挑战者”和“战略对手”，进一步巩固对华政策的基本方向；最后，通过官方话语高强度的持续干预，使“中国威胁”的含义不断扩展、影响在各领域扩散，并大力渲染采取相应政策的必要性，最终形成完整的对华政策话语体系。
关键词： 美国；对华政策；政治修辞；话语战略
多年来，“中国威胁论”只是不断地变换形式，但其影响却从未在美国决策层消退，这使得美国决策层始终在对华“接触-合作”与“遏制-对抗”之间徘徊，这种政策的反复正是造成中美关系缺乏长期稳定性的重要原因。① 约翰·米勒-怀特、戴敏著：《奥巴马执政后的中美关系——应对共同挑战》，邢爱芬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页。 2017年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后，中美关系一度呈现出平稳向好态势，高层交往顺畅，双方元首实现互访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达成共识，但从2017年年末开始，特朗普政府出台一系列新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开始逐步下滑。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大国”（revisionist power）和“战略对手”（strategic rival）；② 凌胜利、郦丽：《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历程、经验与启示——兼论特朗普执政后中美战略关系的再塑造》，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5期，第166-173页。 从2018年3月开始，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对华政策：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对中国企业展开制裁，导致了前所未有的中美贸易摩擦。③ 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Signing of a Presidential Memorandum Targeting China "s Economic Aggression”，March 22，2018，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signing-presidential-memorandum-targeting-chinas-economic-aggression/ 特朗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为升级美台关系提供法律基础；④ Library of Congress，“H.R.535-Taiwan Travel Act”，March 16，2018，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535/text 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夸大和渲染中国军力提升对美国造成的所谓威胁；⑤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Communications，John S.McCain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Washington，D.C：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Aug 2018，https：//armedservices.house.gov/ndaa 提出“印太战略”，制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⑥ Prashanth Parameswaran，“Trump "s Indo-Pacific Strategy Challenge in the Spotlight at 2018 Shangri-La Dialogue”，The Diplomat，Jun 5，2018，https：//thediplomat.com/2018/06/trumps-indo-pacific-strategy-challenge-in-the-spotlight-at-2018-shangri-la-dialogue/
对于此次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大幅调整，中外学界都试图从多角度探寻其背后的原因，归纳起来可以大致分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两个方面：宏观因素主要包括“权力转移说”和“国内政治说”，微观因素主要是特朗普个人及其决策小集团的心理因素、认知背景和偏好等对政策造成的影响。⑦ 左希迎：《威胁评估与美国大战略的转变》，载《当代亚太》2018年第4期，第4-50页。 这些解释虽然均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却未能对此次政策调整相较于此前美国多次对华政策调整所体现出的独特性作出充分解释。此次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之所以引发大量关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政策调整的速度之快、程度之大和方式之激进超出普遍预期。对外政策制定是受多重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但各种因素，无论宏观还是微观，主观还是客观，都不可能对政策结果产生直接影响，而往往需要经过代表国家采取行动的领导人，即决策者的认知、分析和选择，才可能影响最终的政策走向。⑧ 张清敏：《外交决策的微观分析模式及其应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1期，第15-23页。 也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纵然需要考虑各方面因素，但如何认知、理解和吸收这些因素并最终将其反映到政策中，都取决于决策者对政策的表述方式。⑨ 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载《国际论坛》2003年第1期，第39-45页。
传统文论关于“正读”已经积累了系统化的理论，然而随着文学及阐释的多元化倾向的日益明显，新出现的文学创作及批评现象中，误读取代正读成为阅读的代名词，传统追求确定意义的阅读观念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新型的文学研究现象。文学的更新发展需要意义的不断增殖，也需要理论的“反躬自省”，误读理论这种批评方法需要有一个“元批评”(metacriticism)[20]的视角，也就是说对误读本身进行误读，对误读的原则方法进行批判辩论，这样才能永葆理论批判的生命力，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文学生产”的角度对“误读理论”进行关照，目的是考察文学的审美性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提出文学的审美性和意识形态之间应时刻保持适度的张力。
政策的本质是话语，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决策者会结合主观认知，运用一定的话语战略将多种因素进行系统性梳理整合，将其转化为特定意义的话语对受众进行说服，以使政策能够被理解、接受和践行，这种话语战略被称之为政治修辞。⑩ Giandomenico Majone，Evidence，Argument and Persuasion in the Policy Process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p.2.本文试图从政治修辞的角度来考察美国决策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语言战略的应用，探知美国决策者制定政策的动机、政策转型及身份建构变化的原因。
一、政治修辞：概念、理论与研究述评
政治修辞是实现政治沟通的有效手段，不仅广泛应用于国内政治活动，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选举政治活动中，还在政策制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政策分析作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受现实主义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所主导。⑪ David Marsh and Heather Savigny，“Political Science as a Broad Church：The Search for a Pluralist Discipline，”Politics ，2004，Vol.24，No.3，pp.155-168.该理论认为，政策选择是一种单纯的、工具理性的社会行为，是行为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表现，观念性因素并不能影响行为体的政策选择。⑫ Rodney Barker，“Hooks and Hands，Interests and Enemies：Political Thinking as Political Action，”Political Studies ，2000，Vol.48，No.2，pp.223-238；Colin Hay，Political Analysis：A Critical Introduction，Basingstoke ：Palgrave，2002，pp.103-104.无论是对参与政策实践的行为体，还是政策研究者，作为观念性因素的话语仅被看成是客观地传递和解读政策信息的工具，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不能发挥实际影响。而在将语言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视域的后实证主义看来，语言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意义重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能够主导国际政治的发展进程。⑬ Maja Zehfuss，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Politics of Real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250-261.
政治修辞作为政治主体战略性使用语言的一种言语行为，在政策制定领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证明了这一观点：政治主体为争取特定受众对其政策的支持和认同，通过对语言资源的操纵，为政治受众塑造出一个“叙述的现实”——这一“现实”反映了政治主体对特定情境的认知，虽不一定完全符合真实情势，但却一定与其政策主张相辅相成。如果将一个完整的政策过程比作一幢建筑物的搭建过程，语言是政策过程的“砖瓦”，而政治修辞就是“图纸”、“结构”和“框架”，二者缺一不可。决策者的主观认知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政策，而是需要通过话语——即政策的本质和载体得以呈现。因此，决策者需要运用政治修辞，将其“主观意志”转化为具有特定意义的话语，对受众群体展开系统性地说服，以使其“主观意志”能够被理解和接受，最终上升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政策。⑭ Giandomenico Majone，Evidence，Argument and Persuasion in the Policy Process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p.2.政治修辞的运用贯穿于整个政策过程中：在综合梳理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决策者依据主观认知，选择政策叙述的主题和内容；强调、弱化甚至忽略特定的内容；设定叙述的先后顺序；选择叙述风格、体裁和具体的叙述技巧（修辞手段）。⑮ Nicholas A.Valentino，Fabian G.Neuner and L.Matthew Vandenbroek，“The Changing Norms of Racial Political Rhetoric and the End of Racial Priming”，The Journal of Politics ，July 2018，Vol.80，No.3，pp.757-771.通过政治修辞，各种影响因素会按照决策者主观设定的重要性排序，并被嵌入到政策话语体系中的相应位置上。通过构造“主观的现实”，决策者得以将观念转化为规则，将主观认知转变为主体间认同。⑯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8，52（4），p.916.正如行为体在利用物质资源时，为保证“物尽其用”，需要对资源的使用目标和方式进行精确合理地规划一样，话语也是一种战略资源，对话语使用同样需要精心策划才能确保产生预期的意义，推动政策的实施。⑰ Qaisar Abbas，“Mediatising Political Rhetoric：Media Logic at the Long March in Parkistan”，South Asian Survey ，Mar 2015，Vol.22，No.1，pp.37-53.通过政治修辞，政治主体将特定的行为变成了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将理念变成了规则，将主观认知变成了“主体间（intersubjective）”的认同。⑱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p.916. 政治修辞虽然只是话语层面上的战略，却拥有着“修辞强制力”（rhetorical coercive power），借助于这种权力，政治主体获得支配物质权力的合法性授权，将话语力转化为物质力。⑲ Ronald R.Krebs and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Twisting Tongues and Twisting Arms：The Power of Political Rhetoric，”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rch 2007，Vol.12，Issue.1，pp.42-45.
通过具体的政策话语将中国形象简明化、具象化和拟人化，美国官方得以将观念中具有主观偏见的中国形象直观地输出给政治受众，为其营造一个具有想象空间的中国身份。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给中国贴上“修正主义国家”、“战略竞争者”和“战略对手”标签，将中国的形象进一步概念化、具象化和拟人化，为对华政策奠定基调。“修正主义”的概念源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权力转移理论”，该理论将正在崛起的国家试图挑战当前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中霸权国地位的意图定义为“修正主义倾向”。[81] Woosang Kim and Scott Gates，“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 ，2015，Vol.18，No.3，pp.219-216.“修正主义国家”与“非现状国家”在美国的语境中意义相近，二者都是美国对其在国际社会上潜在挑战者的命名，但前者体现出更强的意识形态色彩。[82] 刘建飞：《国际政治中的“修正主义”意味着什么》，载《学习时报》2018年8月13日，第2版。 美国在20世纪末以来就一直对中国未来的战略意图心怀疑虑，对中国是否是一个“非现状国家”或“修正主义国家”的问题难以定论。[83] David Shambaugh，“China or America：Which is the Revisionist Power？”，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2001，Vol.43，No.3，pp.25-30.官方话语此前也从未明确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主要是考虑到这一界定的对抗性色彩过于浓重，一旦提出，将直接影响对中美关系本质的界定。[84] Scott L.Kastner and Phillip C.Saunders，“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State？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Mar 2012，Vol.56，No.1，pp.163-177.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曾经分析了中国在20世纪末最后十年中的对外政策，认为中国并没有像美国国内“遏制派”所设想的那样变得越来越具有“修正主义”倾向，反而越发积极地参与到国际合作和国际体系的运转过程中，并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尽管中国的国力已经能够满足其在未来采取修正主义的行动，但只要美国不在高度敏感的台湾问题上刺激中国，同时中国国内能够继续保持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稳定，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就会继续向着“现状国家”的方向发展。[85] Alastair Iain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03，Vol.27，No.4，pp.5-56.该文一经发表，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热议，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当时风头正盛的“中国威胁论”话语。
在完成对华政策的情境建构后，特朗普政府进而提出了对中国的身份认知——中国是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和“对手”。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与俄罗斯被并称为“修正主义国家”，共同构成了“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挑战者”；[78]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 White House，December 18，2017. 2018年1月，美国国防部公布新版《国家防务战略报告》，再次将中国确定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79]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 "s Competitive Edge，”Department of Defense，United States of America，January 19，2018. 当月，特朗普总统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任上首次国情咨文，演讲中用更加直白而严厉的措辞将中国称为“挑战美国国家利益、经济与价值观”的“对手”；[80] Donald Trump，“President Donald J.Trump "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The White House，January 30，2018. 2018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核态势评估》，阐述了中国在战略武器乃至整体军事实力方面对美国构成的重大安全威胁。至此，“中国威胁”因美国政府不断扩展又环环相扣的身份建构话语而不断得到升级。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政治修辞在理论建构方面也取得了进展，逐渐形成了一个综合政治语言学、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和政治心理学等的跨学科理论体系，有力推动了学界对政治修辞学理性认知的转变：长期以来，受经验主义和认知主义的影响，西方对政治修辞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话语表层，基本忽略对政治修辞作用机制的研究；同时，将政治修辞得以发挥作用的最基本条件语言视为其“研究背景”和“客观存在”，并不讨论语言的建构性作用，而将关注点放在对政治主体实施政治修辞行为的动机和具体的修辞技巧的研究上。这种做法人为割裂了语言与政治修辞的天然联系，不利于对政治修辞开展学理性研究。㉛ Alan Finlayson，“Political Science，Political Ideas and Rhetoric，”Economy and Society ，2004，Vol.33，No.4，pp.528-549.随着20世纪末社会学领域掀起的“语言转向”，语言进入了主流理论研究视野，不再被视为是仅仅反映客观现实的工具，而是本身就参与造就现实的主体。㉜ 有关“语言转向”的背景、内容与发展，参见孙吉胜：《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研究：回顾与展望》，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1期；《国际关系中语言与意义的建构——伊拉克战争解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5期；刘永涛：《话语政治：符号权利与美国对外政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Elizabeth A.Clark，History，Theory，Text：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Ian Buchanan，Linguistic Tur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这一转变也深刻地影响了政治修辞理论研究的方向：语言不再被单纯视为是政治主体心理动机和认知活动的反映，而是政治修辞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对语言的战略性使用本身就是政治修辞。㉝ Jonathan Potter，“Post-cognitive Psychology，”Theory&Psychology ，2000，Vol.10，No.1，pp.31-37.政治修辞研究开始关注语言在政治修辞活动中的主体性作用，研究政治主体如何通过语言来完成对特定政治议题的塑造：政治话语本身就是修辞性的，并不存在中立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的政治话语。政治主体在使用语言建构起对某一问题的观点时，虽然其话语本身看起来仅仅是在描述现实，但这种描述性话语本身就具有主观性、
在这一宏观战略背景下，美国政府需要在具体的政策领域锁定目标，找出“造成当前美国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近年来，随着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债权国，在美国看来，能够在经济上与其展开竞争、对其构成威胁的国家，非中国莫属。在美国2017年接连公布的权威政策文件中，中国无一例外地成为被重点阐述的对象，特别是在全文68页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被频繁“点名”33次，成为其对外政策内容阐述中的关键词。在短时高频的官方话语攻势下，中美之间的贸易现状被以一种充斥着主观偏见的叙述重构，所谓的“中国威胁”被大肆渲染。
政治修辞研究视角下的对外政策分析充分继承了政治学领域后实证主义以话语为中心的研究思路。在其看来，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是一个由政治行为体主导的话语过程：政治行为体对特定的政治情势作出判断，通过战略性地使用其所掌握的话语资源，形成政治观点的叙述；依据其观点，提出并描述当前情势下所面临的问题；将这一问题纳入与其他参与这一政策制定过程的政治行为体间的讨论之中，使其成为政治争论的核心；在争论过程中，政治行为体需要不断通过特定的话语解释其政治观点的合理性，劝说其他政治行为体接受并认同其观点，并努力使其成为主导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最终形成经内部协调一致的政策输出。㊴ Alan Finlayson and James Martin，“’It Ain "t What You Say…’：British Political Studies and the Analysis of Speech and Rhetoric，”British Politics ，2008，Vol.24，No.3，pp.445-464.在此过程中，政治修辞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行为体首先需要结合其认知背景，对客观情势做出判断，并通过话语叙述将其转化为主观加工后的政治情势。为此，行为体会综合采用诸如隐喻（metaphor）、㊵ Federica Ferrari，“Metaphor at Work in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Discourse：Investigating a‘Preventive War’Persuasion Strategy，”Discourse&Society ，September 2007，Vol.18，No.5，pp.603-625.政治口号 （slogan）、㊶ John M.Kephart III and Stephen F.Raffery，“’Yes We Can’：Rhetorical Agency in Hyper-Modern Campaign Ecologies，”Argumentation and Advocacy ，2009，Vol.46，No.1，pp.6-20. 幽默 （humor）、㊷ David M.Timmerman，Grant F.Gussman and Daniel King，“Humor，Race，and Rhetoric：‘A Liberating Sabotage of the Past "s Hold on the Present’，”Rhetoric Review ，2012，Vol.31，No.2，pp.169-187. 文辞与敬语 （politeness/honorifics）、㊸ Janet S.Shibamoto-Smith，“Honorifics，‘Politeness，’and Power in Japanese Political Debate，”Journal of Pragmatics ，December 2011，Vol.43，No.15，pp.3707-3719.互文性（intertextuality）、㊹ Frank J.D’Angelo，“The Rhetoric of Intertextuality，”Rhetoric Review ，2010，Vol.29，No.1，pp.31-47.引用（quotation）㊺ Judi Atkins and Alan Finlayson，“’As Shakespeare so Memorably Said…’：Quotation，Rhetoric，and the Performance of Politics，”Political Studies ，2014，Vol.64，No.1，pp.164-181. 以及谚语 （proverb） ㊻ Daniel Ochieng Orwenjo，“Political Grandstanding and the Use of Proverbs in African Political Discourse，”Discourse&Society ，2009，Vol.20，No.1，pp.123-146.等具体政治修辞手段来描绘其所认知的“现实”图景——由于行为体会根据其自身的需要对事实进行进行有选择的“剪辑”，着重某些部分的叙述，简化甚至省略与其认知不符或者无益于其实现特定目标的内容，因此这一“现实”与客观的“事实”往往会会产生很大差异。㊼ Norbert Schwarz，“Attitude Construction：Evaluation in Context，”Social Cognition ，2007，Vol.25，No.5，pp.638-656.界定“现实”的叙述直接关系到行为体接下来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所采取的相关行动，因此问题的设定往往预示着行为体政策的最终走向。在设定问题之后，政治行为体需要将这一问题代入决策圈，与其他相关行为体的不同观点进行协商甚至争论。在这一阶段，行为体如果希望其观点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就需要借助政治修辞不断提出维护其观点合理性的叙述。同时，行为体需要劝说他人以与其相同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为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找到与他人在观念上的共同点作为其展开劝说的基础——这些共同点可以是文化传统或历史经验，也可以是共享的价值观或生活方式。㊽ Shane O’Neill，“Justice in Ethnically Diverse Societies：A Critique of Political Alienation”，Ethnicities ，September 2003，Vol.3，No.3，pp.369-392.通过运用如引用和互文性叙述等政治修辞手段，政治行为体得以唤起他人的共鸣，拉近彼此间距离，为进一步展开劝说奠定基础。此外，行为体还需一一陈述其观点合理性的原因进行深度劝说。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体可能会按照原因的关联度和优先级采取调整叙述顺序、链接㊾ 链接是指政治行为体运用政治话语突出体现其观点与特定的政治受众群体所认同的价值观的共同之处，进而劝说政治受众群体将其政治观点内化为其对价值观认同的一部分的政治修辞手段。参见Herbert Kitschelt and Daniel M.Kselman，“Economic Development，Democratic Experience，and Political Parties’Linkage Strategie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12，Vol.46，No.11，pp.453-484.以及隐喻等政治修辞手段，通过不断变换话语风格和叙述体裁达到劝说效用最大化。当其观点处于主导地位后，行为体会适时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形成完整的政策框架。政治修辞的运用贯穿了整个政策形成过程，是行为体主导政策走向、发挥主观能动性、将主观的政治认知和观点转化为最终政策的关键推动力。
综上所述，肺癌、乳腺癌、肝癌和结直肠癌为我省发病率与死亡率较高的癌症，希望通过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能够早期筛查出更多的癌前病变，提高癌症的早期发现率，降低癌症死亡率。随着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的实施，黑龙江省将进一步扩大肿瘤登记点，做好培训和质量控制，完善全省癌症防治工作。并且，加快推进癌症等重大疾病防治攻关，努力在关键防治技术等方面取得更多创新成果，为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二、政治修辞视角下的对外政策分析框架
河流的社会廊道功能主要体现在城市河流与人类的交互作用中，主要分为景观廊道功能和经济廊道功能两个方面[7]。
尽管近年来学界对政治修辞的关注度不断增大，研究成果丰富，逐渐呈现出精细化趋势，但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相对完整、接受程度高、可操作性强的分析框架应用于对现实政治的分析。大多数研究仍旧停留在对单一案例的政治修辞应用分析上，且政治修辞的界定、分类以及分析方法不尽相同，难以形成体系。以艾伦·芬莱森为代表的“修辞与政治学研究团体”（Rhetoric and Politics Specialist Group）㊿ “修辞与政治学研究团体”是由东安格利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艾伦·芬莱森发起并创立，下属于英国政治研究协会（UK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的专家研究团体，成立于2010年，目前主要致力于政治修辞、政治沟通与政治说服的话语研究，其话语研究对象原本主要立足于英国议会政治中的传统领域，但近年来研究领域不断得到扩展，已经逐渐超越了单纯的政治学范畴而拓展到社会学领域的其他学科，并将传统的文本研究拓宽至各个类型的文本研究。有关“修辞与政治学研究团体”的介绍和研究成果，参见https：//psarhetoric.wordpress.com/about/ 从对英国国内政治的研究出发，不断完善政治修辞的理论框架，取得显著进展，他们确立的修辞性政治分析已经成为目前学界接受度最高的理论分析框架。[51] Gareth Price-Thomas and Nick Turnbull，“Thickening Rhetorical Political Analysis witha Theory of Distance：Negotiating the Greek Episode of the Euro-zone Crisis，”Political Studies ，2018，Vol.66，No.1，pp.209-225.总体而言，修辞性政治分析的具体实践分为修辞情景分析、争论建构分析与实质论证分析三个阶段。首先，在修辞情景分析阶段确定研究议题、限定具体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通常情况下，对特定政策的政治修辞研究将研究范围限定于政策制定的全过程——这意味着所有相关政策制定的文本都将作为研究的语料。对语料的搜集要尽量保证其原始性和客观性，并将其还原到话语发生的最初情景，即“修辞情景”（rhetorical situation）中。修辞情景是政治修辞得以应用的基本环境，这一环境决定了政治行为体与政治受众之间的身份关系，也限定了其使用政治修辞的方法和内容。[52] Nick Turnbull，“Political Rhetoric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Context：a New Theory of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the Rhetorical and the Political，”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2017，Vol.14，No.2，pp.115-131.在争论建构分析阶段，研究者通过对搜集筛选的语料进行深度内容分析，着重从四个关键点来把握政治行为体是如何认知客观情境，并通过政治修辞将其转化为其所需要的政治情势，使其政治观点得以确立并引入一个政策争论过程之中的：第一，对事实揣测（factual conjecture）的分析。研究者需要通过对语料的深入解读，来回答“行为体所认为的情势（state of affairs）是什么样的”这一问题。第二，对命名（naming）与框定（framing）分析。研究者需要考察行为体如何对其观点进行标签化的命名。标签化本身也是行为体所采用的政治修辞手段，目的在于使复杂的观点以简明扼要的方式得到具象化的表达，使之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同时，行为体通过对观点的命名也完成了对接下来叙述范围的框定。第三，对观点本质的评估。研究者不仅要分析行为体如何对其自身的观点进行界定，还要分析其他不同观点的反应——行为体的观点在这一阶段还并未成为主导观点，没有经过协商讨论而获得合法性。也正是由于不同观点的存在，行为体才需要在接下来的争论过程中通过政治修辞进行劝说。第四，争论建构分析。在对各方观点进行评估的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探究“这一观点是否值足以形成争论？如果是，争论的焦点在哪些方面？”事实上，这同样是行为体需要考虑的问题：只有明确了争论的焦点，才能在面对质疑时有充分的准备，进而展开更有针对性的说服，争取对其观点的合法性授权。实质论证阶段的分析是整个修辞性政治分析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当行为体成功以其观点引发了相应的政策争论，就需要组织叙述来进行针对性的说服。这一阶段也是政治修辞应用最全面和最系统的阶段。研究者主要通过五个角度来考察行为体构建其政治观点合理性叙述的行动脉络：第一，行为体是如何组织叙述，将其当前的政策观点与国家宏观政策相对接，并使之成为其合理和自然的一部分。[53] Alan Finlayson，“From Beliefs to Arguments：Interpretive Methodology and Rhetorical Political Analysi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7，Vol.9，No.4，p.555.第二，行为体叙述中如何通过诸如隐喻、链接、政治口号、互文性叙述、叙述顺序重组等具体的修辞手段来描述和定义当前事态。第三，行为体如何从三个角度——领导者的性格、气质和精神因素、情感因素、理性因素，展开具体劝说来唤起政治受众群体的共鸣。第四，对行为体采取劝说性叙述体裁的分析，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协商性劝说、法理性劝说和单纯强调文辞优美的修辞性劝说。第五，在劝说的基础上，行为体如何表明其政策观点，并将其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使其与国家长期秉持的价值观相符合。[54] Susan Condor，Cristian Tileaga and Michael Billg，“Political Rhetoric，”in Leonie Huddy eds.，The Oxford Hna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2nd Edition） ，Oxford Handbooks Online，December 2013，http：//www.oxfordhandbooks.com，访问时间：2018年4月7日.
在充分借鉴修辞性政治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着简明和可操作性强的基本原则，本文将政治修辞视角下的政策分析模式进一步归纳为由四个关键环节所组成的话语建构过程：第一，议程设定和主体框定，提出“最紧迫的问题或需最优先解决的事项”，并确定“造成这一紧迫问题的主体”；第二，情境建构，说明“该主体如何导致了这一紧迫事态”以及“问题的紧迫程度”；第三，观点命名，指出“应当如何认知这一主体”——选择特定的“身份标签”作为对这一主体具象化的认知；第四，政策阐释，阐明“采取相关行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本文接下来将遵循这一脉络，对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展开分析。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话语战略
在对特定对外政策展开分析的过程中，无论采取何种视角、何种方法，都离不开对一手资料——官方政策话语的深度解读。在分析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话语战略时，对研究对象和语料的选择更需谨慎：不同于以往历任美国总统的话语风格，特朗普在执政过程中不断展现出“独断专行”的一面，在政治沟通和宣传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其备受争议的“推特外交”。[55] Michele Lockhart ed.，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His Political Discourse：Ramifications of Rhetoric via Twitter ，2019，New York，NY：Routledge，pp.11-28.尽管新媒体在现实政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美国高层的重视，奥巴马在任时期还特别设立了“联邦政府首席信息官”一职以为使公众能够更加便捷和及时的获取政府信息、改善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政治沟通方式，使现实的政治生活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需求，但自始至终，传统的官方信息渠道依旧处于主导地位，而新媒体则作为政府展开政治宣传和沟通的辅助手段。
相比之下，特朗普对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展现出特别的青睐。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不断发表对特定问题的个人见解，与选民进行互动，为其带来了相当高的关注度，很大程度上对其胜选起到了助推作用。[56] Shontavia Jackson Johnson，“Donald Trump，Disruptive Technologies，and Twitter "s Role in the 2016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Widener Law Journal ，2018，Vol.27，Issue.1，pp.41-43.在当选总统后，特朗普依然我行我素，将推特作为政治沟通的重要平台，形成了“白宫官方+总统推特”双重信息发布渠道并行的独特现象。[57] Ramona Kreis，“The‘Tweet Politics’of President Trump，”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2017，Vol.16，Issue.4，pp.607-618.特朗普的“推特外交”和“推特治国”给美国传统的政治生态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无论政界、学界还是媒体都逐渐意识到，单凭传统意义上的官方话语已经不足以准确探知、分析乃至预测当前美国政府对特定问题的观点和立场，在分析当前美国政府的特定政策时，将总统推文作为重要的参考的必要性已经得到广泛认同。[58] Brian L.Ott，“The Age of Twitter：Donald J.Trump and the Politics of Debasement，”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017，Vol.34，No.1，pp.59-68.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首席战略与信息交流顾问裴范菲（Dan Pfeiffer）分析了新媒体对当前美国政治生态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他认为，特朗普个人对推特的使用是其对外话语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特朗普）之所以如此沉迷于发布推特，一方面是由于其对官方话语渠道的深度疑虑和不信任，认为单纯依赖于白宫（的新闻班底）实际上是对总统个人话语权的一种绑架；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增加其个人话语在官方话语中的比重，达到左右政策走向、掌控话语权的最终目的”。[59] Dan Pfeiffer，Yes We（Still）Can：Politics in the Age of Obama，Twitter，and Trump ，2018，New York：Twelve，and Imprint of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pp.12-49.事实上，通过对比特朗普的推文和官方话语文本可以发现，特朗普的个人话语与美国政府的官方话语之间的差异正在逐渐缩小，界限也逐渐模糊：[60] Zhang Yini，Chris Wells，Wang Song and Karl Rohe，“Attention and Amplification in the Hybrid Media System：The Composition and Activity of Donald Trump "s Twitter Following during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New Media&Society ，September 2018，Vol.20，No.9，pp.3161-3182.通过频繁密集的推文表态，特朗普试图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先声夺人”、抢先占据舆论高地的意图越发明显。在就特定问题首先发表了个人看法之后，特朗普即获得了广泛的舆论基础，并能够以此为筹码，反过来向反对派进行施压。[61] Regina Luttrel，Trump Tweets，the World Reacts：Understanding What is Relevant and Why ，Lanham，Maryland：Lexington Books，2018，pp.57-99.因此，只有将特朗普的推文纳入分析范围，将其作为反映其个人认知的直接参考，并结合官方话语文本进行比对，才有可能发现特朗普的个人认知与最终政策之间的相关性，也才能够深入分析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话语战略的整体脉络。本文接下来将沿着上一节所搭建的分析框架，对特朗普对华政策话语战略的实践展开具体分析。
（一）议程设定和主体框定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将把经济问题作为施政的最优先方向；美国当前面临的最重大挑战是作为世界领袖的绝对优势正在被削弱、地位正在被挑战，主要体现为美国经济的衰退，区域性大国的崛起。因此，如果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必须从调整经济政策入手。内政方面，美国政府将大力改革税收和福利制度，改善国内投资环境，提升本土制造业水平，推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在对外战略方面，美国将致力于维护由其主导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倡导以双边而非多边为基础的合作，反对各种形式的所谓“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制度。[6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 White House，December 18，2017. 上述表态说明，特朗普政府已经决意重新排列其施政议程的优先级，将经济议题置于首位。
这篇阅读量早早过了百万的文章，收到的留言不计其数，而其中90%以上的都是网友对大阪总领馆的“感激与支持”。
巴 斌 男，1988年生，河南郑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阵列信号处理、参数估计，卫星与移动通信等.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从经济领域入手，将对外战略的重心聚焦中国，并不是单凭传统官方话语资源的精准投放而实现；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于，特朗普对华主观认知的个人话语在煽动和渲染“中国威胁”的过程中有力地配合了官方话语，甚至在官方话语出现之前就开始发挥了关键的政策铺垫和舆论引导作用。自2009年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活跃度，累计发布超过三万条言论，涵盖领域广泛，时间跨度长。“中国帖子”是特朗普众多推文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即特朗普发布的有关中国议题的文章。自2011年10月21日其首次公开发表有关“中国”的言论以来的8年间，特朗普已累计在推特上发表涉华言论400余条。据统计，按国别分类，中国仅次于美国，是特朗普在推文中提及数量第二的国家。其“中国帖子”所涉及的内容广泛，涵盖了中美关系中经济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贸易逆差、知识产权、技术转让、人民币汇率、农产品出口、制造业、能源以及债权问题等。[63] “分析：特朗普在Twitter上的‘中国帖子’”，FT中文网，2017年2月22日，http：//www.ftchinese.com 由此可以看出，特朗普近年来对中国的关注呈现出相当的连贯性，尽管在其就任之后，也曾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发表了积极正面的表态，但总体来看，其对华认知的基本面始终趋于负面，甚至不乏充满敌意的对华批判论调。[64] Toh Ham Shih，“Trump on China，7 years and 400-plus Tweets Later，”inkstone，April 11，2018，https：//www.inkstonenews.com 特别是在2011年奥巴马执政时期，由于美国政府爆发了债务上限危机，而中国又是美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更加重了其对中国的偏见。由此看来，特朗普在上任之后，利用官方释放重大战略信号的机会迫不及待地将“中国议题”提上日程，很大程度上是受其主观认知因素影响的结果。
（二）情境建构
虽然政策被视作是决策方对客观政治情势的反应，但决策方对政治情势的认知和界定却是主观的。当面临决策时，决策方并不直接以客观事实作为决策参考直接行动，而是先结合个人的认知背景对事实的本质进行判断和界定，将其转化为其认知模式下的“现实”，再以这种“现实”作为参考来采取行动。[65] Walter Lippmann，Public Opinion ，New York：Harcourt，Brace，1922，pp.16-31.不同决策方差异化的认知背景和思维方式可能导致其对同一政治情势产生截然不同的认知和界定，进而导致受其影响的政策选择出现差异。特朗普作为美国政治史上首位完全没有从政经历的总统，其对美国的观察视角、对美国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对美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认知，相比于历任总统和2016年大选中的其他总统候选人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从商经历丰富的特朗普对经济议题的关注远甚于其他问题，[66] Lowell Dittmer，”Trump on China，”Asian Perspective ，October-December 2017，Vol.41，Issue.4，pp.673-674.甚至可以说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其认知背景的全部——在特朗普看来，美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紧迫的经济形势：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攀升、国内就业率不断下降以及美国实体经济走势低迷；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但美国对此并未准备好——这一切都归咎于前任政府失败的经济政策。[67] Michael Kranish and Marc Fisher，Trump Revealed：an American Journey of Ambition，Ego，Money ，and Power，New York：Scribner，2016，pp.1-20.基于这种对客观情势的认知和界定，特朗普提出将“重塑美国经济”作为应对美国当前所面临的国际国内挑战的根本手段——这也是其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强大”和“美国优先”的核心要义。[68] Jason A.Edwards，“Make America Great Again：Donald Trump and Redefining the U.S.Role in the World，”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8，Vol.66，No.2，pp.176-195.在对国际局势认知上，特朗普同样加重了对经济因素的考量，将其眼中的国际秩序描绘成为了一个“正在走向失控的全球贸易秩序”，美国并没有维护好其苦心经营的自由贸易体制，反而对破坏秩序的威胁势力不断让步妥协，致使国家利益遭到重创，令美国的国际地位受到影响。[69] Donald J.Trump，“A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Feb 28，2017，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23408.Donald J.Trump，“Inaugural Adress”，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Jan 20，2017，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
目的性，甚至攻击性，旨在对潜在对手的反对观点进行批判，进而建立其本身观点的合法性。㉞ Mary Buchinger Bodwell，“Jonathan Potter Representing Reality：Discourse，Rhetoric，and Social Construction，”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March 2001，Vol.17，No.1，pp.273-275.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开始逐渐探索建立政治修辞的理论分析框架，如以艾伦·芬莱森（Alan Finlayson）为代表的英国政治修辞学者提出的修辞性政治分析框架，通过对政治修辞的分析，来研究政治主体如何通过语言使其政治观点转化为政策主张，并建构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政策话语展开说服，进而获得政策的合法性依据。相比之下，国内的政治修辞研究仍旧处在起步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议程：多数研究都是围绕国内政治话语展开，探讨国家领导人讲话中以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中的政治修辞，属于案例分析式研究，缺乏理论层面上的探索；㉟ 张凤阳：《国际竞争格局下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一份研究纲要》，载《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8页。 在较为有限的对国际关系和国外政治修辞的研究中，对美国的政治修辞研究数量最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对美国反恐战争政策话语的研究，将政治话语研究的视角进一步聚焦到政治修辞下，研究在美国反恐战争政策中，权力是如何通过语言策略的运用来建构起其基本的合法性；㊱ 刘文科：《权力运作中的政治修辞——美国“反恐战争”（2001-2008）》，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第二，对美国总统竞选中的政治修辞研究；㊲ 较具代表性的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参见：杨森：《论“象征”在政治领域的修辞功能——美国总统奥巴马演讲探析》，载《国际汉语学报》2018年第1期；窦卫霖、陈丹红：《对中美国家领导人演讲的互文性现象的批评性话语分析》，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年第11期，第12-15页；蔡琪、常燕荣：《政治传播与修辞说服——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辩论剖析》，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2期；罗峰：《美国总统的政治修辞——对布什关于伊拉克战争修辞的考察》，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3期，第122-132页。 第三，对美国国家形象塑造中的政治修辞研究。㊳ 张凤阳：《国际竞争格局下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一份研究纲要》，载《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8页。 总体而言，国内对政治修辞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仍旧不足，特别是在对外政策分析领域，目前国内学界从话语角度进行的对外政策分析研究尚处在边缘化状态，以政治修辞为视角的政策分析则更加匮乏。因此，有必要通过借鉴国外较为成熟的政治修辞研究成果，进一步补齐国内政策分析话语研究的短板。
情境建构对政策的形成至关重要。在情境叙述中，决策者不仅得以将主观认知融入其中，设定政策的基本方向，为进一步展开政策叙述做好铺垫；更重要的是，通过叙述所形成的意义框定，政策话语的边界得以确立——特定的叙述决定了哪些内容是该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应当作为政策重点；而哪些内容与政策无关，应当被忽略。这种情境建构的叙述在现实政治中应用广泛，最典型的就是“安全化“（securitization）的话语叙述：将特定的情势与安全情境相链接，通过话语塑造其威胁形象将其建构为安全问题。[70] Fred Vultee，“Securitization：a New Approach to the Framing of the‘War on Terror’，”Journalism Practice ，February 1，2010，Vol.4，No.1，pp.33-47.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安全化”的作用同样重要，如果决策者希望某一政策能够迅速获得支持并实施，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包装成为关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政策，“因为安全利益始终位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顶层，且没人会质疑它的重要性”。[71] 上述表态来源于罗伯特·萨特教授在2018年3月与笔者的谈话，内容由笔者自行整理。 在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这种安全化的思维逻辑表现的同样明显：相较于前任政府对国家安全趋于保守的定义范围，特朗普直接将“经济”与“国家安全”相链接，进而提出了全新的国家安全观——“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这一判断得到了更加系统和详细的阐释：“重建美国的国内经济实力，推进建立一个公平、互惠的国际经济体系将有助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繁荣以及世界的和平”。[7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 White House，December 18，2017. 与此同时，为了使这一国家安全观在美国的对外政策领域得到体现，《美国国家防务战略》中再次强调，国家间的战略竞争已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安全关切[73]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 "s Competitive Edge，”Department of Defense，United States of America，January 19，2018. ——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中将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来维护美国的经济安全，甚至不惜与其他大国就此展开竞争。通过将经济议题安全化，特朗普的对外政策的话语框架得以向与其认知相符合的方向延展，原本经济与国家安全之间并不明显直接的关系得到重构而变得紧密。这也为其对华政策的叙述开辟了一个新的话语空间：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华政策应当与对外政策的基调相一致，形成有机的衔接。如果当前美国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安全问题是经济问题，那么解决中美之间的经济问题理应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最优先考虑事项。在这一基本定位下，美国对华政策“以经济为主轴”的叙述得以展开：特朗普政府认为，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贸易不平衡——美国对华贸易每年产生超过3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74] Ana Swanson，“U.S.-China Trade Deficit Hits Record，Fueling Trade Fight，”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6，2018. 抢占了美国市场和美国应有的就业岗位；此外，中国对美国进口采取多重限制，强制要求美国企业对华技术转让以换取对中国的市场准入；[75] Donald J.Trump，“Inaugural Adress”，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Jan 20，2017，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 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不遵守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规则，试图挑战长期稳定的国际贸易秩序并试图将其引向利己的发展方向。中国在贸易领域的一系列政策正在侵害美国实体经济的基础，因而是美国的重大威胁。[76] Donald J.Trump，“Remarks on the 20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Dec 18，2017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29014&st=china&st1 在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渲染的同时，特朗普试图将这种威胁性话语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进一步完善对华政策安全化的叙述逻辑——作为经济体量上已经可以与美国比肩的世界性大国，中国的人口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更低。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教育、提升科技实力和科研竞争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具备超越美国的高端人才优势。加之其在中美贸易中所获得财力和技术，中国将完全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建立更加雄厚的军事实力。而在其看来中国的军事预算也确实正在逐年增长、武器装备更新换代迅速、整体军事实力正在逼近美国。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强大，将对传统上以美国为主导的亚洲区域秩序乃至全球秩序都构成重大挑战，这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威胁，而是在军事和国防上对美国造成的实质性的、更加紧迫的威胁。[77] Donald Trump，Time to Get Tough：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Washington，DC：Regnery Publishing，Inc.，2011，pp.32-37.
清游刚约采兰前，众绿惊囘首夏天。 闯入寺门同一笑，满阶红紫不论钱。 王李真惭并代俦，百年名辈抗风流。 苦心能事敎谁识，尽把诗斑替黑头。 流年苦说觅还丹，两鬓俄惊雪欲攒。 羞到海棠花下饮，且偸槐树梦中安。 鹊竹自绕何山师，故留名迹后人知。 吾曹语笑闲送日，可有千秋万岁时。[7]
（三）观点命名
从研究成果来看，西方政治修辞研究基本覆盖了民主政治体制下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传统的议会辩论、政治选举、政治动员、政治宣传、高层演讲与官方文本（包括文字、视频以及历史纪录片）等；㉖ 较具代表性的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参见Danielle Every and Martha Augoustinos，“Constructions of Racism in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ary Debates on Asylum Seekers，”Discourse&Society ，2007，Vol.18，No.4，pp.411-436；Kim L.Fridkin and Patrick J.Kennedy，“Variability in Citizens "Reactions to Different Types of Negative Campaign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pril 2011，Vol.55，No.2，pp.307-325；Robert E.Terrill，“An Uneasy Peace：Barack Obama "s Nobel Peace Prize Lecture，”Rhetoric and Public Affairs ，Winter 2011，Vol.14，No.4，pp.761-779.此外，政治修辞研究也积极适应现代政治生活形态的发展变化，将研究领域拓展至社会运动、抗议游行甚至是网络虚拟空间的政治活动，㉗ 较具代表性的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参见Karma R.Chaves，“Counter-public Enclaves and Understanding the Function of Rhetoric in Social Movement Coalition-building，”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1，Vol.59，No.1，pp.1-18；Stacey K.Sowards and Valerie R.Renegar，“Re-conceptualizing Rhetorical Activism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Context，”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2006，Vol.17，No.1，pp.57-74； Erich Sommerfeldt，“Activist E-mail Action Alerts and Identification，”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011，Vol.37，No.1，pp.87-89.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治修辞研究语料形式的更新：最初的政治修辞研究仅以官方的话语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包括领导人的正式讲话和政府文件，但并不包含非正式的话语材料。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政治生活形态得到了极大改变，政治互动和沟通形式也变得丰富，尤其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极大拉近了政治主体与政治受众之间的距离，因此政治修辞研究在近年来也将社交媒体文本等非传统形式的文本纳入其研究视野。㉘ Keith N.Hampton，“Comparing Bonding and Bridging Ties for Democratic Engagement：Everyday Use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within Social Networks for Civic and Civil Behaviors，”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011，Vol.14，No.4，pp.510-528.在具体研究议程上，西方学者近年来已将政治修辞研究视角从单纯的国内政治活动延伸到了对外政策，关注了政治修辞在国家身份和移民与公民身份的形成过程中、㉙ Petr Kratochvil，Petra Cibulkova and Vit Benes，“Foreign Policy，Rhetorical Action and the Idea of Otherness：The Czech Republic and Russia，”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6，Vol.39，No.3，pp.497-511.以及其在地区和相关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应用。部分学者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予以关注，特别是对美国发动并主导的反恐战争的关注，分析决策者如何运用政治修辞操控政治话语，以获得战争合法性的问题，一度成为了学界研究的热门。㉚ 对于美国反恐战争的政治修辞研究，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参见Joanne Esch，“Legitimizing the‘War on Terror’：Political Myth in Official-Level Rhetoric，”Political Psychology ，June 2010，Vol.31，No.3，pp.357-391；George Kassimeris and Leonie Jackson，“The West，the Rest，and the‘War on Terror’：Representation of Muslims in Neoconservative Media Discourse，”Contemporary Politics ，2011，Vol.17，No.q，pp.19-33.
政治修辞是修辞概念在政治领域的延伸和应用，其历史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修辞术，英语中的“rhetoric”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原意指“演说者”，因此最早修辞术指的是公开场合、正式演说的艺术，包括立论和对具体词句的修饰。由于这种正式演说在当时最主要的应用就是在政治活动中，因此政治修辞在修辞学产生之初就已经成为其重点关注对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其为西方修辞研究的起源。古典修辞学认定修辞与语言以及人类认知和思维活动存在关联，并认为政治修辞在西方协商民主体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⑳ 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页，转引自刘文科：《权力运作中的政治修辞——美国“反恐战争”（2001-2008）》，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页。 在对修辞概念的认知上，出现两种倾向：一是认为修辞代表着“不真诚、不诚实和空泛的话语”，特别是在政治活动中，是运用话语实施欺骗的手段；㉑ 有关这一观点的阐述，参见Alan Partington，The Linguistic of Political Argument ，London：Routledge，2003；Julie Brown and Eric S.Dickson，“’We don "t talk to terrorists "：On the Rhetoric and Practice of Secret Negotiation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June 2010 ，Vol.54，No.3，pp.379-407；Trevor McCrisken，“Ten years on：Obama "s War on Terrorism in Rhetoric and Practice，”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1，Vol.87，No.4，pp.781-801.另一种观点相对积极，倾向于语言与思维层面相结合，认为修辞是实现有效沟通的话语手段，通过对话语的组织和修饰，使其达到更容易被理解的程度，甚至可以称为是掌控言语的艺术。㉒ Wayne C.Booth，The Rhetoric of Rhetoric：the Quest fo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Oxford：Blackwell，2004.从“修辞”的概念过渡到具体“政治修辞”的概念，西方基本沿袭了后一种认知，认为政治修辞是“政治活动中建构说服性论证的战略手段”。㉓ Susan Condor，Cristian Tileaga and Michael Billg，“Political Rhetoric，”in Leonie Huddy eds.，The Oxford Hna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2nd Edition） ，Oxford Handbooks Online，December 2013，http：//www.oxfordhandbooks.com中国学术界对“政治修辞”的定义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将政治修辞定义为“政治主体运用一定的政治语言，在政治过程中实现政治说服的技术和能力”，㉔ 刘文科：《权力运作中的政治修辞——美国“反恐战争”（2001-2008）》，第47-57页。 或“个人或集团在利益、权利和权力的合法性诉求、政策指令和指导的议定、社会思想一致性的整合，以及集体行动的动员等行动中的言语策略”。㉕ 周作宇：《协同创新：科学概念或政治修辞》，《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6页。
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给中国贴上了“修正主义”标签，着重强调了中国“挑战当前的国际秩序和美国的价值观”的标签属性，表明了其对中美关系本质界定的转变和重新定位中美之间交往方式的决心。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表态显示出其对华政策将超越此前美国政府“两面下注”的基本框架，逐步转向全面对抗和遏制。[86] 薛力：《美国对华战略：从两面下注到全面防范》，载《世界知识》2018年第13期，第73页。 他认为，中国在挑战美国建立并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的行为本身就是挑战美国赖以发展和强大的“自由贸易体制”，就是在挑战美国所秉持的以“自由”和“平等”为核心的价值观。而观念层面冲突所带来的威胁要远高于物质层面冲突的威胁，是更加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当两种差异巨大的价值观正面碰撞，只能采取强硬而直接的手段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因此，美国就有充分的理由将中国看作其“战略竞争者”和“战略对手”。[87] Donald J.Trump，“Remarks at a Dinner With European Business leaders in Davos，Switzerland”，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Jan 25，2018，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28977&st=china&st1=
针对这种现状，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对弹幕的管理，“打卡”，提高趣味性以及扩大授课范围等手段进一步改善日语网络直播课程。
（四）政策阐释
命名观点和制定身份标签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中美关系的“再定义”，还意味着具体的政策行为都将以这种身份标签作为准则：“战略竞争者”的重点在于“竞争”，而“战略对手”的重点在于“对抗”，相较于前任政府在对华政策话语中试图突出的“合作”因素，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话语本质上更加凸显了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色彩。如果说特朗普对华认知的基本观点是根植于其多年来密切跟踪中国的发展变化和中美之间交往互动过程中所积累的主观偏见，那么其对华政策框架的形成同样有其深刻的渊源：早在2011年，特朗普在一本专著中就曾全面系统地阐述过对当时美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各种挑战的看法，并设计出了一套其理想中的完整的“施政策略”。在该书中，“中国议题”被列入题为“向中国征税，保住美国的就业岗位”的一章中进行单独讨论：特朗普首先全面批判了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认为奥巴马的对华政策过于软弱，美国政府对华身份定位存在严重失误。他明确指出，“中国不是我们的朋友，他们（中国）把我们当成敌人，因而我们也没有必要继续视其为伙伴或朋友，而应当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中美贸易本身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中国是在对美国实施经济侵略，而美国的决策者却视而不见，甚至将机会和金钱拱手相让”，“中国正在系统性地削弱美国的制造业基础、掠夺美国的工作岗位、操纵汇率”，“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每年产生超过3000亿美元的逆差，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对于美国来说，我们只剩下一段非常短‘窗口期’，如果不立即行动，中国将会对美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88] Donald Trump，Time to Get Tough：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Washington，DC：Regnery Publishing，Inc.，2011，pp.29-46.——时至今日，对比当下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可以发现，其政策框架与当年的“政策规划”如出一辙。这也充分说明，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形成有其深刻的主观认知基础，尽管当前美国国内的多方势力不断主张“对华强硬”、“对华摊牌”、“对华脱钩”，但其影响终究只是客观因素，导致特朗普对华政策相较于前任政府的政策出现重大转型的决定性因素依旧是其自身的主观认知。
尽管特朗普政府在对华强硬的政策话语中并未完全排除合作的可能性，但鉴于其对华身份标签的属性和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立场，中美之间目前的合作也只能维持在具体领域的有限合作，且双方合作的基础也并不是基于相互信任，而是单纯的利益考量——对于美国来说，只有在某些领域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美国重大的国家利益、且单凭其一己之力难以实现的情况下，才会迫不得已考虑与中国的合作。失去互信基础的合作关系是暂时且脆弱的，一旦美国无法通过合作获得其所希望的结果，就会加深其对中国行为动机的疑虑，甚至不惜采取其他领域的政策手段对中国施压，迫使中国采取措施满以达到其目标——受这种思维方式所主导的政策行为将会呈现出试图模糊不同领域政策界限的倾向——参考特朗普政府对华采取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行动，可以发现其试图将政治问题“经贸化”和经贸问题“政治化”的倾向尤为明显：在朝鲜半岛局势不断紧张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急于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希望借助中国来尽快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89] Robert Sutter，“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in 2017：The Impact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Asian Survey ，2018，Vol.58，No.1，pp.10-20.尽管中方始终秉承着劝和促谈的原则尽最大努力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但美国仍旧无视中方的努力，不顾中国的核心利益，对中国横加指责，并通过经贸领域持续对华施压；甚至在关系到中国核心利益和中美关系根本基础的台湾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也一反美国历任政府一贯而谨慎的态度，再三挑战中方“一个中国”的原则底线，一度试图将中美经贸问题与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立场相链接，以迫使中国通过在贸易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美国政府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坚持。[90] Jonathan Sullivan，“Trump，Taiwan，and the‘One China’Policy，”The Diplomat ，February 28，2017，https：//thediplomat.com尽管此后美国政府作出迅速澄清，表示其将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这一行为所展现出的寻求将政治问题“经贸化”的意图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它意味着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特朗普商业思维模式主导，而令中美关系“经贸化”、令两国间交往模式简单化、协议化、商业化的做法，将严重影响两国关系长远、稳定、健康的发展。[91] Dean P.Chen，“Liberal Internationalism，Jacksonian Nationalism，and the US One China Policy，”Asian Survey ，2018，Vol.57，No.5，pp.885-909.
四、结论
通过政治修辞视角下对特朗普对华政策话语的分析可以发现，作为决策主体，美国政府在这一政策制定过程中始终掌握着话语主导权，通过对语言资源的战略性使用，使其主观认知和观点得以融入政策话语，进而形成反应其特定偏好的对外政策——通过精心组织的叙述，搭建起以“经济”为主轴的话语背景，设定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在此背景下，将“中国”框定为其叙述的主体，围绕“中国”主观构建情境，突出渲染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威胁，并逐渐延伸到安全和国际秩序等领域，使中国议题安全化；塑造全新的对华认知的身份标签，扩展其以“竞争”、“对抗”和“有限接触”为基调的对华政策话语体系；最后将其与相关的政策建议整合，形成完整的政策逻辑，完成对华政策合法化过程。尽管特朗普政府对经济问题过度关注的倾向备受质疑，特别是在对华政策上试图通过大规模贸易制裁逼迫中国让步的做法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也给美国实体经济和中美关系原本平稳的基础带来了巨大冲击，因而引发了中美两国政策界的普遍担忧。但这一政策话语的建构已经形成，并逐渐呈现出系统化和扩散效应，因而短期之内并无太大转变的可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种政策倾向将会一直主导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因而可以预见，两国关系将继续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将持续上升。
政治修辞分析为对外政策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理论意义上，政治修辞研究使对政策过程的考察回归了其话语本质，将行为体的主观因素置于其研究的中心，其优势非常明显：通过考察决策者在政策制定中的话语战略来分析其决策逻辑和思维方式，将决策者的主观因素纳入了政策分析的范围，有效弥补了现行主导的理性主义对外政策分析模式忽视行为体主观因素的不足，[92] Jan de Jonge，Rethinking Rational Choice Theory：A Companion on Rational and Moral Action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p.9.更加符合现实政治的情形，因而其分析也更具说服力；语言是政策得以形成的基本单位，对语言及其背后的意义世界的研究本身就是对政策本质最好的把握；通过对行为体观念的表象——语言的考察，可以始终把握对行为体在决策过程中的观念动向，实际上是在从决策者主观的角度出发探知其决策逻辑和思维方式，因此可以为整个政策过程提供连贯的解释。对政治行为体的政治修辞行为的研究，为观念性因素如何转化为物质性因素并影响现实政治的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对外政策分析提供了一个认知和话语层面的新视角，并有助于拓展国际政治语言研究的议程、丰富研究方法。
同时，通过话语视角分析美国对华政策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政治修辞分析能够加深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理解，特别是对其政策动机和诉求的理解，为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参考。此外，政治修辞的研究还能够促进对中国如何运用话语战略提升对外政策的制定水平、更好地在国际社会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的思考。美国拥有世界其他各国都无法匹敌的物质实力，也拥有最丰富的话语资源，因而能够在很多方面主导国际议程的设置。[93] Wang Hung-Jen，“Contextualising China’s Call for Disocurs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5，Vol.13，No.3，pp.172-189.在中美关系中，美国话语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明显高于中国话语，而美国利用带有主观偏见的话语对中国进行攻击和身份的建构的行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为此，中国有必要采取适当的话语战略进行自我辩护，摆脱美国的“话语钳制”。总体来说，美国在国际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可为中国批判性借鉴以在国际上更好地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为全球治理带来中国智慧。[94] 孙吉胜：《话语、国家形象与对外宣传：以“中国崛起”话语为例》，载《国际论坛》2016年第1期，第1-7页。
作者简介： 岳圣淞，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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