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管理学研究·
论加尔布雷斯的技治主义思想
兰立山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加尔布雷斯是技治主义制度经济学传统的主要代表，他的思想在技治主义中占有重要地位。文章从“新工业国”、技术结构阶层、技术教育三个方面内容对加尔布雷斯的技治主义思想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他的思想进行评述，指出他的贡献及其局限。由于技治主义的制度经济学传统一直不被关注，因此，对加尔布雷斯技治主义思想的研究，对技治主义的发展和建构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理论意义。
关键词： 加尔布雷斯；新工业国；计划体系；技术专家阶层；技术教育
技治主义(Technocracy)兴起以来，沿着不同的传统发展至今，如以培根、圣西门、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政治学传统，以泰勒、甘特、库克等为代表的管理学传统，以凡勃仑、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经济学传统等。尽管传统不同，但都秉持着两个基本原则：科学管理，即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治理社会；专家政治，即由接受了系统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教育的专家来掌握政治权力。[1]然而，当前对于技治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学传统和管理学传统，对于制度经济学传统研究甚少。因此，文章将对技治主义制度经济学传统的主要代表加尔布雷斯(1908年-2006年)的思想进行分析，以使人们能更加全面地理解和认识技治主义的主要内容和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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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工业国
技治主义的目的是将现代社会建成“科学城邦”，这是古代西方“真理城邦”的现代形式。[2]在柏拉图看来，“真理城邦”应由理性的哲学家进行知识统治。[3]但是，亚里士多德并不认同柏拉图的人治思想，他认为“真理城邦”的统治应由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理性统治者来进行，而唯独法律是不受一切情感所影响的神祇和理智的体现。[4]工业革命后，由于在改造自然和物质生产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功，科学技术被当作理性的代名词。因此，以其为基础建立的“科学城邦”成为“真理城邦”近现代的表现形式。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是当代“科学城邦”理论的重要代表，其他较有影响的理论还有布热津斯基的“电子信息社会”、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等。
“所谓‘新工业国’，指的是由现代大型垄断公司组成的‘工业系统’”[5]，计划体系是它的核心特征。在加尔布雷思看来，当时的经济体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技术上充满活力、大规模资本化和高度组织化的公司，称之为“计划体系”；另一部分是数十万传统的小企业，称之为“市场体系”。关于计划体系出现的原因，加尔布雷思指出主要是技术发展的要求，即“在任何情况，技术会导致计划”[6]。为了适应技术对资本、人才等的需求，计划体系逐渐形成。由于计划体系掌握先进技术和拥有雄厚资本，以及获得国家的相关业务和政策支持，因此，整个经济体由计划体系主导，市场体系处于弱势地位。据此，加尔布雷斯认为，当计划体系是整个经济体的核心时，新古典经济学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就已失效。制度经济学派自凡勃伦开始就是以批判主流经济学为目标，认为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并不“科学”，加尔布雷斯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从技术发展引起的经济体制的变化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权力”理论是激进制度经济学派的一个重要观点，加尔布雷斯是这一理论的重要代表，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构成了他技治主义思想的重要部分。加尔布雷继承了技治主义强调“专家政治”的传统，认为“新工业国”中的决策权将由以技术专家为核心的“技术结构阶层”(Technostructure)掌握。在加尔布雷思看来，“由于技术和计划赋予技术结构阶层以权力，所以只要技术和计划是生产过程的一个特征，那么此处的技术结构阶层就都将拥有权力。”[7]97以“技术结构阶层”掌权为基础，加尔布雷思讨论了市场主权问题。根据传统理论，市场上产品的品种、价格、数量等均由消费者决定，消费者主导着市场的发展，生产者主要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生产产品，即“消费者主权”。但是，在“新工业国”中，计划体系基于技术和资本的优势主导着市场。在“技术结构阶层”的领导下，计划体系设计和生产产品，通过广告、推销机构等向生产者销售产品，并且掌握着定价权，如此，市场主权就由“消费者主权”转为“生产者主权”[8]。借助科学技术发展引起的企业与市场“权力”的变化，加尔布雷斯再次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理论体系的局限，同时也建构了以“技术结构阶层”为核心的技治主义理论。
（一）从政治意义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从政党发展史看，拥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拥有科学的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形成凝聚力战斗力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也是政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我们党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对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对于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标志着我们这个走过97年光辉历程的世界第一大党，达到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
在技治主义看来，技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适应技术化社会的就业要求。对此，罗伯认为，“当儿童所受的教育达到某一点时，就去问他是不是愿意就已有九十二种工业门类的一种去继续研究，还是想从事于其他事业或没有意见”[19]，这样才有利于进行专业化的培养以符合就业要求。与罗伯一样，加尔布雷思非常推崇专业化教育，视专业化技术教育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一般而言，失业主要缘于两个原因，即结构性失业和总体需求不足。为了解决失业问题，加尔布雷思指出，“如果失业是结构性的，那么药方就是对失业者进行再培训。但如果问题只是需求的不足，那么就要在总体上采取增加开支或者减少税收的措施”[7]230。虽然技术教育可以解决失业问题，但是教育制度具有滞后性，这使得教育体系培养的学生难以符合市场的需求。因此，为了更好解决就业问题，加尔布雷斯认为应该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以使培养出的学生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能达到市场的要求，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
二、技术结构阶层
“下一代机构知识库”要解决的课题很多，但对国内图书馆来说，有两个问题需要先解决，一是相当一部分大学图书馆仍以印刷型资源为主体，即使有数字资源也是订阅型或者复制型的；二是机构知识库还不普遍，即使有也还停留在机构知识库的早期阶段。因此，我国对“下一代机构知识库”建设的需求并没有欧美那样迫切。
虽然技治主义者都认为“技术专家”应该掌握政治权力，但他们对于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却观点不一。凡勃伦从将人的本能区分为建设性本能与破坏性本能入手，通过分析建设性本能与技术的一致性最后得出“技术专家”掌权的结论。[13]而贝尔的论证则相对简单，他直接从精英主义的角度指出“技术专家”应该掌权。加尔布雷思对此问题的论证极具特点，他是从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来论证“技术专家”权力的合法性。在加尔布雷思看来，谁要是拥有了当时社会最为稀缺的生产要素，谁就掌握了权力。在封建社会，最为重要和稀缺的生产要素是土地。此时，地主占有土地，因此，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掌握社会权力。但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代替土地成为最重要和稀缺的生产要素，因而权力也随之由地主手中转移到资本家手中。然而，随着资本的集中积累以及储蓄的增多，资本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和稀缺性逐渐降低，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专业知识”代替资本成为国家和企业的核心要素。因而，组织的权力向掌握专业知识的人手上转移，并逐渐转移到一个集体手中，即“技术结构阶层”[14]。
加尔布雷思从两个方面解释了“技术结构阶层”掌权的原因。一方面，企业决策愈加专业化和复杂化。在加尔布雷思看来，“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需要制定的决策的数量和复杂性，也会一并跟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专家组合对于制定决策所需的知识越来越具有垄断性，专家组合的权力也越来也大。”[11]95另一方面，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当企业刚开始成立时，由于股东少、规模小，一个人可以很好管理。当企业发展壮大后，企业股票逐渐分散，股东在企业的话语权逐渐减弱，且对企业的具体运营已不甚了解，此时，他们不得不将企业的决策权交由管理层。加尔布雷思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与伯纳姆在著作《管理革命》中给出的一致，伯纳姆认为，由于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企业的权力将由资本家转移到具有专业知识的“管理阶层”手中。[12]但是，与伯纳姆不同，加尔布雷斯仅仅将“管理阶层”作为“技术结构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管理这并不能真正掌握权力。
在加尔布雷思看来，“新工业国”的目标已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利润最大化”。加尔布雷思认为，“技术结构阶层”的主要目标有三。其一，维护自己在企业的自主权。“技术结构阶层”作为企业雇员，他们首要的工作是使企业能实现股东的最低利润要求，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被企业解雇。其二，推动企业的经济增长。在保证了自己不被企业解雇之后，“技术结构阶层”需要促使企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同时以此获得应有的奖励。但是，他们不会追求企业最大化利润，因为这会带来很多风险，一旦出现问题将由他们全权负责，而且所获利润主要的受益者是股东，所以他们会把利润和风险控制在安全的程度。其三，促进技术创新。关于这一点，加尔布雷斯认为“技术结构阶层”由于职业的原因对技术发展特别青睐，且技术创新反过来还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当然，“技术结构阶层”对于技术创新的追求是以企业实现最低利润为基础的。通过目标二的分析，加尔布雷斯达到了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目的。
“科教阶层”是加尔布雷思造的一个新词，这一词与“技术结构阶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大大丰富了技治主义中“技术专家”的范围和内涵。“科教阶层”指在学校、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从事教育与研究的人员的统称。该词的发明受到普莱斯的“科学阶层”影响，普莱斯将科学阶层定义为“由大学、企业和政府中的科学家们组成”且“在知识前沿从事纯理论研究，他们的职责是以最佳方法寻求科学原理，并接受科学学科的最高标准的评判。”[15]在加尔布雷思看来，“科教阶层”与“技术结构阶层”具有部分一致性。一方面，技术结构阶层对于专业知识极其需要，而这些知识需要科教阶层进行研究和传授。[16]另一方面，科教阶层是社会变革与社会创新的源泉，这使得技术结构阶层需要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但是，两者也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表现得一致，这主要体现在“科教阶层”的出现使得“技术结构阶层”与国家的关系发生变化。因为“科教阶层正在变为政治权力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工具。这进而对政治机构与技术专家阶层的牢固联系构成了威胁”[7]278。由于“科教阶层”不受组织的束缚，使它在与政府的交往中具有相对高的独立性，但也因此它的政治影响力并不稳定。虽然加尔布雷思强调科教阶层与技术结构阶层的区别，但从科教阶层对技术结构阶层功能上的辅助，可知科教阶层是技术结构阶层的扩展，这进一步丰富了技治主义“技术专家”内涵。
三、技治教育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现实中庸官懒政、胡作非为、弄虚作假的现象却是屡禁不止、层出不穷，不仅损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也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本次中纪委出重拳整治这些现象，可谓来得及时，深得民心。
长期以来我国旅游教育，无论在教育理念，还是在教学实践方面都落后于旅游业的发展，培养人才实践能力弱、特色不鲜明，有许多突出问题未能有效解决：
在加尔布雷斯看来，技术教育还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关于社会的主要矛盾，马克思认为，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确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资本家与无产者之间的矛盾。而在凡勃伦看来，由于对金钱与效率的不同追求，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商业阶级与工业阶级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商人与工程师之间的矛盾。与他们不同，加尔布雷思指出，教育程度的不同是人们际遇不同的主要原因。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转化为有识之人与无识之人之间的矛盾。[7]232加尔布雷斯认为，当资本是社会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然而，当代社会的成功标准已经改变，知识代替资本成为标准。因此，此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也随之变为有识之士与无识之士间的矛盾。对于知识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的原因，加尔布雷思认为，这缘于有识之士更能满足“计划体系”的要求，这使得他们能在“计划体系”中得到更好的职位，以致他们能过上富裕的生活。不难看出，加尔布雷思所言之“有识之士”其实就是“技术结构阶层”。如此，技术教育成为改变阶级以及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
加尔布雷思虽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强调技术教育的重要性，但并未走得太远，他同时看到了技术教育的局限，认为应该加强教育的多元化。加尔布雷思指出，“在知识领域，应该消除那种明显带有铜臭味的‘有用论’或‘无用论’，消除以经济标准来衡量社会成就的做法。”[11]257因此，为了解决技术教育带来的问题，加尔布雷思给出了三条建议。其一，保证教育机构有独立和充足的预算。加尔布雷思认为，教育机构只有有了独立的充足预算，才能完全摆脱计划体系的控制。其二，教育资源应该公平分配给不同学科。教育机构由于受到“计划体系”的资金支持，因此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明显倾向于利于“计划体系”所需的科技学科，这使得其他学科所得经费稀少。如果不同学科都得不到公平的资源分配，学生将很难有更多的机会和动力积极参与多元化教育。其三，教育界及教育者应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加尔布雷思指出，虽然“计划体系”深深影响了教育机构的教育方向，但并非没有给多元化教育留下余地。因此，需要教育界和教育者担负更多的责任。加尔布雷思对技术教育的担忧与斯诺所言的“两种文化”类似，斯诺认为，专业化教育是引起“两种文化”分裂的主要原因。[20]虽然，两者对于专业化教育导致的结果表达不一，但都很准确地指出了专业化教育的弊端。
“技术结构阶层”是加尔布雷思技治主义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一个以科学技术专家为核心组成的专家组合，主要“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技师，还有营业员、广告员、推销员，有对外联络员、法学家、对华盛顿官场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有调解员、经理、董事。”[9]加尔布雷思这一概念的提出深受凡勃伦“技术人员苏维埃”(Soviet of Technicians)思想的影响，凡勃伦认为，由于技术上的要求，国家的经济事务应该由“技术人员苏维埃”全权负责。[10]但是，两个概念的分析前提大相径庭。凡勃伦把“技术人员苏维埃”当作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案提出，这只是一个可能的设想。而加尔布雷思的“技术结构阶层”并不一样，加尔布雷思把它当成一个既成事实来分析。
技治主义对于“专家政治”的推崇决定了它会十分关注教育问题，贝尔就直言，“在后工业社会里，专门技术是取得权力的基础，教育是取得权力的方式”[17]。然而，由于过于强调科学技术在教育中的位置，这致使技术治理招致诸多批评。批评者认为，技术教育的科学主义倾向会导致人文教育失去空间，以致出现科技文化一支独大、其他文化式微的局面，最终使“文化在烙下科学技术的印记时愈加趋于单一化”[18]。作为一位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深知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因此，他在强调技术教育的重要性时兼顾人文教育的作用，这使得他的技术教育思想比较成体系和合理。
四、加尔布雷思技治主义思想的贡献及局限
纵观技治主义的发展史，相对其他技治主义者，如凡勃伦、斯科特、罗伯、布热津斯基、贝尔、奈斯比特、托夫勒等，加尔布雷斯的技治主义思想更加成体系。无论是整个技治主义思想框架的布局，还是对“新工业国”“技术结构阶层”等的分析，都非常系统，且不乏创新。虽然在经济学界加尔布雷斯一直被当作激进分子，但从技治主义视域来看，他并不算激进，具体而言，应该是介于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从他对“新工业国”的改革、技术教育制度的批判等，都能看出他的技治主义观点一直在寻求激进与温和间的平衡。
加尔布雷思系统阐述了技治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为技治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在发现“计划经济”的局限后，提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趋同的“新社会主义”方案，有简单中和之嫌。对社会进行计划治理，一直是技治主义的核心理念。[21]凡勃伦认为，由于有闲阶级的经济制度是财富和分配不均的体系[22]。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和促进社会公平，应该按照“经济计划”来进行社会生产和分配。虽然凡勃伦提出了技治主义计划经济的构想，但他并未深入分析，更具体地说他只是含蓄地提出了计划经济的思路。凡勃伦之后，虽罗伯、贝尔等人也都提到计划经济的重要性，但也都是一笔带过，并未进行系统论述。加尔布雷思直接将“新工业国”当作一个计划体系看待，并详细阐述了计划的缘由、本质、目标、权力机构、具体操作等等。加尔布雷思在强调计划经济的同时也看到了其局限，为此，他提出“新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以此实现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平衡。[11]250但是，“新社会主义”有简单“中和”两种经济制度的嫌疑。因为“加尔布雷思将计划化、国家对公共领域的干预均视为‘新社会主义’的范畴，但这种将公共领域问题的解决完全依托于一个注重个人产品与服务的政府，并将政府摆脱计划体系的控制寄希望于政府本身的设想，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23]
关于“专家政治”原则，加尔布雷思提出了很好的建构思路，如“技术结构阶层”的决策以集体决策为基础，这为民主留下了空间，但精英主义倾向仍然非常严重。技治主义的“专家政治”原则一直饱受批评，一方面是因为“专家政治”是否走向专制，如芬伯格所言，“无论技治主义被欢迎还是被憎恶，这些决定论的基础没有给民主留下空间”[24]；一方面是因为专家是否能掌权，费耶阿本德就直言无法证明专家的政策比外行更好[25]。在“技术结构阶层”的具体运行中，加尔布雷斯明确指出其是集体决策，同时认为政府、工会、股东等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技术结构阶层”的权力，这很大限制了他们的权力空间，为民主参与提供了基础。关于专家是否能掌权的问题，加尔布雷斯的应对策略是在以技术专家为核心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专家”的范围，同时引入“科教阶层”与“技术结构阶层”共存，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专家是否能掌权的质疑。然而，加尔布雷斯的方案“精英政治”色彩非常浓烈，只是较于之前的技治主义将“精英”聚焦于“科技专家”不同，他已将这“精英”的范围扩大到教育界，这与古德纳所言的“由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组成新阶级”[26]非常相似。此外，加尔布雷思将教育程度的不同当作社会主要矛盾的原因，这进一步体现了他的“精英主义”倾向。
加尔布雷思虽然全面分析了“技术教育”问题，如多元化教育的提出、教育制度滞后性的分析，但对于具体如何进行改革和实施并无详细方案。显然，技治主义的技术教育制度具有明显的科学主义、实用主义和专业主义倾向。对此，加尔布雷斯非常清楚，因而，他指出应该通过加强教育的多元化和艺术化，这样才能更好地解放思想、改革社会。同时，加尔布雷斯也看到了当前的教育制度具有滞后性，他认为，教育系统培养的学生很难满足“新工业国”的需求，这是造成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科教阶层”的提出虽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主要而言还是针对教育，对于这一阶层的强调，为技术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尽管加尔布雷斯的技术教育思想已非常全面和系统，但仍存在一些局限。如在技术教育主导下的多元化教育应如何开展这一问题上，加尔布雷思并未进行深入分析，仅仅是强调了多元化教育的重要性，同时呼吁教育界和教育者要担负起应有的责任。而在教育制度滞后问题上，加尔布雷思仍然是停留于表面的探讨，只是指出由于教育制度的滞后会导致教育机构培养的学生不能满足计划体系的需求，从而最终造成失业率居高不下，至于如何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加尔布雷思只字未提。
五、结语
加热布雷斯作为凡勃伦之后技治主义的重要代表，由于所处年代技术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的技治主义思想较凡勃仑而言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如大数据技术背景下他的计划体系理论已越来越成为现实。这也使得技治主义理论逐渐走出传统的“政治乌托邦”，成为可以指导社会运行的具体理论。尽管仍然存在不少局限，但不可否认，加尔布雷斯对推动技治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物联网、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等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治主义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一大趋势，这为发展和建构技治主义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在此背景下，对加尔布雷斯技治主义思想的研究与挖掘也就更具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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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Galbraith ’s Technocracy Thought
LAN Li-sha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
Abstract :Galbraith i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radition of technocracy.His thought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echnocracy.This present paper analysed Galbraith’s thought of technocracy from three aspects:the new industrial state,technostructure,technical education.On this basis,it comments on Galbraith’s thought and pointed out its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As the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radition of technocracy has not been paid attention to,the study of Galbraith’s technocracy has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echnocracy.
Key words :Galbraith;the New Industrial State;planing system;technostructure;technical education
论文编码：Doi: 10.3969/j.issn.1673-9329.2019.04.11
收稿日期： 2019-04-25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2018 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作者简介： 兰立山(1987- )，男，贵州黄平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
[责任编辑：刘宗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