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感遇诗》成因漫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陈子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论述陈子昂创作《感遇诗》的历史契机之一，是其时文坛上已滋生了一股厌弃陈、隋余习，批判浮华绮靡文风的力量：并探讨《感遇诗》与汉末古诗、刘桢及左思诗歌之间的影响关系。又认为《感遇诗》的出现与陈子昂个人的因素，特别是他的性格气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历史契机、汉末古诗、刘桢、左思、性格气质、成因
陈子昂卓立千古，横制颓波之功，不仅在《登幽州台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等篇，其《感遇诗》三十八首在这方面其实并不亚于上述篇什，甚至更具影响。白居易《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诗“每叹陈夫子”句下注云：“陈子昂著《感遇诗》称于世”（《白氏长庆集》卷一）；胡应麟亦称“子昂《感遇》，尽削浮靡，一振古雅，唐初自然是杰出”。（《诗薮》内篇卷二）因此，对子昂《感遇诗》的深入研究很有必要，本文拟就《感遇诗》成因的有关问题略抒一二，以就教于同好。
《感遇诗》产生的历史契机
大凡具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均非无根之本，而有其产生的历史契机。子昂《感遇诗》也如此。前人在论述子昂诗超轶前古，尽扫六朝弊习时，多指出“唐初承陈、隋之弊，多尊徐、庚、遂致颓靡不振”（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七）；诗风“浮靡于齐、梁，至于陈、隋极炽，而雅音几乎熄矣。有唐之兴，文运渐启，虽‘四杰’、‘四友’称美于时，然其流风余韵，渐染既久，未能悉除”，至子昂方“首唱平淡清雅之音，袭骚雅之风，力排雕镂凡近之气，……旧习为之一变，万汇为之改观。”（明杨澄校正本《陈伯玉文集》卷首张颐《陈伯玉文集序》所言皆指斥唐初诗风淫靡，以此强调子昂开风气之功，所说差是。但这里却多少忽视了唐初与绮靡诗风相对立的而为陈诗先导的另一种诗风的存在与努力。这点在探讨陈子昂《感遇诗》产生的历史契机时却是不可忽视的。唐初虽承陈、隋旧风，一代雄主李世民亦难以脱俗，其与杨师道、许敬宗、虞世南、上官仪等诸臣所作亦多有绮丽之作。但也应看到，与此同时，不仅存在着以王绩为代表的充满山野林居之趣的朴实清淡之作，而且也滋生了一股厌弃陈、隋余风，批判浮华绮靡文风的力量，而这股力量的代表人物又是左右李唐命运的帝王及其诸大臣。即如唐太宗也尚节制反纵欲。（《贞观政要》卷六）记其谓侍臣：“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著，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与此相关，在文艺上他反对“释实求华”的淫放之风，主张“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入，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释实求华，以入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帝京篇序》、《全唐诗》卷一）因此，他对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皆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联从与不从皆须备载”（《贞观政要》卷七）。这一斥浮华、尚词理、主劝诫的主张在唐初诗坛实际上虽未能起主导作用，但以其帝王之尊，此论对扼制浮靡诗风，倡导朴实刚健、有益于劝诫的诗歌应该说也有其一定作用。上引《贞观政要》就记太宗禁雕镂器物后，“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肃”，可见太宗抑制浮华之威力。而且其时著名文臣如魏征、李百药、令狐德棻、姚思廉等人亦是领袖一时的文坛人物，他们的论文观点也基本上与唐太宗相仿佛。魏征即谓“近古后王，时有撰述……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方说，聘末学之传闻，饰雕虫之小技，流荡忘返，殊途同致”。（《魏郑公文集》卷三《群书治要序》），并将浮靡文风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指出“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乘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庚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德，盖亦亡国之音乎：”（《隋书·文学传序》他们在文风上反浮华绮靡，但注重文彩笔力。魏征赞赏江淹、沈约“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同上）令狐德棻亦认为文章“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贵富，其辞也欲巧。然后莹金璧，播芝兰，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周书》卷四十一《王褒庚信传论》）魏征的主张，以及令狐德棻对文章的气、意、调、旨、理、辞的看法，对文质与采摭《六经》百家的重视，与陈子昂用以指导其《感遇诗》、《登幽州台歌》之创作的《修竹篇序》的文论主张具有一脉相承关系。从这一角度讲，子昂诗论之提出，其《感遇诗》之作，与李世民、魏征、令狐德棻诸人的理论倡导不无关系，起码可以说他们在之前已批判了齐、梁、陈、隋余风，为子昂诗论的提出及创作进行了必要的舆论准备，在一定程度上起了鸣锣开道作用。此外在创作上，唐初诗也并非纯是一片浮靡绮艳之作，也有朴质、刚健，颇具现实力度之作。即如唐太宗也有《饮马长城窟行》、《经破薛举占地》、《还陕述怀》、《入潼关》诸什。其“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比秋霜洁。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灭”，“崤函称地险，襟带壮两京，霜锋直临道，冰河曲绕城。古木参差影，寒猿断续声”等诗句即可谓振金石之逸响，再如魏征之《暮秋直怀》、《出关》，亦可谓志深笔长，颇怀感慨之气。沈德潜评后诗云：“骨气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盛唐风格发源于此”。（《唐诗别裁》卷一）他如杨师道之《陇头水》、李义府之《和边城秋气早》、虞世南之《从军行二首》、《拟饮马长城窟》、《出塞》、《结客少年场行》、李百药之《秋晚登古城》、《郢城怀古》、《晚渡江津》，诸人虽以浮艳之奉和诗著称，但上述诗篇则别具目，与上举唐太宗、魏征诗同一风。至如“四杰”，其诗多有音调雄浑，气魄悲壮者。如骆宾王的《在军登城楼》、《于易水送人》、《在狱咏蝉》，杨炯的《从军行》等。其将诗歌从台阁移向江山塞漠，开拓诗歌内容与意境乃众所周知。凡此可见陈子昂之前，从理论主张到诗歌内容、风格意境，均为其《感遇诗》的产生在理论与创作上创造了必要的基础，反映了唐诗发展的历史趋势与必然要求。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再加上陈子昂个人所秉受的气质学养，其坎坷多艰，壮志难酬的经历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其诗论及《感遇诗》的出现也就成为了文学史上的必然。
《感遇诗》与汉末古诗、刘桢及左思
陈子昂《感遇诗》受阮籍《咏怀》直接影响，这释皎然已揭示：“子昂《感遇诗》三十首，出自阮公《咏怀》”（《诗源辩体》卷十三）明许学夷亦指出“陈子昂始复古体，效阮公《咏怀》为《感遇》三十八首。”（《诗源辩体》卷十三）关于《感遇诗》与阮籍之关系论者多已指出，此不赘。这里想强调的是除此之外，《感遇诗》之产生也多少受惠于汉末古诗，尤其是占诗十九首以及刘桢、左思。从《感遇诗》中可以看到在诗歌内容、气韵、艺术表现手法与形式诸方面与汉末古诗、刘桢、左思诗的内在关系。
《感遇诗》的一个主要内容即是对时光流逝的感喟与志莫伸，功业无成的慨叹。《感遇》其二云：“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嫋嫋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陈沆笺“岁华”二句谓“叹志事之不就”（《诗比兴笺》卷三），信然。兰若虽以其芳洁一空林色，然而无奈嫋嫋秋风，迟迟白日，岁华将尽，其高洁、其芳意竟夫人赏而将摇落于瑟瑟秋风中，有若怀志莫伸之志士将老死于蓬门荜户之内，其人生之悲慨又何其深广。这一深沉的感喟时时迷漫于《感遇诗》中。如其七：“白日每不归，青阳时暮矣。茫茫吾何思？林卧观无始。众芳委时晦，
鸣悲耳。鸿荒古已颓。谁识巢居子？”此诗抒发诗人青春已逝，众芳萎落，世道日丧，莫识高洁的怨郁之情。其他如其十三之“青春始萌达，朱火已满盈。祖落方自此，感叹何时平”；其二十二之“微霜知岁晏，斧柯始青青。况乃金天夕，浩露沾群英”；其二十五之“玄鳟号白露，兹岁已蹉跎。群物从大化，孤英将奈何？”其三十一之“但恨红芳歇，调伤感所思”，其三十六之“浩然坐何慕？吾蜀有锇眉……时哉悲不会，涕泣久涟洏”等等莫不如此，读后不禁令人随之怅怅神伤，悲慨骤起，一洒同情之泪。陈诗的这一内容情感屡见于古诗中，特别是汉末古诗，其诗歌形式、情调与风格亦颇有与陈诗仿佛者，其间传承递嬗之迹实亦存焉。如古诗十九首之“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诗人虽有策高足据要津之想，但其身却在轗轲贫贱之中，故虽有人生如寄，忽如飞尘之悲。他如“迥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回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名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老。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负更相送，贤圣莫能度”等诗句亦均流露着岁月流逝的人生慨叹，与《感遇诗》的浩叹何其相似。所不同的是《感遇诗》在浩叹中仍多少蕴藏着诗人一股与命运抗争的悲愤之气，而古诗十九首则未免滋生及时行乐之想。从《感遇诗》这一内容，尤其从精神气质上看，它除了受古诗十九首影响之外，特别与刘桢诗更为相肖。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之三云：“秋日多悲怀，感慨从长叹。终夜不遑寐，叙意于濡瀚。明杰曜闰中，清风凄已寒。白露涂前庭，应门重其关。四节相推斥，岁月忽已殚。壮士出远征，戎事将独难。涕泣洒衣裳，能不怀所欢。”又其《赠从弟诗三首》中的“亭亭山上松”，“徘徊孤竹根”的凤凰，正与子昂诗中的兰若有着共同命运与悲慨，均表现出两位诗人的高洁理想与感时叹逝、落拓不遇的悲郁情怀。钟嵘论刘桢云：“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彫润恨少”。（《诗品》卷上）所评移用于《感遇诗》亦大致相符。陈子昂论文推崇“汉魏风骨”，其诗学汉魏、建安，因此其诗受刘桢及古诗十九首影响乃自然之事。前从多指出其《感遇诗》与汉魏古诗在诗歌形式上的相承关系，这只要将《感遇诗》与汉魏古诗相并读即可了然，此不论。亦有将子昂之《感遇》，阮籍之《咏怀》直承古诗十九首者，宋荦即谓“阮嗣宗《咏怀》、陈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风》、韦苏州《拟古》，皆得《十九首》遗意。”（《漫堂诗说》）所说确是。所谓遗意，当包括上文所论者。但如上述，从《感遇》感喟时光流逝，有志无成的内容及精神气韵上看，它受刘桢等建安诗人的影响也是不可漠视的。尤其在精神气韵上，《感遇诗》与刘桢等建安诗作有更多的相同处。
清人沈德潜指出“子昂追建安之风骨”（《唐诗别裁》卷一）。论者一般多强调子昂《登幽州台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等诗与建安风骨之关系，而在《感遇诗》与建安风骨之关系上则较少论及。其实，从内在精神气韵上说，《感遇诗》中亦多有表现出建安风骨者。此宋人刘克庄已略涉及：“陈抬遗首倡高雅冲澹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如“世人拘目见，酣酒笑丹经。昆有瑶树，安得采其英？”和‘林居病时久，水木澹孤清。闲卧观物化，悠悠念群生，青春始萌达，朱火已满盈。徂落方自此，感叹何时平！’……如‘临岐泣世道，天命良悠悠。昔日殷王子，玉马遂朝周。宝鼎沦伊榖，瑶台成古邱。西山伤遗老，东陵有故侯’。皆蝉蜕翰墨畦迳，读之使人有眼空四海、神游八极之兴”。（《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三《诗话前集》）建安诗人身处乱世，其诗多描写千里哀鸿，民生多艰景象，抒发身世坎坷，生不逢时之哀情，故多有慷慨不平之气。这种慷慨不平之气喷薄而出，不加掩抑，直接流荡在字里行间，令读者一下子感同身受，为之激昂。《感遇诗》也有与建安刘桢诸子的慷慨激昂的诗歌逼肖者。如其29、34、35、37诸诗即有“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菜”的豪爽慷慨之气，又有“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菜”、“昏嚏无昼夜，羽檄复相惊。拳跼竟万仞，崩危走九冥。籍籍峰壑里，哀哀冰雪行”的现实描写与感慨不平。但相比之下，大多数《感遇诗》则较深沉内抑，其激情慷慨不是喷薄而出，而是以潜气内转，包蕴深藏的形式出现。它不象建安诗人直接以慷慨激昂的诗句冲激人心，而是以忧伤怅惘的情调引导读者沉入诗句中，去体味广漠浩大的悲哀与不平，去感受其内心的慨叹激昂之情。《感遇诗》中的“临岐泣世道，天命良悠悠”、“逶迤势已久，骨鲠道斯穷”、“圣人数犹在，世运久陵夷。一绳将何系，忧醉不能持。去去行采芝，勿为尘所欺”、“肉食谋何失，黎藿缅纵横”、“时哉悲不会，涕泣久涟洏”、“溟海皆震荡，孤凤其如何”等诗句即如此。这种抒情形式虽在表面上与建安诗的慷慨激昂有别，但其精神实质则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慷慨而多气。因此论及《感遇诗》与建安诗歌之关系，这类诗也不能漠视，故在此特别提出来。
《感遇诗》在艺术手法上的一个显著特色即比兴，这当然是由子昂力倡兴寄传统的具体实践。它在创作上虽然直接导源于《诗经》，但与子昂尊崇学习汉魏诗亦不无关系。汉魏五言诗比兴手法的运用有的似乎比《诗经》更带有诗人策划的成分，因而用这一手法所塑造的诗歌形象也更为完整丰富，更带有诗人的形象与主观情感，以此更强化了诗歌的比兴寄托作用，这尤以魏晋著名文人之作为突出。古诗十九首中的比兴，还多是《诗经》式的，常用三两句为比喻，以兴起主旨。如以“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引起“盈盈楼上女”之情，以“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之句，比拟“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之意。但在魏晋文人中，比兴已发展到大半篇乃至全诗，直接用所歌咏的事物来寄托诗人的情感意愿，如曹植著名的《七步诗》即是。这里我想特别提出的是刘桢、左思。刘桢《赠从弟诗三首》之二：“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左思《咏史诗八首》之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两诗中的松树形象各有侧重，但均是诗人自身的物化，其寄托之意显然。子昂《感遇诗》中的比兴，显然有直接受惠于刘桢、左思者。其“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可怜瑶台树，灼灼佳人姿”二首全诗以兰若、碧华自拟寓意。在手法用意上与刘桢诗同一机杼，而“蜻蛉游天地，与物本无患”、“呦呦南山鹿，罹罟以媒和”等首，则比兴与议论紧密结合，逼肖于左思的《咏史》。其他各诗中亦尚有与刘、左诗同一手法寓意者。另外，从《感遇诗》的总体气韵风格上看，亦与左思的《咏史诗》相类，两人诗均托事寓物寄情，感激怨郁，慷慨悲愤，有如桴鼓之相应。沈德潜《古诗源》称“太冲拔出于众流之中，丰骨峻上”。胡应麟《诗薮》亦谓“太冲以气胜者也。‘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至矣！”左思的丰骨峻上气势实际上与刘桢、子昂相同，而其与刘桢相承之关系《诗品》即已揭出：“其源出于公干。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卷上）。因此《感遇诗》不但源于阮籍《咏怀》，而且与刘、左诗的渊源关系也同样值得注意。这点今之论者不甚注意，但前人却有略涉及者。谭元春谓“子昂《感遇》诸诗，有似丹书者，……有似《咏史》者，……奇奥变化，莫可端倪”。（《唐诗归》卷二）中未点到刘桢，但“似《咏史》者”，即指左思而言。
《感遇诗》与陈子昂之性格气质
如上述，《感遇诗》与汉魏初唐诗歌传统及文学发展态势有着紧密关系，其出现有赖于这些客观因素与契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也即是说是子昂同一时代的作家均可以受其影响的客观因素。而为什么《感遇》不首先出于他人之手，却偏偏肇始于他？这自然还有其个人因素所促成，否则，我们就不能圆满解释这历史偶然性中的必然性。当然，究其主观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比如说，他对汉魏建安文学的崇尚学习，以至形成他的集中体现于《修竹篇序》的文学思想，从而以《感遇诗》作为他诗歌理论的具体实践。又如与子昂的“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陈氏别传》）的抱负也所关至大。他自言“窃少好三皇五帝霸王之经，历观丘坟，旁览代史，原其政理，察其兴亡。……臣每在山谷，有原朝廷，常恐没代而不得见也”。（《谏政理书》）但不幸事与愿违，他上疏言政事而屡解罢，奋身边塞却不为所用，遂有大运茫茫，天地悠悠之悲叹，乃至两度受累下狱，卒死狱中。其一生坎坷多艰，能不感慨凄怆而寄慨于诗！故赵儋即谓“嗟乎，道不可合，运不可谐，遂放言于《感遇》，亦阮公之《咏怀》。已而已而，陈公之微意在斯！”（《鲜于公为故右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见《陈子昂集》附录）可谓一言中的，直揭《感遇》文心，发子昂赋《感遇》之一秘。主观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不可能周备以求，仅略谈子昂之性格气质与《感遇诗》之关系。
前人对《感遇诗》的推崇也包含风格气势方面。朱熹《斋居感兴二十首序》云：“余读陈子昂《感遇诗》，爱其词旨幽邃，音节豪宕”（《朱子语类》卷一四○《论文》下），刘克庄亦云：“陈《感遇》三十八首，李《古风》六十六首，真可以扫齐、梁之弊，而追怀黄初、建安矣！”（《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六《诗话后集》）。姚范亦称《感遇》“风骨矫拔”（《援鹑堂笔记》卷四十）。所谓“音节豪宕”、“风骨矫拔”，以至“扫齐梁之弊”云云，也包括其风格气质而言。一般说诗歌风格与诗人的性格气质所关至大，风格往往受其性格气质的影响。子昂《感遇诗》风格的形成应该说亦与其性格气质有着必然的内在关系。《感遇诗》的总体风格是接近于子昂称赞东方虬《咏孤桐篇》的“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郎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的。清翁方纲谓“陈伯玉峍兀英奇，风骨峻上”。（《石洲诗话》卷一）“兀英奇，风骨峻上”，这不仅就其诗而言，其实也可说是对子昂性格气质的赞美，是人与文的辩证统一。没有这种气质，恐怕也就难有《感遇诗》的“风骨矫拔”风概。卢藏用《陈伯玉文集序》云：“（子昂）蜀人也，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非夫岷峨之情，巫庐之灵，则何以生此。……至于感激顿挫，微显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者，则《感遇》之篇存焉。”他将子昂的性格气质抱负与其文学上的“横制颓波”紧密联为一体，而以“感激顿挫”为特征之一的《感遇诗》，也为子昂的“虎视函夏，卓立千古”的气概所决定。在他看来，子昂这一性格气质、文学成就是与“岷峨之精，巫庐之灵”，即所谓得江山之助有关。这虽有地理决定论之嫌，但用于子昂，却也不无道理。蜀地山水之奇秀峭拔，奇绝不凡的确也孕育薰陶出不少性格昂藏奇伟，气质秀杰不羁的特出之士，如唐之李白，宋之东坡即是。而子昂之性格气质，与其乡贤后辈李白、东坡又何其相似。因此，卢藏用首先把子昂包括《感遇诗》在内的“横制颓波”的文学业绩与其性格乃至“岷峨之精”联系起来是颇具卓识的。这一观点也为后人所赞同。明杨澄《陈伯玉先生文集后序》（见《陈子昂集》附录）即谓子昂“气钟岷峨，秀毓巴水，崛起武东之下，读书金华之椒。天性纯孝，慷慨英发……文与行俱一。变浮华而为雅正，……观其气节风概，形诸感寓，翕然为海内文宗。”所谓“文与行俱一”，“气节风概，形诸感寓”，不仅将子昂《感遇》的精神内容与其气节风概统一起来，而且实际上也肯定了其风格与其“慷慨英发”风概的内在关系。那么子昂慷慨英发的性格气质具体如何呢？《陈氏别传》记子昂“奇杰过人，姿状岳立。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至年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因谢绝门客，专精偾典，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又谓子昂“刚果强毅，而未尝忤物，好施轻财，而不求报。……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尤重交友之分，意气一合，虽白刃不可夺也。”据此可知，子昂具有豪侠的刚果强毅气质，他一旦由豪家子转而慨然立志，则这种强毅之气适足促成其胸怀王霸大略，感激忠义以奋身报国。《陈氏别传》记高宗崩，“灵驾将西归，子昂乃献书阙下。时皇上以太后居摄，览其书而壮之。召见问状，子昂貌寝寡援，然言王霸大略，君臣之际，甚慷慨焉。”赵儋所撰碑文亦记子昂随建安王征契丹，“前军王孝杰等相次陷没，三军震慑。公乃进谏，感激忠义，料敌决策，请分麾下万人以为前驱。奋不顾身，上报于建安。”子昂乃一介弱书生，而其行却如此刚毅果决，忠义慷慨，其能如此，除胸怀壮志等思想因素外，其性格气质之刚毅慷慨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这种性格气质在王霸大略上如此喷发而出，而诗歌作为心声与感情的载体，作为最能体现作家的性格气质的一种文学形式，那么它转而成为形成与这一性格气质相应的诗歌风格的一种重要因素也就颇为自然了。试读其《感遇诗》，我们就可以体味到其特有的性格气质与其诗的内在关系，其十八云：“逶迤势已久，骨鲠道斯穷。岂无感激者，时俗颓此风。灌园何其鄙，皎皎於陵中。世道不相容，嗟嗟张长公！”其二十二云：“微霜如岁晏，斧柯始青青。况乃金天夕，浩露沾群英。登山望宇宙，白日已西暝。云海方荡橘，孤鳞安得宁？”尽管这类诗作乃写于子昂不得志，心情抑郁时，表面看来也似无感慨激昂的刚劲气象，但细味之，揣度诗人心理情感，其中对历史、身世的浩茫的感慨是那样激烈地冲荡着诗人心扉。一种浩浩的愤世嫉俗的刚劲正气，强烈的报国之情犹如激湍的潜流奔荡撞激。因此，这样的诗作同样可见诗人性格气质的流露，其内在气质风格，恐亦可归于“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一类。《感遇诗》中这一类不易显其感慨英发气质的诗作尚且如此，更无论其三十四的“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三十五的“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菜。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这一类诗作了，其性格气质之洋溢于字里行间则是不待赘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