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东亚联盟论#183;政治独立”的实质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实质论文,独立论文,政治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侵略理论。它们或直接为日本政府采纳，成为其制定侵华政策的理论依据，或间接地影响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我认为要深入抗日战争史、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对侵略政策、侵略罪行的研究固然重要，而对侵略理论的研究同样不容忽视。本文拟对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国内的重要侵略理论——东亚联盟论作一初步分析，以推动国内史学界对日本侵略理论的研究。
一
东亚联盟论是由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提出的一种侵略理论。石原莞尔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被认为是“陆大创办以来从未有过的优秀人才”（注：[日]河源宏著：《ァシァへの思想》，川岛书店1968年版，第184页。），是一位积极鼓吹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分子，九一八事变时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他继承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对外扩张的理论，提出了“世界最终战争论”的狂妄构想。石原认为日本是东方文明的代表者，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者，日美间在不久的将来，将围绕争夺世界的最终统治权，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最后的一次战争，此后世界统一，人类实现永久和平。因此日本争取“在日益临近的世界决战中取胜，是国家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为了能够综合运用东亚诸民族的所有能力，要结成东亚联盟”（注：[日]《石原莞尔选集·4》，东京たまぃちほ社1986年版，第130页。）。这说明所谓结成东亚联盟，是为了日本在所谓的“最终战争”中取胜，实现“八纮一宇”的征服世界的野心。所以，首先要确立日本在东亚的统治，以增强日本的侵略实力。由此可见，东亚联盟论是实现日本称霸世界野心的侵略理论。它最早出现于1933年3月的东北《协和会声明》中，鼓吹以“王道”为指导原理，以日、“满”、中为核心，以“国防共同、经济提携、政治独立”为基本原则，结成联盟。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抵抗，实现了全民族抗战。在中国人民的打击下，日本“速战速决”的侵略计划彻底破产。随着战争的继续，日本把越来越多的兵力用于占领地的把守，致使兵力不足，后方不稳。同时，日本国内人民开始了反战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急于从中国的战争泥潭中拔出脚来，改变了以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花很大的力气来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日营垒。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噟发表第二次声明，提出日、“满”、华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作出《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项原则。接着12月22日，近卫又发表第三次声明，进一步提出上述三原则，并声称只要中国允许日本在特定地区驻军和开发华北、蒙疆的资源，日本则考虑撤销治外法权，归还租界，企图以此为诱饵，引诱国民党投降，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近卫三原则表明日本对侵华政策作了某些调整，但其征服中国的目的丝毫没有改变。近卫三原则与东亚联盟论的三个条件基本一致，因而博得了东亚联盟论者的喝彩，他们为有政府作后台而兴高彩烈，更加积极地宣传其理论，石原莞尔得意地说“近卫声明显然是根据东亚联盟的原则而制定的”（注：[日]《东亚联盟》杂志，二卷四号，第14页。）。1939年10月，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东亚联盟协会，出版了机关刊物《东亚联盟》杂志，形成了较有影响的东亚联盟运动。
东亚联盟论以“国防共同、经济提携、政治独立”为原则，所以，汪精卫集团就以东亚联盟论作为其叛国投敌的理论依据，并不惜歪曲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以大亚洲主义去附会东亚联盟论。他们还有意识地将东亚联盟论的“政治独立”提高到最重要的位置，企图以此证明，汪记国民政府是继承孙中山遗志的革命政府，不是汉奸卖国政府。因此为深入剖析东亚联盟论的本质，以及汪伪国民政府投敌叛国的理论基础，有必要对东亚联盟论鼓吹的“政治独立”作认真的分析。
二
拥有主权，保持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允许他国干涉本国的一切事务，是一个政治上独立国家应具备的最起码的条件。东亚联盟论声称尊重中国的“政治独立”，它所说的“政治独立”是否承认中国最基本的自主权呢？我们只要对东亚联盟论作一些具体分析，就可以明白其所谓“政治独立”是附加各种条件的，即中国在各方面要受日本的“指导”和监控，实际上是无任何自主权的国家。
东亚联盟论鼓吹的“政治独立”，是以中国承认日本在东北制造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为前提条件，以中国丧失领土主权为代价的。
中国东北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日本早已对之垂涎三尺。明治维新以后，随着国力的充实和加强，日本的侵略野心不断膨胀，逐渐形成了征服中国和世界的“大陆政策”。19世纪末，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提出了日本的“主权线”、“利益线”的侵略理论，把日本的利益安全线划到中国大陆。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在中国攫取了许多侵略权益，侵略东北是日本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20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日本统治集团急于摆脱危机，他们再次将侵略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东北。一时日本国内的“满蒙危机论”、中国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的战争叫嚣不绝于耳。日本在寻找机会，在中国东北制造事端，发动新的侵略战争。
石原莞尔积极鼓吹把中国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并入日本的版图。为此，他不仅积极策划在东北制造事端，准备进行新的侵略行动，而且还散布东北不是中国领土的谬论，扬言东北“与中国本土不同”：“满洲大部分地区并非汉族的土地，且明治以后很多日本人来到满洲。从对付苏联保卫满洲的角度来说，决不仅仅是中国的，或许从法律上看是中国的，但是现实中它是各民族的共同财产。”（注：石原莞尔：《满洲建国と支那事变》，载[日]《东亚联盟》杂志，二卷四号，第3-4、20页。）石原莞尔依靠“谋略”，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他本想在事变后，直接把中国东北并入日本的版图，但慑于中国人民的抗日威力，也担心由此引起国际社会的过多谴责和干涉，九一八事变后，他把占领中国东北改为建立傀儡政权，由日本实际控制东北，达到与直接并入日本版图相同的目的，于是伪“满洲国”粉墨登场，东北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东亚联盟论所说的中国的“政治独立”，是以中国承认伪“满洲国”为前提条件的。石原莞尔就说“如果中华民国充分理解满洲国作为诸民族共同经营的意义，承认其独立，同意按照东亚联盟精神实现日华真心提携，日本为了中华民国完成独立，即时归还既得的政治权益。”（注：[日]《石原莞尔选集·6》，东京たまぃちほ社1986年版，第38、120、128、39、19、122-123、128页。）这里以“独立”为诱饵，妄图使中国首先承认伪“满洲国”，再以种种借口，破坏中国的其他主权。他们还声称“作为日本应遵循‘政治独立’的原则，不干涉中国内政。另外日本人应认识中国和满洲国本质上的区别，不应参与中国的政治”（注：[日]《石原莞尔选集·6》，东京たまぃちほ社1986年版，第38、120、128、39、19、122-123、128页。）。这里东亚联盟论者似乎是在说服日本人应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实际则隐含着东北是日本控制的地方，日本可以参与伪“满洲国”的政治。这不是对中国主权的干涉，又是什么？他们认为分裂中国领土不是干涉中国的主权独立，东北应该永远从中国的土地上分割出去。因此他们埋怨中国人不该进行收回领土主权的斗争，中国人将“满洲视为‘失地’与以满洲‘国’作为日中两国桥梁的看法大相径庭”（注：[日]中山优：《新中央政府に待望す》，载《东亚联盟》杂志，二卷二号，第4页。），由此导致中日战争。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民要求收复失地，保持领土完整，才爆发了日本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应该服服贴贴地听任日本瓜分领土，东北人民永远甘心作亡国奴，那样不仅不会招致战争，还能保持“政治独立”。这纯粹是一种强盗逻辑。一个国家丧失了基本的领土主权，不能保护本国人民免遭侵略者的屠杀、掠夺，又何以谈“独立”？一个国家公然出兵别国，屠杀其人民，掠夺其资源，又何以谈尊重别国的主权、独立？东亚联盟论者企图以“政治独立”的漂亮字眼儿，掩盖日本强占中国领土、破坏中国主权的本质，使东北永远成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当然，他们的罪恶目的是不能得逞的。
东亚联盟论不仅鼓吹日本侵略东北是合法的，伪“满洲国”是与中国对等的国家，而且竭力宣扬伪“满洲国”在东亚联盟中的地位，认为“满洲国的健康发展，能引导东亚各民族的和平亲善。在这个意义上，满洲国是联合东亚联盟各国家的精神核心”（注：[日]《石原莞尔选集·4》，东京たまぃちほ社1986年版，第133页。）。同时，满洲国还是“对苏国防的根据地，是昭和维新、新中华建设的先驱”（注：[日]《石原莞尔选集·6》，东京たまぃちほ社1986年版，第38、120、128、39、19、122-123、128页。）。日本制造伪“满洲国”不仅是为了日本的安全，更是为了整个东亚免遭苏联的侵犯，防止“赤化”。日本如果从满洲撤出全部兵力，苏联的力量会立即在满洲复活。“满洲不仅会成为赤化的策源地，治安遭到破坏，而且日本的国防也不能保全，中国的国防也将面临重大关头。”（注：[日]高木清寿著：《东亚の父石原莞尔》，东京たまぃちほ社1985年版，第43页。）日本在东北的驻军既然如此重要，自然无撤兵之理。日军永驻东北，既是实现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大陆政策”的需要，又是反苏反共的需要。它充分说明东亚联盟扩张、侵略及反共的本性。
东亚联盟论者不仅大谈特谈东北在东亚联盟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还大肆宣扬伪“满洲国”的独立性，企图以此证明伪“满洲国”的合法存在。然而，他们最清楚，其所说的独立也好，自主也罢，都不过是要把东北作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代名词。曾参与策划伪“满洲国”的花谷正就曾露骨地说：“满洲国这个独立国家要受日本天皇的统治”，“在日本天皇的大御心之下，一心一德地工作”。日本的天皇与满洲国的皇帝“并非在同一水平上的”（注：花谷正：《满洲建国の回顾》，载[日]《东亚联盟》杂志，三卷一号，第30页。）。一语道破了日本制造的伪“满洲国”是傀儡政权，“满洲帝国”的皇帝不过是日本控制下的儿皇帝的天机。
东亚联盟论的“政治独立”，对中国来说是丧权辱国的“独立”，是承认日本侵略事实的“独立”。这种“独立”只能给中国带来灾难。在中国承认并宣传这种“独立”的，是少数汉奸、卖国贼，而广大中国人民自九一八事变起，一直没有停止过反侵略斗争，他们所争取的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解放，赶走一切入侵者。
三
以“防共”为名，企图长期驻兵中国大陆，以实现日本独霸中国之目的，是东亚联盟论“政治独立”的又一重要内容。如上所述，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奋勇抵抗，日本被迫改变“速战速决”的方针，想办法应付长期战争，同时也想方设法尽早从中国战场拔出脚来。东亚联盟论为了使日本既能得到在中国大陆的侵略权益，又能抽出大量兵力，减轻政府内外压迫，准备新的侵略战争，于是提出了在中国保留“防共”驻兵，扶植亲日政权的方案。
日本侵略者很清楚，国共两党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是国共两党的政治理念不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抗战路线也不同。要想破坏中国全民族的抗战，就要从瓦解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入手。国民党在抗战时期一直未忘记限共、溶共、反共，这正是他们可以利用的极好条件。他们认为“据说最近国共频频发生摩擦，双方终究不能两立”（注：太田宇之助：《支那に求むるもの》，载[日]《东亚联盟》杂志，二卷一号，第51页。），于是试图利用国共两党的矛盾，以“防共驻屯”为名，拉拢国民政府，达到其侵略的最终目的。石原莞尔说：“防共驻屯非权益驻屯，并非完全根据日华双方协议纯粹适应国防要求的驻屯，是具有思想驻兵意义的暂时驻兵。”（注：[日]《石原莞尔选集·6》，东京たまぃちほ社1986年版，第38、120、128、39、19、122-123、128页。）他故意用“防共驻屯”，“思想驻兵”来代替“权益驻屯”，力图用“防共”来说明日本用兵中国不是为了日本的权益，而完全是为中国着想，防止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并在中国普及王道主义思想。这显然是用“防共”作日本灭亡中国的挡箭牌。
日本政府还把“防共驻屯”与扶植傀儡政权结合起来。由于日本侵华策略的变化，中国抗战也确实遇到了很大困难，国民党发生了分化，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日本利用汪伪国民政府进一步进行反共宣传和活动，并全力给予支持。东亚联盟论认为汪精卫政权是亲日政权，“在亲日政权下的驻屯，日军已不是以往意义上的驻兵，我们把这个驻兵称作防共驻屯”（注：木村武雄：《汪兆铭政权の诞生に当リ近卫内阁の再出现を待望す》，载[日]《东亚联盟》杂志，一卷二号，第8页。）。由此在汪伪政权控制的地区，日本以“防共”为名，对沦陷区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
众所周知，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是不允许外国军队驻扎的。东亚联盟论的鼓吹者也意识到在中国驻扎军队，尽管找到了“防共”的借口，但在国际公理上是站不住脚的，于是他们又编造了一个理由，声称“待东亚大同理想确立”，就撤去“在各要地的临时驻兵”（注：《新支那中央政权の成立近また际して》，载[日]《东亚联盟》杂志，二卷三号，第5页。）。其实日本随时可以用中国人的思想不符合王道，中国存在着共产主义危险等理由，保留驻扎在中国的军队。只要日本在中国保留军队，无论以何种理由，就根本谈不上尊重中国的“政治独立”。
四
东亚联盟论的“政治独立”后隐含的是侵略、奴役。然而，由于东亚联盟论鼓吹尊重中国的“政治独立”，不是赤裸裸地以武力进攻作口号，因此，对日本国民有一定的欺骗性。当时，日本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东亚联盟论主张尊重中国的“政治独立”，有批判帝国主义的色彩，甚至一部分社会主义者也表现出对东亚联盟论的兴趣，积极与石原莞尔等人接近，称赞东亚联盟论。当然，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情况也很复杂，他们信仰的不一定是科学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者在日本社会中毕竟属于左翼，他们赞成东亚联盟论，足见其欺骗性。
石原莞尔鼓吹东亚联盟论就是孙中山所说的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对现今的东亚诸国，是适时的，它将给朴素的大亚洲主义以科学的方法论，使之更为纯粹”（注：一[日]《石原莞尔选集·6》，东京たまぃちほ社1986年版，第38、120、128、39、19、122-123、128页。），认为东亚联盟发展了大亚洲主义。有人认为“我们一直倡导大亚洲主义，孙中山也提倡大亚洲主义，从单纯的语言学意义上讲，联盟当然也就是大亚洲主义”（注：中山优：《新秩序の东洋的性格》，载[日]《东亚联盟》杂志，一卷一号，第30页。）。1924年12月，孙中山在日本神户发表了著名的《大亚洲主义》的演讲，希望今后日本放弃霸道，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放弃对中国的侵略政策，而后中日两国才可以作兄弟，实现大亚洲主义。我们分析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时，必须注意孙中山演讲的具体环境。他面对的主要是日本国民，因此，在演讲中希望日本在霸道与王道中做出抉择，不要侵略中国，而没有用太多的篇幅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只是对日本的侵华政策表现出不满和遗憾。孙中山确实希望日本政府放弃侵华政策，与中国实现兄弟之邦的友好。孙中山的善良愿望当然不会为日本政府所接受，在演讲发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日本就侵占了中国东北，进而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其实对于日本利用大亚洲主义侵略扩张的行径，李大钊早就指出：大亚洲主义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是“日本主义的别名”。东亚联盟论者抛弃了孙中山所讲的日本不侵略中国的前提条件，断章取义。因为他们用了孙中山的演讲，故有很大的欺骗作用。日本东亚联盟协会成立后，“会员达万余人，一部分政党人士也参加了（联盟的）支部活动”（注：[日]照沼康孝：《东亚联盟协会》，载[日]《近代日本研究·5》1983年11月版，第305页。）。东亚联盟运动在日本成为较有影响的活动。
东亚联盟论也是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理论根据。汪精卫一方面鼓吹“孙先生言之夙矣，大亚洲主义为东亚联盟之根本原理，东亚联盟为大亚洲主义之具体实现；另一方面，为了掩盖其假“和平”、真投降的本来面目，有意把东亚联盟鼓吹的“政治独立”提高到最重要的位置，认为“东亚联盟首标政治独立，则抗战论者之一切疑虑可不烦言而解”（注：《汪主席训词》，载[日]《东亚联盟》杂志，三卷一号华文版，第4页。）。汪伪集团的重要成员缪斌是中国东亚联盟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他认为“东亚联盟与孙文的大亚洲主义完全相同”（注：[日]仲条立一、菅原一彪著：《石原莞尔のすべて》，新人物往来社1989年7月版，第105页。），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汪伪政权同样十分害怕共产主义，他们认为用东亚联盟的“王道思想对付共产主义理论，可消灭共产主义的邪说”（注：[日]仲条立一、菅原一彪著：《石原莞尔のすべて》，新人物往来社1989年7月版，第107页。），也暴露了汪伪政权的反共本质。
1941年2月，汪精卫把中国北平、南京、广东等地的东亚联盟组织统一起来，组成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汪精卫自任会长。在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所发表的主张中，提出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所橥纲领为“政治独立、经济合作、军事同盟、文化沟通这四点。这四点，又以第一点作其他三点的基础”（注：《东亚联盟》，载[日]《东亚联盟》杂志，三卷一号华文版，第12页。），再次强调“政治独立”。汪精卫在中国大张旗鼓地搞起了东亚联盟运动，其规模远远超过了日本，“形成数百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的运动”（注：[日]高木清寿著：《东亚の父石原莞尔》，东京たまぃちほ社1985年版，第141页。）。日本希望以“政治独立”分化重庆国民政府，“从其中分化出第二、第三个小汪精卫来，参加到（汪伪）新政权中去”（注：太田宇之助：《支那に求むるもの》，载[日]《东亚联盟》杂志，二卷一号，第50页。），但日本的目的一直没有达到。汪精卫假“政治独立”之名，行卖国之实的丑恶表演，受到了中国人民的一致谴责。中国的东亚联盟运动虽然在汪伪政权的鼓动下，规模庞大，但始终未能成气候，它连同汪伪政权一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总之，东亚联盟论鼓吹的“政治独立”，是以破坏中国独立主权为前提的。抗战时期，它积极配合了日本侵华政策，对国民党集团中的亲日派起到了诱降作用，给中国抗战带来了不利影响。东亚联盟论是一种侵略理论，无论它如何乔装打扮，终不能改变其本质，它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一样，永远受到世界人民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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