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失衡及其适度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球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一0138（2007）06—0021—04
全球经济失衡是近年来世界经济运行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由于其对世界经济未来发展所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受到各国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对于这种失衡是否可持续，需要不需要调整，如何调整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相关国家出于本国利益而提出的对策也往往很难协调。而事实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不仅并无好转，反而愈益严重。因此，对此问题继续认真地作一番研究，搞清楚其来龙去脉、原因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的、能被各国所接受的对策似乎不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将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并有助于促进建设一个和谐世界。
一
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美国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过快；另一方面，中国等东亚国家对美国持有大规模的贸易盈余。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显现出不断加剧的态势。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不断加大，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6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纪录的8691亿美元，约占其当年GDP的6.6％，比2005年增加776亿美元。其中，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达7636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6.5％，连续第五年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但去年美国贸易逆差的增幅已明显小于2005年17.3％的增幅，更小于2004年23.5％的增幅。2006年，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增加12.8％，达到创纪录的14378万亿美元；进口增加10.4％，达到了同样创纪录的22014万亿美元。在2006年美国的贸易差额中，商品贸易逆差为8361亿美元，服务贸易盈余为725亿美元。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06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增加15.4％，达2325亿美元。近年来，中国已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第一来源国并因而受到美方多方面的压力。
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由来已久。从历史上看，战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进出口平衡状况一直是出口大于进口，颇为良好，顺差经常在50～60亿美元之间摇动并有稳定上升趋势。但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在商品进出口平衡方面的位置逐渐发生逆转。1965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超过进口；1966年，联邦德国对美国的出口超过进口；1968年加拿大也发生了相同的变化。美国的贸易顺差逐渐缩小，到1971年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出现了22.6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以致于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同一年的8月宣布“新经济政策”，割断美元和黄金的联系，并对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10％的附加税。但是，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贸易逆差数额较小，并不是一个值得严重关注的问题。1970～1979年美国进口商品为出口商品的110.8％。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的外贸逆差开始不断地扩大，1981年为279亿美元，1984年就突破了1000亿美元。到1985年3月，美元汇率开始转趋下降，尤其是同年9月“广场协议”签订后，美元汇价有较大幅度的跌落，这使得美国的出口额有所增加，但由于国外出口商并不肯轻易放弃在美的市场份额，进口额仍有增无减，以致其后两年美国的贸易逆差进一步创下了1562亿美元和1712亿美元的新记录。对此当时的里根总统在其1987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描述道：“美国贸易收支全面地恶化了。在1982和1986年间，在通常使用的主要产品货物分类中，十分之九的美国商品贸易收支（根据统计）都恶化了，……同样，美国的双边贸易收支状况也恶化了。在1982年和1986年间美国对前10名（根据贸易量）和前20名中的19名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地位都恶化了。美国同日本的双边贸易赤字从1982年的190亿美元上升到1986年的550亿美元以上，这已吸引了公众的极大注意。但是这种恶化并不是绝无仅有的。美国同西欧的双边贸易平衡也以同样的规模发生变化，从有50亿美元顺差变为超过300亿美元逆差。美国同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的双边贸易关系也大为恶化，两者的逆差都超过了100亿美元。”
20世纪80年代外贸逆差的不断扩大，也是引发美国对外债务问题的一大原因。由于经常项目收支出现巨额逆差，不得不依靠大量的资本净流入来弥补，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另一方面，当时美国所实行的高利率政策以及减税、放松管制等措施也吸引了外国对美国投资的急剧增加。美国的国际投资地位因此发生逆转。1987年，美国终于失去了国际净债权国地位，而成为一个国际净债务国。此前，美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1979年美国持有的外国净资产占GDP的13％。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90年代初，受美元贬值等因素影响，美国的贸易逆差有所减小，但90年代前半期贸易逆差又开始扩大。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本世纪初美国贸易逆差基本上呈持续扩大的态势，逆差额大幅增加，并且没有扭转的迹象。2001年受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美国的贸易逆差有小幅下降，之后又保持了急剧扩大的态势，即使2002年以后美元汇率的持续贬值也未能改变这种态势。相应地，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的外债规模不断增加。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美国外债激增，截至2005年已达到26938亿美元，占当年GDP的21.6％。
二
与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相对应，亚洲区域，特别是东亚各国出现了大量的贸易盈余，积聚起大量的外汇储备。据统计，2006年亚洲的外汇储备之和超过了3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0％以上。其中，中国近年来的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尤为迅速。
据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7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07年6月底，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3326亿美元，同比增长41.6％。并且，中国外汇储备加速增长的势头没有丝毫减弱现象。统计显示，2007年上半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2663亿美元，同比多增1440亿美元。2007年上半年外汇储备增长量已超过2006年全年2473亿美元的增长数。其中，2007年第一季度增长1357亿美元，第二季度再度净增1306亿美元。第二季度中4月份增长445亿美元，5月份增长约461亿美元，6月份增长400亿美元。
中国国际收支自1993年以来持续呈现双顺差局面，是中国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自2001年至2005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累计达3282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累计则为2935亿美元，分别比“九五”期间同类项目累计顺差增长1.8倍和3.7倍。单就贸易顺差而言，2005年为1019亿美元，2006年扩大到1774.7亿美元，屡创历史新高。2007年上半年累计贸易顺差达112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又增长了83.1％。与此相对应，中国的外汇储备在1996年底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2001年底超过了2000亿美元，2005年底达到8189亿美元。到2006年2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达8536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2006年10月底，中国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到2007年6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1.3万亿美元。
在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中，对美贸易顺差无疑占有最大的比重。事实上，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是伴随着中美双边贸易快速发展而出现的，贸易差额有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在早先的很长时间里是中国对美存在着贸易逆差，后来才逐渐变成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根据中方统计，从中美建交的1979年至1992年，中国对美国存在着持续的贸易逆差，其幅度大小不定，其中1989年达到最高点34.5亿美元。在此期间，中国对美贸易逆差的年平均水平为19.3亿美元。因此总体来说，中国在这一时期对美存在贸易逆差，但规模并不是很大。从1993年起，中国对美贸易开始出现顺差，当年顺差额达到62.7亿美元。此后贸易顺差基本上呈逐年上升趋势，1996年首次突破百亿美元。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迅速增长，2000年已接近300亿美元，到2006年，顺差额创记录地达到1442.6亿美元。
根据美方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产生更早且规模更大。美国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对华贸易逆差早在1983年就已出现，当年逆差额为3.2亿美元。此后，美国对华贸易始终保持逆差状态。1983年至1989年，美国累计对华贸易逆差额为163.1亿美元。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额迅速增长，1990年首次超过100亿美元，1994年接近400亿美元，使中国成为继日本之后的对美第二大顺差国。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对美最大的顺差国，顺差额高达838.3亿美。2006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额达到2325.5亿美元，占美国当年全部贸易逆差额的28.4％。
因此，中美双方统计的数据差异很大，但从1993年起，双方统计均为美国对华贸易出现逆差，而且数额越来越高。中国贸易出口和顺差过度集中和依赖于美国，而美国对华进出口差额过大，从中美双方的角度来看，都是一种严重的失衡。
三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世界经济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经历了三次失衡。发生在70年代初的第一次失衡的结果导致了布富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发生在80年代中期的第二次失衡的结果导致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目前世界经济正在经历其后的第三次失衡。世界经济这三次严重失衡的最直接原因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打破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其结果也将达到一种新的均衡。就前两次失衡而言，由于德国、日本等国经济的兴起，动摇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一霸独大的地位，形成了美欧日三足鼎立的格局。
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的新兴经济体先后进行了经济结构改革，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外资流入，借助丰裕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发挥了较大的后发优势，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活力，成为世界经济新格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增长的源泉。在这些新兴经济体中尤以中国的情况最为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近30年的快速增长。时至今日，中国的GDP已位居全球第四，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贸易额仅次于美国和德国，位居第三；外汇储备则稳居全球第一。世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步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出现使世界经济失去了原有的均衡。
与前两次失衡相伴的是美国全球地位的相对下降，而当前与全球经济失衡相伴随而出现的是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火车头和超级大国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和增强。美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新经济，大大提升了引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地位和作用。欧元问世后，无论与美元的汇率是升还是降，都远没有能从根本上动摇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的地位和作用。美元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霸主地位来自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日本经济十多年的停滞使日元远远无法与美元抗衡，欧元区内部经济结构问题的存在也使欧元很难与美元比肩。而美国则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聚集了世界上的所有资源发展本国经济，其不断增长的国家综合实力奠定了美元的世界货币的地位。目前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美元的需求随着世界经济和贸易规模的增长而增加，而美国通过发行大量货币却换回了实实在在的资源。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完善的资本市场，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由于国内资本市场不发达，不得不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回流美国。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06财年结束时（2006年9月30日），外国持有的美国官方资产为24374亿美元，其中亚洲持有18398亿美元，占总数的75.5％。这样，发展中经济体以商品和服务出口换取大量美元，这些美元再通过购买美元资产的形式重新流入美国，为美国的双赤字融资，维系着失衡的全球经济。加之，近年来石油价格不断上涨，美国因石油进口支出增加而使贸易逆差进一步增大，而石油出口国则积累了大量石油美元，从而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失衡。
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主要经济体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结果。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和金融市场的优势使其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从私人消费、企业经营到政府支出都能靠借贷和举债进行。中国依靠劳动力资源丰裕的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再加上土地和税收政策的优惠，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而成为全球制造业和加工贸易基地，即所谓“世界工厂”，从而创造了大量就业，并保持了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引擎。石油输出国的资源优势通过国际市场价格的迅速上升也实现了收益的最大化，等等。因此，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与过去相比，具有较长久的可持续性，失衡的各方也具有更大的可承受的能力。由于在世界经济中各国的比较优势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同时都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美国虽有巨额的贸易逆差，但经济状况良好，几近于充分就业，而且其经济充满弹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仍然是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但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改变了向美国直接出口最终产品的模式，变为向中国出口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在中国进行加工和装配后再出口到美国。日、韩等东亚经济体作为中国制造业所需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提供者，拉长了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并与中国共享了对美出口的利益。近年来，这一发展趋势从日用消费品、家电产品领域向机电产品和其他高新技术产品领域延伸，中国制造业规模迅猛扩张并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失衡并非双边贸易问题而是多边贸易问题。其他东亚国家销往美国的出口商品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在中国进行组装，中国成了一个总装车间。事实上，中国对亚洲邻国和地区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在中国组装产品，然后再出口到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贸易顺差实际上是亚洲地区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此外，包括美欧国家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环节也向中国转移，与中国廉价优质的劳动力资源和规模经济优势相结合，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截至2005年底，美国公司在华投资额累计为510.89亿美元，占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6624亿美元的8.2％。仅2004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收入就达到750亿美元。截至2006年9月，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和贸易顺差的比重分别达到57.85％和52.1％，加工贸易占中国出口贸易的比重为52.4％，外商投资占有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部分，加工贸易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导形式。
美国通过中美贸易获了巨大的利益。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抑制甚至逆转了国际市场上多年来工业制成品价格上涨的趋势。据摩根斯坦利公司估计，1996～2003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累计6087亿美元，同期来自中国的产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开支为6000亿美元，同时还大大降低了美国制造商的零部件生产成本。美国从中国大量的进口，不仅可以满足美国广大消费者的需要，而且为美国经济带来了两大利益：其一，美国可以将大量资源转向高新技术产业，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并维持其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其二，这些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有助于维持美国的物价稳定，使得美国政府和货币当局在运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同时，不必担心通胀的出现。中国通过贸易顺差获得的官方储备又有相当部分购买了美国政府债券而流回美国，支撑了美国的赤字经济，使得美国在财政贸易双高赤字的情况下，仍可大量投资消费，尽享高增长、高就业、高消费、低通胀的经济利益。因此，在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背后，是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从根本上说，是中美处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国际分工的不同地位所决定的。美国方面其实对此也是了然于胸的。布什总统2007年8月30日在白宫接受亚洲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为美国和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在亚太地区，美中关系不是“零和游戏”，两国都可以为促进地区贸易发展作出贡献。布什还表示，中国经济正以令人瞩目的速度迅速发展，对美国的出口是机遇，对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出口也是机遇。中国正在努力扩大内需，各国应对此心存感激。
四
如上所述，各主要经济体在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都获得了各自的利益，从而各国对这种失衡也有较大的承受力。但是全球经济既然存在着失衡，这种失衡迟早将得到纠正，正如胡锦涛主席2007年9月6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商业峰会上的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失衡影响着全球资源合理配置、加剧着全球经济结构性矛盾，是保持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最大隐患。各国应该高度重视这一问题，根据自身情况，扩大国内需求，削减财政赤字，加快结构调整，深化体制改革，相互开放市场，加强战略对话和宏观政策协调，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均衡发展，为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对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似有两点应作为基本原则：第一，应使调整的总损失最小化；第二，各国公平合理地承担调整的责任和损失。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调整可以称之为适度调整。为此需要进行广泛的国际间的合作和协调，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美国作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益最大的国家对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显然应当作出最大的贡献。作为全球经济失衡焦点的美国贸易失衡，其根本原因是美国国内的储蓄投资失衡，是美国国内储蓄长期不足的结果。美国国内储蓄率长期以来持续下降，导致了投资储蓄缺口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大规模减税和军费开支大幅增加等原因，美国财政收支也出现高额赤字，必须借助外国资本弥补缺口。居民的低储蓄和政府的高赤字导致了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要改变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说也只有从增加居民储蓄和改变政府的亦字财政政策入手。但是，按照已经通过的预算法案，美国联邦政府消灭当年赤字要到2011年之后，而从个人方面解决储蓄率低的难度也很大，除非使储蓄的回报率高于投资，否则很难使居民改变目前低储蓄的状况。彻底解决问题不可能，事实上也无必要，在这里仍然只要美方采取措施，做到“适度”即可。而所谓适度，即能使双赤字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或者说，限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众所周知，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美国作为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其比较优势在于高科技产品。而美国实施的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却极大地制约了美国最具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对华出口。只要美国调整出口管制办法，放宽对华技术商品出口管制，其对华出口将会大幅度增加，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也将会得到有效的缓解。然而事实上美国却不断收紧对华出口管制。2006年7月，美国商务部发布新法规，又将40多项新技术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之中，影响到47类产品的对华出口，新法规于2007年6月19日开始正式实施。显然，这是与改善中美贸易平衡状况的目标背道而驰的，事实上，美国公司正在将这一市场拱手让给日本和欧洲的竞争对手。美方有必要对此加以检讨，以求为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作出贡献。
对于中国来说，应积极采取措施，统筹应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事实上，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对宏观经济的稳定也是十分重要的。对此，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扩大汇率弹性，两年来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8.6％左右；同时，取消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开征出口税，降低进口关税总水平，促进进口；中国政府还全面清理了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放宽居民、企业用汇管制，鼓励企业“走出去”等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但是，我国贸易顺差仍呈现继续发展的态势。从根本上说，积极扩大内需才是治本之计。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过度依赖国外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有了转变的必要。
在短期内，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的格局无疑还将延续下去，而中国高储蓄低消费格局的调整也需要较长时间，因而中美贸易失衡格局仍将持续，换言之，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观。但是，我们仍应继续大力发展中美经贸关系，因为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为双方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应进一步推动双方开放市场，加大对对方经济的投资。也许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观点不无道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经济可能会在增长中自然解决对华贸易逆差问题，随着中国工业化的日趋成熟，中国居民也将变得更加富裕，国内消费也会增加，进而实现更加平衡的经济增长。我们应当做的是起积极的促进作用，而要注意的是，不要让贸易保护主义之类干扰了这一进程，使中美两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为此而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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