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探索——兼与西方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马克思论文,理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资本论》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①可以说，《资本论》就是通过解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及其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的。本文从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仅就《资本论》第二卷中有关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理论，即经济增长理论，作些探索，并和西方某些现代经济增长模式进行比较。
一
不断地积累资本，即不断地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以扩大剩余价值的生产，这是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的动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②因此，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而资本积累“就是资本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③
马克思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时，虽然分析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形式，但分析简单再生产只是为分析扩大再生产提供基础。在他看来，扩大再生产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形式，而“规模不变的简单再生产只是一个抽象”，④认为“简单再生产的前提是Ⅰ(v+m)=Ⅱc。这个前提同资本主义生产是不相容的”，因为在这个前提下，“就不可能有资本的积累，即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⑤
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论述，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理论，而马克思对扩大再生产实现条件的分析，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实现稳定增长条件的分析。下面我们从《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中所列出的“扩大再生产公式（第一例）”⑥为中心，陈述我们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理解。
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的数字表式，如大家所熟知的，主要提供了实现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两大部类生产在结构上的平衡条件，即产品的实现条件。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明确马克思对社会扩大再生产数字表式所作的若干假定：
1.社会总产品或社会总生产分成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即第Ⅰ部类与第Ⅱ部类。
2.每一部类使用的资本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前者指生产上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等于所支付的工资总额），后者指生产上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包括固定资本和流动不变资本。
3.每一部类借助于这些资本而生产的全部年产品都以价值表示：即(c+v+m)；其中c代表生产年产品时消耗的不变资本的价值，v是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m是生产的剩余价值。不变资本中的固定资本在生产中耗费的价值本应转移到产品价值中去，但马克思在这里“暂时抛开固定资本在当年耗损而转移到年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因为这种固定资本不会在当年重新得到实物补偿。”⑦因此，这里c仅包括生产中一次转移全部价值的流动不变资本的价值。
4.“产品按照它们的价值交换”，⑧这表明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所作的扩大再生产分析，尚未进到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分析阶段。
5.“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没有发生任何价值革命”。⑨这个假定意味着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即资本有机构成，保持不变，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例，即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
6.“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当作全部剩作价值的所有者”。⑩这是承接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一个假定。直接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家被看作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11)他作出剩余价值的分配决策－－一部分作为追加资本（即积累）用，一部分作为资本家的个人消费用，而没有被闲置的部分。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社会扩大再生产表式中，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合一的，从而投资、储蓄和消费的决策也是合一的。
明确了这些假定，我们就可把马克思用数字列出的社会扩大再生产表式用符号表述如下：
扩大再生产开始前两大部类的年产品的价值构成：
这里，q[,Ⅰ]为第Ⅰ部类生产的产值；q[,Ⅱ]为第Ⅱ部类生产的产值；q为两部类的生产总额。
年末，两个部类的资本家都决定以所得的m的一部分转化为积累，即追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c+△v)；一部分作为资本家的个人消费，m/x。作出这个决策后，两部类产品在第二年初的价值分配为：
这样，两个部类的产品通过交换，如能满足下列平衡公式的要求，第二年的扩大再生产就可顺利实现(16)（以后各年也都这样）：Ⅰ(v+△v+m/x)=Ⅱ(c+△c)
这个平衡公式是说：第Ⅰ部类的产品除了满足补偿本部类所消耗的和扩大再生产时所追加的生产资料的需要[Ⅰ(c+△c)]外，余下的部分[其价值相当于Ⅰ(v+△v+m/x)]通过在两部类之间交换，既能换回本部类扩大再生产时所需要的消费资料，又能满足第Ⅱ部类所消耗的和扩大再生产时所追加的生产资料的需要[其价值相当于Ⅱ(c+△c)]。至于第Ⅱ部类的产品，除了满足本部类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对消费资料的需要[Ⅱ(v+△v+m/x)]外，余下部分[其价值相当于Ⅱ(c+△c)]通过交换，既能换回本部类所消耗的和扩大再生产时所追加的生产资料，又能满足第Ⅰ部类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所需要的消费资料[其价值相当于Ⅰ(v+△v+m/x)]。这就是说，Ⅰ(v+△v+m/x)要恰好等于Ⅱ(c+△c)。这是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也即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得以顺利进行的条件。如果这个公式所展示的两大部类生产和交换的平衡条件得不到满足，经济增长就难以顺利实现。
以上是通常我们理解的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数字表式所展示的基本思想。
二
但是除此而外，马克思的资本扩大再生产表式及其进行的连续五年的数字计算，还提供了一个由剩余价值积累率、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三个因素决定的经济增长模式。
首先，每个部类生产的产品都按c、v、m价值构成列出，说明产品价值取决于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其次，为了进行扩大再生产，把剩余价值分为积累和资本家个人消费两部分，表明资本规模的扩大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积累率。这样，逐年两个部类总产值的增长取决于各该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以及剩余价值的积累率（转化为资本的比率），特别是后者，这是决定增长率高低的关键。再次，根据马克思的数字表式，无论第Ⅰ部类还是第Ⅱ部类，其每年扩大再生产的结果都是按包括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的产值计算，并把两个部类合并计算其总产值、总资本、总剩余价值，因此，马克思数字表式所体现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总产值增长的模式。这个模式可以从马克思的数字表式中概括出来：
假设两大部类生产在扩大时保持平衡关系[即Ⅰ(v+△v+m/x)=Ⅱ(c+△c)]，在此前提下，可以把两大部类生产合并起来考察总产值增长率的决定因素。
设第一年的总产值的价值构成为：q=c+v+m
（1）
年末准备在下年扩大再生产时，将m分为追加的不变资本(△c)，追加的可变资本(△v)和资本家个人消费部分，即m=△c+△v+m/x；这样，下年扩大再生产开始时，不变资本为(c+△c)，可变资本为(v+△v)。经过扩大再生产，第二年结束时的总产值的价值构成为：q'=c'+v'+m'=(c+△c)+(v+△v)+m'
（2）
设第二年总产值较第一年的增长率为(q-q)/q，并以g来表示，则g=[(c+△c)+(v+△v)+m']/[c+v+m]-1
（3）
根据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数字表式的假定，在扩大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都不变，即第二年与第一年相同，两者分别以j和m[,r]表示，并以s[,m]代表剩余价值积累率，则
按照马克思，经济增长直接取决于可变资本的增加和剩余价值的增殖，则（3）式在上述前提下可先转为下列方程：g=△v/v
（4）(17)
而根据s[,m]=(△c+△v)/m，可得：(18)△v/v=s[,m]·m[,r]/(j+1)g=s[,m]·m[,r]/(j+1)
（5）
（5）式就是从马克思社会扩大再生产数字表式中概括出来的总产值增长率模式。其实，在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总产值的增长率既等于可变资本增长率(△v/v)，也等于不变资本的增长率(△c/c)和总资本的增长率(△c+△v)/(c+v)；同时，社会总产值增长率也等于社会净产值增长率。(19)
这个方程清楚地表明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剩余价值积累率(s[,m])，剩余价值率(m[,r])和资本有机构成(j)。从这三个决定因素看，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取决于生产技术条件和历史条件，一般来说变化比较慢，波动也小；而剩余价值积累率取决于众多企业资本家分散的决策，他们在剩余价值中以多大的比率用于追加资本，则主要取决于他们对未来利润的预期，它波动大。因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增长是十分不稳定的。加上，经济增长能不能实现，还要看两大部类进行扩大再生产时，能不能通过交换，换回本部类所需补偿和追加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即两大部类的生产在结构上能不能保持必要的平衡关系，这原是马克思扩大再生产表式所要分析的主题。
上举经济增长率方程，根据马克思原来的假定，在增长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都不变，如果两者发生变化则对概括出来的增长模式发生什么影响？根据作者曾经作过的推导，如以j、j分别代表基期和计算期的资本有机构成，以m[,r]，m[,r]分别代表基期与计算期的剩余价值率，则：
(20)
这个方程看来比较复杂，但仍然清楚地表明经济增长率首先取决于剩余价值积累率(s[,m])，剩余价值率(m[,r])和资本有机构成(j)三个因素。其次，取决于计算期的剩余价值率比基期提高（或下降）的幅度和计算期的资本有机构成比基期提高（或下降）的幅度。M'[,r]>m[,r]，则经济增长率趋高，反之反是；j'>j，经济增长率趋低，反之则反是。
三
现在我们探讨：如果舍去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数字表式所作的某些假定，会对所概括出来的增长率模式有什么影响？
首先是关于产品价值中的c未包括固定资本转移到年产品中去那部分价值的假定。马克思对这个假定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有专门一节“固定资本的补偿”中讨论过。(12)虽然固定资本的补偿是简单再生产中的问题，但扩大再生产时也要遇到这个问题。如果把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转换的那部分价值包括在c中，但产品出售后，这部分价值“不需要立即用实物补偿，而要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逐渐积累成为一个总额直到固定资本需要以实物形式更新的时候为止”。(13)这样，在再生产过程中，总有一部分固定资本寿命完结有待更新，而一部分固定资本仍以实物形式继续发挥其职能，只是为了补偿其耗损而把一部分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如果这两部分固定资本的比例发生变化，就可能发生如下情况：或者第Ⅱ部类需要实物补偿的固定资本的比例因此而增加，造成第Ⅰ部类产品再生产不足，或者第Ⅱ部类需要实物补偿的固定资本的比例减少，而只须用货币进行补偿的固定资本同比例增加，这样，第Ⅱ部类需要实物补偿的固定资本在量上减少了，因而造成第Ⅰ部类产品再生产过剩，一部分产品不能转化为货币。(14)所以，如果产品价值中的c包括了固定资本按寿命期分年转移的价值，当需用实物形式补偿的固定资本部分和只需用价值形式补偿的固定资本部分的比例发生变动时，就会产生第Ⅰ部类生产不足或过剩的现象。“因此，尽管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但危机－生产危机－还是会发生”。(15)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扩大再生产，因为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也存在固定资本的补偿问题。这使扩大再生产的实现增加了一个不稳定因素，使经济增长出现周期性的失衡。
此外，产品价值中的c不论包括不包括固定资本转移价值，资本有机构成都是指耗费的资本的有机构成，而在扩大再生产时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有机构成(△c/△v)应是准备使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这和产品价值中的c与v之比为耗费的资本有机构成是不同的。虽然如此，但在第二年使用扩大了的资本进行再生产时，只要进入产品价值的(c+△c)仍是耗费的不变资本，其与(v+△v)之比也仍是耗费的资本有机构成，这样，各年所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含义仍是一致的，即使不变资本包括分次转移价值的固定资本在内，也不影响在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数字表式的基础上计算的经济增长率。
其次，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数字表式是以价值表述的，并假定产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现若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则对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表式将有什么变化？我们认为这个变化只是影响某些部门的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某些部门的产品价格高于价值，从而某些部门资本家所得利润低于该部门产生的剩余价值，某些部门的资本家所得利润高于该部门产生的剩余价值，因此，这个转化的主要意义在于剩余价值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重分配。在部门内和部门外资本家相互竞争的压力下，利润趋于平均化，每单位资本有取得相等利润的趋势，每个生产部门的产品的生产价格将等于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这样，马克思扩大再生产表式基本上仍可用原来的符号表述，只是所代表的含义有所改动。q代表生产价格总额（总产值的价格表现）；c代表以价格计算的原材料成本，如果c中包括固定资本的分年转移价值，则还应包括固定资本的折旧费；v代表工资成本即工资总额；m可用
来代替，后者代表一个部类的资本总额按平均利润率所得的平均利润总额，它可以高于或低于本部类生产的剩余价值。在进行扩大再生产时，平均利润额仍可分为两部分：即转化为资本的部分(△c+△v)和资本家个人消费的部分(/x)。这样，前文所作推导仍将适用。
再次，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表式假定各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所有者和资本经营者是合一的，经营企业的资本家是全部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因此，作为资本所有者将收入分为储蓄与消费的决策与作为资本经营者将利润转为投资的决策是合一而不是分离的。在这个前提下，如果工人在再生产过程中将其所得的生存工资全部花掉，资本家将其榨取的全部剩余价值不是用作追加资本（投资）就是用作个人消费，这样，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在总量上应是平衡的，造成再生产不能实现的因素只是两大部类的生产在结构上的失调，以致彼此不能通过交换以满足其扩大再生产时所需补偿和追加的生产资料或消费资料。但若考虑到资本所有者与资本经营者是分离的（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所分析的那样），资本所有者作为股息、债券、存款利息、地租等资产收入者，作出将收入分为储蓄与消费的决策。而资本经营者－－企业将一部分利润转化为追加资本或向社会筹集资本，作出投资的决策，这两种决策显然是独立进行的，不一定、也不可能一致。因此，就决策而言，如果储蓄超过投资，必将引起产品需求的不足，从而造成生产的萎缩；如果投资超过储蓄，必将引起产品需求的增加，从而造成生产的扩张；而正是这个储蓄与投资决策的分离造成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波动。马克思扩大再生产表式由于假定剩余价值不是用作追加资本（投资）就是用作资本家个人消费，因而排除了这两个决策分离所造成的后果（尽管马克思已经观察到资本所有者与资本经营者职能的分离，但推迟到《资本论》第三卷中才加以分析）。后来，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正是因为强调了这个储蓄与投资决策的分离所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造成的经济波动和失业，从而产生了“凯恩斯革命”。
至于舍去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不变的假定，正如上节所述，并不影响所概括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命题。
四
下面就概括出的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式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某些经济增长理论作一比较。
在西方经济学中最早提出经济增长理论的是古典学派。斯密和李嘉图都强调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资本积累的规模，资本积累的扩大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根本原因。斯密着重对资本积累过程以及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一般分析，而李嘉图则侧重于收入分配与资本积累相互作用的分析。但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边际主义兴起，就偏重于主观价值理论和优化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很少探讨经济增长问题。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凯恩斯以有效需求理论解释萧条和失业的原因，在理论上进行所谓“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才重新开始重视宏观经济的分析。40年代英国哈罗德(RoyF.Harrod)将凯恩斯的理论动态化，提出经济增长模式。1946年，美国多马(Evsey Domar)也独立提出一个相似的增长模式，两者就是众所熟知的哈罗德－－多马模式。从此，西方经济学界开始了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热潮。
哈罗德将凯恩斯的储蓄与投资事后恒等的基本方程动态化(21)，用变动率来表示其中的变量（如投资率、储蓄率、收入增长率等），用比率分析代替水平分析，就得出如下一个基本方程：
。这个基本方程是实际的国民收入增长率，意思是说，一个时期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以下简称收入增长率）取决于这个时期的储蓄率与资本－产出率，这个收入增长率引致的投资，等于本期的储蓄。哈罗德根据这个基本方程引出两个规范性的增长率，即“有保证的增长率”(warranted rate of growth)和“自然增长率”(natural rate of growth)，并从这两个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的比较中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保证的增长率的方程是：G[,w]=s[,d]/Cr这里，s[,d]是收入中人们愿意储蓄的比率；c[,r]是企业相对于产量变化所愿意增加的资本量，即企业根据预期的产量（收入）变化决定投资时依据的资本－产出率，依据这个资本－产出率决定的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预期能得到充分利用。由这两个比率决定的收入增长率就是有保证的增长率，G[,w]，意思是说，如果要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国民收入就必须按照这两个比率决定的增长率增长。因此，有保证的增长率实际上就是能保证企业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从而将投资继续保持下去的收入增长率。如果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一致，意味着企业预期的增长率得到实现，投资、从而国民收入的增长将稳定地保持下去。如果两者不一致，经济将出现波动。如G
自然增长率的方程式是：
这里，G[,n]是自然增长率，这是指在劳动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条件下能导致充分就业的“社会最优增长率”；s[,a]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控所达到的“社会最优的储蓄率”，C[,r]的含义同前。由此决定的增长率就是在劳动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条件下实现充分就业的“自然增长率”。如果G[,w]
哈罗德的增长模式，撇开它回避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分析这一根本缺陷不谈外，仅就这个模式的基本方程所表述的数量关系而言，与我们所概括的马克思增长模式有其相通之处。
当然，两个模式最终推导出的数量关系的一致，并不能抹杀两者对此数量关系的阐释所用经济范畴的区别。例如哈罗德模式中的国民收入储蓄率掩盖了其中工资收入和资产收入的区别以及两种收入的各自储蓄率的差异（工资收入的储蓄率在马克思时代可以推断为等于零，在现代则至少也是大大小于资产收入的储蓄率）。至于资本－产出率，实际上是资本－劳动比率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结合(23)而资本－劳动比率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技术构成，这一构成的价值表现，就是资本有机构成。至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则是剩余价值率的变化形态。使用的劳动量以工资总额来体现，即为v；国民收入为(v+m)，劳动生产率以工资单位来计量，即为
，而后者不过是
（剩余价值率）的另一表现形式。所以，资本－产出率实质上是资本有机构成与剩余价值率的结合，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积累率、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来表述经济增长因素，较之哈罗德用国民收入储蓄率和资本－产出率来表述，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尽管在数量关系上两者是相通的。
至于哈罗德用“有保证的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的不一致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实际上是用实际经济增长率与资本主义企业所预期的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背离来解释经济的累积波动，这果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他缺乏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探讨经济不稳定根源的深层次分析。而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式，固然由于假定资本家储蓄与投资决策的合一而忽视了两者分离所造成经济不稳定的因素（这推迟到《资本论》第三卷才去分析），但这里从两大部类生产的结构失衡去说明扩大再生产得不到经常的实现，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本质特征得出的结论。如果舍去资本家储蓄与投资决策的合一的假定，把概括出的马克思增长模式看作资本主义经济必须按此增长率才能稳定增长的规范性模式，以实际增长率与此增长率的背离所造成的经济波动来说明不稳性，也可以弥补马克思增长模式的不足。
五
现代西方经济学界提出的经济增长理论最接近于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是以琼·鲁宾逊(Joan Robinson)和卡尔多(N.Kaldor)为代表的后凯恩斯经济增长模式。这里，简略介绍以琼·鲁宾逊增长理论为主的后凯恩斯增长模式，并说明其与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式的相通之处。
后凯恩斯的经济增长理论，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出发，认为投资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核心，它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也是国民收入在利润与工资之间分配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个模式的特点是把经济增长理论与收入分配理论紧密结合起来。它假定：1.国民收入划分为劳动收入（工资）和资产收入（利润）两大部分；相应地社会阶级划分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两大阶级；2.国民生产分为投资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两大部门；3.投资由资本经营者－企业（厂商）的投资决策决定，它与储蓄决策无关，两者是相互独立的；4.把工资（即劳动收入）的储蓄率与利润（即资产收入）的储蓄率区别开，一般假定工资的储蓄率等于零，即全部工资收入都用于消费，因而储蓄全部来自利润，利润的储蓄率大于零而小于一。
设以P代表一个时期的利润；I代表净投资；K代表按正常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即资本总额）；S[,P]代表利润的储蓄率，S[,W]代表工资的储蓄率；I/K或g代表资本积累率，即投资对资本总额的比率，它在资本－产出率不变的条件下，也即国民收入的增长率(
)(24)；
或π，代表利润率，这样，在S[,w]=0以及储蓄与投资均衡的条件下，利润与投资的关系为P=I/s[,p]，因而利润率与资本积累率或国民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为：
即利润率取决于资本积累率和利润的储蓄率。这样，在利润的储蓄率不变的情况下，要保持一定水平的资本积累率或收入增长率，就要取决于利润率状况或收入在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分配状况。按照琼·鲁宾逊，一方面资本积累率决定实际利润率，另一方面资本积累率又取决于企业对利润率的预期，预期利润率的变化会引致资本积累率的变化。而对未来利润的预期又以实现了的利润率为基础，因此，按照上列方程决定的实际利润率，反过来又会影响企业对资本积累率的选择。如果按照某一资本积累率实现的利润率，与企业作此投资决定时所预期的利润率一致（琼·罗宾逊将此积累率称为“合意积累率”），企业就可能将此资本积累率继续保持下去，经济就可得以稳定增长（当然，在增长过程中仍然要受未来条件变化的约束）。但是企业原定的资本积累率所实现的利润率不一定与其预期利润率一致，两者的背离，特别是实现的利润率低于预期的利润率，就会导致资本积累率的波动，从而造成经济增长的不稳定。
上列方程也可改写为(25)：
这表明投资率（投资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例）愈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就愈高。当然，后者还要取决于利润的储蓄率(S[,P])，利润的储蓄率愈低或消费率愈高则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愈大。因此在工资的储蓄率等于零的假定下，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大小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的大小。此外，投资率的增长，势必造成以较多的资源用于投资品生产，而以较少资源用于工人所需的消费品生产，而后者意味着工人得到的实际工资份额将相对下降。这些都说明后凯恩斯的增长理论是与其收入分配理论密切结合的。
以上假设工人把工资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即s[,w]=0，储蓄全部来自利润。如果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改变这个假定，工资收入也有一部分用于储蓄（购买少量的债券、股票等），即S[,w]＞0，但小于利润的储蓄率，即S[,w]＜S[,p]。这样，
就要改写为(26)：
根据后凯恩斯经济学派成员帕西内蒂(L.L.Pasinetti)的分析，由
一式所得的结论不因S[,W]改为＞0而受影响，只是“职能收入”（工资收入与利润收入）的划分与社会阶级（工人与资本家）的划分变成不相一致。就是说，投资的增长对工资和利润这两种职能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份额所起的作用仍然一样，只是工人的收入除工资而外有了一部分利息、红利等收入，但国民收入分配于工资和利润两大范畴之间的基本结果并不因此改变。
我们认为后凯恩斯的经济增长模式更接近于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式；从分析的方法看，甚至可以说它是对后者的回归。首先，因为它回到了马克思的一些基本假定：如社会划分为工人与资本家两个阶级；国民收入划分为工资与利润，并强调了两者的对立（两者相互消长）；社会生产分为投资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两大部类；特别是区别利润收入储蓄率和工资收入储蓄率，并假设后者等于零，这样，他们所提出的利润收入的储蓄率相当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积累率，虽然在马克思的增长模式里，它既是剩余价值的储蓄率又是剩余价值的投资率。其次，后凯恩斯的增长模式中标志经济增长率的资本积累率（投资与资本总额之比），前文指出过，在资本－产出率不变的条件下，也就是国民收入增长率。而假定资本－产出率不变，实质上就是假定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不变。(27)在后两者不变的假定下，无论总产值或净产值（即国民收入）的增长率都和资本的增长率（无论是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或总资本）相同。(28)这里所说的资本增长率也就是后凯恩斯增长模式的资本积累率。因此，后一模式在假定资本－产出率不变的条件下，资本积累率也就是国民收入增长率，这和马克思的增长模式假定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条件下，资本增长率也就是产值增长率的命题，也是一致的。
这样，通过推导，可以将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化为后凯恩斯的增长模式：
当然，后凯恩斯增长模式以人们的储蓄决策与企业的投资决策相分离为前提，提出企业资本积累所实现的利润率与企业所预期的利润率相背离时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增长的不稳定。这固然是一个重要论断，但它同哈罗德的增长模式一样，未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去探究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性的根源，这也是后凯恩斯增长模式的根本缺陷。尽管他们经常强调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且承认他们的模式只是提供一个分析实际的框架并指出增长过程中的一些关键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而已。
以上就概括出的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式与西方经济学中提出的某些经济增长模式进行了简明比较，并指出它们之间某些相通之处。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数字表式，撇开它所表现的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形式，实际上揭示了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共同规律。从中概括出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加以调整，也可以用来分析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问题，这是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管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但市场仍然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作用，它既要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有规律，也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作者曾将概括出的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式，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加以调整、推导和运用，论述过我国适度经济增长率及其制约条件的问题(29)，这里不再重复了。
注释：
①②③⑩(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649～650、637、620、619页。
④⑤⑥⑦⑧⑨(12)(13)(14)(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8、589、571～580、440、436、436、502～527、507、525～527、525页。
(16)这个公式根据马克思所列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数字表式第一例及说明概括而得，并非《资本论》第二卷的原列。
(17)（4）式由（3）式推导而得：
(18)
(19)在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c/v=△c/△v，故△v/v=△c/c=(△c+△v)/(c+v)；即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总资本三者的增长率相等；另外，m/v=△m/△v，则△v/v=△m/m，这样，g=△v/v=△m/m=△(v+m)/(v+m)，△(v+m)/(v+m)即是净产值增长率。雍文远主编《社会必要产品论》（第295～298页）虽以净产值来表示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率公式，所得结果与本文（5）式相同，只是所用符号不同。
(20)见宋则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0～94页。如j’=j,m[’,r]=m[,r]，（6）式即转成（5）式：g=(s[,m]m[,r])/(j+1)
(21)一定的投资通过投资乘数作用引起加倍的收入增长，收入增长引起储蓄增长，直至与投资相等为止。因此，储蓄与投资从事前决策（计划）说，是不相一致的，但就事后结果（实现）说，通过收入的变动两者是恒等的。收入就其产生说等于投资加消费(Y=1+c)，收入就其使用说等于消费加储蓄，故事后储蓄与投资恒等。
(22)哈罗德假定资本－产出率在增长过程中不变，则增量的资本－产出率
相等。
(23)设L为一个时期使用的劳动量，K为使用的资本量，Y为国民收入，则
。
(24)根据哈罗德的增长基本方程：
既是资本积累率又是国民收入增长率。
(25)
。
(26)在投资与储蓄均衡的条件下，
。
(27)
。
(28)见前文第二节，第4页。
(29)宋则行：《适度经济增长率及其制约条件》，载《我的经济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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