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它是一个压力小组还是一个研究工具?_科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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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本书试图确立一个论题,并由之引出推断来。这个论题是:构成科学的一些事件、方法和结果并没有共同的结构,没有只在科学研究中出现而在别处却欠缺的要素。具体的发展(例如稳恒态宇宙论的推翻和脱氧核糖核酸结构的发现)有明确的特点,我们常常能说明为何和如何这些特点导致成功。但并非每一发现都能够以同样的方式来说明,而过去成功的方法勉强应用于将来也许会造成严重破坏。成功的研究并不遵循一般的标准。在此一时它有赖于这个诀窍,彼一时则依凭另一个。使它前进的步骤和界说何谓进步的标准,并不总是行动者自己所知道的。像所谓“哥白尼革命”或“达尔文革命”这种观点的彻底改变以不同方式影响不同的研究领域,和接受来自这些领域的不同冲力。为一切科学活动设计标准和结构要素的科学论诉诸“理性”或“合理性”以获得认可,也许会给门外汉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但这理论对处于负责地位的人来说,就是说,对于面对着一些具体研究问题的科学家来说,却是太粗陋的工具。在下面著作中,我试图用历史事例来支持这一论题,支持并非确立之;它使之似乎可信,其由以得出的方式表明未来关于“科学本质”的陈述也许会被削弱:给定任何规则,任何关于科学的全称陈述总会有为那些赞成这个规则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发展,但这些发展却证明这一规则害多于利。

由这个论题得出了推断:并不能以简单的方式来说明科学的成功:“原子核结构之被发现由于人们做了A、B、C……”,所谓的A、B、C是能够独立于其在原子核物理学中的具体应用而被了解的方法。我们能做的一切就是给实际情况以详尽的历史说明,包括社会环境、意外事件和个人癖性。

另一个推断是:不能用“科学的成功”作为以标准化方式来处理尚未解决的问题之论据。仅当有能够离开特殊研究情况的、其存在担保成功的一些方法才能够这样做。这一论题说,并没有这种方法。因此,为辩护,比方说,测量人类的行为而援引“科学的成功”是华而不实的论据。在某些场合中定量有效,在别的场合则否。例如,在貌似量化程度最高的科学之一天体力学(特别是行星系统的稳定性这个领域)中便遇到困难,而代以定性的(拓扑结构的)思考。

由此得出,不能够依凭辩论把“非科学”方法搁置一边。断定“你所用的方法是非科学的,所以我们不能信赖你的结果,不能够给你研究经费”,便假定了“科学是成功的,而它之所以成功是由于一律使用相同的方法”。这个论断的头一部分(科学总是成功的)不真,要是我们用“科学”一词来指科学家所干的事,因为也许有许许多多的失败。第二部分——成功是由于一致使用的方法——不真,因为并没有这样的方法。科学家好象建筑师,他们建造大小不等的和形状不一的楼房,只能够在事后,就是说只能够在他们的建筑物完成之后,才能够对它们下判断:这建筑也许会稳站起来,也许会倒坍下来——谁也不知道。

但如果科学成就只能够在事后下判断,如果事前没有抽象的保证成功的方法,那么也就没有衡量科学之有指望与否的特殊方法——在这些方面科学家并不比任何别人境况较好。他们不过知道更多的细节。这就意味着,公众能够参与讨论而不干扰现在的科学成功的道路(并没有这样的道路)。在科学家的工作对公众有影响的场合,他们应当首先参与讨论,因为他们是有关的一方(许多科学决策影响公众的生活)。其次,因为这种讨论是公众能够得到的最好科学教育:科学的充分民主化(包括保护象科学家这样的少数派)并不同科学相抵触。它同那用一个僵化的科学形象来恐吓不熟识科学实践的人们的通常叫做“理性主义”的哲学发生冲突。

我并未在书中加以展开但却同它的基本论题密切相关的一个推断是:能够有许多不同的科学。由不同的社会背景出来的人将以不同的方式研究世界并学到不同的东西。西方科学出现几千年之前人就活下来,这样做他们必须有关于他们环境的知识并且包括天文学初步。几千南加州的瓜回拉(Cuahuila)印第安人从未利用尽一个沙漠地带的自然资源,今天这里却只有少数白人家庭勉强维持生活。那些印第安人居住于一个丰饶的土地中,因为在这个貌似荒芜的土地中他们熟知的食用植物不下60种,还有28种有麻醉、刺激和医药作用的其他植物(C.列维—斯特劳斯《野蛮心灵》,芝加哥1966年版第4页以下)。那维持游牧人生活作风的知识是以一种非科学(现今“科学”是现代自然科学)方式获得并保存下来的。中国的技术长期以来缺乏任何西方科学的支持,然而它却遥遥领先于当代西方技术。的确,西方科学现今在世界占绝对支配地位,然而,理由不在于它具有“内在合理性”的洞识,而是权力运用(殖民主义国把它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和对武器的需要。科学到目前为止创造出最有效率的死亡工具。没有西方科学“第三世界国家”便会饿死这说法是对的,但你应该增添一句:早期的“发展”形式已经造成而不是减轻这种困境。西方科学有助于消灭寄生虫和根治疾病也是真的,但这并不证明西方科学是唯一为人造福的传统,而其他形式的研究没有任何价值。第一世界科学是多种科学中的一种:要求承认有更高地位,它就不再是一个研究工具而变成一个(政治)压力集团了。关于此等事情的细节见我的著作《告别理性》(伦敦,1987)。

我写此书的主要动机是人道主义的,而非理智上的。我要帮助一般的人,而非“促进知识”。所有世界上的人已经发展出在部分地有危险的、部分地令人愉快的环境中间维持生存的方法。他们所讲的故事和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丰富了他们的生活,保护他们并且使他们感到有意义。“知识和文化的进步”——把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推广到全球每个角落的过程正在被如此称谓——毁坏了人的灵巧与同情心所创造的这些使人信服的产物,却对这些产物不屑一顾。“知识进步”在许多地方意味着心智的消灭。今天,古老的传统正在恢复生机,人们尝试重温使他们的生活同他们祖先的观念相适应。我通过对科学显然最难部分的分析,试图证明自然科学、恰当地理解的科学并没有反对这种方法的论据。有许多科学家按照这个方式办理。医生、人类学家、环境保护主义者正在开始调整他们的方法,使之适应于他们原该教导的那些人的价值标准。我并不反对这样地了解科学。这种科学是人类心智的奇妙的发明之一。我反对的是用科学的名义扼杀文化的意识形态。

(江天骥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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