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经济自主增长机制 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2003年宏观经济形势回顾和2004年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经济形势论文,持续稳定论文,自主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102（2004）01-0005-07
2003年，我国经济已经稳定地进入新一轮上升期。由市场导向的、周期性扩张因素支撑的经济自主增长机制显著增强，总需求不足的矛盾明显缓解。中国经济成功地抵御了伊拉克战争、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和国内非典疫情带来的多重负面冲击，保持了2002年以来快速回升的好势头。困扰经济健康发展的老问题，仍然是就业压力大，农民增收困难；同时，信贷增势过猛，资源约束和产能普遍过剩并存，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够协调，则是值得高度关注的新问题。
继续坚持扩大内需方针，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对经济内在的周期性扩张趋势因势利导，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部署，加快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进一步巩固市场导向的自主增长能力，将是今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保证。
一、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上升期，未来增长仍有较大空间
据我们宏观经济研究部预测，2003年经济增长可以达到8.6％，比上年高出0.6个百分点。这表明从2002年开始，我国GDP增速已经稳定在8％以上，经济增长已经摆脱了持续回落的状态，进入新一轮全面回升的阶段。经济稳定回升并未出现全局性经济“过热”，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基本健康。国内需求和外部需求迅速扩大，投资和出口增势强劲，消费稳步回升，主要商品的供求格局基本平衡并有所改善，物价总水平较低且相对稳定；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企业利润大幅增加，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进一步提高。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快速流入，外部资源供给比较充裕，国际收支状况良好。
这一轮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因素是：
1.消费结构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升级，创造了新的市场最终需求。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以改善住、行条件为代表的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加速启动。2003年前3季度消费增幅达到8.6％，住、行等方面新的消费热点持续升温，建筑及装璜材料类零售额同比增长46.6％，汽车类零售额同比增长77.5％，通信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74％。新的市场最终需求十分旺盛，拉动生产与投资迅速跟进，整个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这是当前乃至今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最可靠支撑。
2.支柱行业增势强劲，经济发展已进入新一轮重工业化时期。2003年前3季度，重工业增速（18.4％）明显快于轻工业（13.9％），重工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达到64.4％，比上年全年水平提高3.4个百分点。1998年以来，重工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不断提高，2003年这一比重的提高幅度更大，主要是由住房、汽车、电子通信等支柱产业快速增长拉动的。这一轮重工业化与消费结构升级密切相关，具有较强的市场内生机制，将成为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3.城市化进程加快，促进了投资和消费需求扩大。我国城市化率由2000年的36.2％上升到2002年的39.1％，预计2003年将超过40％。城市化的推进必然带来总需求的巨大增长。大批农民向城市转移，一方面促进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并对城市基础设施产生巨大需求，带动投资需求迅速扩张；另一方面农民的消费行为逐步市民化，促进城市消费需求的增长。城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会逐渐向农村扩散，从而带动全社会总需求的增加。
4.民间投资正在加速启动，市场化的投融资活动相当活跃。目前投资主体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民间投资（含集体、个体、股份制和联营经济投资，剔除国有及控股投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已经成为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其拉动作用明显大于其他投资主体。1998—2001年的全社会投资中，国有及控股投资比重由56.9％下降为53.5％，外商及港澳台投资比重由10.5％下降为8.1％，而民间投资比重则由32.6％上升到38.4％，2002年进一步上升到40％。国家预算内资金占总投资增量的比重，也由1998年的14％降为2003年6月的5％。这说明，全社会投资对扩张性政策的依赖程度明显降低，支撑投资快速增长的市场化基础日益稳固。
5.内在的周期性扩张因素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从短期因素看，企业库存投资恢复上升，预计可持续两年。工业库存从2002年7月开始逐月递增，到2003年4月已达到1998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表明企业对市场前景看好。从中长期因素看，固定资产投资从2000年恢复上升，增速不断提高，所拉动的经济快速增长大约能持续4年。在技术进步、消费升级和相关高成长产业的拉动下，产业结构升级幅度也有增大趋势，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大约能持续8年。简言之，企业库存投资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恢复上升以及产业结构加速升级，三大内在驱动因素叠加在一起，将使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其间不排除短期波动）。
此外，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我国开放型经济加快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产业升级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沿海地区由市场导向的产业聚集效应日趋明显，市场力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这种由市场主导的、以消费升级和企业自主投资为基础的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
2004年世界经济和主要经济体将保持温和复苏态势。世界银行预测，世界经济增长率可望提高到3％，其中发达国家将升到2.5％，美国、日本、欧元区将分别达到3.4％、1.3％和1.7％；发展中国家增长率将升为4.9％。IMF预测2004年全球增长4.1％，其中美国为3.9％，日本为1.4％。美国商务部预测美国经济增长可达4％。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性的通货紧缩并未缓解，贸易保护有增无减，针对中国外贸外汇政策的外部压力较大，我国的外贸环境趋于严峻。尽管有这些不确定因素，但是总体上看，外部经济环境仍将有利于我国经济保持上升势头。
综合国内外条件，预计2004年我国经济将在较高水平上继续稳定增长。从三大需求看，在不发生重大疫情的情况下，受消费结构升级的推动，消费增长率预计将恢复到9％以上；在货币政策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受产业升级的推动，投资将继续较快增长，预计将稳定在上年的增长水平，即25％左右；由于外贸环境趋于严峻、出口退税率下调和出口基数较大等原因，预计出口增长率将回落到10％左右，受国内市场升温的拉动，进口将继续高增长，增幅超过出口，贸易顺差将继续减少。综合定性分析和模型预测结果，2004年GDP增长率可望达到8.5％，与上年大体持平。
二、资源约束和产能普遍过剩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症结在于投资体制改革滞后，行政干预和行政主导的投资造成低水平重复扩张
随着经济回升和重化工业化的启动，各个生产行业间的供求关系发生较大变化，出现新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是电力、煤炭、钢铁、石化、有色、棉花等部分原材料供应出现紧张，不少省市被迫限制用电，一些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多。同时，很多领域的产能过剩和需求约束仍然普遍存在，大多数产品的市场竞争仍比较激烈。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短缺产品的供给正在迅速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态势已经趋缓。2003年以来电力、钢材和有关原材料的投资项目增加很多，发电设备产量增幅超过70％，预计这些产品的供给紧张不会持续很久。
经济增长新周期中一些领域的确存在“重复建设”，其症结并非导源于正常的市场竞争，而是由于投资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行政干预和行政主导的投资。许多地方政府通过运用财政资金、干预银行信贷、指令国有企业投资等多种方式，频繁介入一些热门行业的生产性投资。房地产业存在的行政干预更为突出：不少城市脱离经济发展实际，通过大量土地批租和银行贷款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贷款回收风险很大；许多地方政府盲目建设开发区，大量圈占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民承包土地，严重侵害农民合法权益。
现行投资体制与市场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产生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一方面限制了民间投资主体的投融资活动，阻碍了充分竞争，削弱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另一方面助长了行政权力对投融资活动的干预，使得行政主导型的重复建设难以根治。投融资活动中政府介入过多，过于依赖行政审批，过于依赖政府信用，竞争性行业的行政管理门槛过高，市场风险往往转化为行政干预下无人负责的更大风险。而依靠行政力量来限制竞争，既不能有效解决重复建设背后的体制问题，又削弱了市场的择优汰劣作用。如果不尽快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损害此次经济回升的积极效果。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形成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是纠正行政性重复建设的根本举措，也是间接宏观调节方式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应当按照“管住政府、放开市场、吸引民间资本、加强风险约束”的思路，约束政府行为，明确政府责任，完善投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让民间投资主体发挥主要作用，防止行政力量随意介入竞争性市场。政府投资要严格限定在公共产品领域，并引入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加强审计、舆论等方面的公共监督。扩大民间投资的准入范围，即使是公共产品领域，也要尽可能吸引各类民间资本参与投资。
政府应当致力于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针对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的不同特点，健全关于保护竞争、反对垄断的制度，改进政府规制的方式。一方面，应当努力改善市场竞争的信息环境，提高行业信息和政策信息的透明度，减少企业投资失误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应当健全竞争和反垄断规则。对竞争行业的规制，重点是反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制定有关安全、卫生、环保、质量等方面的国家标准，以维护竞争秩序和公共利益；而不应当依赖对企业经济指标的行政性审批和规模控制。对垄断行业，应当加快制定综合性的和专门性的反垄断法律法规，以制止不同形式的垄断行为，特别是行政垄断。
三、消费需求增长相对缓慢，仍需加大刺激力度
近些年来，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率大体上保持在8％以上，是在较高水平上的稳定增长，但是相对于投资需求的强劲扩张势头，消费需求特别是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显得不足。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容易导致居民消费率偏低。国际比较表明，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状况相当突出。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的最终消费支出仅占GDP的49％，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2％），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69％），与同样经济发展程度的印度（68％）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在客观上要求最终消费率适当上升。如果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将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发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需要指出，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比重较大且稳定，第三产业比重较低，居民储蓄率较高，这些因素导致投资率将会在较长时间内稳定在较高水平，而使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受到制约。但是，消费率偏低的情况也说明，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
因此，扩大内需的重点应从投资转向消费，进一步增强鼓励消费增长的政策力度。可考虑：（1）以城市为重点进一步拓展消费领域，增强消费热点的带动效应和扩散效应。适应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加快发展工业品消费和服务类消费，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清理限制性的消费政策，进一步扩大消费信贷；充分发挥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示范作用，大力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活动。（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增强居民的安全感，改善居民的支出预期，鼓励居民增加即期消费，逐步扭转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的趋势。（3）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促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稳定增长，特别是加大对农民减负增收的支持力度，努力开拓农村消费市场。（4）继续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信心。
四、信贷增长迅猛，隐忧不可轻视
2003年，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资金出现最近几年少有的迅猛攀升势头。预计广义货币M[，2]增长21％左右，远高于全年经济增长和消费价格涨幅之和；人民币贷款增加3万亿元，远高于上年的1.8万亿元。总体上看，货币信贷的高速增长，来源于投资、工业、进出口提速和消费升级的需求拉动，是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的反映，也是持续数年扩大内需政策的刺激结果，并且没有引起物价总水平的明显上涨，因而是比较正常的。
同时，也要重视货币信贷迅猛攀升存在的隐忧。（1）融资结构不合理，融资压力过于集中在银行信贷。拿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来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达到1：1左右，而我国这一比例2000年为1∶10，2002年下降到1∶23.8。经济升温后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增加，但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融资方式单调，社会资金来源、资金需求乃至金融风险几乎都集中到银行身上。（2）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和组织结构存在缺陷，放贷行为容易加剧经济波动。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是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置的，其产权制度、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带有比较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市场反应迟钝，信息传递和贷款决策等难以超越行政区划的局限，往往容易和经济波动发生同向振荡，也即经济升温时信贷一哄而上，经济降温时信贷一哄而下，进而加剧经济过热或过冷。（3）信贷迅猛增长背后仍然有政府行为的不当干预。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能力和责任越来越大，但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却无担保融资和发债的权利，于是采取种种变通办法向银行信贷施加压力。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新增贷款中，很大一部分是有政府背景或以政府信用担保的长期贷款，缺乏风险约束，容易推动信贷过度膨胀。（4）货币信贷快速扩张迫使中央银行采取总量紧缩措施，可能弱化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整作用。2003年提高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引起争议。这个措施属于“猛药”，力度把握不当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如果总量紧缩的力度过大，会损害经济回升势头，本来就融资困难的中小企业和农户将会雪上加霜；若总量紧缩的力度过小，局部过热行业的信贷需求仍然可能得不到抑制。
基于对当前经济尚未过热、但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总体判断，应当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在使用货币政策的总量调节工具时，宜把握好预调和微调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注意采取必要的协调措施，改进总量政策工具的操作效果，防止出现过度的总量紧缩效应。
加强引导贷款结构，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作用。合理调控信贷增长，关键要以优化贷款结构为基础。应当继续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对房地产等结构性失衡行业，既要满足其合理的信贷需求，也要加强防范风险。对中小企业和广大农户的贷款需求，应当鼓励商业银行按市场化原则有效放贷。同时，可考虑修订贷款通则，使之适应经济市场化进程和优化信贷结构的客观要求。
从中长期的制度建设角度看，防止信贷资金大起大落的根本出路，在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多元化的现代金融组织、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健全中央银行体制。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积极发展非国有中小金融机构。推进利率市场化和资产证券化进程，积极发展直接融资和证券市场。合理界定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权利和责任，分流居民储蓄，减轻银行压力。改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结构，扩大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选择余地，逐步改进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之间的协调机制，提高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信贷的有效性。
五、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宜努力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2003年前3季度，出口同比增长32.2％，增幅提高12.9个百分点，持续保持高增长态势。进口同比增长40.5％，加快23.3个百分点，因此贸易顺差比上年同期减少（净出口91亿美元，同比减少109亿美元）。分国别和地区看，对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的出口顺差持续增加；而对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出口逆差则持续扩大。由于美欧是我国主要出口市场，顺差扩大势必加剧贸易摩擦，我国面临的反倾销压力不断加大。近年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对美欧出口的一些产品陆续转移到中国大陆设厂，是我国对美欧顺差扩大的重要原因。
2004年发展外经贸的困难加大，需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重点可考虑：积极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努力争取一个较好的国际经贸环境；遵循世贸组织规则，合理运用有关机制，妥善解决贸易摩擦，规范出口秩序，积极扩大出口。在利用外资方面，应加强对外资结构和投向的引导，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市场开放、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环境。
在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贸易顺差减少或出现一定逆差是难免的。我国外汇储备很大，有一定贸易逆差也不必过于担忧。国内需求升温可以基本弥补贸易顺差减小带来的需求缺口，对经济回升的总体态势不会产生明显冲击。今后应当努力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不必追求过大的贸易顺差，这样也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六、就业形式多样化和稳定性下降并存，就业压力仍然很大
随经济升温，城镇总体就业情况逐步好转，绝大部分地区就业都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在就业总量增长中，正规就业增长较慢，新增就业主要是非正规就业（如个体户、临时工等）。在市场化改革和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的进程中，非正规就业将成为越来越普遍的就业形式，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非正规就业存在比较突出的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以及劳资关系矛盾等，应予以足够重视，并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矛盾协调机制，合理解决这类人员的养老、医疗等保障问题，确保其基本权益及生活安全，以促进就业容量增加，稳定就业队伍。
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对扩大就业既有促进因素，更有制约因素，需要认真分析和长期关注。
（1）产业结构升级难免增加失业，就业存量面临剧烈的结构性动荡。这一轮经济回升以重化工业化为主要特征，吸收劳动力的能力相对较低。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大量转移，而第二产业资本密集程度和技术水平正在提高，制约就业容量的扩大。高素质劳动力包括熟练技工明显不足，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加入WTO后，激烈的国际竞争也将加剧结构性失业。（2）新增劳动力供给过剩将持续较长时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虽然有所控制，但人口增长高峰还需一代人的时间才能逐渐放缓；20世纪60、7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目前正值生育年龄和就业年龄；加之人口基数过大，未来5-10年内，全国每年新增的适龄劳动人口不会低于1000万。就业压力在短期内难以根本缓解，如何减少失业、增加就业，将是必须长期面对的严峻挑战。（3）城市化进程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国家，而且我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因此，工业快速增长对第三产业的拉动乏力，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就业容量的扩大。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我国农业劳动力每转移1个去第二产业，只能带动0.7人转向第三产业，而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的国家，可以带动2人。（4）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不足。世界各国的中小企业，都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有资料显示，发达国家一般每千人平均有50个企业，而我国每千人企业数平均不到9个（其中包括把10个个体户折算为1个企业）。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尤其是非公有中小企业，在发展环境上还面临不少困难。
今后，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不仅是宏观经济平衡的短期重要目标，而且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中长期重要目标。努力扩大就业，需要从加快发展和深化改革两方面双管齐下。从加快发展的角度说，应当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充裕的比较优势。进一步落实财税、金融、劳动工资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从深化改革的角度说，应当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主要依靠市场力量优化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缓解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政府应加强就业指导，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做好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工作，鼓励发展各类非政府、非盈利的组织，扩大吸纳就业的渠道。
七、农民增收仍然困难，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跳出“三农”本身，推动“三化”（城市化、市场化、工业化）是根本出路
2003年农民增收面临新的困难，由于“非典”疫情的影响，2003年第2季度有大约10％的农民因“非典”返乡，据调查其中有17％2003年不准备再外出。此外，“非典”发生后，乡镇企业外贸出口订单减少，产品因运输不畅造成积压，农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增幅下滑。促使农产品价格明显上升的因素尚未产生，部分地区的畜产品和水果蔬菜或销售不畅，或出口受阻，价格普遍下跌，农民务农收入增长也不会乐观。完成全年农民增收4％的预期目标面临的难度较大。
解决农民增收难的实质是解决“三农”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形成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机制。从农村外部考虑：一是加强国家财政和金融方面对农村经济的扶持力度。管好用好财政支农资金，尽快取消农业特产税，并逐年递减农业税税率，力争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完全取消农业税。积极发展适合农民需要的信贷方式，改革农村信用社，规范和发展农村民间金融，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二是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对农村征地给予合理补偿，缓解城市化占地和农用土地的矛盾；进一步清除对农民进城的歧视性政策，保障农民工子女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创造有利于农民外出就业的公平环境。
在农村内部，重点可考虑：一是完善土地流转制度，逐步开放集体土地产权市场，引导集体土地流转。二是积极发展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村经济的专业化和市场化程度，增强农民的抗风险能力。三是大力精简县乡机构和人员，在精简、撤并乡镇政府的同时，因地制宜取消乡镇财政，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八、稳定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取向，进行适时适度灵活调节，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在经济增长新周期，仍然存在不少困扰经济健康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虽然可能是局部的、苗头性的，但是值得高度关注，以防演化为全局性的问题。为此，需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时机、方向、力度和重点，不断完善宏观调控的机制和手段，努力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
在调节时机的把握上，关键在于做到及时预调，既应当避免放任自流，也要防止操之过急，反应过度。由于我国经济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和面临的不确定因素空前增加，因此需要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环境和形势的变化，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早做预案。在看不准的时候则需要谨慎观察，不宜简单根据计划经济时期的经验做出判断，避免不适当地过早出招。否则，一旦损害当前经济升温的好势头，恢复起来就要花费很大代价。
在调节力度和节奏上，应当尽可能做到小步有序，灵活运用微调措施，少用猛药。不同宏观调节措施的调节方向和力度有较大差别，有的力度很猛，有的比较温和。目前我国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应当保持中性的宏观政策取向，既要避免采取强力刺激扩张的措施，也要避免采取过猛的紧缩措施，使宏观调节措施基本顺应经济上升期的客观需要。根据经济波动的规律，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温和的微调措施，有利于同预调措施形成有效组合，起到灵活调节经济波动方向、减少经济波动幅度的效果。
在调节重点上，应当更加关注增加有效供给、促进结构优化等中长期目标。2003年国民经济将保持较高增长，宏观经济环境相对宽松，刺激需求和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等短期目标的压力有所缓解，而改善供给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中长期目标压力相对突出。在宏观经济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有必要适当弱化政府刺激经济总量扩张的力度，强化结构性的政策引导，把政策着力点从短期目标向中长期目标适当倾斜。以财政政策为例，应该按照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把财政政策重点从扩大投资转向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一是稳步减少国债发行规模，着重优化国债资金投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二是增加公共卫生、农村基础教育、贫困地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同时加快相关领域的改革步伐，防止财政投入的效果降低。三是支持西部开发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增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节力度。四是统筹考虑让全保障制度建设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注意充实社保基金，弥补历史欠账。
实行适时适度的宏观调节，应当特别注意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做到对症下药。以如何看待投资高速增长为例，这一轮投资回升主要是由消费结构升级，高成长产业群出现、重工业化特征凸现、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民间投资日趋活跃等因素拉动的，市场导向作用增强，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应当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好势头，坚持行之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避免采取一刀切、急刹车式的紧缩性调控，对低水平重复建设，应当分清原因，更多地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来解决苗头性问题。这样有利于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也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增强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使整个经济形成自我维持的良性循环。
宏观调控应当在改革的基础上得到加强。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摆脱计划经济遗留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断完善与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的调节手段和机制，避免沿袭旧的观念和办法。实行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做好总量调节、规划引导、信息服务和规则制定，在发展规划、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诸种调节方式之间应当加强协调，实现有效配合。宏观调控部门应当进一步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和行政审批，政府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要进一步放给市场，集中精力为经济稳定增长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调节手段应当主要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尽量少用行政命令。
当前的经济回升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应当继续强化市场择优汰劣的作用，克服非市场因素对经济的扰动。经济回升时期也是加快改革的有利时机，抓住这一机遇，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加快改革步伐，以改革促发展，通过完善新体制和新机制，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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