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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1-0051-06
一、导言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
当前，世界各地思想界、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状况正不断地证实着邓小平同志以上的真知灼见。尽管1989-1991年苏东剧变解体以后，马克思主义一时在有些国家或地区受到这样那样的消极影响，出现了一些奇谈怪论，甚至宣称马克思主义已过时了，可是事实胜于雄辩，自上世纪末迄今这10多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马克思主义并未过时，而且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使得人们更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波兰著名哲学家亚当·沙夫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意义》论文中讲道，“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不仅依然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意义，而且它还是解决许多严峻问题不可缺少的工具，这些问题是今天左翼在理论领域面临的问题，解决它们对于左翼的实践至关重要。”[2]
美国《每月评论》社于1990年出版了由纽约市立大学社会学教授塔勃主编的《从左派的观点看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其中收有斯威齐、麦克道夫、弗兰克、阿明等18位学者的论文，该书的基调是“只要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就不会消失，虽然创造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成功，但历史不会倒退，它将宣告社会主义——不论以什么名义——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时代不会灭亡。”[3]
国际马克思大会主办者、法国《今日马克思》杂志主编雅克·比岱教授说，“多少年来我讲马克思主义，只有20几个学生听讲，这几年逐渐增多，现在已有80多人。”
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1993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指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新秩序仍和马克思生前一样，依然千疮百孔。智利共产党前总书记利尔巴兰强调指出，人类将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资本主义绝对无力解决个人和全人类的问题[4]。
最近，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的德国《明镜》周刊报道，今年9月5日出版的一期杂志，通过该刊的一次民间调查显示，有2/3的东德人和56％的西德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好的思想，只是迄今为止实施得较差”。该刊8月22日出版的一期杂志发表了采访不来梅大学劳动与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鲁道夫·希克尔和柏林自由大学的历史学家保罗·诺尔特的文章。面对《明镜》周刊记者的提问，希克尔回答道：我认为，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许多论述是相当正确的。我们正处在一个由投机资本支配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投机资本追逐的目标完全在于短期利润，但其代价却是工作岗位的丧失。对于这种投机的泛滥，马克思已经有所预见。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日渐分裂：10％的家庭占有47％的财富，来自社会下层的人是很愿意从事政治的，而且这一阶层在不断壮大，低薪阶层正迅速补充到它的队伍中。作为社会理论家，马克思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规律以及物质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并勾画出一个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远景。这些在过去非常吸引人，现在仍令人神往。在21世纪初，我们需要像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分析资本主义的形势[5]。
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士·贝克(James F.Becker)讲得好，“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为寻求对生产力的发展建立人类支配权的一切人民提供了指南。这对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是正确的，同样它对于经济上不发达和受剥削的世界的那些人民也已证明是真理。然而，与传统的经济学完全不同，马克思的经济学并未给予自动得救的保证。它毫未提出即席而成的希望，没有提供万应药。但是，就一种方法论而言，即其重要是抓住社会生活的现实问题，其有力足以摆脱这些现实问题，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的需要则是普遍的。”[6]
下面我们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理论模型的设立和方法论这三个方面进行概括解说，以期清醒头脑，明辨是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健康地发展。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
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他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写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7]
根据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由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研究员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执笔写出的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这个辞条中，列出了十个方面的内涵[8]：
(1)资本家进行积累的不可抗拒性。即是，对利润的追求是资本拥有者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
(2)不断技术革命的趋势。即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表现为越来越高的资本价值和生产技术的不断革命(即工艺的不断发展)这种双重形式。
(3)资本家不可抑制的榨取剩余价值的渴望。资本积累只不过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即将一部分新剩余价值转变为追加资本。
(4)资本逐渐集中和集中化的趋势。资本主义本身是一种强大的“剥夺”力，它抑制许多人生产资料的私人产权，以利于极少数人的私人产权。
(5)“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的趋势。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的基本历史趋势是不变资本投资增加的速度比可变资本投资增加的速度快，他称两者之间的关系为“资本的有机构成”。这既是一种技术/人身的关系(特定的生产技术意味着使用某既定数目的雇佣生产工人，虽然不是绝对机械地这样说)，又是一种价值的关系。“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的趋势因而是一个主要为了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的历史趋势。
(6)利润率下降的趋势。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率的增长有明确的限度，而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自动化、机器人化)则几乎不存在限度。那样，就将出现利润率下降的基本趋势。
(7)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在马克思作出上述描述的时候，世界上只有至多六七个国家总共不到50万有组织的工人。而在今天，工会已拥有几亿雇佣工人，并遍及全球。雇佣劳动的出现已经导致工人联合起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如此，尽管它可能很偏僻。
(8)日益增长的社会两极分化趋向。即资本日益集中化的趋势和剩余价值量增长的趋势，引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日益增长的社会两极分化趋向。以总的雇佣劳动，即现代无产阶级(其范围远远超出生产工人本身)为代表的流动性人口比例增加了，而以自我雇佣者(包括大、中、小资本家，也包括独立的农民、手工工匠、商人和不从事雇佣劳动的“自由职业者”)为代表的人口比例减少了。事实上，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类人口比例已超过90％，而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除英国外，其他各国均低于50％。在大多数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中，该比例已达到80％-85％。
(9)劳动日益客观社会化趋向。经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通过经济危机的爆发无情地发挥作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劳动和生产的不断社会化不可分割地与私人占有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与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赢利动机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使得这个制度越来越危机重重；但与此同时，劳动和生产的逐渐社会化为总的经济社会化创造了客观基础，即代表着资本主义在其制度内部创造出来的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秩序的基础。
(10)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这是马克思另一个令人瞩目的被历史所证实了的假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是商品(交换价值)生产过剩的危机，这与资本主义之前和之后的经济危机不同，因为后者基本上是使用价值生产不足的危机。任何资本家的(实质上是大联合企业和垄断企业的)“自我调节”、任何政府干预，都无法抑制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周期性运动。避免生产过剩危机的唯一办法是消除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包括生产能力与最终消费者的购买力之间的失衡。这就需要消灭广义的商品生产，消灭私有产权和阶级剥削，也就是说要消灭资本主义。
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规律中的十个方面内涵，确实经过了历史长期的验证，正如上述这个辞条的写作者欧内斯特·曼德尔在1986年执笔写道的“事实上，自从1825年的危机(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即世界工业品市场所发生的第一次危机)以来已经有21个经济周期随着21次生产过剩的危机而结束。…我们在写作本文时，第22个经济周期正出现在地平线上。”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迄今约近20年内，世界上7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际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已远远超过22次。由此可见，那种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风气，或断定马克思主义“已过时”的言论，实在是坐井观天，是一种无知。
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模型设立
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9]。他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时，曾试图借助曲线图并运用算式来确立危机的主要规律[10]。他提出，从全部社会产品中作出经济上的必要的扣除部分，除应按照现有的资料和力量来确定外，部分地还应当按照概率论来确定[11]。
在《资本论》里，为了论证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关系、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生产价格理论和地租理论等等，马克思都很早并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方法。甚至现在西方流行的微观经济学中的“需求的价格弹性或收入弹性”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就首先提出过并加以了论证，指明了需求量的弹性和变动性[12]。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计量学家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R.Klein)最早和最先根据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数字例子加以发展，设立了如下表明有效需求原理的一种完整的马克思理论体系(或称理论模型)：
R=α[，0]+α[，1]S+α[，2]V
(2.1)
I=β[，0]+β[，1]S+β[，2]Z[，-1]
(2.2)
V=γ[，0]+γ[，1]Y+γ[，2]t
(2.3)
Y=S+V
(2.4)
Y=R+I
(2.5)
ΔZ=I
(2.6)
式中，R——总消费(包括资本家和工人需要的消费品)
I——净投资(补偿消耗掉的固定资本之后，对资本品增加的需求)
V——可变资本(包括一切工资支付额)
Y——净国民收入(国民总收入减掉折旧费用)
S——剩余价值(包括总的利润、利息和地租)
Z[，-1]——现有固定资本存量，即以前各个时期折旧后剩下部分所积累起来的耐久性资本、厂房、设备等，它们可以作为所有以前各时期的净投资来表示，故Z[，-1]=
I[，t](t——时期)
ΔZ——固定资本增量
(2.1)式表示工人和资本家加在一起的总消费，它是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函数。α[，1]，α[，2]分别为资本家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工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而且α[，2]＞α[，1]。
(2.2)式表示净投资是剩余价值和现有固定资本存量的函数，即投资净值是新旧资本在一起作用的结果。
(2.3)式表示可变资本(工资支付总量)决定于国民收入中劳动所占份额；长期内这个份额几乎是不变的，但也可能有某些趋势，如美国工人运动不断增长而引起的劳动工资份额在国民收入中逐渐有所增长。因此，(2.3)中附加有γ[，2]t，t即表示时间趋势。
(2.1)(2.2)和(2.3)式是行为方程，而(2.4)(2.5)和(2.6)均为定义性方程。(2.4)式表示用生产要素(收入分配)计算出的国民收入，(2.5)式表示用生产法(消费品和资本品)计算出的国民收入。
以上六个方程，共有六个内生变量：R，V，S，I，Z，Y。所有变量都以“实际”单位计量 (用不变价格计算出的不受货币数量因素影响的各个量值)，故可以同时求解。
克莱因认为，许多马克思理论是与有效需求原理无关的。但即使与有效需求有关的那些部分的马克思理论，也一直被人们所忽视。上面所建立的模型不是《资本论》中唯一的数学化。按克莱因的意见，现在所选择的只是对于特定问题的分析，具有简单性、有用性的一种模型。实际上，马克思理论中有许多不同的、可以展开的各种各样的模型。
克莱因指出，事实上马克思奠定了一个完整方程体系的基础用来决定收入水平(或就业水平)，“在《资本论》第二卷关于再生产图式的讨论中，马克思定下了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方程体系中没有多余的储蓄，所有的储蓄都被抵消了。然后，他说明，这些条件是非常复杂的，假设这些条件总是成立，那是不合理的，因此，经济危机就会发生。”
克莱因断言，“本人应用了各种各样的统计方法来估计马克思模型的参数，结果发现估计出来的参数在大小上是非常合理的，而且，模型与观察数据拟合得非常好，除了小小的随机误差外，实际上工人和资本家的行为与马克思模型所给出的行为是一样的。”[13]
“温故而知新”。58年前，克莱因通过统计检验，证实了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会顺利运行而必然发生周期性波动和危机这个客观规律。继克莱因之后，如上节所述，欧内斯特·曼德尔也论证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世界上7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仍在继续发生。由此可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这个论断是不能否认的。
四、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方法
英国进步经济学家罗纳德·米克(Ronald L.Meek)指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一般方法论有三点值得注意[14]。
第一，马克思把生产关系作为其他关系的基本的、主要的关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对运用于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史领域中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了如下周密说明：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5]
第二，马克思发展了一个非常特异的研究方法，大概可称为“逻辑的-历史的方法”。
恩格斯讲“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而且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6]
第三，如果人们想要根据生产关系来分析资本主义，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设想资本主义突然冲击一般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其时还没有独立的资本所有或土地所有的阶级。虽然商品生产和自由竞争在那时占有统治地位，但劳动者仍占有其劳动的全部产品。从这个简单规律出发，马克思进一步发展至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分析。
米克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最可以被看成是他的经济学方法的一般表现或体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是从简单商品生产作为历史前提而进行分析的。恩格斯说“在此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从他作为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而不是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17] 据此，米克进一步解释道“由简单商品变成资本主义特性，这种特性变更过程被想象为是在两个逻辑上独立阶段而发生的。在第一阶段中被假定，根据所发现的技术条件，劳动从属于资本，而资本并未立即改变生产方式本身。在第二阶段中被设想，资本主义竞争的扩大导致这样的一种状态：利润变为与所使用的劳动不成比例，而是与所使用的资本成比例，以及多少一致的资本利润率逐渐流行起来。”[18]
因此，米克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可以适当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这三个标题下加以考虑。米克进而指出，如果孤立地看待《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或第三卷的分析，都不能正确理解或真正说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马克思展开他的价值理论是《资本论》第一卷分析和第三卷分析的一种微妙的、复杂的综合体。
米克断言，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价值论的批评是建立在一种简单的、原始的、假定的基础上的，是完全误解了的。
米克明确指出，在今天，我们应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说明新情况，论证新问题，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理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方法论。马克思的方法论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我们认为，米克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的论述及其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方法论在今天值得注意的三点，基本上符合实情，是甚有见解的。特别是米克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着眼于其所体现的方法论方面的观点也是可取的。确实，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有的人有如下的误解，即“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存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19]
所以，我们学习《资本论》本应从其中找立场、观点和方法，联系现实或中国实际，对具体情况和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分析，而不是死记词句，大搞教条。要学会应用《资本论》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如果仅从片段词句出发或单纯追求具体结论，认定《资本论》没有针对这样那样的问题为我们提供现成答案，甚至断定《资本论》是一百多年前的“西方经济学”，现在早已过时了，都是片面的看法。有一位刚从美国留学回国工作的博士在讲台上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是伪科学”。这种认识和论断真是信口开河，太无知的表现。
五、结束语
从上个世纪末柏林墙倒塌起，很多资产阶级学者就不断宣称马克思已完全与时代无关了。可是，资本主义国家固有危机的不断爆发却又把马克思带回历史舞台。
乔治·索罗斯说“马克思的理论比主流经济学能更好地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的危机倾向，我们错误地吸收了历史教训，当前真正的危险来自市场原教主义。”
著名金融专栏作家詹姆斯·巴肯(James Buchan)说，“我们现在都相信，我们的看法一定程度上是我们物质环境的产物，生产方式的改变将导致工厂外事物的改变，这些都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经济专栏作家约翰·米克尔思威特(John Micklethweit)说，“马克思预言了资本将突破民族国家界限使国与国相互联系，今天这成为‘全球化’这一现实。他也预言了‘全球化’将使资本主义危机更沉重，今天这成为事实。”
不久以前，很多国家的人一辈子做同一个稳定的工作并有较好的福利和自由，但是今天一切都化为乌有，这也验证了马克思“(资本主义使)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预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证资本主义如何使人沦为劳动力商品，商品如何取得统治人的巨大力量，反过来统治生产商品的人。今天这在全球越来越大的范围成为现实[20]。
以上评论，实在地使人们今天仍然崇仰马克思是“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我们必须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并与时俱进，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认认真真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培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人才，在当前以及今后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都是一项现实的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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