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贡献——纪念郑振铎先生诞生一百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郑振铎论文,贡献论文,周年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革命”——新文学运动，在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文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在80年代之后，愈加清晰地显示出来了。镌刻在这一伟大的思想启蒙（解放）运动史册上的，有一串光辉的名字，郑振铎先生无疑是其中的一位。
郑振铎(1898-1958)，原名木官，字警民，主要笔名有西谛、CT等，原籍福建长乐，出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市）。少年时代在永嘉求学，因接触中国传统文学（包括民间文学）而形成文学兴趣。1917年底由永嘉赴北京，并于次年初入学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后，通过广泛阅读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论著和以俄国文学为主的西方文学作品，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在作为本校学生代表切实地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之后（注：参见郑振铎：《记瞿秋白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2期。），更是进一步自觉地投身于正向纵深发展的新文化运动。自1919年秋至1920年夏，郑振铎在北京先后发起创办了宣传“五四”新思潮的进步刊物《新社会》和《人道》，在这前后又先后加入“联合改造”、“批评社”和“曙光社”等进步团体，甚至还参加了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注：参见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
由此可见，郑振铎是典型的“五四”新青年，他吮吸了“五四”的奶汁，随即又回报社会，以自己的思想与活动再施积极影响于更年青的一辈。他在这方面的最显著的历史功绩，乃是于1920年底发起组织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的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并且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毅然放弃所学专业，改而在上海专门从事新文学活动（注：郑振铎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因应聘为上海《时事新报·学灯》编辑和进入商务印书馆而放弃原学专业，开始专门从事新文学运动。），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郑振铎毫无愧色地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杰出的理论批评家之一，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建设，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谈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建设，作出开创性贡献由此影响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方向的，自然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如胡适，陈独秀以及钱玄同、刘半农和周作人等人。而从郑振铎一辈的先驱者来看，傅斯年、罗家伦、沈雁冰、郭沫若、成仿吾和宗白华等，也各有相应的劳作。乍看起来，郑振铎似乎只是其中的一位，并无太大的特殊点。然而，如果我们全面考察整个“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批评的风貌，结合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梳理分析，便可以认识到：郑振铎所提出的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系列理论见解包括一些具体的观点和主张，其实是更加切实并且创造性地阐发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所提出的基本的思想命题，既不乏理智的光芒，又有为他人所不及的学理深度。本着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方法，从建立在“民族文化反省”（注：关于“民族文化反省”问题，参见拙稿：《试论近代中国的“民族反省”思潮》，《复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基础上的文化启蒙主义立场出发，强调追随世界文化潮流，为中国创造有助于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新文化（新文学）的文化使命感，郑振铎真正地坚持和弘扬了“五四”的这一文化精神。
坚持新文学的使命和现实主义方向
以“白话文学正宗论”为理论基石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展，解及到中国新文学的建设问题，先有陈独秀的“三大主义”的提出，迨至文学研究会成立前后，又有：“思想革命”、“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一类旗帜的张扬，以及“为人生的艺术”的宣言。从当时文学界的新旧思想的尖锐斗争的轨迹来看，诚如郑振铎后来所总结揭示的那样：那“是一步步的随了反对者们的突起而更为进步，更为坚定；他们扎硬寨，打死战，一点也不肯表示退让。他们是不妥协的！”（注：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原书系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就郑振铎而言，他在这一“扎硬寨，打死战”的战役中，主要是通过主编《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注：《时事新报》的副刊《文学旬刊》始于1921年5月，迨至1923年7月，改名为《文学》，系周刊，到1925年5月的第172期，又改名为《文学周报》而独立出版。该刊由郑振铎主编，但从1923年年底起，部分编辑事务由叶圣陶承担。），始终坚持“五四”文学革命的立场，坚定而明确地“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志着写实主义文学”，同时“反抗无病呻吟的旧文学，反抗以文学为游戏的鸳鸯蝴蝶派的‘海派’的文人们”，由此“比《新青年》派更进一步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注：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原书系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其中，在确立新的文学观的基础上而提出新文学的使命问题，与此相适应又加以倡导“血与泪的文学”而更具体地指示“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的方向，这几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事实上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郑振铎当时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之一是《新文学观的建设》（注：郑振铎：《新文学观的建设》，《文学旬刊》第37期，1922年5月11日。），该文指出：中国的传统的文学观——无论是“娱乐派”还是“传道派”都是“谬误的，而且是极为矛盾的”，必须打破，换言之：
我们要晓得文学虽是艺术也能以其文字之美与想像之美来感动人，但却决不是以娱乐为目的的。反而言之，却也不是以教训，以传道为目的的。文学是人类感情之倾泄于文字上的。他是人生的反映，是自然而发生的。他的使命，他的伟大的价值，就在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从这段话看，似乎是回避了文学的思想内容的进步性问题，与当时的文学革命论的其他先驱者对于文学的思想性的强调不那么合拍，由此使“为人生”的问题变得抽象与模糊了，然而郑振铎又在其它论文中指出：“理性是难能使革命之火复燃的，因为革命天然是感情的事，一方面是为求光明的热望所鼓动，一方面是为厌恶憎恨旧来的黑暗的感情所驱使”，殊不知“文学是感情的产品，所以他最容易感动人，最容易沸腾人们的感情之火”，“革命就是需要这种感情”（注：郑振铎：《文学与革命》，《文学旬刊》第9期，1921年7月30日。）。据此，郑振铎又认为：文学的使命就是“扩大或深邃人们的同情与慰藉，并提高人们的精神”——
现在的世界是如何残酷卑鄙的世界呀！同情心压伏在残忍冷酷的国旗与阶级制度底下，竟至不能转侧。而人们的高洁的精神，廓大的心境也被卑鄙的实利主义，生活问题泯灭消灭而至于无有。救现代人们的堕落，惟有文学能之。（注：郑振铎：《文学的使命》，《文学旬刊》第5期，1921年6月20日。）很显然，郑振铎在这里提出并阐述的文学观，虽然也结合探讨了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但是他却坚持了文学的本体性，又把文学的本体性主要落实在人的感情问题上，换言之，他把“为人生的文学”或“人的文学”的关键理解为人类感情的沟通，这就避免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某些追随者事实上从另一种角度接受并宣传的那种“文以载道”的文学观的偏颇。
谈到这一点，还应指出，郑振铎在当时也阐发过另一种“文学工具论”。他鉴于世界进步文学的某些历史经验——例如，“稍治俄国文学的人，莫不惊异他们和社会关系之密接。由俄国文学，我们得了一个印象，就是文学的本质，实际上虽然不以改造社会为极致；不替社会建设一种具体的方案；可是激动改造的根本精神之物，当以文学之力为优”（注：郑振铎：《文学之力》，《文学旬刊》第57期，1922年12月1日。）；又如“俄罗斯的艺术家与批评家，自倍林斯基与杜薄罗林蒲夫后，他们的眼光，差不多完全趋于‘人生的艺术’的立足点上”（注：郑振铎：耿济之译托尔斯泰《艺术论》之《序》，写于1920年8月20日，转引自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因此郑振铎提出：
应当把艺术当作一种要求解放、征服暴力，创造爱的世界的工具。（注：郑振铎：耿济之译托尔斯泰《艺术论》之《序》，写于1920年8月20日，转引自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在这里，郑振铎的基本的文学观也是辩证的：既承认以文学促进革命的必要性，如他表示，“把现在中国青年的革命之火燃着，正是现在的中国文学家最重要最伟大的使命”（注：郑振铎：《文学与革命》，《文学旬刊》第9期，1921年7月30日。）；但同时又认定这一使命的落实要从承认文学的本体性问题入手，如上文所援引的那些话。结合郑振铎对于戏剧改革的意见来看，其表述得最为完碓：“纯艺术的戏剧，决不是现在——尤其在中国——所应该演的。因为现在的丑恶，黑暗的环境中，艺术是应该负一部分制造光明的责任的”，所以新文学家就有两重责任：“一重是改造戏剧，一重是改革社会”（注：郑振铎：《光明运动的开始》，《戏剧》第1卷第3期，1921年7月。）。
正是本着上述对于新文学使命问题的正确把握，具体到新文学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问题，郑振铎提出了“血与泪的文学”的命题。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诱导郑振铎提出这一命题的实际原因，主要在于鸳鸯蝴蝶派旧文学的刺激——包括它们在当时对于新文学运动所作的反扑性的攻击（注：近年来有学者对“鸳鸯蝴蝶派”作家作品乃至整个文学现象似有一种新的评判，对其客观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有所肯定，这自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应该承认：“五四”时期文学革命论者对于“鸳鸯蝴蝶派”的批判，总的说来是正当的和正确的。）。郑振铎指出：
“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诚然有时能以天然美来安慰我们的被扰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然而在此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的世界上，我们的被扰乱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恐总非它们所能安慰得了的吧。而且我们又何忍受安慰？……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的产品。（注：郑振铎：《血和泪的文学》，《文学旬刊》第6期，1921年6月30日。）
血与泪的文学，恐将成为中国文坛的将来趋向。你看，象这种不安的社会，虎狼群行于道中，弱者日受其鱼肉，谁不感受到一种普遍的压迫与悲哀呢？（注：郑振铎：《无题》，《文学旬刊》第44期，1922年7月21日。）在这里，郑振铎明确地把他所倡导的“血与泪的文学”当作鸳鸯蝴蝶派的“消闲”和“游戏”之作的对立面，而他对“血与泪的文学”的本质特征的阐述，不仅在理论上融合了“为人生的艺术”、“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的题旨，而且由于把它视之为新文学的创作方向，因此这也是在实际上认定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所应含有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特质，由此比之一般性的提倡“为人生的艺术”而更加具体深刻了。
郑振铎把“血与泪的文学”作为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和方法予以倡导，其深刻性还集中地表现在如下的两段话中：
血与泪的文学不仅是单纯的“血”与“泪”，而且是必要顾到“文学”两字。尤其必要的是要有真切而深挚的“血”与“泪”的经验与感觉。虚幻的浮浅的哀怜的作品，不作可以。（注：郑振铎：《无题》，《文学旬刊》第44期，1922年7月21日。）
我们不立刻求我们的创作，能美丽如屠格涅夫，能精巧如莎士比亚；只求其能不落平凡，只求其能以自己的哭声与泪珠，引起读者的哭声与泪珠而已。（注：郑振铎：《平凡与纤巧》，《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1921年7月10日。）
从前一段话来看，郑振铎虽然承认文学的内容题材和思想倾向的相对独立的意义以及与审美指向的有机联系，或者说也是一般性地强调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理应充分表现为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关注，但是郑振铎却没有由此走向“题材决定论”，甚至明确反对那种仅满足于关注题材问题而对之作虚幻浮浅的反映。郑振铎强调“必要顾到‘文学’两字”，正是从文学的本体论立场出发，强调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必须重视审美内涵的天然性。对此，郑振铎还联系到对当时创作倾向的分析指出：有些新文学作品，虽然它们“都是说家庭的痛苦，或是对劳动者表同情，或是叙恋爱的事实”，但“千篇一律，不惟思想有些相同，就是事实也限于极小的范围。并且情绪也不深沉；读者看了以后，只觉得平凡，只觉得浅薄，无余味，毫没有深刻的印象留在脑中”，造成这种“思想与题材太浅薄太单调”的原因之一，在表现方法技巧上，或者“描写的艺术太差了，……不能表现所描写的人与事物的个性、内心与精神”；或者“艺术很好，却又病于纤巧；似乎有些专注意于文字的修饰而忘了创作的本意的毛病”（注：郑振铎：《平凡与纤巧》，《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1921年7月10日。）。由此可见，郑振铎在这里强调“平凡与浅薄”的“致命伤”问题，其实是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理论批评史上首先提出了值得警惕的反对公式主义和概念化的倾向的命题——当然，与此时同时郑振铎也表明了反对形式主义的理论立场。郑振铎当时还有“提倡修改的自然主义”的理论主张，在他看来，“好的作品，所叙述总是极真切，浮光掠影的叙述，永远不会成好作品，现在大部分的作品所欠缺的就是真字也”（注：郑振铎：致周作人信，1921年9月3日，转引自陈福康《郑振铎年谱》。）。如此加上对于真的肯定和推崇，郑振铎对于“血与泪的文学”的现实主义性质的把握，无疑是更完整了。
第二段话所涉及的问题则又更深入了一步。在这里，郑振铎是从“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层面上提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思想与方法的另一条重要原则，即作家本人对于生活的认识、理解、把握的程度高低以及思想情感的深浅得失，对于创作起着重大的制约作用。诚如郑振铎在另一篇文中所说：“写实主义的文学……的特质，实在于（一）科学的描写方法与（二）谨慎的，有意义的描写对象之裁取”，“写实主义的文学，虽然是忠实的写社会或人生的断片的，而其裁取此断片时，至少必融化有作者的最高理解在中间”（注：郑振铎：《文艺丛谈》，《小说月报》第12卷第3期，1921年3月10日。）。联系到郑振铎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先提出希望知识青年“能够快些觉悟、早些去和那坦明可爱的好朋友——农工——去一块儿生活”即“到田间和工厂里去”的口号（注：郑振铎：《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社会》第9期，1920年1月；《学生的根本上的运动》，《新社会》第12期，1920年2月。），还可以认定，郑振铎关于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和方法的理论见解的深刻性，表明他当年的确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的积极影响，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毕竟没有逾过真理一步，即在坚定不移地倡导“血与泪的文学”的现实主义方向的时候，也坚持着文学的本体论。
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五四”新文学运动其实含有两种启蒙，即“启蒙的文学”（以文学为手段，承担起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任务）和“文学的启蒙”（摆脱传统的文学观念，使文学与人的自觉联系起来）（注：参见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两种启蒙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4期。）。由此去观照郑振铎当时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主张，正是他才较好地把这两种启蒙结合起来，至少在知识形态上是如此，而“血与泪的文学”的命题的提出，则是一个最典型的反映。顺便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表明，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和方法只有建立在文学的本体论的基础上（即如郑振铎所说必要顾及“文学”两字）才有真正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所以郑振铎的上述关于坚持新文学的使命和现实主义方向的主张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也正在于此。
正确介绍和诠释文学原理和基本知识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文学的启蒙”工作，除了确立新的文学观念外，重要的一方面还在于输入和介绍西方近代文学理论的一般原理以及有关文学的一系列基本知识，以此来规范和引导新文学的创作。如果说胡适和鲁迅等人主要是在新文学的“文体论”问题上提出了建设性乃至经典性的论述的话，那么郑振铎在这方面的贡献，则在于更加切实具体地介绍和诠释了另一些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文学原理和基本知识，诚如郑振铎当年所说：鉴于“中国读者社会的文学常识的缺乏是无容讳言的”（注：郑振铎：《明年的〈小说月报〉》，《晨报副镌》1923年12月25日。），因而“我们现在的责任”就要极力介绍“正确的文学原理”，“把文学的根本常识，简简单单地介绍给大家”（注：郑振铎：致孙祖基信（1921年10月20日），刊《文学旬刊》第19期，1921年11月2日。）。
郑振铎对于近代文学原理和基本知识的正确介绍和诠释是多方面的，除了郑振铎推荐西方近代文学理论的代表作以及专门评述几位重要的西方近代文学理论批评家的基本理论主张（注：郑振铎这方面的主要文章有《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小说月报》第14卷第1期，1923年1月）等。）外，还对文学体裁的分类问题系统地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注：郑振铎这方面的主要文章有《审定文学上名辞的提议》（《小说月报》第12卷第6期，1921年6月）和《文学上名词译法的讨论》（《小说月报》第14卷第2期，1923年2月）等。），甚至还就“文学上名辞的音译问题”以及“审定文学上的名辞”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深思熟虑的意见（注：参见郑振铎：《文学的分类》（《文学》第82期，1923年8月6日）、《诗歌的分类》（《文学》第85期，1923年8月27日）。）。上述这些工作，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理论批评史上，都带有开创性的意义。
相较而言，郑振铎对于近代文学原理和基本知识的正确介绍和诠释，事实上对于整个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建设乃至指导新文学创作的实践方面起到了明显的积极影响的，至少有如下几端。
关于“真率”与“质朴”的诗学观。郑振铎指出：
诗歌是人类的情绪的产品。我们心中有了强烈的感触……总想把它发表出来：诗歌便是这种情绪的最好的工具。……我们要求‘真率’，有什么话便说什么话，不隐匿，也不虚冒。我们要求‘质朴’，只是把我们心里所感到的坦白无饰地表现出来，雕琢与粉饰不过是‘虚伪’的遁逃所，与‘真率’的残害者。（注：郑振铎：《雪朝·短序》，原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6月初版。）这里是从坚持文学的本体论出发而阐述文学的真实性问题，所触及的主要是对文学作品的“艺术真实”的理解。在郑振铎看来，“真实”并非是孤立的标尺，它是与“质朴”互为表里的，而两者的表现形态均是作家（诗人）的情感，因此，文学（诗歌）的“艺术的真实”，归根结底是作家（诗人）的思想情感的“真率”与“质朴”——那是作家（诗人）的“人格或个性的反映”（注：郑振铎：《雪朝·短序》，原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6月初版。）。由此可见，郑振铎提出的“真率”和“质朴”的诗学观，其实具有文学的普遍性，即把“艺术的真实”视之为最基本的审美要求。再联系到“五四”的白话新诗创作局面来看，郑振铎的这一诗学观不仅坚持张扬了“五四”时代的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旗帜，而且也有针对性地提醒了新诗人对于艺术性的重视。
关于文学的统一观。这是郑振铎在介绍和诠释近代文学原理和文学基本知识中的最具光彩的一笔。他借鉴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莫尔顿(Moulton,1849-1924)的理论而提出：应该“以文学为一个整体，为一个独立研究的对象，通过与地与人与种类一以贯之，而作彻底的全部的研究”（注：郑振铎：《文学的统一观》，《小说月报》第13卷第8期，1922年8月。），由此出发，郑振铎稍后还进一步阐述了“世界文学一体化”的观念：
我们研究文学，我们欣赏文学，不应该有古今中外之观念，我们如有了空间的或时间的隔限，那末我们将自绝于最弘富的文学的宝库了。
我们应该只问这是不是最好的，这是不是我们所最被感动的，是不是我们所最喜悦的，却不应该去问这是不是古代的，是不是现代的，这是不是本国的，或是不是外国的，而因此生了一处歧视。（注：郑振铎：《文学大纲·叙言》，原书商务印书馆1927年4月初版。）这些观点，无疑都是正确的。
另外，郑振铎还有意识地在中国首先倡导儿童文学，这不仅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作为新文学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理论建设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而且结合着《儿童世界》（周刊）的编辑活动和相应的著译，还直接促使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形成。从理论倡导上看，郑振铎指出：
儿童需要精神上的粮食，正象他的需要物质上的粮食一样……同样的，为了适合儿童的年龄与智慧，情绪的发展的程序，他的‘读物’，精神上的粮食，也是不能完全相同的。……凡儿童读物，必须以儿童为本位……这个原则恐怕是打不破的。（注：郑振铎：《儿童读物问题》，收郑尔康、盛巽昌编：《郑振铎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7月。）至于儿童文学的宗旨，郑振铎还吸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家麦克·林东的意见而指出这样三点：“使他适宜于儿童的地方的及其本能的兴趣及爱好”；“养成并且指导这种兴趣及爱好”；“唤起儿童已失的兴趣与爱好”（注：郑振铎：《儿童世界宣言》，《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2月28日。）。总之，“儿童本位”、“精神粮食”和“兴趣及爱好”这三个关键词，表达了郑振铎提倡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最基本的思想。另外，郑振铎还说：虽然安徒生讲过“人生是最美丽的童话”，而以中国当前的情况看，“如果‘地国’的乐园不曾实现，人类的这个寻求恐怕永没有终止的时候”（注：郑振铎：《稻草人·序》，原书商务印书馆1923年12月初版。）。由此可见，郑振铎倡导儿童文学的思想理论的出发点，依然是追求“文学的启蒙”与“启蒙的文学”的结合，但又可贵地着眼于“中国的最可爱最有希望的第二代”（注：郑振铎：《天鹅童话集·序》，原书商务印书馆1925年1月初版。）。
还是在郑振铎认真严肃地做着上述工作的时候，已经有人对这一工作的价值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如陈望道致函沈雁冰说：郑振铎“提议先输入文学原理和文学常识”，是“很有理由”的，“尤其是目下的急务”（注：陈望道：《讨论文学的一封信——整理中国文学和普及文学常识》，《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11月12日。）。回顾当时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建设的实际情况，此当为不刊之论。
倡导对于外国文学的学习和研究
“五四”新文学运动对于外国文学的介绍在整体上是重视的，郑振铎作为当时重要的翻译家之一也做了大量的翻译介绍工作。不过，就郑振铎而言，并且较之同时代其他翻译家，他更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从学理上充分论证了学习外国文学经验以及对之作深入研究的必要性，由此切实地扫除了“中国人何必吃外国药”（注：此语转引自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第5卷第4期，1918年10月。）一类的陈腐观念。
首先，郑振铎本着“文学的统一观”和由此派生的“世界文学一体化”之说而强调指出：
文艺是没有国界的。印度人的一首恋歌，被远在冰岛的人民读之，也如出于他们自己之口似的同样的受感动。北欧人作的一篇故事，不同种类不同俗尚的日本人、中国人读之，也如北欧人一般的能了解，能赞美。我们已在许多世界的名著里，见到我们在我们名著里所不能见到的美的情绪、沸腾着的热情、现代人的苦闷，以及伟大的思想了。（注：郑振铎：《最后一页》，《小说月报》第16卷第4号，1925年4月。）这段话其实也是介绍和诠释了一条文学原理或基本常识。然而，由此出发郑振铎初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个重大的争论问题并明确地指出：“因此，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分些创作的工夫，去注意到世界名著的介绍，不能视‘创作’过高，而以‘介绍’为不足注意”（注：郑振铎：《最后一页》，《小说月报》第16卷第4号，1925年4月。）。
其次，郑振铎主张尽可能翻译介绍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针对当时新文学阵营内部关于外国诗歌能否（适合于）翻译的争论也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郑振铎看来，根据一般的文学原理，文学作品是能够翻译的，因为无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人们的思想是共通的，所以可以从一种文字转移到另一种文字中来，即使是文学作品的风格，同样也可以转移，而就诗来说——
诗的本质与音韵是分离的；人的内部的情绪是不必靠音韵以表现出来的。……诗的音韵，虽是不能够移植，而其本质却是与散文一样，也是能够充其量的转载于原文以外的某种文字上的——就是：诗也是能够翻译的”（注：郑振铎：《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小说月报》第12卷第3期，1921年3月。）。这样的论述，显然有着理论的说服力。可以说，随着在学理上解决诗的可译性问题，“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对于外国诗歌的翻译介绍很快地呈现出新的气象，这里就含有郑振铎的理论贡献。
复次，为促进介绍翻译外国文学并提高其水平，郑振铎不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文学翻译的有关问题，由此提出了文学翻译的三原则，即：
不仅是要译文能含有原作的所有意义并表现出同样的风格与态度，并且还要把所有原作中的‘流利’(case)完全都具有。（注：郑振铎：《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小说月报》第12卷第3期，1921年3月。）从这三原则来看，尽管留下了受严复提出的“信雅达”的启迪的痕迹，但是郑振铎对此所作的具体的诠释，则是相当深刻地总结了“五四”前后的文学翻译工作的经验教训，从而也更切合于对此后的文学翻译工作的指导。
还值得指出的是，郑振铎倡导对外国文学的学习与研究，又以自己的相应的研究成果，在文学论等方面为同时代的人们初步地成功地构建了某种学术范式。且以那本《俄国文学史略》（注：《俄国文学史略》，署郑振铎编纂，商务印书馆1924年3月初版。该书第十四章“劳农俄国新作家”系郑振铎约请瞿秋白补写。）为例，从由郑振铎编纂的前十三章的内容看，可谓在中国首次完整系统地勾勒了俄国文学发展史的基本线索，或者说是对俄国文学发展史的基本风貌作了鸟瞰式的把握。此书有几点是值得重视的：(1)重点评述介绍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作品，这是抓住了俄国文学史的特质和长处；(2)对于19世纪以来俄国几位最重要的作家的评述无一遗漏，这表明对俄国文学史的认识是准确的；(3)对于俄国文学史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予以充分重视，同时也对各种文学领域的相应成绩予以肯定，这是反映了研究视野的开阔性和切入视角的全面性；(4)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批中小作家的文学成绩予以客观评述，这不仅与当时中国文学翻译界对于他们的关注相适应，而且有助于引导人们对之提高重视的程度。总而言之，尽管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郑振铎对于俄国文学史的把握与理解在今天看来不免有若干疏漏，但这样的研究与介绍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却是积极的，并且多有学术上的价值。
弘扬科学的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其在客观上所形成的轨迹与态势之一，确如胡适当年就揭示并予以提倡的那样：输入学理——研究问题——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注：参见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期，1919年12月。）在这里，所谓“再造文明”无疑是表明了“五四”知识分了精英的明确的文化使命感和相应的奋斗目标，而“整理国故”则被视之为方法途径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就建设新文学而言。当然，由于胡适当年的表述尚欠严密，再加上其它一些非文化的原因，所以“整理国故”问题的提出，在客观上也留下了若干消极性，以致影响了人们对于这一文化命题的理解和把握。不过，以郑振铎来说，他的理解和把握却是正确的，因而在接手主编《小说月报》伊始，就在该刊组织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讨论，并且自己撰文明确表示：“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注：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1923年1月。）。
回顾当年新文学阵营的人们围绕“整理国故”问题所发表的种种意见，就局限于较纯粹的文化学理范围的言论来看，郑振铎的理论主张是闪烁着深邃的理性思考的光芒的。首先，郑振铎认为：在整个新文学运动中，提倡新文学建设与“整理国故”两者并不矛盾，甚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表现出一致性：因为“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注：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1923年1月。）；郑振铎进而不肯定了“整理国故”的本身的学术意义，即可以“去建造许多古所未有的功绩，去写作许多古所未有的批评著作，去把向来混浊不清的文艺思想与常识澄清”（注：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上册，1927年6月。）；另外，郑振铎又提出了“整理国故”（具体如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整理领域）的基本方法和思路：
一方面以现代的文学批评的眼光，来重新估定中国古文学的价值，一方面以致密谨慎的态度去系统的研究中国自商周以迄现代的文艺的思想与艺术。（注：郑振铎：《小说月报第十五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号征文启事》，《文学》第94期，1923年10月29日。）以上几个层次的意见，无疑是环环相扣，互有联系的，构成了对于“整理国故”和中国文学史研究问题的理性思考。这样的理性思考的基本的积极的文化意义，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因肯定“整理国故”为整个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在实际上便是在纠正“五四”时期某些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偏激言论主张的同时，真正地坚持了“五四”的文化方向；二是因提出“整理国故”的正确的观念、态度、方法乃至下手途径，从而把“五四”的文化批判精神和科学思想方法，具体地引入了学术研究领域。应该说，这两点的结合，便是郑振铎所反复倡导的“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注：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如果说，这样的理论主张是接受了胡适的影响的话，那么应该说：第一，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承认胡适的意见是合理的，则理当也肯定郑振铎意见的正确性；第二，把郑振铎的意见与胡适的主张相比较，则可以认定郑振铎的阐发，以其更具体更明确甚至更具有可操作性，将施积极的影响于“五四”以来的现代学者从事“整理国故”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工作。
郑振铎本人对于“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也是身体力行的。就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而言，他一生既写下了许多重要论著，又整理编辑了大量的史料。而在那些重要的学术论著中，也随时提出了许多带有方法论的启迪意义的见解，这些见解其实又是他对“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结合具体的研究工作而提出的补充性的阐述。
且以他的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5月初版；《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8月初版。）两书所涉及的文学史观念问题为例。依据法国文学批评家泰纳(Tainc,1928-1893)的“时代，环境，民种”的三要素说以及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Brandcs,1842-1927)重视考察“文学主潮”演变的理论，郑振铎指出：文学史著作不仅仅是“作家传记的集合体，却也不能不着于作家的自身的生活的记述”，“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便在于将这个人类最崇高的创造物文学在某一环境、时代、人种之下的一切变异与进展过程表示出来，并表示出：人类的最崇高的精神与情绪的表现，原是无古今中外的隔膜的”（注：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结论》。）据此，郑振铎也声明，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学术意图，就是——
写一部比较的足以表现出中国文学的整个真实面目与进展的历史。（注：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在郑振铎提出上述文学史观念之前，中国学者和某些外国学者已经编写出版了多部中国文学史专著，但郑振铎经分析研究，负责任的指出：这些著作都是不完备的，有的“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载，他也不曾懂得”（如林传甲），更多的则是“没有什么自己的主张与发见”（如谢无量和曾毅）（注：郑振铎：《我的一个要求》，收入《中国文学论集》，开明书店1934年3月初版。），至于英人翟理斯(Gilcs,1845-1935)的《中国文学史》（1911年），“有地方未免太误会了，有许多地方并且疏漏得利害”（注：郑振铎：《评Giles的〈中国文学史〉》，收《中国文学论集》。）。因而郑振铎还提出：中国人应新写一本“比较完备些的中国文学史”，其至少要注重这样两点：“（一）文学上的完全知识；（二）中国文学的片断的研究的根据”（注：郑振铎：《我的一个要求》，收入《中国文学论集》，开明书店1934年3月初版。）。由此可见，郑振铎所把握的文学中观念，不仅是在理论上对于泰纳、勃兰兑斯的意见的阐发，而且在结合分析总结了以往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解，其中特别强调对“文学在某一环境、时代、人种之下的一切变异与进展过程”的揭示，特别强调反映文学史的“真实面目”并追求知识形态上的“完备”性，这都是抓住了文学史观念中的关键问题，也是充分反映了他对“近代的文学研究精神”的理解的准确性与深刻性。更值得指出的是，根据郑振铎的理解，文学史著作在揭示文学史现象的真实面目与发展过程时，其最终应该着眼于“人类的最崇高的精神与情绪的表现”，两者的结合乃构成文学史著作的基本线索。回顾“五四”以来的学术史可知，人们对于文学史著作的基本线索提出过种种意见，如“活文学”（与“死文学”对立）线索，“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对立）线索、“人民性”（与“非人民性”对立）线索、“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对立）线索，乃至“法家文学”（与“儒家文学”对立）线索，如此等等。相比之下，郑振铎的文学史观念的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不妨指出：“五四”以来的中国学术文化界的进步是巨大的，单就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整理与研究而言，包括郑振铎在内的“五四”新人物（还如胡适、鲁迅、郭沫若、朱自清、闻一多、阿英等）的辛勤劳作，不仅在具体的研究成果上，重要的还在于近代科学精神的倡导和弘扬方面，其成绩和积极的深远的影响，并非当时的那些旧式学者（甚至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等）所能比肩的。当然，“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自有它的一些可以理解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谓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何况“五四”初期的某些偏颇之处，也已是由“五四”一代人物自己提出纠正意见并付诸实践的，“整理国故”和对中国文学史的科学的整理研究，即是典型一例，至于郑振铎在这方面的相应的学术活动的理论主张，至今看来还是非常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