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当今的英语文学界乃至比较文学界已成为继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论争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近几年来，一系列国际会议在中国举行，不少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一些中国学者也在西方访问讲学，这股“文化研究热”和“文化批评热”已开始越过语言和国别乃至区域的界限，逐步引起中国学者和理论批评家们的重视。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欣慰之事，因为毕竟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得以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语境之下来比较研究文化理论、文学艺术以及与其相关的种种理论问题。但是鉴于中国和西方的学术理论界对文化研究的不同理解，因而在这一层面上仍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关注的问题也大不相同，误读和误解的因素比比皆是，因而很难形成真正平等的对话。本文正是出于促进东西方学者在同一理论层面上进行学术理论对话之目的，首先对文化研究的内涵及其在西方学术界的历史演变和研究现状作一评析，然后由此出发对中国当代的一些理论课题提出自己基于文化研究立场得出的看法。
“文化研究”在西方的历史及现状
出现在当今西方学术界和理论界的一个奇怪现象是，几乎人人都在侈谈文化，因而“文化研究”已成了一个继全球范围的关于“后现代”和“后殖民”问题讨论之后的又一个时髦词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呢？显然，文化的涵义已经与其在多年前的涵义大相径庭，它已经走出了精英分子的象牙塔，深入到了社区和广大民众之中，它在这样三个理论层面上相互重迭，形成了当代文化的新的景观：对文化本身的理论探讨和价值研究，基于一种跨越学科界限和区域界限的总体化的文化研究，以及一种基于对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之反拨的文化批评。这显然与历时三十多年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不无关系，经过各种后现代理论的冲击，一切假想的“权威”和“中心”意识均已消解，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人为界线也被打破，东西方文化的天然屏障也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在一夜之间消除，纯文学和“亚文学”文类的界限正变得日益模糊，因而使得长期从事经典文学研究的学者感受到了某种“学科性”（disciplinary）的危机。这股文化大潮来势凶猛，对传统的文学研究，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致使一些圄于传统的老派学者在不同的场合惊呼，面对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冲击，有着浓重的“学院”色彩的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学科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1〕如果一切都被纳入文化研究的框架之内， 文学研究的本质和意义不就被消解了吗？而另一些观念较为开放并致力于扩大研究视野的学者则对之持较为开放和宽容的态度，他们主张将基于传统观念之上的狭窄的文学研究置于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之下，并且以积极的姿态正视目前的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从而为未来的理论研究思考出相应的对策，最终实现东西方文化学术交流和对话的目的。〔2〕还有一些对东方和第三世界文化抱有同情心的学者则借文化相对主义的再度崛起，试图从东方和第三世界文化的视角来反观自己文化的一些缺陷，这样便使得一种平等的对话成为了可能。总之，对文化研究持欢迎或反对态度的人都从某种角度反映了各自所基于的不同立场，同时也体现出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内涵和学科界限本身的不确定这一事实。因此这里首先有必要对之作一番辨析。
应当首先指出的是，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尽管研究者总喜欢将这二者交替使用。文化批评主要指涉对文学的文化学视角的批评和研究，它与早先的社会批评和其后的形式主义批评迥然有别，早在十九世纪后期的马修·阿诺德那里就已有之，只是在本世纪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语言学和形式主义批评占主导地位而被“边缘化”了，而在后结构主义从结构主义之内部进行反叛、进而文学批评逐步走出形式主义的囚笼之后，文化批评又重新得到强调，因此其涉猎的主要领地仍然是文学，或者说是扩大了外延的文学的文化学批评；而文化研究虽然始自文学，但其范围早已大大超出了文学的领地，进入到了探讨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现象的境地，它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文化本身的价值问题，文化身份，对各种文化理论的反思和辨析，对文学研究者所不屑的那些“亚文化”以及消费文化和大众传播媒介的考察和研究，以及对当今的后现代、后殖民、女性或女权主义的研究、区域研究、第三世界及少数民族话语的研究，等等。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之下，文学研究所专注的经典文学名著被束之高搁，并且被限定在一个极其狭窄的圈子里得到纯“经验式”（empirical）的观照。
既然文化研究的范围之广泛而且定义又不确定，那么对它究竟如何界定呢？正如有些西方学者已经进行的尝试那样，文化研究说到底，“并非一门学科，而且它本身并没有一个界定明确的方法论，也没有一个界线清晰的研究领地。文化研究自然是对文化的研究，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对当代文化的研究。”〔3〕但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已经与其本来的传统意义及其宽泛的含义有了差别，对于当今的文化研究来说，“‘文化’并不是那种被认为具有着超越时空界线的永恒价值的‘高雅文化’的缩略词”〔4〕， 而是那些在现代主义的精英意识占统治地位时被当作“不登大雅之堂”（unpresentable）的通俗文化或亚文学文类或甚至大众传播媒介。实际上，文化研究并非八十年代后期突然出现的，它已经有了一段漫长的历史，早先的文化研究出现于五十年代的英国学术界，其出发点是文学，以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专著《有文化的用处》（The Uses of Literacy,1957）和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 —1950 年》（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1958）为标志：前者作为一本个人色彩较浓的专著，通过作者自身的经历，描述了战后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的变化，意在表明这些变化是如何影响个人的整体生活方式的。在作者看来，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范畴，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这一事实，即一种生活实践（例如阅读）是不可能从其他诸种生活实践（如体力劳动、性要求、家庭生活等）组成的大网中摆脱出来的；后者则批判了文化与社会的分离以及“高雅文化”与“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分离所带来的直接后果。由此可见，早期的文化研究主要特征有这样两个：其一是强调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也即研究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 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模式；其二是一种“介入性的分析形式”（engaged form of analysis），也即专注于对各种文化现象作细致的分析。可以说，后来的文化研究的走向社区、走向现实生活之趋向大都与这两个特征有着紧密的关系并以其作为基础。
但是文化研究早先的创始人仍是有着鲜明的“经典文学”意识英国学者和批评家利维斯（F.R.Leavis），他所开创的文学研究形式称作“利维斯主义”（Leavisism）， 其目的在于重新分布法国社会学者皮尔·布尔丢（Pierre Boudieu）所谓之的“文化资本”，但由于他本人受到新批评派的精英意识的影响太深，因而他的文化研究思想仍属于“现代性”的范畴。在利维斯看来，文学知识的传播可以通过教育体制来实现，这样可以使得载入“经典”（canon）的高雅文学作品能够为更多的读者大众所欣赏。他首先指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有一种严格选取的文学经典，它的核心应当基于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也即应当包括简·奥斯汀、亚历山大·蒲柏、乔治·爱略特等能够培养有着敏感道德意识的读者的大作家，而那些致力于个人艺术实验的现代主义作家，如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芙等则应被排斥在这一“经典”之外，因为他们的作品具有太明显的先锋意识，既难以得到同时代读者的理解，又未经受时间的考验和读者大众的筛选。因此他的文化思想中的张力是明显的，并且为后人的超越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认为，阅读这些“伟大的经典”作品有助于以一种具体的平衡的生活观来造就一些成熟的个人，而“大众文化”则与之格格不入，甚至成为其天然的敌人。由此可见，利维斯的文化研究概念仍以经典文学研究为核心，与当今西方所风行的文化研究是不相容的，但它却往往被认为是当代文化研究应当超越的对象或至少说一个早期的阶段。后来的文化研究则是在走出了利维斯主义，通过霍加特和威廉斯这两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有着丰富的社区生活经验的理论家的中介才逐步同时进入社区和知识界的。他们首先切入的是中等学校和专科学院的课程设置，其后又对大学的英语文学课程中所涉及的关于文学经典的构成问题提出挑战。这两位学者在实践利维斯的崇尚经典理论的同时也对之进行了必要的扬弃，在他们看来，虽然文学经典的丰富文化内涵远远胜过大众文化，但利维斯（主义）至少抹去或并未直接接触自己所身处其中的社区生活形式，他所涉及的生活只是理论上的生活，与人们实际上关心的东西风马牛不相及，这显然是利维斯的局限，因而他的文化研究理论始终与大众文化格格不入。在这方面，霍加特的研究可以说超越了利维斯的经典模式，扩大了文化研究的内涵，使之直接深入到战后英国的社会、经济、就业等工人阶级所经历并且直接关注的一系列问题，并且由此出发对之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
六十年代以后，工人阶级社区生活的逐步趋向多极化越来越受到文化研究者的注意，而这时的文化研究则开始在英国的学术体制内得到初步确立，因而其研究方向也开始依循着霍加特所指明的新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文化研究理论家开始严肃地探讨文化自身的政治功能，试图对社会民主的权力集团进行批判，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集团正在逐步将权力拉入国家体制中。他们从意大利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中获得启示，对文化研究中权力的巨大作用以及其通过知识和话语的中介所产生的影响有了清醒的认识，接着他们便开始对文化本身的霸权作用进行批判和解构，在这方面，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为他们提供了批判的武器；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兴趣的转向也导致研究者对其旧有的范式进行了修正，从而使得文化越来越与政治相分离，越来越朝着其审美的一面发展，对文化形式的研究也从注重文学经典逐步转向其它文化形式，其中包括影视制作、文化生产、音乐、广播、爵士乐、服饰等通俗文化艺术甚或消费文化。这样，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天然屏障便被逐步拆除了，文化走出了象牙塔，又回到了人民大众中，为他们所欣赏所消费。
当然，由于其范围的广泛和界限的不确定，文化研究所涉及和研究的方面孔呈现出包罗万象的特征。除去其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外，文化研究还受惠于另几种理论或方法论：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文化研究得以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高度对社会问题予以批判；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使文化研究者得以从语言的层面切入探讨文学和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习俗；富科的知识考古学和史学理论使论者们得以剖析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中权力的主导作用以及话语在知识与权力之关系中所起的中介作用；而文化唯物主义等人类学理论则使研究者得以探讨艺术的起源和文化资源的开发等问题。这几大理论源头汇集到一起就使得当代文化研究在西方蔚为大观。现在我们所说的文化研究的范围早已扩大了，所探讨的问题也从地方社区的生活到整个大众文化艺术市场的运作，从解构主义的先锋性语言文化批评到当代大众传播媒介甚至消费文化的研究；其走向也出现了多极化的趋势：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批判取向，有后结构主义的消解逻各斯中心的解构取向，也有女权主义者对男性世界持批判态度的取向，更有以削弱和批判帝国主义和宗主国的文化霸权的后殖民及第三世界批评取向等等。总之，原先戒备森严的文化等级制被取消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人为界线被削平了，殖民主义宗主国和后殖民地文学和理论批评都被纳入同一（文化）语境之下来探讨分析。这样，“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文化研究最有兴趣探讨的莫过于那些最没有权力的社群实际上是如何发展其阅读和使用文化产品的，不管是出于娱乐、抵制还是明确表明自己的认同”〔5〕，而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理论论争而来的文化“全球化”趋势更是使得“亚文化和工人阶级在早先的文化研究中所担当的角色逐步为西方世界以外的社群或其内部（或散居的）移民社群所取代并转变了”。〔6〕这一点正符合当今西方理论界的“非边缘化”和“消解中心”的趋势，从而使得文化研究也能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得到回应。
文化研究与当今的理论研究课题
文化研究从一种“非经典”的边缘话语力量逐步占据英美学术话语的主流地位并不是偶然的，由于其本身的包容性和不确定性特征，同时也由于后现代主义之后西方理论学术界出现的“非边缘化”趋势，使得一些原先处于边缘地带的理论话语逐步步入中心，汇入一个包罗万象的“保护伞”（umbrella）之下，因此文化研究便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它把一切致力于非经典文学艺术研究、后殖民地文学和第三世界写作、女性文学和女权主义批评、后现代消费文化和传媒研究等都置于了其保护伞之下，并且变得越来越具有面向当代的现实感和包容性，与人们的文化生活之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当代文化研究的特征在于，它不断地改变研究的兴趣，使之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文化情势，它不屈从于权威的意志，不崇尚等级制度，甚至对权力构成了有力的解构和削弱作用，它可以为不同层次的文化欣赏者、消费者和研究者提供知识和活动空间，使上述各社群都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和活动空间。此外，文化研究还致力于探讨研究当代人的“日常生活”，这也许正是文化研究为什么得以在西方世界以及一些东方国家和地区（例如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如此风行的原因所在。总之，在文化研究这面旗帜下，许多第一流的学者和理论家纷纷走出知识的象牙塔，和人民大众进行直接的沟通和对话，同时，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学者也能够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平等的切磋和对话。应该说，文化研究的积极方面就在于它的宽容性和多元共存性，这也是它为什么得以在后现代主义衰落后步入西方学术理论前台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正如不少研究者（尤其是文学研究者）所已经意识到的那样，文化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它的过分注重文化的无所不在性很容易模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分野，使高级典雅的文学研究淹没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同时也导致对文学文本的分析研究流于大而无当和缺乏深度；它所强调的所谓“文化相对论”使人们失去了探求真理的信心，而对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界线的消解只能是一个暂时的策略，并不能证明它本身也能生产出具有永恒艺术价值的高级文化产品，此外，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其理论和方法论还有待于完善，而这一点在目前的状况下显然是无法实现的。总之，作为全球性的文化转型时期的一种理论中介和研究策略，文化研究的积极意义还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并不是匆匆忙忙地对文化研究之价值作一个简单的判断，而是仅将其当做一个可切入当代文化诸方面的思考和理论分析视角，并由此出发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我认为，下列几个理论课题在当今的语境之下值得我们关注。
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消费问题。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理论争鸣已进行了三十多年，对于后现代是否存在于西方世界这个问题恐怕已不再有人持怀疑态度了，但是对第三世界的后现代性问题不少人仍提出质疑，其理由恰在于（以中国的现状为例），在一个正在进行着现代化建设的相对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大业尚未完成，怎么一下子就跃入了后现代时代了呢？对于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伴随着文化“全球化”的进程，许多目前仍处于“前现代”（premodern）或“现代”（modern）或“盛现代”（high—modern）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也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后工业”和“后现代”印记。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第三世界大国，情况更是复杂：一方面，广大农民和工人群众还在为温饱问题忧愁和奋斗，另一方面，由于外资的引进和一部分人的首先致富，致使贫富差别过大。再加之信息时代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侵入和我们的防御机制的薄弱，一些大都市首先沉浸在一种后现代的氛围下：技术时代的复制和批量生产使文化人丧失了创造性，艺术变得越来越媚俗和越来越取悦于观（读）众的欣赏趣味，观（读）众的鉴赏品味无时无刻不在选择艺术产品，因而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不是作家艺术家（文化生产者）担负着启蒙大众的任务，而是受制于后者（文化消费者）。市场经济的机制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文化本身也日益失却了往日的高雅特征，变得越来越具有消费性和制作性。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何以产生出文化艺术精品以满足部分（而非全体人民大众）有着一定文化艺术修养和知识结构的人们的需要，无疑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诚然，传统的经典文学艺术研究是无法解决而且不屑于探讨这些问题的，但这恰恰是当今的文化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因此我们对之决不能以一种精神贵族的气势视而不见或不屑一顾，而应当从文化批判的高度进行分析和阐释。
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近几年来，后殖民主义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欣起了热潮，这决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少数几位理论家“炒”出来的，而是和这些国家的文化语境及写作和话语现状相关联的。所谓后殖民主义的内涵不外乎这两个概念：对殖民地写作／话语的研究（理论批评和学术话语）和原先的殖民地或曰“后殖民地”的文学。 前者更确切地说应当称之为“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后者则把除去几个发达国家外的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英语文学都囊括了进来，“非洲国家的文学，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加拿大、加勒比国家、印度、马来西亚、马耳他、新西兰、巴基斯坦、新加坡、南太平洋岛屿各国以及斯利兰卡的文学，都属于后殖民地文学。美国文学按理说也应当列入这一范畴。”〔7〕前者还以对第一世界话语的霸权之消解为己任，弘扬一种第三世界批评，以达到与权威话语平分秋色之目的。〔8〕这些话语力量在西方中心的语境之下显然是处于边缘地带的，而在冷战结束后的这个后殖民语境下，它们却成了文化研究者关注的对象，所探讨的主要课题有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宗主国的霸权地位的削弱、对殖民主义话语的解构的策略、对第三世界文化的弘扬以及西方话语建构出来的“东方主义”或“东方学”（Orientalism）〔9〕等问题。之于文学研究，这些问题的探讨则显然对文学经典的构成和文学史的重写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它使得早先一些被排斥在经典名著之外的描写殖民地题材的文学作品被重新发现乃至跻身于经典的行列。同时也为第三世界的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的步入国际学术前沿铺平了道路。
3.女性写作话语和妇女研究。作为一种双重边缘理论和写作话语，女性写作和妇女研究显然应是文化研究探讨的课题。随着女权主义理论的多元走向和发展，它在当今的文化研究语境下自然受到格外的重视。由于女性写作本身的边缘性、挑战性、他性以及意识形态性和对男性世界及其话语的颠覆性和解构性，文化研究者便不遗余力地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女性写作的上述特征上。从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在当代的发展来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条线索：一条是以西克苏（Hélène Cixous）和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为主将的法国女权主义理论，这一取向变得越来越学院化甚至贵族化，因而也就逐渐脱离有着自觉女性意识的写作和批评话语；另一条则是北美的女性写作和女权主义批评，它在经历了由女权——女权主义——女性这一发展之后，虽然仍保持其意识形态特征和鲜明的挑战性，但却越来越返回到对妇女本身的性别、身份以及其他一些属于生理属性的课题的研究。这些正和文化研究的另一（人类学）方向大体一致，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纳入了文化研究的范畴。去年，由于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中国的女性写作和妇女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和国际妇女研究界的交流和对话也得到了明显的加强，但其理论的薄弱性也暴露了出来。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和理论阐释仍将是文化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
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文化价值的探讨。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期，欧洲学术界打着文化相对主义的旗号试图标榜欧洲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后来，由于美国的崛起，欧洲中心主义逐渐演化为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被一度打入冷宫。直到近几年来，随着东方文化的崛起和世界文化格局的改变，文化相对主义这个被冷落了多年的老话题又重新受到学术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的关注，并且得到了新的阐释。实际上，按照有些西方学者的描述，“文化相对主义并非一种研究方法，更谈不上是一种理论了”，但是，“承认文化的相对性当然是朝着与早先所声称的欧洲文明之优越性相比迈出了一大步”。〔10〕确实，现在人们所说的文化相对论显然与它半个世纪前的概念大相径庭，按照我们的新的理解，文化相对主义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的，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着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一种文化可以永远占统治地位，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都不可能永远处于主导地位，任何一种文化所处的暂时的优势也只能是相对的，它终究是不可能统一世界文化的，各民族的文化只有通过交流和对话才能达到互通和互补之目的。因此对文化价值的判断也就不可能绝对化，持一种宽容的开放的态度是当今的一些西方有识之士对文化相对主义的重新理解和阐述，同时它也使我们警惕“大中华文化格局”统一世界的欲望的膨胀。对于从事东西方比较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比较并非为了寻求同一，是为了在表面的同一之背后寻找差异，在差异中求得新的和谐。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当今这个后现代和后殖民语境之下文化相对主义问题再度引发人们思考的原因所在。
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多元文化主义原用来说明美国和加拿大实际上存在的一种文化多元化的格局，近几年来开始日益引起文化研究者的注意。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我们所生存其间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所谓“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构想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幻想，面对这样一种文化的多元走向，人们所关注的各种文化的民族性和本质特征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尤其在北美两个以多元民族文化为特征的大国，这种情形更是明显。在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香港，甚至包括日本，对文化身份问题的关注也相当明显。因此探讨多元文化语境之下的各民族的文化本质或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便成了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学者所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诚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言，“文化研究以其扎实性和严肃性，决不主张自由放任，而是十分注重文化身份的价值。”〔11〕确实，在最近几年的不少国际学术会议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占有较大的比重。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一种多元文化主义的理想正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有着众多民族共处的第三世界国家出现，另一方面，由于其固有文化防御机制的脆弱，第三世界的一些知识分子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两难：既要开展对外交流和开放，吸收其他文化中的一切新的东西，从而持一种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外来文化，同时又要在外来文化的侵入时固守自己的阵地，以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这可以从近几年来在亚太地区和北美一些地区风行的“新儒学”、“后国学”及“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中窥见一斑。
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由于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的审美需求的变化，电影和电视正在越来越倾向于取代人们的阅读需要，尤其是对经典文学作品阅读的需要。最近几年来，由于电视制作业的兴盛，连电影界也颇感几分危机。诚然，在当今时代，影视制作与经典文学作品始终有着密切的关系，影视生产总免不了要从经典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甚至直接把经典文学作品改编加工成电影和电视作品，这对文学名著的普及乃至全体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确实不无裨益，这一点也与利维斯的“用经典文学来教育读者大众”的文化思想相一致。最近几年来在中国文坛出现的所谓作家“触电”现象也可作证。对此，传统的文学研究者是深感痛心的，他们一方面不满当今文坛的种种媚俗现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纯文学的衰落而感到惋惜，进而萌发了对影视传媒的厌恶。其实，在当今这个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艺术作品的生产也难免摆脱市场经济的制约，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应当采取何种策略来对待这一现象，是以以往的那种贵族精英意识居高临下地说三道四呢还是从理论的视角出发对之进行阐释分析，尽可能地在大众传媒和纯文学写作之间找到某种结合点，以便通过与大众文化的暂时认同来达到对整个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在这方面，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和跨艺术门类特征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理论阐释武器。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纯文学与大众传媒之间的等级鸿沟被填平了，各艺术门类的分野也逐渐变得模糊了；此外，从文化的视角出发来分析影视作品，无疑也提高了观众的审美趣味和文化修养，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文化理论的建设。因此，文化研究在今后相当长时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影视和传媒的介入和研究。在目前的中国电影理论界，人们争论较多的关于中国电影的“后殖民性”以及商业性与娱乐性的结合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课题。〔12〕
总之，在当今中外文化交流和对话的大背景下，文化研究毕竟已经进入到了中国，并开始逐步对中国当代的文化学术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对此我们切不可视而不见，而是首先要对它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认识到中、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这样才能通过和西方同行的交流和对话，达到建设中国的文化理论之目的，在这一方面，文化研究对我们无疑有着不少启示。
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启示
鉴于文化研究的上述种种特征，也许有人会产生种种疑问：文化研究的崛起会不会对文学研究形成一大冲击，会不会预示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的消亡？我认为这种悲观的论点是难以站住脚的。确实，在北美学术界，文化研究的异军突起对传统的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构成了有力的挑战，甚至对高等学校的英文课程的设置以及英语文学学科的存在都有着某种“威胁”。但是，从整个西方学术界来看，特别是我们不应当忽视欧洲学术界的存在和不可替代性，文化研究的影响至少在目前还只局限于英语世界，更确切地说，局限于英国和北美的学术理论界，它还不足以强大得能吞没有着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更无法取代有着悠久历史的整个文学研究或其他人文学科，对此我们不必有任何担心和焦虑。面对文化研究的冲击和挑战，北美的不少高等院校倒是对原有的英文课程设置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把一些原先的边缘话语力量也包容了进来，一些比较文学研究所或中心也改名为比较文化研究所或中心，从而扩大了以往的研究视野和领域。这对当今中国的一些学术机构的调整也有明显的作用。〔13〕一些长期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显得不安，他们担心的是，文学研究究竟向何处发展？比较文学的未来走向又如何？这也是我们当今从事东西方比较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学者所必须正视的问题。我这里只想根据本学科的现状提出一些对策：首先，面对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传统的大学英文课程设置应当更新，其固有的精英意识应当改变，那种带有明显的“英国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变种）色彩的文学经典范围应当扩大，应当以一种国际性的眼光来选择供我们的学生阅读的文学经典，而不应当回避或惧怕来自非主流话语和第三世界的挑战；其次，文学研究的范围应当扩大，尤其是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应当注入文化分析的因素，而不应当重蹈形式主义者的覆辙，划地为牢式地把自己封闭在语言的囚笼中；再者，从事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重视东方文化的价值，但也不可不恰当地将其有限的作用夸大到极限，正确估价文化相对主义的积极性和局限性，应当以一种跨文化的、跨学科的和跨艺术门类和表现领域的开阔视野来从事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特别是在进行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方面，不以趋同为目的，而是在寻找差异中求得可以对话的共同话题，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与国际接轨，否则那只会以失去东方文化的本质特征为沉重的代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惧怕文化研究的挑战，使其服务于我们的文学研究，特别是使其有助于开阔我们的观察视野，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困惑中找到自己的出路。
注释：
〔1〕这方面可参见加拿大学者沃特·默赛在第十四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题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重新定位”（Etudes littéraires et études culturelles:Repositionnements），以及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的专著《西方的经典：各时代的书目和流派》（The Western Canon: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纽约：哈考特·布拉斯公司，1994年版，第一章“经典的挽歌”，第15—41页。
〔2〕对当今的文化研究表示出浓厚兴趣的西方主要学者有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特里·伊格尔顿，爱德华·赛义德，拉尔夫·科恩，汤姆·米彻尔，乔纳森·阿拉克，保尔·鲍维，希利斯·米勒，汉斯·岗布莱希特等，可参见上述部分学者在1995年8 月于中国大连举行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此外，诸如《新文学史》、《疆界2》、《批评探索》、《文化批判》、《表现》、 《位置》等主要学术期刊也不断地发表一些论文和讨论，在当今的英国和北美学术界形成了一番声势。
〔3〕〔4〕〔5〕〔6〕西蒙·杜林编：《文化研究读本》（Cultural Studies Reader），“导言”1—2页，7，17页，伦敦和纽约：路特利支出版社，1993年版。
〔7〕参见比尔·阿希克罗夫特（Bili Ashcroft）等著：《帝国回述：后殖民地文学的理论与实践》（The Empire Writes Back: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纽约和伦敦：路特利支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8〕关于后殖民主义理论问题及其特征的描述， 参见拙作《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概观》，载《外国文学》1995年第5期第78—84页。
〔9〕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赛义德的专著《东方主义》提及了这一英文词“Orientalism”的两方面含义， 其一是有着鲜明意识形态倾向的“东方主义”，其二则是西方大学内专事东方语言文化教学和研究的一个学科“东方学”。在翻译界，大陆的译文偏向前者，而台湾的译文则偏向后者。
〔10〕关于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相对性的定义及其作用，参阅露丝·贝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著：《文化的范型》（Patterns of Culture），伦敦：路特利支和卡冈·保尔出版公司，1935年版，第200页，以及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著：《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论题》（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加尔各答1987年版，第1页。
〔11〕弗雷德·英格利思（Fred Iglis）：《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34页。
〔12〕关于中国当代电影中的“后殖民性”问题，参阅拙作，《后殖民语境与中国当代电影》，载《当代电影》1995年第5期，第32 —39页。
〔13〕不仅是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下面成立了一个“文学与文化研究委员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下属的中法、中美、后现代、影视等专业研究会都大大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围，达到了比较文化的广度，北京大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所也已更名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近几届国际和国内的比较文学年会也都以文化问题的研究作为主题，这也许就是当今这个文化转型时期的学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