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来龙去脉与理论遗产(下)——读韦普肖特的《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及其补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哈耶克论文,论战论文,来龙去脉论文,遗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在《通论》的理论重炮轰击下，为什么哈耶克沉默了? 1936年2月，凯恩斯的《通论》由英国的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了，标志着“凯恩斯革命”的开始和“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并接着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通论》出版前，凯恩斯就把书稿的校样和预印本送与了一些同事、朋友，征求意见，包括哈罗德、霍特里(R.G.Hawtrey)，以及一直不同意他的观点的罗伯森(D.H.Robertson)。现在我们也已经知道，到《通论》印行时，凯恩斯也曾把一本预印本送给了哈耶克，径直邀请哈耶克来进行批评。哈耶克本人在1936年2月初也写信给凯恩斯，表示感谢，并且表示如果对《通论》的一些观点仍然怀疑，“我会祈请你对一些要点在《经济学杂志》上予以解释”(见Caldwell，1998，p.559)。这实际上表明哈耶克一开始还是想就《通论》写些评论的。但是，到今天仍然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在《通论》出版后，尽管书中充满了对哈耶克许多观点的点名、不点名的商榷①，然而，哈耶克却沉默了，对《通论》在公开场合不置一词。这本书的作者韦普肖特问道：“如果《通论》从头到尾都充满了错误的解释、误导的假设、虚假的逻辑、不适当的和闪烁不定的想象，那么，哈耶克显然应该在它们扎根之前就摧毁凯恩斯的理论。”然而，韦普肖特发现：“但答案始终没有出现，哈耶克保持了沉默。在拿出全副力气与凯恩斯决战的关头，哈耶克失语了②。数个星期过去了，始终不见他的大力还击。哈耶克的人生目的，罗宾斯从维也纳召唤他到伦敦经济学院的根本原因，亦即贝弗里奇任命他为伦敦经济学院教员的根本理由，似乎全都落了空。凯恩斯的巨著非但没有碰上炸弹，甚至连一句呜咽之声都没有听到。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古典经济学家都在热切地期待着哈耶克的反应，可哈耶克却始终不置一词。”(Wapshott，2011，p.153)哈耶克到底怎么了? 六十年后，当今世界著名经济思想史家(曾任世界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著名的哈耶克思想研究专家考德威尔曾在《政治经济学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考德威尔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为什么哈耶克没有为〈通论〉写书评?》，通过占有大量资料，尤其是根据在《通论》出版后数十年间哈耶克对这个问题自己的谈话和解释，考德威尔(Caldwell，1998，pp.556-557)总结出了以下几个可能的理由： 1.通过之前与凯恩斯的交往，哈耶克发现凯恩斯经常改变他的观点，因此，哈耶克怕自己的评论还没写好，凯恩斯又改变他的观点了。③ 2.与第1点相联系，哈耶克认为《通论》只是一个“应景之作”(a tract for the time)，相信凯恩斯后来会改变他在《通论》中的观点(在1966年的一次谈话中哈耶克专门这样说过)，因而一直拖了下来，没有专门撰写书评和商榷文章。 3.哈耶克模模糊糊地感到，要对凯恩斯的观点写出真正到位和深中肯綮的评论与商榷，这要求对凯恩斯的整个宏观经济研究方法提出挑战，这确实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哈耶克生前曾4次提到这一点，并在1966年的谈话中说这是主要原因)。 4.1963年，哈耶克曾说他当时实在是“厌倦了论战”，但在同时哈耶克表达出了他后悔在他一生中没有好好清算凯恩斯的思想这一点。在20世纪60年代后，哈耶克在不同地方一再讲，他一生没有好好地批判凯恩斯《通论》中的理论，这使他一直懊悔不已：“我当时是卸责了，我迄今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感觉，这显然是我应尽的责任。”(Hayek，1995，p.60) 5.哈耶克这时正忙着构建他自己的理论框架，即他自己的一个改进的“资本理论”，他相信一旦自己的这一理论基础奠定下来，很快将会取代凯恩斯的理论框架。这里所说的“资本理论”，是指哈耶克自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就着手撰写的《资本纯理论》这本巨著。哈耶克一直相信，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没有资本理论基础，因而，他计划先撰写“资本纯理论”，然后再撰写他自己的“货币纯理论”，以从理论上彻底击败凯恩斯的“货币、利息与就业的一般理论”。在晚年，哈耶克曾两次强调这是他没有批判凯恩斯的《通论》的主要原因。哈耶克这时正忙于构建自己宏大的经济学理论的理想框架，而没有时间腾出手来批判理论对手凯恩斯的新框架，这显然是一个可以部分解释哈耶克一直没有批判凯恩斯《通论》的主要理由。譬如，按照韦普肖特的考证，在1935年-1936年间，哈耶克在艰苦地撰写他的《资本纯理论》，正卡在了第6章。按照这一说法，1935年，哈耶克已经把书稿搁置了一阵儿，但1936年，收到凯恩斯寄来的《通论》两周之后，他写信给他的好友、另一位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哈伯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说写书挤掉了他所有的时间，因而腾不出手来应付凯恩斯的新作品。他的原话是：“我努力专心地写我的书，必须把其他一切都搁置起来。现在说它已初具规模还太夸张，我希望能在复活节假期之前完成第一稿”。至于凯恩斯的《通论》，他写道：“我暂时还没法发表意见，因为我绝望地卡在了第6章。”(转引自Howson，2001，pp.369-374) 6.当《资本纯理论》在1941年出版后哈耶克能腾出手来为《通论》写评论的时候，他却感到在他的“资本纯理论”的世界殚思竭虑地思考和写作而疲惫不堪，无力再写出他的“货币纯理论”了，因而，哈耶克经济学的整个理论框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哈耶克与凯恩斯又站在同一边来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的各国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作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哈耶克当时也实在不想削弱凯恩斯的影响(晚年哈耶克曾两次指出这一点)。 7.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哈耶克曾希望凯恩斯本人会站出来反对凯恩斯的信徒们的经济政策，但是不幸没有等到这一天，凯恩斯就在1946年的复活节(4月21日)溘然辞世了。在1952年的一次谈话中，哈耶克还回忆他与凯恩斯最后一次对话的情形，并明确谈到了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哈耶克本人又重复谈了这一原因。 除了上述哈耶克自己谈到的7个原因外，作为研究哈耶克思想的专家，考德威尔还推测，可能还有其他另外两、三条原因导致哈耶克没有为《通论》写书评，没有进一步与凯恩斯进行论战。 考德威尔的第一个猜测是，当时并没有杂志主动邀请哈耶克为凯恩斯的《通论》写书评(见 Caldwell，1998，pp.558-559)。另一个猜测是，在《通论》出版后的一段时间里，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私人友谊已经改善。希特勒纳粹的空军从1940年7月开始轰炸伦敦之后的一段时期，伦敦经济学院曾一度搬往剑桥的彼得豪斯学院(Peterhouse College)上课。在剑桥期间，凯恩斯在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附近给哈耶克找到了住处，两人的接触多了起来。④尤其是根据哈耶克儿子的回忆，在纳粹战机轰炸英国期间，凯恩斯曾与哈耶克一起在国王学院哥特式教堂的屋顶值班巡逻，来提防德国轰炸机飞来轰炸。通过亲密的接触，使哈耶克与凯恩斯逐渐建立起了私交甚笃的友谊。后来哈耶克曾对这一段与凯恩斯的亲密交往回忆道：“我们好多其他共同的兴趣，如历史方面的，除经济学之外的。基本上，我们见面不谈经济学……所以，在私交上，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包括丽迪亚·洛普科娃。”(见Hayek，1994，p.91)如果是这样，加上哈耶克相信凯恩斯会经常改变自己的观点，这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了哈耶克在《通论》出版后没有写出一些严肃认真的书评来清算凯恩斯的理论了。 另外一个原因考德威尔并没有太言明，实际上我们今天已经慢慢认识到，随着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对中央计划经济可行性的批判，随着他对经济学与知识问题的研究，他在怀疑自己与凯恩斯论战时所坚持的经济学方法论基础了。照考德威尔(1998，p.565)的理解，现代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相信，“在一个具有市场过程的世界中，人们可以从广义上预期人的行为模式，但不可能精确地预期到相对价格变化的结果，——而在《价格与生产》中，哈耶克正做了这样的描述。哈耶克到后来可能开始认识到，他在1930年代所形成的这一思路，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理论研究——其中包括他自己早期的工作——来说，是有问题的。”除了考德威尔后来的这一怀疑外，实际上从凯恩斯在1933年写给他夫人莉迪亚的一封信中也可佐证这一点。就在《通论》第一稿成书之前，凯恩斯曾从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写信给他太太莉迪亚(Lydia)，讲起了他与哈耶克的交往以及哈耶克那段时间的思想状况：“昨晚，我和他一起坐在大厅里，今天还跟他在皮耶罗·斯拉法家里吃了午饭。我们在私交上处得甚好。但他的理论是垃圾，我今天觉得，就连他自己也开始怀疑自己了。”(Wapshott，2011，p.124)在理解哈耶克与凯恩斯大论战问题上，这段话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注脚”。在殚精竭虑地写完《资本纯理论》后，哈耶克没有继续写他计划中的《货币纯理论》，而是转移了研究领域，去写《通向奴役之路》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的一些文章了，甚至去研究和撰写心理学的著作去了。这似乎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考德威尔的这一猜测。然而，从哈耶克60年代后所撰写的经济学著作—包括《货币的非国家化》(Hayek，1976)和一些文章与访谈，我们今天判断这可能是凯恩斯对哈耶克这位当时只有30岁上下的年轻经济学家的误判。 实际上，在最近重读到哈耶克与凯恩斯论战的文献以及哈耶克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所出版的基本经济学著作和发表的文章时，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米塞斯的《货币与信用原理》和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中所构建出来的奥地利学派“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是否在理论上一方面假定了企业家和所有市场参与者都能对价格信息(货币的价格为利息)做出即时的理性反应，而另一方面，又隐含假定市场中的可用资源是无限的(尤其是劳动力资源是可无限供给的，这也意味着在经济体系内既没有任何资源使用和资金可用性的任何限制)?没有这两个隐含的假设，怎么可能会推理出一旦银行人为降低利率，企业家就会进行一些不当投资，最后因为过度投资而最终导致大萧条? 很显然，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建立起来的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从自身的逻辑来看是自洽的，但用现在的经济学的话语来说，实际上是从微观层面上假定企业和市场参与者对政府和银行的“宏观总量”的刺激政策做短期“理性”反应来论证奥地利学派的危机理论，这实际上假定了各个企业家和市场参与者既理性、又短视，对政府的误导性的宏观政策做出了即时的反应，即做出了长期来看并不合宜的经济决策(盲目和过度投资)，从而最后导致整个体系发生周期性的繁荣与萧条。而凯恩斯则只从宏观经济的总量反映上(当然他也从微观层面上考虑个人的流动性偏好、边际消费倾向以及受企业家预期所决定的资本边际效率)来进行理论推理，而认为人们的流动性偏好和边际消费倾向等是受文化决定的自变量，这些自变量决定了资本的边际效率下降，而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下降会导致经济的突然崩溃。而当经济体系陷入萧条而无法自拔时，政府和银行应该有所作为，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和降低利率以及促进投资和消费的政策措施，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但是，如果像后来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所模型化的那样，如果市场经济的每个企业家和参与者都是无限超理性的，那么，无论凯恩斯的宏观刺激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乃至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在现实中都要打折扣⑤。 现在看来，无论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还是凯恩斯的总量分析，都还有许多有待进一步论证的理论缺环。尽管如此，哈耶克与凯恩斯都自信自己的理论反映经济运行的现实逻辑，但实际上也是哈耶克与凯恩斯这20世纪的两大思想巨擘经过论战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最深层原因。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像哈耶克在20世纪40年代后相信每个人的知识都是分立的和有限的，因而完全的和长期理性预期均是不可能的，那么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诸种流派理论框架的建构又将有何用?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类社会诸经济体永远也消除不了商业周期的困扰?那这是否又回到了哈耶克一生的基本经济学主张：请遵循经济运行的自然逻辑吧!忘掉任何政府宏观政策干预经济过程的虚幻作用吧!市场经济会自发运转和自然修复自己的波动!唯有时间才能治愈失衡的经济!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乃至在其余生都没有专门为凯恩斯的《通论》撰写书评，没有从整体上批判凯恩斯的《通论》所建立起来的宏观经济理论框架，但决不是说哈耶克没有对凯恩斯的“新理论”做过一些零星的评述。而这一事实可能被这本《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一书的作者韦普肖特所忽略掉了。 譬如，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哈耶克在他1939年出版的《利润、利息和投资》一书中，就曾没点名地批评凯恩斯所提出的利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增加就业的做法：“当然，从来没人否定利用扩张货币的手段能迅速增加就业，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但必须加以说明的是，仅仅利用这种手段创造就业，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用这种手段创造就业，等于是让经济波动永无止境。”(Hayek，1936，p.63)其后，哈耶克还补充强调说：“利用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实现就业最大化的目标，在本质上是一种亡命徒式的政策，只有这类人才会在短暂的喘息中毫无损失地获得一切。” 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亲眼目睹了西方世界推行了数十年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出现“滞胀现象”后，哈耶克于1974年10月15日在伦敦《每日电讯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通向失业的通货膨胀道路》的短文。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一上来就说：“我要十分抱歉地说，目前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其责任完全要由经济学家——或至少要由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中那些信奉凯恩斯爵士的教诲的大多数人负责。……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完全是凯恩斯爵士的经济学的后果。正是由于他的那些门徒的建议甚至鼓动，各国政府才不断增发货币而不断增加开支，而凯恩斯之前的任何一位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都能预见到，这种开支的规模是如此之大，肯定会引起我们正在经历的通货膨胀。”(Hayek，1978，p.192)在1975年9月25日于洛桑召开的“日内瓦黄金与货币大会”上的发言中，哈耶克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目前货币问题的主要根源，当然是因为凯恩斯爵士及其弟子为一种久远的迷信披上了一件科学权威的外衣，即相信通过增加货币开支总量，我们可以持久地保持繁荣和充分就业。”哈耶克认为，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选择，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因为，“从长期来看，凯恩斯主义的药方非但治不好失业，反而会使其恶化”。(同上，pp.218-219)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双方都带着较强的个人情感因素在其中，在凯恩斯逝世后的许多著作中，哈耶克还不止一次地揶揄凯恩斯，说他“涉猎的领域极广，但经济学知识却相当狭窄”(1966年“对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革命’的个人回忆”，见Hayek，1972，p.284)，是“一位具有卓越智力但对就经济学理论所知有限的人”。(Hayek，1976，p.6) 当然，晚年的哈耶克也认识到，要把凯恩斯本人的经济理论与所谓“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区别开来。譬如，在1975年9月25日于洛桑召开的国际会议上的所做题为“货币的选择：终结通货膨胀之道”的发言中，哈耶克就为凯恩斯他这位宿敌和老朋友辩护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过多地指责凯恩斯爵士，要他为身后的理论发展负责，这多少有点不公平。我确信，不管他以前说过什么，如若他还在世，一定是位反对目前通货膨胀的领袖。”(Hayek，1976，p.23)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在晚年也专门澄清了他与凯恩斯的关系：“虽然我仍然不同意凯恩斯的观点并与他有过白热化的辩论，但我们却保持了最好的私人友谊。并且，就他作为一个人而言，在很多方面我都对他怀有极高的敬意。”(Hayek，1994)在凯恩斯逝世时，哈耶克也对凯恩斯赞扬道：“他是我所认识的一位真正伟人，我对他的敬仰是无止境的。没有凯恩斯，这个世界只会变得更糟。”(转引自Skidelsky，1999，p.833) 六、哈耶克与凯恩斯论战的理论遗产 1999年，当代著名的奥地利学派的传人和宏观经济学家罗杰·加里森(Garrison，1999，p.x)曾在为一本专门研究哈耶克与凯恩斯论战的专著所写的“序言”中说过：“凯恩斯与哈耶克论战的许多深层的货币和理论问题从来未有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只是被人们有意回避开来而已(这里原为‘被扫进了地毯之下’——韦森注)。”在反复阅读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论战的有关文献后，我觉得加里森的这个判断是符合事实的。 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的出版，无疑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从而诞生了宏观经济学，并随之发生了当代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野。凯恩斯经济学的总量分析，从思想渊源上来看，与哈耶克一样均来自瑞典经济学派经济学家的克努特·魏克赛尔(Knut Wicksell，1851-1926)。基于货币市场的均衡和产品世界的均衡相互作用的分析理路，凯恩斯经济学最主要的贡献是他在“货币三论”⑥中研究和论证了现代市场经济中货币和银行体系的运作，以及货币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由此也可以认为，凯恩斯主要是一个货币经济学家，而后才是一个创新的理论经济学家。然而，尽管凯恩斯的《通论》在1936年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理论并没有真正把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完全吸纳进去，而只是把凯恩斯《通论》中所新创的一些术语，如边际消费倾向、有效需求、乘数、流动性偏好等概念以及总量分析方法和政策理论主张放在教科书做了一些规范化的处理。更为悖谬的是，希克斯(Hicks，1937)、莫迪里阿尼(Modigliani，1944)以及后来的汉森(1949，1953)所程式化的IS-LM模型，被当作凯恩斯经济学思想的精粹而在所有的现代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被普遍讲解而使其大行其道。值得注意的是，当希克斯用“IS-LM”模型(希克斯在1937年的文章中表述为“IS-LL”模型)来诠释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并把文章寄给凯恩斯听取批评意见时，一贯都及时回复朋友信件的凯恩斯竟然在6个月后才回信希克斯。在这封信中，凯恩斯也只是对希克斯的文章含含糊糊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但就批评而言，我几乎真的无话可说。”(见Skidelsky，1983，p.548)从这句话中，我们今天很难认为凯恩斯本人对希克斯用IS-LM模型来程式化他的思想的做法是认可的。⑦ 作为一个货币经济学家，凯恩斯对现代货币理论和金融系统的运作做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贡献，其中包括他在《货币论》中发展出来的“货币内生”理论。甚至连哈耶克这位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宿敌，也在晚年所撰写的一本小册子《货币的选择：结束通货膨胀之道》中，肯定凯恩斯在货币理论中的贡献：“我总觉得凯恩斯爵士是个新的约翰·劳(John Law)。像劳一样，凯恩斯是一位对货币理论做出诸多真正贡献的金融天才。”(Hayek，1976，p.23)由于以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为基本理论架构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之一是中央银行能够控制货币供应量，从而能够控制一个经济体的货币总量，如果把凯恩斯本人的货币理论——尤其是他的货币内生理论——运用到总量经济分析中，那就要对现代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都要打个大问号了。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用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所提出的“货币内生理论”来分析问题。在《货币论》第七篇第31章一开始，凯恩斯就明确指出：“银行系统不能直接控制单种商品的价格和生产要素的货币报酬率。它实际上也根本直接控制不了货币量；因为现代银行制度的一个特点是：中央银行在一个规定的贴现率上通过随时买入某种被批准的证券来释放货币。”“实际上这意味着，在当今世界，对物价的控制是通过控制投资率来实现的。中央银行当局除了通过银行利率或公开业务市场操作来影响投资率外，什么也做不了。”(Keynes，1930，Vol.II，p.189)⑧如果这里凯恩斯还是在讲中央银行“外生地”向经济体注入货币的话，那么，在同一章中，凯恩斯则说：“确实，银行家并不否认在某种意义上他能够创造信用。他进行这种创造所需要的实际上只是一定比例的黄金(或其他形式的准备金)。当一家银行在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余额超过了通常的需要，他便能向工商界贷出一笔增量贷款，而这笔增量贷款就会在这家银行或其他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创造一笔增量存款。就银行整体而言，这种信用创造，只有在导致黄金流出从而导致银行准备金减少时，才为过多……”(同上，p.195)之后，凯恩斯还特别追加道：“相信英国工业资本的运营量取决于英格兰银行金库中的黄金储备量，无异于相信别人的鬼话。”(同上，p.196)这里，凯恩斯非常清楚地解释了现代金融体系中央行“外生地”注入货币和商业银行通过创造信用而“内生地”创造货币两种机制。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把商业银行通过创造信用而创造货币这一点引入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那现在建立在希克斯-汉森程式化的IS-LM模型上的整个流行的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否还成立?⑨ 到这里，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尽管希克斯、汉森式的IS-LM分析模型试图把从魏克赛尔到凯恩斯的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货币市场均衡与产品市场均衡统一起来，但由于他们把深邃繁复的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简单化了，使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流行的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实际上还是一个没有货币和金融市场的产品世界均衡的分析框架(只有詹姆斯·托宾等少数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著作是些例外，见Tobin，1989；Tobin & Golub，1998，但这些经济学家更偏重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分析，而不是像从魏克赛尔到凯恩斯那样分析“货币市场均衡”与“产品市场均衡”的一般理论)。流行的宏观经济学不能很好地解释现代经济的运行，没能预测到2007年-2009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的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以至于在西方各国陷入经济衰退后，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能给出管用的经济复苏的良方(或者说大家所给出的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救治药方均不管用)，这在今天我们就可以完全理解了。 除了在凯恩斯的博大精深、复杂多变甚至有些扑朔迷离的经济学思想宝库中至今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金矿外，哈耶克在20世纪30-40年代经过艰苦和缜密的经济学推理而形成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尤其是他的资本纯理论，显然也还有大量的有价值的金矿闲在那里而少有人问津——甚至连少数活着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学家也很少去研究哈耶克在20世纪30-40年代的货币、资本和商业周期理论。另外，除了20世纪30-40年代哈耶克所发展起来的货币、资本与商业周期理论外，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后在哈耶克对他与凯恩斯论战的理论反思中，尤其是在他晚年所撰写的几本关于货币和通货膨胀问题的小册子中，都有很多闪亮的思想需要进一步挖掘，且哈耶克的这些经济学思想在今天可能仍有切实的现实意义。譬如，1972年12月11日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哈耶克实际上对凯恩斯本人的经济学思想及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各国政策的影响，做了许多批评，并对他自己的经济学思想做了一些总结性的讲述。在这篇题为“知识的僭妄”(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的著名讲演中，哈耶克(Hayek，1978，p.25)说：“……市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它取决于众多人的行动，对决定某一过程之结果的所有情形，几乎永远不可能完全认识和被度量。”在其后的分析中，哈耶克还指出：“我们的理论所要说明的，是在一个良序运作的市场中自我形成的相对价格和工资体系的决定因素。就此而论，以上所言尤为正确。市场过程的每个参与者所拥有的特殊信息，都会对价格与工资产生影响，而这方面的全部事实，是任何科学观察者和任何一个单独的头脑都无法确知的。这其实正是市场秩序的优越性之所在，也是在不受政府权力所压制情况下市场秩序会取代其他类型秩序的原因。……我们这些从事观察的科学家，由于无法知道这样一种秩序的全部决定因素，结果也无法知道在某种具体的价格与工资结构下需求总是等于供给，因此我们无法度量对这种秩序的偏离程度，也从而无法从统计上对我们的理论与‘均衡’的偏离加以检验……”(同上，p.27) 基于上述认识，哈耶克认为，“主流‘宏观经济’理论为救治失业所提出的药方——即增加总需求，已经成为大规模资源错配的主要原因，这后来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向经济体系不断地注入增量货币，会创造一时的需求(一旦货币量的增加停止或放慢速度时，这种需求也会消失)，加上人们对价格持续上涨的预期，会使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暂时得以利用，但这种情形只有在货币数量以相同或加速度的速率继续增加时才能维持。这种政策所导致的就业……只有靠一定的通胀率才能维持，而这种通胀率会使一切经济活动迅速解体。事实上，错误的理论观点已经把我们引向一种岌岌可危的境地(a precarious position)，使我们无法阻止大量失业的一再出现……”(同上，p.29)很明显，哈耶克这里是根据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出现的滞胀现象对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所进行的理论批评。 根据这一点，哈耶克在这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感言中最后说：“人类在改善社会秩序的努力中，如果不想弄巧成拙，他必须明白，在这件事上，就像在任何本质上复杂的有机物领域一样，他不可能获得主宰可能事务的全部知识。因此他不能像工匠打造器皿那样去模铸自己的工艺品，而必须像园丁看护花草那样，利用他所掌握的知识，提供适宜的环境，来养护花草的生长。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人类对自己的能力过度乐观，‘让人眼花缭乱的成功’诱使人们像早期的空想共产主义那样不但想主宰自然环境，而且想通过控制人的意愿而控制人类的环境，这才是危险之所在。”(同上，p.34)这应该是作为一个年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对自己一生理论探讨和他自己经济社会哲学所做的总结。 1992年3月23日，92岁的哈耶克在德国的弗莱堡去世了。十五年后，2007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和接踵而至的世界经济衰退，打破了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那种认为人类已经认识到经济运行的自然法则因而经济危机会一去再也不复返的迷梦⑩。更令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头痛的是，2009年以来，尽管美国、欧盟各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均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即一方面通过多次量化宽松向各经济体内注入了大量货币，且不断降低利率乃至维持一个接近于0的利率多年；另一方面又通过不断加大财政支出和采取赤字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到目前为止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仍然步履维艰。这无疑说明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失灵。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要看到，尽管几乎西方各国都大量“超发货币”，2007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已经进行了数轮“量化宽松”，广义货币大幅度增加，但西方各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经济学理论所预言的“超发货币”必定产生的高通胀的情形，因而也没有出现1973年西方石油危机之后的那种“滞胀”现象(只有“停滞”)。这无疑又在另一方面宣告了货币主义的破产。更进一步的问题：现在西方世界各国经济衰退后复苏步履维艰、路途漫漫的格局，难道证明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还是意味着西方国家的经济均长期陷入了凯恩斯在《通论》中就提出的“流动性陷阱”之中? 当今世界的现实格局，世界各国的种种经济问题，均说明差不多八十年前哈耶克与凯恩斯论战所涉及到的问题还没有过去，他们在论战中所争辩的观点和在论战中所阐释的理论仍然有现实意义，还在影响着各国政府现实的经济政策。人类经济社会在当代仍然自在地运行、发展和成长着。世界各国在不断地进行着生产、科技、金融、组织和制度的创新，尤其是互联网的广泛运用和“数字货币时代”(the era of digital money)到来，使人类社会的诸经济体的运行尤其是银行和金融系统发生巨大的变化。然而，这种现实世界创造出来的且不断演化的种种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体系，迄今为止不能被研究经济体系运作的经济理论在整体上完全理解、完全解释，因而，也不能完全预期其波动乃至演变方向(11)。社会在21世纪的经济学发展，是更需要凯恩斯?还是更需要哈耶克? 注释： ①这本《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的作者韦普肖特也体悟到，“《通论》暗含着对哈耶克及其同道的邀请，希望他们做出回应。凯恩斯还在书中多次特意嘲弄了哈耶克”(Wapshott，2011，p.152)。 ②韦普肖特曾认为，如果《通论》一出版，哈耶克主动请缨进行批判和反驳，“他兴许已经把凯恩斯革命掐灭在萌芽状态了”。他也发现，“凯恩斯径直邀请哈耶克来批评。他给哈耶克送了预印本，好让他的克星可以赶在正式出版之前写出评论来。凯恩斯是个公关大师，知道招揽争议的价值。与哈耶克进行争辩，能带动书的销量”。韦普肖特还猜测道：“促使凯恩斯这么做的，不光是敏锐的商业意识。他长期以哈耶克以及古典学派的同事为靶子，真心想与他们辩论。他的野心不仅是在论战中胜出，还要取代他们。只有后者与他辩论，这一点才能实现。他的大炮早已装填好了炸药，随时准备一战。事实上，哈耶克拒绝进擂台。这让他很失望”(p.139)。 ③1978年，在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所做的一次口述史访谈节目中，哈耶克曾两次回忆道，当他写完关于《货币论》的书评后，凯恩斯曾亲口告诉他：“噢!别太在意了，我自己也不相信那些观点了。”(转引自Caldwell，1998，p.554) ④韦普肖特考证，哈耶克自伦敦初来剑桥，“本来是要搬到彼得豪斯学院住，而凯恩斯却以他善意的姿态，坚持要他的老对手在自己的国王学院附近找地方住，两人不时地在国王学院见面，履行教员职责”，于是，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见面和个人交往自然多了起来(Wapshott，2011，p.192)。 ⑤这里即是说，如果每个企业家都能看到政府短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导致长期的大萧条，那么企业家还会非理性地从银行借款而盲目地进行“不当投资”和“过度投资”么? 2008年-2009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后，美联储和欧盟各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央行不断进行量化宽松和超发货币，已经维持0.25％甚至近乎零利率多年，但是西方国家的企业投资仍然是萎靡不振，似乎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这一现实是证明了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理论，但是证明还是证伪了米塞斯-哈耶克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这要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来分析问题了。 ⑥即《货币改革论》(A Tract on Money Reform，1924)、《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1930)和《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1936)。 ⑦按照斯基德尔斯基的研究，希克斯的论文是于1936年10月送给凯恩斯的，而凯恩斯到1937年3月31日才回信。凯恩斯这里回信的原话是：“I found it very interesting and really have next to nothing to say by way of criticism”。斯基德尔斯基(Skidelsky，1983，p.54)还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约翰·希克斯虽然从来没有参与《通论》形成工作，但他却给这本书的传播制订了一个模型。他的IS-LM曲线图出现于1937年4月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那篇著名文章《凯恩斯先生与古典经济学：一种建议的解释》中。但是正如沃伦·扬(Warren Young)在他那本《解释凯恩斯先生》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希克斯所构建的《通论》的数量(但都是非线性的)模型，最早是哈罗德和米德于1936年9月在牛津的计量经济学会议上提出来的(其他的一些年轻经济学家也很快把凯恩斯的模型转化为方程式的形式)。希克斯所完成的工作是将凯恩斯的理论转化为一般性就业理论的一个特例，并可以用一套联系方程式来表述，而不必注重因果关系，这些方程式的解可以包括任何数量均衡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则根据所采用的那些行为假设的前提而定。”斯基德尔斯基还接着指出，在牛津会议之后，在凯恩斯的《通论》形成过程中起作用最大的卡恩(Richard Kahn)以及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就对希克斯等经济学家把凯恩斯的思想用IS-LM模型程式化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认为把《通论》的思想简化为“曲线图和代数碎片”是一大悲剧。他们认为，凯恩斯“一直强调预期的绝对重要性，其受风险和不确定的影响巨大，这是他的最大贡献。这就彻底颠覆了把凯恩斯理论(schedules)当作是上天赐下的种种稳定性关系的流行观点，——当然，凯恩斯也要为试图简化他的理论负责。”(转引自同上，p.548) ⑧很显然，凯恩斯在这里提出了现代经济运行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中央银行是通过影响投资率来控制物价的。这应该是凯恩斯的一个伟大理论的发现。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一点并没有被多少当今的经济学家注意到。现在又有多少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真正认识到这一点? ⑨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流派的经济学家都对希克斯-汉森模型进行了诸多批评。譬如，一些后凯恩斯主义者，如罗宾逊夫人(Robinson，1964，1975)和沙克尔(Shackle，1967)将不确定性视为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真正本质，而认为希克斯和汉森等用IS-LM模型来解释程式化凯恩斯的理论是不适当的。沙克尔批评IS-LM模型分析的均衡框架道：“凯恩斯关于经济活动的最核心观念就是不确定性预期，而不确定性预期和均衡概念是不相容的。乃至是完全矛盾的。”(Shackle，1982，p.438)莱昂霍夫德(Leijonhufvud，1968)则认为，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是用静态(完全信息)的同步均衡框架来研究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动态调整。在《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与凯恩斯的经济学》这部当代经济学名著中，莱昂霍夫德还指出，虽然标准的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一直作为凯恩斯在《通论》中的经济学理论的简单化表述向大学生们讲授。但是它不论在字面上或实质上都不符合凯恩斯的原意。另一位后凯恩斯主义者温特劳勃(Weintraub，1982)则认为，缺乏微观基础导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本人经济理论总体的整体理解错误，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为凯恩斯理论提供非新古典的供给方的微观基础。面对IS-LM模型的诸多批评，甚至希克斯本人晚年也对他和汉森提出的这一IS-LM分析模型有些反思。在1980年发表在《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希克斯自己首先在文章一开始就承认自己对IS-LM分析模型负责任，但在结论中他则说这个模型只是一个方便在经济学课堂教学的一个“小玩意(a gadget)”，它之所以一直被沿存下来，只是用均衡方法来进行一种特定的因果分析。他还警告说，对于应用经济学家来说，直接应用这种分析方法将是荒谬的，因为“现实世界与理论模型有诸多差异”。(见Hicks，1980，pp.152-153)在1988年的那篇《Towards a More General Theory》文章中，希克斯则进一步解释道，IS曲线代表“产业部门”的均衡，而LM曲线代表“金融部门”的均衡，但他后来发现IS模型所表达的“产业部门”的运作由“流量关系”(flow relations)决定，而LM所代表的“金融部门”的运作则只是反映了“存量关系”(stock relations)(Hicks，1988，pp.6-7)。他又承认，凯恩斯的《通论》整本书所假定的是一个“封闭经济”，而在封闭经济中，IS-LM模型则不能解释金融部门的流量关系，因而只是说明产业部门的流量关系，整个模型仅仅是一个简单化的静态分析，仅仅是说明了一个简单的“存量均衡”。希克斯最后认为，只有在开放经济中，才能考虑金融部门的流量关系，因而只有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他们的这个希克斯-汉森模型才会变成为更一般的理论(Hicks，1988，p.14)。 ⑩据克鲁格曼讲，芝加哥大学教授、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2003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所做的主题发言中，先是指出宏观经济学是“大萧条”催生出来的一门学科，然后他宣布，这门学科已经走到了告别过去、另辟天地的时刻：“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克鲁格曼还进一步解释道：“卢卡斯并没有说商业周期——即至少已经伴随了我们150年的衰退与扩张的不规则的交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他确实声言，到了这个时代，商业周期已被驯服，针对商业周期的任何举措所带来的益处都会微不足道。”(引自Krugman，2009，p.9)克鲁格曼还注意到，连刚刚卸任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甚至到2004年还声称，现代宏观经济学已经解决了商业周期问题(同上，pp.9-10)。在卢卡斯、伯南克和其他主流宏观经济家自信已经认识和掌握了人类经济体系的运行法则的时候，显然当时他们并没有预想到在三四年后就发生了现在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这难道不是对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一个莫大的讽刺? (11)在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讲演中，当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 E.Lucas Jr.)曾把哈耶克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视作为自己研究的先驱。但是，他把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中缺乏现代数量工具视作为时代的不足。他说：“在第一节中我所引用的休谟的那段关于动态过程的话使我落入了凯恩斯的《货币论》(1930)和哈耶克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1933)之中，这不会引起任何时代错置的感觉。……而且所有这些理论家都希望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思考问题，认为人们在做着长期最大化和跨期替代的事情。他们诉诸非均衡的动态理论只是因为他们所能利用的分析手段使他们别无选择。”卢卡斯还进一步解释道：“对当代读者来说，这些对货币变化真实作用进行理论研究的智慧思想，仍会给当代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但也清楚地表明，缺少现代数量经济学的手段，试图讨论艰深的动态问题是徒劳的。哈耶克、凯恩斯及其同时代的人很想做出种种假设，提出某种像是模型的东西，可是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用自己的理论做出预期。”但在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风暴后的世界经济从萧条艰难复苏中的今天，难道我们认为像卢卡斯这样具有极高深数学分析工具(现在连一些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都为经济学家的数学高深水平赞叹不已!)的当代经济学家们就能为现实经济的运作做出正确的预测了?标签：哈耶克论文; 凯恩斯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凯恩斯经济学论文; 凯恩斯模型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货币论论文; 考德威尔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