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空想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想论文,实质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论文,建设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51(2002)03-0059-(05)
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深刻地指出，我们对未来共产主义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大家都应该深刻认识这个道理。”在学习“七一”讲话的过程中，有人对这段话产生疑义：这是否是在宣扬共产主义渺茫论?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既涉及到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也涉及到人们头脑中固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状况之间关系的理解。江泽民的这段话，高屋建瓴，真正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在长期束缚人们头脑的僵化社会主义观念之后，重新恢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权威，针对我党历史上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左”倾空想论错误，是实事求是阐述社会主义原理的科学论断。
一
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而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主要不在于对未来社会理想状态的描绘上有什么根本差别，相反，在对未来社会许多问题的设想上，马克思、恩格斯吸取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许多合理因素，如消灭私有制，消除三大差别，打破分工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限制，使人的能力和天赋得到全面发展，等等；而是在研究问题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上，二者有质的区别。空想社会主义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把资本主义看作是违背人的理性的表现，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人的理性的千年王国的实现；在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上，认为就是从人们头脑中重新发明一套原则，取代资本主义现实中的原则，也就是说，空想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批判，对共产主义的形而上学理想。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是从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从分析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运动过程的内在矛盾出发，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趋势，根据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现实力量的对比和当时国内外的复杂形势，制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斗争的路线、方针和策略，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科学批判的结果，是建立在客观事实之上的科学结论。
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自己以前所坚持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清算，揭示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的同时，在共产主义的问题上，一反过去、尤其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抽象人道主义出发设想共产主义的立场，洗刷了共产主义的伦理色彩，明确地声明：“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P40)科学共产主义不再是从寻找人的“本质”开始，也不再企图从一般“人”的概念去获得启示，它“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也“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因此，所谓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和社会天才的发明才干所创造的那些社会机构”相适应，而是和生产力相适应的。正如恩格斯后来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回忆的那样：从这以后，“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2](P193)除此以外，都是毫无根据的空想。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完全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准备起来的，共产主义是一种从现实前提出发的现实的运动，丝毫不具有空想的性质。
《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纲领。它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消除了以往一切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中所具有的唯心主义的虚构和空想的成分。《共产党宣言》的这个特点，最突出地体现在它的第一部分，即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新世界观理论基础的阐明上。这个阐明是以历史的形式叙述的，而不是以某种现成的共产主义原理为出发点的。马克思恩格斯叙述了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内部代表着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封建贵族斗争以及最终取代封建贵族统治的历史，叙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同产生和发展起来以及同资产阶级斗争的过程和形式，指出，由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历史发展的进程必然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P263)马克思、恩格斯选择这样一种历史的叙述方式，决不是随意为之，而是直接关系到内容和实质。因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它由以出发的唯一前提就是历史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唯一真正的科学是历史科学。[1](P21)一切社会科学的结论都只能从历史本身的合乎规律的运动中引导出来，而不能从其他任何非历史的前提(如抽象的理性和人的本质等)中引导出来。因此，《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作的结论，是历史的结论，而不是单纯逻辑的推论。资产阶级从产生、发展到衰亡的整个过程，都遵循着整个历史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规律。这是历史本身的逻辑，它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这种逻辑是从历史本身的运动中抽象出来的，因而是在概念的辩证运动中再现出来的历史。因此，它才又成为指导我们认识历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说：“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做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3](P311-312)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理论概括。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之上的，这种社会主义也带有价值批判的性质，充满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无产阶级的人道关怀，贯穿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但是这种价值批判是以对历史事实的科学分析为基础的。科学的批判不是说不应该得出价值结论，不是不应该从“是”推导出“应该”，从现实中得出未来理想，而是说它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和评价尺度，必须是历史的事实和客观的逻辑，而不是抽象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说教。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价值批判作为一种高尚理想和良好愿望，带着对现实的否定性，可以起导向作用，表现人们的道德意向，指引人们的奋斗方向，但这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以后，他们总是从历史事实、从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去引申出价值目标的。所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共产主义价值目标的提出和实现是建立在现实发展的客观情况的基础上，如果不从现实出发，不研究和发现现实运动的规律，不根据这些规律并改变它们起作用的条件，价值目标或者就提不出来，或者提出了也不能实现。
二
江泽民的讲话不仅真正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且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党历史上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左”倾空想错误的深刻的理论批判，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确定了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如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和国家，消灭社会分工和三大差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等。这些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一切社会主义实践都要遵循这些原则。但是也要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并不是来源于实践经验，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的实践，他们主要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规律逻辑地推导出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包括列宁，他们并未看到资本主义后期发展过程，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主要是依据20世纪以前的材料作出的，他们没有看到20世纪以后近一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因此，这种基于对资本主义的不完全观察所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结论本身，并不具有终极性质，它的权威性质和有效性本来就需要实践来证实和确认，因此不排除某些个别结论带有或多或少的空想性。这就是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所说的“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结论。”
比如，马克思鉴于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曾经造成了竞争和经济危机等重大的社会灾难而断言：“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4](P10)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就意味着消灭商品生产。那么怎样分配社会产品呢?马克思设想：“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中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4](P11)这就是说，马克思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要消灭货币，直接进行产品分配。恩格斯也有过类似的设想，鉴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竞争和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社会弊病，他曾断言：“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4](P323)大概这就是社会主义要消除竞争和市场调节机制，实行计划经济的重大根据之一。
显然，上述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设想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作出来的。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生命历程还很长，作为资本主义存在基础的商品生产的活力和生命力远还没有充分发挥，它还有进一步展开的余地。尤其是二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经济加强了国家宏观调控，发展为现代市场经济，进一步增强了活力。历史证明，商品经济是发展生产力的优化形式，对资本主义社会如此，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在它达到产品极大丰富之前也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同样需要用商品经济形式来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弊病，对它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是正确的，但是商品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形式之一，并非为资本主义所专有，不能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存在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发展生产力的有力杠杆之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可以消灭商品和货币，不能不说是低估了商品经济的意义，是一种带有空想因素的论断。
中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时期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可是，我们过早过快地变革了所有制关系，又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打击商品生产，取消市场调节机制，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来安排几乎所有经济部门的生产和流通，结果形成了一整套僵化的经济体制，越管越死，缺乏活力和生机。这就是不顾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具体国情，固守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抽象原则和带有空想论因素的个别论断造成的恶果。究其原因，就是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这种传统观念就是拘于抽象原则而形成的教条主义空想之一。
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之所以陷入想在极其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产品经济模式的空想，从实践上说，是由于忽视了中国国情造成的；究其更深层次的理论上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对实现共产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对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认识不清、混淆了社会主义的近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而引起的。因而我们看到，中国的空想论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承认生产力标准和它的决定作用，企图在中国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条件下，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下子直接过渡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去。所谓十五年内赶英超美，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急于求成的目标和理想本身就是空想的。在这种空想目标的指导下所采取的方法和措施也很不实际，同样也是空想的。如既然我们的生产力落后，我们就可以在改变生产关系上多下工夫，通过不断拔高生产关系，搞“一大二公三纯”，促进生产力发展；既然我们缺乏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科学技术手段，我们就可以大搞群众运动，甚至主张用“抓革命、促生产”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用“红”来弥补“专”。一句话，中国空想论的错误就是脱离实际，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幻想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步建成成熟的社会主义。
考察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发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 到多国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我们始终没有搞清楚，那就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应该经历哪些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以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背景的，是关于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及其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当然，它所确定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水准对一切国家都是一个适用尺度，具有普遍的参考作用。然而，最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两点被后来的实践证实是需要进一步校正和补充的：一是它对社会主义前景的规范中包含着一些空想的因素。比如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就可以立刻消灭商品和货币，每个人凭劳动券所记载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到社会总储存中领取相应的消费品。我们可以从我国1982年以前的人民公社的工分制中看到这种设想的影子。二是最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没有把广大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纳入自己的视野，只是认为他们都是前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步是走向世界历史发展道路，这只能是步资本主义后尘，然后按照资本主义模式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世纪70年代以后，鉴于俄国即将爆发的革命形势，马克思重新审视了自己过去的结论，认为在革命爆发和土地公有制现成存在的情况下，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5](P431)“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5](P435-436)建立起公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结合链，直接去建立社会主义。这就是马克思晚年设想的著名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方案，也是马克思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最新思路和最新答案。这个方案被我国当代的许多学者津津乐道，认为是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解答。应该说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这个设想是很有魅力的，它表现了马克思巨大的理论创造力和对自己理论的毫不留情的批判精神，也是一切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深刻理解和挖掘的理论财富，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理论创造空间。但是，毕竟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马克思的晚年设想，不应该将它理想化，更不应该认为它是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总解决。马克思的这个设想的价值在于它校正了自己从前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必定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里发生的结论，纠正了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必须跟随资本主义历史轨迹的陈旧结论，提出了非资本主义化的新思路和构想，至于操作上的价值显然是不应过分重视的。这个思路距离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总体解决还差得很远，它只是回答了一个前提，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革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马克思并没有回答。何况，马克思的这个设想在马克思去世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恩格斯并没有将其发表和继续深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长期不为人所知，只是近年才为人所重视和研究。所以对后人来说从理论上回答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设想和俄国、中国等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始终面临着一个不可回避的理论矛盾和混乱，就是到底社会发展阶段究竟可以逾越还是不能逾越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思想，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遵循自己固有的规律，按照内在的必然性，依次从低向高地向前发展，“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6](P11)但是事实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不是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的，中国实际上跳过了资本主义阶段而一跃进入了社会主义。这样，事实就和马克思的论断发生了冲突：坚持社会发展阶段不可逾越，与事实相悖；坚持可以逾越，又违背马克思的论断，不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这个矛盾面前，人们无法抉择。但在实践中，当然要强调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可以逾越，应该逾越，否则就无法应付要求“补资本主义课”的右倾自由化思潮。可是这样做又将马克思关于自然历史过程不可逾越的思想置于何地呢?我们在这个理论问题上的观点混乱也造成了我们在实践中的摇摆不定，时“左”时右。理论和实践都迫切需要一个符合实际同时又在逻辑上具有统一性的理论见解。
其实，所谓社会发展阶段确切地讲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概念，也称为“社会形态”。所谓社会形态是指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上，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和由其决定的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它既包括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又包括与此相适应的不同的政治法律设施、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在阐明社会形态概念时，往往只强调它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即只强调社会形态是一个划分不同社会制度的范畴，而忽视了决定这种社会制度的生产力形态。马克思最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使用了这两个概念，他在考察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后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7](P83)可是随后在讲到资本主义社会时，马克思又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7](P83)这时又使用了“社会形态”概念。可见，在马克思那里，“社会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是同一含义的等同概念。综合马克思的其他有关论述，社会形态应该包括生产力形态和社会制度形态。所谓生产力形态是指不同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以不同的生产工具作为划分标准，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6](P204)根据这个标准，马克思还曾把手推磨作为封建社会的标志，把蒸汽磨作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标志。他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P108)因此，社会形态概念包含生产力标准是符合马克思原意的。把社会形态区分为生产力形态和社会制度形态以后，我们就可以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具有不可逾越性，是指生产力形态不可逾越。就是说，任何社会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它的产生和建立都要经过生产力的充分准备，或者在它建立后需要经过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补上生产力的课。而社会制度形态则是可以逾越的，各国人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内部矛盾和当时所处的外部环境，根据民族的利益，可以作出自觉的选择，实现跨越式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正确地分析国情，在纠正“左”倾空想论的过程中，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一方面，它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这种社会主义又处于初级阶段，也就是生产力不发达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完善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的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它实际上解决了马克思晚年试图解决而又没有解决的问题，即社会形态可以逾越和不能逾越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在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来说，一方面，为了反对忽视生产力标准的“左”倾空想论，指出社会发展的生产力形态不可逾越，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又反对右倾机械论，坚持社会制度可以逾越，中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说：“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过去的做法是在空喊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在离开社会主义；目前的做法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笔者认为以上就是江泽民“七一”讲话中那段话的深刻道路所在。
收稿日期：200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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