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11）05-0088-04
“新批评”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批评流派之一，也是与中国文学批评接触频繁的理论之一，从上世纪20年代起，“新批评”理论及译作传入中国，因而，“新批评”译介是中国20至4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本文以“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为研究对象，追索“新批评”在中国早期译介的契机，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并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希望能为未来的中西文化批评交流提供借鉴。
一、“新批评”早期译介的契机
“五四”之后，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性、包容性特点，使得知识分子文学的普遍倾向表现为兼容并包地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西方几个世纪的文学创作及理论成果一股脑地被翻译过来，涌进中国视野，到后来“新批评”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几乎无需过渡，顺理成章。这是因为，一方面，从上世纪20年代起，中国已向欧美派出大量的留学生，如胡适、徐志摩、闻一多、叶公超等，部分欧美的学者也陆续到中国执教、交流，如瑞恰慈、翟孟生、燕卜荪等；另一方面，国内的外国文学译介渐趋成熟，有影响较大的文学媒介翻译了大量英美文学的文章与书籍。这说明，中国文坛已极关注西方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新批评”是英美在二三十年代兴起的文学理论。从中国译介“新批评”的整个历史来看，“新批评”在英美的发展与“新批评”在中国的译介基本是同步的。早期的译介发生在20世纪20至40年代，是瑞恰慈和艾略特的文论翻译和介绍较为集中地进入中国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译作多是节选地发表在文学刊物上，使中国学者在观念上接触到“新批评”的基本理论，掀起了翻译研究“新批评”的第一次高潮。
在20年代末，就已出现了对“新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中国的学人们并未意识到这是“新批评”，却已经有意识地建构一种科学的批评理论。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的“新批评”译介，主要集中在艾略特和瑞恰慈的作品上，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从传播途径来看，“新批评”这一时期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学者们的课堂讲授。集中在大学学院里的中国知识分子、留学归来的学者和来华执教的外籍教师，把瑞恰慈、艾略特的作品列入课堂教学。如前文所述，瑞恰慈本人和他的学生燕卜荪在清华、北大执教多年，这对其作品引入、翻译与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除此之外，课堂讲授的学者还包括翟孟生、叶公超、吴宓、卞之琳等。第二种方式是中国学者对瑞恰慈、艾略特作品的译介。这些学者是长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叶公超、赵罗蕤、曹葆华、卞之琳、袁可嘉等。这两种方式共同促进了“新批评”在这一时期的传播。
二、艾略特作品的译介
关于艾略特作品的介绍，早在1927年，朱自清在《小说月报》第18卷第20号上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翟孟生写的《纯粹的诗》的译文，提到了艾略特：提到的“纯粹的诗”这个名词引起了文学批评界的注意。[1]
学界普遍认为第一次出现艾略特的译作，是在1934年，应老师叶公超之约，卞之琳为《学文》杂志月刊创刊号译出“新批评”的“宣言”之作——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这个译作被认为是最早在中国译介的艾略特诗学论文。实际上，在1933年，曹葆华在《北平晨报·学园》上译载了一系列欧美现代文论，其中就有他翻译的艾略特的《传统形态与个人才能》[2]。时间上比卞之琳的版本早一年。但是后来广为流传和采用的是卞之琳的版本。这个版本精妙恰当，被引述最多，影响较大。1937年，曹葆华在前一次翻译的基础上，再译《传统与个人才能》，后收到他的译文集《现代诗论》中。
1935年10月，戴望舒主编的《现代诗风》第1期刊出了艾略特的另一篇论文《诗的用处与批评的用处》，译者是周煦良。第二年10月，同一篇论文被赵增厚译出，译名变为《诗的功用与批评的功用》，发表于《师大月刊》第30卷第78期。1936年10月，周煦良翻译了艾略特的论文《诗与宣传》，刊载在《新诗》第1卷第1期上；同年12月，他在《新诗》第1卷第3期上又译出了艾略特的《勃莱克论》。1937年8月，朱文振翻译了艾略特的诗歌《某女士小像》，译载在《文艺月刊》第11卷第2期上。
与《传统与个人才能》译介的重要性相应，“新批评”早期译介中最重要的译文集当属1937年曹葆华编译的《现代诗论》，曹译的艾略特的《批评底功能》、《批评底实验》、《传统与个人才能》等都收入其中。这本书的出版，在中国理论界造成冲击。30年代末乃至40年代的普遍的民族革命形势，使政治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得到强化。在这种抵御外侮为要的时代背景中，作为舶来品的英美现代诗学在中国文学内部遭到了质疑和清算，这就是“新批评”被否定和认同的“隐性过程”。在这个时期，曹葆华翻译了《现代诗论》，是因为他相信一个自觉的诗歌时代即将来临，他相信国人将会接受一种新的诗歌观念。他的翻译证明了诗论的重要性，和诗不可分开。他想有意识地通过“文学的理论”的译介推动“学术的进化”，有意识地弥补国内诗坛上的匮乏与不足。曹葆华在《现代诗论》序中说：“近十余年，西洋诗虽然没有特殊进展，在诗的理论方面，却可以说有了不少为前人所不及的成就。在这本书中，译者想把足以代表这种最高成就的作品选译几篇，使国内的读者能够因此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观念。”[3](P3)在此，曹葆华自己道出了他译介西方理论的目的和自觉性，他认为自己的理论观点就隐藏在他对翻译对象的选择中，收入《现代诗论》的艾略特的文章，其实也就是曹葆华诗歌理论主张的体现。
如果说，《现代诗论》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诗论译作，1937年赵萝蕤先生翻译的《荒原》则是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在《荒原》译本出来之前，中国学者就已经意识到《荒原》这部作品的重要性。在《新诗》第1卷第4期为《荒原》的翻译做了广告：“在下一期我们还要发表英国大诗人艾略特的著名的长诗《荒原》（The Waste Land），这首诗是有名的难译难解，可是经过译者赵萝蕤女士的努力，并附以极详尽的注释，这两个问题便大部分可以解决了。”[4]《荒原》的翻译，对艾略特在中国产生深远影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40年代，多是些艾略特作品的零星的翻译。1942年11月，在广西桂林的《诗创造》第16期上，黎子敏翻译了艾略特的《杰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取名《普鲁弗洛克的恋歌》。1948年4月，《诗创造》第10辑隆重推出了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唐湜翻译的《燃烧了的诺顿》是“四个四重奏”中的第一个“四重奏”。
三、瑞恰慈作品的译介
在中国出现的第一本也是最重要的瑞恰慈的译作是1929年伊人翻译的《科学与诗》。“伊人”无疑是个笔名，关于“伊人”究竟是谁，产生过几种猜测：一种观点认为“伊人”指的是郭沫若。因为有一部《沫若文选》曾经收入了伊人翻译的《科学与诗》。因此，有学者认为，“伊人”就是郭沫若。后来在《沫若自选集》中，列出了郭沫若的生活和创作年表。在创作年表中显示，郭沫若在1929年翻译的作品有《石炭王》、《屠场》、《美术考古学上的发现之一个世纪》等，没有列出《科学与诗》这部作品。[5]从这里可以推断，“伊人”不可能是郭沫若。第二种观点认为，“伊人”是于赓虞。原因有三：首先是伊人的《科学与诗》的中译本是华严书店出版的，而华严书店是由于赓虞主持的；其次，伊人版的《科学与诗》在于赓虞主编的《华严》杂志上进行过广告宣传；再者，有署名“伊人”的文章在于赓虞主编的另一个期刊——《鸮》上刊载过。综上所述，“伊人”和于赓虞应该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所以，有学者认为“伊人”就是于赓虞。第三种观点认为“伊人”是曹葆华，原因是曹葆华后来又翻译了《科学与诗》。至今，“伊人”究竟是谁，因为文献资料不足，目前学术界仍难以定论。
除了伊人的译本外，据相关资料显示，《科学与诗》还有另外四个版本。一是傅东华译本。1930年3月10日，据《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13期载《评伊人译〈科学与诗〉》，其中提及傅东华译本。二是董秋芳译本。1934年10月，《文学评论》第1卷第2期所刊“文学评论社”广告中，有董秋芳译《科学与诗》的预告，不知其最后是否出版。三是曹葆华译本。1937年，曹葆华翻译的《科学与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标明“瑞恰慈著曹葆华译”，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曹葆华译本流传最广，对后世影响最大，这个译本由叶公超作序，叶公超认为曹葆华的翻译很值得肯定，还希望他“能继续翻译瑞恰慈的著作”[6](P7)。四是缪灵珠译本，收入《缪灵珠美学译文集》。
除此之外，还有些对《科学与诗》的章节的翻译。1936年2月号的《文艺月刊》刊载了四川大学涂序瑄教授翻译的《论诗的经验》，这是《科学与诗》第二章的译本。涂序瑄曾于30年代在北京大学外语系教授“勃朗宁（研究）”、“罗瑟谛（研究）”等，那时，瑞恰慈任北京大学外语系教授，涂序瑄有可能和瑞恰慈认识。由《科学与诗》的众多译本来看，此书当时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三四十年代，瑞恰慈的其他作品也陆续在中国译出。施宏告翻译了瑞恰慈的《哀略特底诗》和《批评理论的分歧》，后者是《文学批评原理》第一章的译文。施宏告是清华大学1934级毕业生，在读书期间听过瑞恰慈的课，深受瑞恰慈文艺思想的影响，与瑞恰慈私交不错，后留学英国得到了瑞恰慈的推荐与帮助。
曹葆华可以说是三四十年代翻译瑞恰慈作品最多的学者。曹葆华从1927年至1935年一直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攻读学士、硕士学位。瑞恰慈于1929－1931年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执教，曹葆华应该是听过瑞恰慈在清华大学的讲座的。除了《科学与诗》外，曹葆华还翻译了瑞恰慈的《实用批评》的序言和《诗中的四种意义》一章，这些译文后来收入他的《现代诗论》中。曹葆华认为，当代诗论的最高成就当属瑞恰慈，“现在一般都承认他是一个能影响将来或者说，最近的将来的批评家。因为他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趋附时尚的作家，实际上他的企图是在批评史上划一个时代——在他以前的批评恐怕只能算一个时期”。[3](P3)
四、对“新批评”早期译介的反思
通过以上的梳理和分析，基本上可见“新批评”在中国早期译介的基本脉络。其发展历程可视为几经曲折。究其原因，是现实的文化语境对外国文学译介的影响与制约。文化语境包括社会状态、政治情势、意识形态、审美趣味、文化传统等，构成整个文化结构系统。当代翻译理论家佐哈认为当代文学翻译对于作品的选择，是因为这部作品能为某一种多元系统提供新的形式，从而使文化结构系统具有动态性。也就是指作品的翻译是由接受文化的社会文化条件所选择和决定的。[3](P64-68)从“新批评”在中国译介的历史情况看，文化语境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文学理论内部发展的需要；二是国家政治时局的影响与制约。
在上个世纪20至40年代，刚刚经历了“五四”的中国，对西方文化抱有一种无条件的拥抱的姿态，西方文化是“新”与“先进”的表征，“新批评”便在这种对新文化与先进文化极度渴求的背景下顺势而入，满足了中国学者追逐时代新潮、赶上世界文学的心理需求。这个时期的“新批评”译介没有鲜明的流派特征，主要集中在对艾略特和瑞恰慈两位先驱人物的翻译与介绍上。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机构、刊物等媒介与个人在“新批评”的译介过程中发挥了各自的独特作用。首先表现在把持中国重要学术话语权威的高等学府起了重要的媒介职能。瑞恰慈曾在清华大学任教，燕卜荪、翟孟生等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从而为艾略特、瑞恰慈文论的推介，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平台和良好的学术契机。其次是早期的期刊报纸对艾略特与瑞恰慈作品的推介。当时的《现代》、《北平晨报》、《中国新诗》与《诗创造》等刊物曾对“新批评”的著述与论文进行了翻译、介绍与评价，成为译介与传播“新批评”文化思想的重要阵地。再次，朱自清、叶公超、赵萝蕤、曹葆华、李安宅、钱锺书等一批中国学者，或师承于瑞恰慈与燕卜荪，或是他们的同事、朋友，直接接触了“新批评”的文化思想，既是接受者，又是传播者，对这个时期的译介及其推广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除此之外，20至40年代的译介也受到了当时整个翻译环境的影响。王建开曾做过一个数据统计：“在‘翻译年’（1935）前后，英美文学作品译介量迅速飙升，1933－1937年五年间，英美文学作品翻译多达307件，而1938－1942年则才150余件，1946－1948年每年都近百件。”[7](P64-65)翻译环境的状况引致“新批评”译介在30年代达到了高峰期，但是由于“新批评”本身还处于不断嬗变的历史阶段，中国正处于战乱之中，这个时期的“新批评”译介未成体系。
收稿日期：201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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