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的原生态生长情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生态论文,生长论文,情状论文,中国文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在拙著《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第四编第五章中曾说，中国上古国家“是在父系家族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于是其内外关系便沿着父系家长制本身所固有的四种关系而展开。从血缘关系出发，便衍生出宗法制；从婚姻关系出发，便扩展出宗盟关系；从对非自由人的奴役出发，便矗立出庞大的奴隶制；从权力与血缘的关系出发，便展开为地缘对血缘、政权对族权的整合。”由这样四种矛盾所构成的东方国家形态，便是中国文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文学史的原生情状，必然与东方国家形态相契合，后者是前者的基础。
东方国家形态有四个层次：一是国家，二是乡邦，三是宗族，四是个人。个人依血缘所决定的身份生活在宗族里，而宗族存在于乡邦中。乡邦是一种地域概念，虽然地方政权的支柱仍然是宗族。各地方政权之上，是王权，亦即国家。由东方国家形态所产生的中国文人的生活环境，决定了文学史的原生态生长情状中必然有着以下三个因素。
一、家族色调是中国文学史原生态情状的底色
在家族势力根深柢固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文名与家声紧紧地结合着，文名广延则易于得仕，得宦则家势壮。在中国文学史的运动中，家族的势力争斗于笔场之中，这是中国文学史原生态情状的一个基本的方面。五四以后，家族本位瓦解，于是文学史家的眼中，即仅见个体、流派之类，而不见家族了。其实，中国文人，尤其是世家大族文人，因其历世多有文华，又复相互扶掖，往往以家族块团的形式浮沉于文苑之中。唐宋八大家中，苏氏三人是家族势力浮现到文学大家行列中的一个显例；三袁兄弟形成公安派亦是家族势力蔚成文学流派之景观。兄弟联手结藻浮沉于文苑而其文收为一辑者，唐有《二皇甫集》（皇甫冉、皇甫曾），宋有《清江三孔集》（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金有《二妙集》（段克己、段成己），明有《二温诗集》（温新、温秀），清有《瑞竹亭合稿》（王愈扩、王愈融），《棣华书屋近刻》（朱缃、朱绛、朱纲），而元之《圭塘欸乃集》则弟兄之外又益以父子门客也。
文才相继，是中国封建社会家族势力笼罩下的必然现象，于是乃有裒辑先世之文为一书者，这既是为了存先人之手泽，也是为了颂世德以褒家声。明代，周泰编《存存稿》十卷，其裔孙又编《续集》三卷，吴宗周编有《来苏吴氏原泉诗集》八卷，始于宋而迄于明。内乡李氏辑二世六人之诗为《六李集》三十四卷，丰城孙氏为望族，世有闻人自亦不甘寂寞，孙楩乃编次先世诗文自明初讫嘉靖中凡廿四人，号曰《世玉集选》。凤山郑孔道、郑大享叔侄诗本已为曹学佺《八代诗选》所采录，其后人又别刊一本《凤山郑氏诗选》，其光扬门楣的用心亦可谓良苦矣！萧自开以《奕世文集》名其所辑先世文集五种，此自矜文雅世家之意亦甚显。
清代，作为家世观念的一种衍射，康熙间刘云份辑《全唐诗》所载八个刘姓诗人：刘又、刘商、刘言史、刘得仁、刘驾、刘沧、刘兼、刘威之诗，为《八刘唐人诗》。又辑《全唐刘氏诗》，自序云：“四唐诗惟李氏为盛，约一百六十余家，诸王孙居其半；次王氏，约一百三十余家；次张氏，约八十余家；次刘氏，约六十余家。余刘姓也，闲中辑刘氏唐诗成帙矣。”此序以姓氏亦即放大了的宗族眼光看唐诗，对李、王、张、刘四姓统计了诗人数目，且明言因自己姓刘而辑之。
明白了家族势力在文学史原生态生长中的地位，我们对文学史的认识便可以深入一层。从作家本人风格的形成上说，如黄庭坚之学韩愈即是受其父黄庶的影响，并且其生新矫拔的路径也是子承于父的。不过，黄庭坚魄力更为雄阔，运用古事、熔铸剪裁亦比其父工巧耳。
从文学流派的发展上说，南朝山水诗派中即多有谢氏诗人。谢混的《游西池诗》揭开了山水诗兴起的序幕，谢灵运继起而名动京师。谢混为康乐从叔，混作乌衣之游以文义赏会，灵运亦预焉。谢惠连为康乐从弟，且辅翼之。永明中，小谢又崛起。后代有些诗话家往往将大小谢及惠连统称为“三谢”，这是一个有关山水诗史结群的概念。又如公安派之兴起、显扬、纠偏的过程，正是由袁氏三兄弟相续而完成的。“先是，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于唐好白乐天，于宋好苏轼，名其斋曰白苏。至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目为公安体。然戏谑嘲笑，间杂俚语，空疏者便之”。①宏道晚年颇悔少作，其弟中道更明确地由宏道之主趣、讲发抒性灵转而提倡情、法交融。在《花云赋引》中他兼顾两面地说：“性情之发，无所不吐”，“法律之持，无所不束”。②袁氏兄弟三人的承接，正好展示了一个文学流派发展的全貌。
从一个时代文学的把握来看，象太康时代有三张二陆两潘的名目，《晋书.张载传论》且云：“二陆入洛，三张减价。”由此家族文学势之消长中又可以觇见其时文学风貌之变迁及时人好尚之所在。
从一段较长历史时期的文学史来看，更有家族和宗族力量的整块浮现。如三曹为志深笔长的建安文人集团的首领，赵翼称其旷绝百代。萧梁父子四人领袖梁代文坛。梁武之爱好西曲、吴歌，仿民歌作艳词，当为宫体诗风直接的先源。萧统之编《文选》，《选》学笼罩唐代文学的发展实至深远，清中叶骈文兴起，《文选》又受推崇。简文序其诗称七岁有诗癖，长弗倦也。梁元才辨敏速，与其兄简文同为梁代宫廷文人集团之风流称首。简文子大心、大连善属文，而大钧学诗。梁元诸子中亦多有好文史者。廋肩吾父子、徐摛父子均为宫体诗人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庾信入北和王褒一起发生了牢笼一代的影响，徐陵于陈则成为一代文宗。
要之，家族和宗族是中国文学史原生态情状的一层底色，这是宗法制社会中文学产生所必然带上的胎记，因而也最为触目。
二、乡邦文化与地域文学集群
家族本位观念的衍射，形成乡邦观念。在封建社会中，文人姓名之前冠以籍贯邑里乃是通例。魏晋南北朝士族社会讲究地望，王家虽为大族第一，然琅琊王氏、太原王氏乃为盛贵。高门世家与地望的联系，成为乡邦文化的支柱。正是这种家族关系与地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迭合，提供了地域文化形成的基础。就宋代学术而言，关、蜀、洛、闽学派的区划就是以地域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文学中的流派也往往从一定的地区发端。由此，文人们还形成了爱用地望指称或代称流派的习惯，江西派、公安派、竟陵派皆直以地称也。唐、宋古文派王慎中、唐顺之“天下称之曰王、唐，曰晋江、昆陵”，③此则以地名代称流派也。
在这种观念和风气之下，包括文学总集在内的乡邦文献的搜集便为世所重了。乡邦文献的汇辑可以由居住或出生于其地的文人乡绅进行，也可以由地方官着手。如元代被誉为以武人司选政而其书不愧善书者惟此一集的《沧海遗珠》四卷，辑明初流寓迁谪于云南者二十人之作计三百余首，这就带有了客籍乡邦文学的色彩。而明人程敏政的《新安文献志》一百卷，南北朝以后文章事迹之有关于新安者悉采录之，繁博淹贯，徽州一郡之典故汇萃极为赅博，因而被推为钜制。同样，明周复俊所编《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博采汉魏以降诗文之有关于蜀者，汇为此书，网罗亦极为赅洽。钱谷游长洲文徵仲之门，目取插架书读之，钞异书至老不倦，辑成《吴都文粹续编》，而采辑之富以至遗碑断碣，视郑虎臣《吴都文粹》几增至十倍，吴中文献多藉以有徵。如是，则中国大地上往往地有其集。
乡邦文化的构建，除了乡邦文献的搜辑外，还有赖于山川寺观古迹题咏的兴盛。人文遗迹同山川胜地相联结，更易产生出文化衍生的现象来。如镇江焦山因汉末焦光隐于此山得名，其山西麓雷轰岩上有《瘗鹤铭》刻石，为陶弘景所撰、书，而托名仙侣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黄庭坚称之为大字之祖，此铭以其极高的书法价值产生了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化衍生现象。首先，作者的疑团即成为一个学术探讨的问题。其次，众多文人包括许多著名文人前来观看，或写作诗文，或题名刻石。以《瘗鹤铭》为中心，千余年来，在浮玉岩、观音岩、罗汉岩、雷轰岩、栈道岩等百余米长的山崖上，刻有各种题名石刻二百余块，虽代远漫漶，但清晰可考者尚有四十余块，米芾、吴琚、陆游等著名文人的题刻一直熠耀焜煌于江城之畔。再次，焦山于石刻代增外，又衍生出碑林来。这是因为山石崩裂，镌崖落在山下或江中，人们搜寻捞置之，则自需建亭、屋以贮也。焦山是一个融文学与书法于一体的十分典型的文化衍生的实例，并构成了镇江文化特色的一个侧面。由此我们可以悟到，乡邦地域文化特色之形成是在文化衍生中凝定的。至于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太白楼等，均乃光耀宇内的人文遗迹；泰山、华山、嵩山、黄山等，皆为文人爱登览的天下名山。这一类地方的文化沉积自是十分丰厚的。要之，胜迹题咏的星罗棋布，为乡邦文化的构建接纳了源源而来的活水，并有利于国内各个乡邦文化丛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题咏盛况的形成，无疑还与古代诗文的传播方式密切相关，虽然投赠和即席赋诗也是一种传播方法，但范围太小，不如题咏歌唱之可以远播。所以，愈是有古迹胜景的地方，愈是传播诗文的集散地，象苏州虎丘山，李绅、白居易、张祜、李商隐、罗隐等人都为名妓贞娘墓题过诗。寺观中亦多有题诗，刘禹锡即称碧涧寺“廊下题诗满壁尘”。④城市中的勾栏歌场、酒楼妓院是诗文的另一种转运处，香车宝马、人群流动，诗人文士之名亦随之远扬矣。如果说城市中的流通途径，便于取得一时之名；那末古迹胜景的镌刻，则易于代系间的传播。李白在《贬沔州城南郎官湖序》中曾明确地说过：“赋诗纪事，刻石湖侧，与大别山共相磨灭焉。”许多乡邦文献的编辑，往往就有赖于摩崖和碑刻的材料。
乡邦文学在胜代遗泽的风流标映下，还往往会形成一种传统，并产生出有地方特色的文学集群。这种特色不仅仅是因为自然之内化为人的情志，更是因为在一种文化承续中日趋凝定的特质有异于其它乡邦文化丛的特质。龚自珍诗云：“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⑤常州在经学上是清代今文学派的发祥地，在文学上产生了阳湖派和常州词派。龚自珍本人二十八岁曾在京从常州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因而他自然十分称赞常州的人文之盛。他这二句诗不期然地说出了人才兴起的块团形式及其与乡邦地域的关系。胡应麟亦曾曰：“国初闻人，率由越产，如宋景濂、王子充、刘伯温、方希古、苏平仲、张孟兼、唐处敬辈，诸方无抗衡者。而诗人则出吴中，高、杨、张、徐、贝琼、袁凯，亦皆雄视海内。至弘、正间，中原、关右始盛；嘉、隆后，复自北而南矣”。⑥这段话更进一步说到了地域文化优势以及这种优势在不同地域间的转移。
地域文学集群的形成及其特色的张扬，本能地趋向于突破自身的狭隘性。能否突破，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这一文学集群在文学主张、审美情趣上是否具有独特性？并且，这种独特性是否具有向全国覆盖的价值？是否适应了文学史向前发展的需要？此外，这一文学集群的创作是否有与某种社会心理、审美习尚合拍的地方？二是交友，一个文学集群要突破自身的狭隘性，则必然要扩大交际面；一种文学主张、审美情趣的影响之扩展，必然要求有桴鼓相应者。当然，关键还在于第一项条件。
三、师友唱和与文学潮流之变动
中国文人除了家族，乡邦以外，还有一个人际圈子：师生朋友。这是一个突破地域狭隘性的交际圈。赖乎此，具有孤立倾向的家族和乡邦体系得以被打破，因为朋友圈子带有不稳定性。它的边界是不断变动的——虽然朋友师生关系往往也是从家族和乡邦基础上衍展出来的，并有着某种迭合。师生朋友间的诗酒唱和，不仅是一种自我的愉悦，更是一种社会交际，由此在中国文人文化活动方式中，师友唱和占了显著的位置。
诚然，应酬之作佳者不多，更少精品。文学创作要求全心全意的感情投入，这就要求超脱浅薄的社会功利目的。然而，文学活动又不是在孤立的环境中进行的。没有一种社会性的需求，就不会有诗文写作的内驱力。这样的一种说法对于为艺术而艺术论者，自属鄙调，然而这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我之所以提出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就是要逼近那个原初状态去把握文学活动的真实展开，反对用单线的、孤立的因而必然附加了曲解的眼光去看待历史。诗酒唱和虽产生了许多庸俗之作；但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一种文化的、文学的氛围，有利于篇什的流布和文学技巧的探讨；有时还会造成一定范围内的某种热潮，以至萌发地区性的或全国性的文学潮流。师友之间的唱和，岂可小视哉！中国诗歌史在相当一些历史阶段是藉唱和而展开的，地区性的、跨地区性的文学块团之存在形式，便是唱和。
文人之间的唱和，西晋石崇有别馆在河阳之金谷，时与潘岳、刘琨等人唱和于其间，潘岳为制《金谷诗序》，金谷唱和诗在土族文人中有一定影响。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等人为修禊事而作兰亭之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与会者四十一个，有诗者二十六人，王羲之为制序。又释慧远在庐山曾率众立誓，诸人唱和辑为《念佛三昧集》，慧远为之作序。至唐，初唐的高氏三宴诗，中唐的浙东唱和与白居易等人的九老会诗，以及晚唐的皮、陆唱和，均甚著名。高正臣将自己参加的三次宴会中与宴者们所作的诗裒为一集、一会一卷，名《高氏三宴诗集》，陈子昂、周彦晖、长孙正隐各为一卷作序。郎余令、解琬、周思钧、张锡、高瑾、王茂时、高绍、高峤等，均与会者也。大历年间，渐东唱和达五十余人，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文学活动。九老会诗为会昌五年(845)事，对于宋代唱和活动有明显影响。皮陆唱和，同时颜萱、张贲等人亦相随有作，裒为《松陵集》十卷。“唐人倡和裒为集者凡三：《断金集》久佚，王士祯记湖广莫进士有《汉上题襟集》，求之不获，今亦未见传本，其有者惟此一集”，“尚可想见一时文雅之盛也”。⑦宋初唱和风亦盛。为文章慕白居易的李昉，以刘白唱和为不朽之盛事，瓣香之，乃与李至酬唱，有《二李唱和集》。王禹偁则先后与傅翱、罗处约、冯伉等唱酬，辑有《商于唱和集》。而杨亿等十七人，又有《西昆酬唱集》，一时衍为西昆体。苏轼、苏辙兄唱弟和；苏门六君子亦属和二苏之诗，宋人邵浩曾摭而录之，曰《苏门酬唱集》。道学家本轻文，而朱熹与张栻、林用中同游南岳，亦唱和也。
明代的师友唱和更有萌发出地区性以至全国性文学潮流的。如明代闽诗之追踪盛唐，以林鸿为倡首，其论诗，“大指谓汉、魏骨气虽雄，而菁华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少秋实。惟唐作者可谓大成。然贞观尚习故陋，神龙渐变常调，开元、天宝间声律大备，学者当以是为楷式。闽人言诗者率本于鸿”。⑧此后，列名闽中十才子之高棅，纂《唐诗品汇》、《唐诗正声》，“终明之世，馆阁宗之”。⑨盛唐风范之广被明代，林鸿这一文学集群与有力焉！有承于此，李梦阳又卓然以复古自命，而康海又与之相唱和。李、何、康及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王九思号十才子。十才子中李、何、边、康、王六人与王廷相又号称七才子。吴人黄省曾、越人周祚，千里致书，愿为弟子。李梦阳这一文学集群，一时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声势。迨嘉靖朝，李攀龙、王世贞出，复古的文学潮流又起洪波。后七子的复古高潮，也是藉结社唱和而发端的。而主张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以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的袁宏道，年十六为诸生，即结社而为之长。万历二十六年，袁氏三兄弟偕志同道合者于北京城西崇国寺蒲桃林结社。公安派的文学活动发生了使王、李之风渐息的重要影响。从上述诸例可以看出，师友之间的结社唱和，乃是中国古代文人从事文学活动的基本方式。这种活动方式使文人们大大突破了血缘和地域的限制—一虽然其家族和乡邦的色调仍然是浓重的，由此，可以结同道、造声势，从而使文学潮流、文学风貌发生显著的变动，这正是文学史发展的主干部分。
家族、乡邦、师友三个因素往往是交织于一个文学丛结之中的。拿明代来说，以林鸿为首的闽中十才子，王褒为其兄子婿，周玄、黄玄是学生；高棅是后辈，郑定、陈亮是同辈，这个地域性的文学丛结便有着多种关系因素。而后七子结社，既有兄弟之扶携，更多朋友之意气相投。王世懋为王世贞弟，“世贞力推引之，以为胜已，攀龙、道昆辈因称为‘少美’”。⑩李攀龙于后七子中虽名最高，独心重王世贞，此则为师友间的相契，而以地命名的诗社如宋代的豫章诗社、西湖诗社、山阴诗社等，其参加者又不一定均为本地人士。
然而，这三种基本活动方式作为三个层次的区分又是清楚的，它们一个包含于另一个之中：家族和宗族包含于乡邦地域之中，乡邦地域关系又包含于师友唱和讲学之中。就是说，在师友的唱和讲学中，可以有家族和宗族的成员，也可以有同一乡里、地区的人，自然也还有这两个圈子外的人。这三个层次的文学原生态生长情状，同东方国家的政治生活的特点也颇为相契。它也呈现为一个金字塔形。大部分互不通声气的文学丛结之散布全国，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东方国家公社与公社之间缺乏联系的社会状况在文学活动中的表现。中国古代文人要想以诗文鸣而进入到文学史中，就必须从家族和宗族这一基点出发经乡邦地域而达到全国性的层面上，许许多多家族性的、地方性的文学丛结都未能上升到全国性的层面上，他们不断地产生着，又不断地消失着。而少数浮升上来的文学丛结之间以及某一文学丛结内部则往往发生争盟文坛的斗争，这又颇类似于东方国家政治生活中多有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一样。如明后七子之中的排摈，李攀龙为胜利者，谢榛、李先芳、吴维岳为失败者。而李攀龙等人之才高气锐，视当世无人，以及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的大言欺人和“非是，则诋为宋学”(11)的专制，则又颇有文坛帝王、权相、骄将之口吻。史书所谓领袖文苑、主要乃在于擅声馆阁、杨名京城，这不正是东方国家中央集权的性质在文学领域中的反映？由下层文人组成的地方性的文化丛结向京城发展不易，而高居台阁播名天下则甚易，此亦地势使之然也。当然，文学创作同政治运营不同，庸官可以维持，但庸文则难以瞒天下人之耳目。然而，文学的多元竞争也是先天地不平等的，故刘彦和喟然长叹曰：“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12)总之，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原初的存在情状，便是因家族、乡邦、师友关系及其错综的交织而形成的多个文学群集、社团之同时存在、争相发展、冲突融汇、显扬沉沦的过程。文学史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生成的。
注释：
①③⑧⑨⑩(11)见《明史·文苑》之《袁宏道传》《王慎中传》《林鸿传》《高棅传》《王世懋传》《李攀龙传》。
②《雪斋文集》卷一。
④《碧涧寺见元九侍御和展上人诗有三生之句因以和》。
⑤《定庵文集补》下卷，《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
⑥《诗薮·续篇》卷一。
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
(12)《文心雕龙·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