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价值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话人：吴炫、丁帆、范钦林、邵建
时间：一九九五年四月一日
地点：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室
吴炫（主持人）：这几年，新国学、后现代、新民间还有去年的人文精神讨论，这几种话语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海外也有一些反映，比如赵毅衡在今年第二期《20一世纪》上发表文章，谈到这些现象中共同存在的保守主义倾向问题，他的意思还是要坚持激进主义立场，但这个话题没有怎么展开。他们都涉及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存在形态应该是什么？如果我们在原则上不赞成新国学、后现代、新民间等话语在功能上对现状的维护和保守倾向，那么我们今天理解的“知识分子”概念究竟应当是什么含义？如果我们坚持过去的激进主义立场，仍然以西方的话语批判中国文化现存的各种问题，这种批判在今天还行不行？由此追问下去，在文化转型的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可能做些什么？怎样做才能确立自己真正的位置？
丁帆：从去年人文精神的讨论，到今年各种话语的形成，乃至其他新旗号的出现，这些现象说明知识分子都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危机感。现在，知识分子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是权力话语的失落。这种权力话语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也就是士，很久以来就一直操持的。即便在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也没有失去士的地位，虽然毛泽东批判知识分子，但他们并没有离开政治话语中心；到了90年代，知识分子被抛弃在政治话语之外的失落感就越来越强了。另一方面，是来自商业文化，也就是大众文化的挤压。在这种挤压下，知识分子的心态极端异化，这种异化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所没有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的激情基本消失，从前激进的锐气也渐渐磨平，世纪末的颓废色彩十分浓厚，知识分子对现实持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于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无可选择，放弃选择。无可选择是无奈，最可怕的是放弃选择。放弃选择是本世纪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这种状况对中国的文化转型是很不利的。在这种形势下，去年人文精神的讨论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他们一方面以旧的人文精神，即所谓“士”的人文精神为参照系，这种参照系在五·四以后就已经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另一方面，他们以西方既定的话语为参照系，80年代，继五·四以后，西方文化思潮对中国形成了第二次冲击，这种思潮挟带着西方19世纪甚至20世纪后现代主义的思潮涌进来，知识分子当时对此还抱有很大的激情，但到了90年代，在权力话语和大众话语的双重挤压下，知识分子的激情渐渐消失，人格萎缩也日益明显。现在看来，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不能从西方的人文观念中，也不能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中获得拯救。新儒学、新国学、新民间、后现代的兴起，不过是想躲进一个壳里，以此寻找出路，这是很困难的，我认为应该寻找第三种方式。
范钦林：我以为，中国知识分子应找回自己失去的话语空间。商品大潮向古老的中国袭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一度曾经拥有的体面的社会生存地位。正如刚才丁帆先生讲的，知识分子在双重挤压下无可选择、放弃选择，这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精神萎缩的表现。我觉得，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不存在人文精神，他们更多地强调人伦关系，是一种人伦精神。人文精神是从西方引进来的一个全新的概念。它做为资产阶级的基本精神，反对神性，主张人性，强调自由、平等、博爱，它是对人本身，特别是做为个体的人的生存处境的关怀，对人的终极价值的一种企盼。目前在中国似乎很怕谈自由，大家只谈科学、民主、现代化，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特别是90年代以后，自由已经从主流话语中消失了。现在，知识分子应如何找回自己的话语空间？我觉得还是应该强调启蒙精神。知识分子应该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话语之间寻找一个自由的话语空间，对大众话语、主流话语起一种调节与制衡的作用。
邵建：谈到知识分子的状况和选择问题，我深有同感。的确，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处于世纪末的状态，但知识分子又是最不甘寂寞的，他们都在进行各自的选择，有的找到了新国学，有的找到了后现代，还有的找到了人文精神和新民间，这些现象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沉沦下去，他们还在世纪末的绝望中做着本能的挣扎，探寻自己新的出路。但问题在于，对所有的这些价值取向，我们应该做更深入的思考，新国学能不能真正拯救我们？他们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返本开新”，但我怀疑，如果真的返了本，怎么能开出下个世纪的文化新路？后现代也曾经一度沸沸扬扬，其实，它是一种平面的、大众的文化，知识分子一头扎进大众文化中去，是不是就能找到安身立命之处？我也表示怀疑；新民间提出要离开庙堂走向民间，知识分子在庙堂，在政治话语中心，地位比较尴尬，现在的确应该出来了，但是不是走到民间就能解决问题呢？民间同样也不是知识分子最后的归宿。重建人文精神，这个口号有一定的意义，关键是我们现在应建立什么样的人文精神？提出这个追问可能比提出这个口号更有意义。以上是知识分子大致的几种价值取向，我觉得这需要我们好好评述一番，在评述之后，我们是否可以拿出自己的对策来。
丁帆：走出庙堂，这种意识不仅是对中国目前建构新文化体系的戕害，也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残。放弃庙堂，实际上是放弃文化中心，因为中国的文化中心还是建立在以庙堂为象征的政治权力话语中，政治权力话语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大众的话语欲望。实际上，知识分子既不能离开民间，也不能离开庙堂，而应该在这两种话语的不断协调中，寻找一个文化转型时期属于知识分子的位置。
吴炫：我理解你的意思是，知识分子对群体的批判应带有全方位性，既不能用民间来反庙堂，也不能用庙堂来反民间，一个文化内部之间的轮回运动很难构成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转型意义上的批判。现在不少人对中国传统士大夫那种文人精神或者文人观念都有所警惕。但这种警惕不等于再回到五·四时期的批判方式上。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对100多年来我们所操持的一套西方话语进行的反思还不够，比如，人文主义、人文精神。我觉得对它们进行适当的清理是很有必要的。从精神层面上讲，每个阶段的人类文化都有共同点，我把这个共同点理解为全方位的无形的否定，这意味着在否定结果中人必须以一个独立个体的姿态出现，也就是说，人文精神做为一个抽象的精神姿态，在不同的时间内涵不一样。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表现为通过对大自然蓬勃生命的张扬，反对迂腐、陈旧的古典文化；在现代，人文精神主要通过强化人的本能冲动来反对暗含理性的外在秩序，尼采的酒神精神就不同于卢梭的人文观念；到了后现代，海德格尔又强调与自然的和谐来反对科技文明。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否定精神是一致的，但不同时代的否定结果又是有差异的，我们的困惑在于找不到既适合中国目前状况，又适合世界现代走向的新的话语内涵。当然在此之前，强调对西方既定话语的反思和清理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反思和清理，对知识分子而言，对用“知识”说话的我们而言，实际上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我们现在的出路不在于抓住既有的观念，如果这样做就未免太简单了。比如今天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中就包含着很复杂的内涵：感性生命欲求，生存意义上的快感，这些知识分子要不要获取？我觉得还是要的，但问题是知识分子在这种获取中又很容易产生对人文精神的忘却和泯灭。我们今天谈超越性，不能建立在过去对感性生命、生存快感的克服和取消上。近代人文主义都主张克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一点更为明显：存天理、灭人欲。只有通过对感性生命的克服和取消才能获得精神的超越。我觉得，未来的人如果谈超越问题，感性生命将是一个基点，它一旦被唤醒，要想再压制它以达到超越的目的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谈精神结构、谈人格独立需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我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单调，而每个人的内心世界越来越成为一种文化，这与过去整个世界成为一种文化而人的内心世界比较单一正好相反。
范钦林：中国的人文精神并不一直存在着，五·四时期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一次大勃发，但到了二、三十年代大众化以后，甚至一直到新时期以前，这一段时期的中国人文精神是极其萎弱的。后来人文精神曾经短暂兴起过，现在又重提了，对此，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我们说的人文精神到底是指什么？
丁帆：中国没有一个返归自然的过程，没有一个追求生命本体的过程，五·四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这些，人文精神就变成一种虚体。80年代，中国出现了大量返归自然本体的作品，这些作品到底有多少人能接受？实际上这些作品本身持续的时间也不长。而在西方，从中世纪以后，返归自然，返归生命本体的精神一直持续了两个多世纪，即便进入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西方人也没有停止对他们的追求。中国历史上没经历过这个过程，返归自然、返归生命本体的意识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还没有成为自觉，这是我们与西方根本不同的地方，这一点是不是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萎缩的一个重要因素？
吴炫：按我的理解，西方经过工业文明阶段再回归感性生命和我们一直停留在那种自然无为的状态是不同的，这两种状态很容易混淆。对这两者进行区别很有必要，我们现在的生命快感基本上以生存快乐和自然无为的老庄境界为支柱，这其实是对人真正的感性生命的消解，它的危害性已经通过几千年文明的衰落得到了证明，所以，我们今天谈感性生命的时候，恰恰存在着超越老庄意义上的自然无为状态的问题，但超越的结果绝不会是西方意义上的感性生命的彻底解放，这种结果形态是什么，现在还很难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同民族文化形态上的否定结果是不可重复的，表面上现在强调市场经济强调工业化，这一点很容易与西方接轨，但是在人的精神结构、内在素质和文化观念上是很难接轨的。
范钦林：我赞同你的意见，不同民族文化形态上的否定结果是不可重复的，而且也不必重复。在中国重提人文精神，也不是说，再来一次文艺复兴式的回归自然运动，其实，我们不是正处于一个大的自然之中吗？我想，我们更多的是应该考虑怎样对做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价值进行关怀与尊重。
邵建：目前知识分子的存在危机，我以为，不是在生存上，而是面临一种精神危机。几十年来，甚至上千年来，知识分子一直受到意识形态的压抑，老的问题还未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大众文化比起意识形态文化来说对知识分子更有一种灭顶之灾，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知识分子各自都做出了相应的选择。问题是，目前人们热衷的那些文化选择能不能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我以为是不能的，不但不能，甚至有些东西如后现代大众文化同官方意识形态还是合流的。王朔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王朔当时出现，实际上是对大众文化、官方意识形态构成消解，这一点不可否定，但情况发展下去就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后来合流了。
前些时候，有人全力鼓吹后这个后那个，在知识分子自己，实际上是一种退守的姿态。在两者形成合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绝对不是观望，这个姿态是很消极的。新民间，我不太赞成；把庙堂做为知识分子的整体处境，我也不赞成，应该退出来，但不是退到民间去，民间不是归宿，我赞同在庙堂和民间之间牵出一个新的维度，在这两者之间确立第三个点，知识分子最终应与其他两者之间建立一种紧张的对话和批判关系。
丁帆：我觉得，知识分子做为具有独立人格的群体，应该永远对现实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而这种批判的态度要求知识分子仍然要介入庙堂。
范钦林：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知识分子要想建立一个独立的领域是十分困难的，尽管我们有这样一个良好的愿望。这里涉及到一个经济上的问题，知识分子必需完成自己的第一需要：生存。比方说，衣食住行，这些都需要通过非知识分子的力量，如庙堂来提供，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精神萎缩就不奇怪了，知识分子真正的独立，只能建立在经济问题解决了的基础上。
吴炫：这里就有一个把知识分子的生存形态和价值形态混在一起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很难把这两者区分开来，其实，这应当是两回事。知识分子在吃饭领域、生存领域不谈生存独立问题，吃饱了饭，知识分子的存在形态就显现出来了。
邵建：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索，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不同，我们始终没有一个独自的经济形态，但有了又容易使知识分子职业化。现在的知识分子很多，有一部分要进入庙堂，有一部分进入市场，有一部分要去搞科技，现在我想，坚守着人文的知识分子，不要热衷于市场，不要进入庙堂，也不要到民间去，我们就应该坚守学院，我非常欣赏丁帆他们搞的校园文化研究，也赞同以学院为阵地，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以为知识分子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志业，我们的许多问题都要放到志业上来谈。
范钦林：这个问题使我想起了王富仁的一个观点。他说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立的阶层，而一旦进入庙堂，就失去了知识分子的特有属性，就象挤公共汽车一样，一旦挤上去，就把别人忘在脑后。这是一种异化现象，即所谓的存在决定意识。
吴炫：我主张这样一种看法：知识分子的内在结构要形成一个世界。生存问题我觉得只是知识分子世界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显然不是知识分子的本体，也不能构成他们价值的支撑点，如果找到这个支撑点，而这个支撑点又能连接其它的非支撑点，我觉得人就能内在地成为一个结构，在今天，只有知识分子能形成这样一个结构。这样就对未来知识分子的解释形成一种张力。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张力。过去我们一再强调生存问题，而把精神超越问题搁在一边，有时又把这两者混为一谈：生存状况允许你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你就在多大程度上完成超越，不允许的话，干脆就不要谈这个问题。这实际上是把知识分子放于单一的理解中，这种单一的理解使我们一谈到知识分子的超越问题就把生存问题搁在一边，你必须克服生存问题，遗忘生存问题，忍受贫困，才能谈精神超越，我觉得这还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看法，而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对知识分子的重新理解。
丁帆：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形态老是处于恶性循环当中，这本质上是由于知识分子缺乏一种自由的意识，他们没有西方知识分子那种自由的向度和开放的思维体系，有人把它归结为中西方人思维形态的不同，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挤入庙堂的情结和归隐民间的情结太强烈，总之，老是要依附于什么东西。
吴炫：包括依附于西方这套既定的话语。
丁帆：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
范钦林：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的这种依附性要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专制制度的运作层面来寻找原因。因为它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施加影响，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唯一中介。毛泽东也未能摆脱传统的思维定势，他把知识分子比成附皮之毛，而没有把他们看成独立的社会力量。
邵建：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有强烈的危机感呢？说到底，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基还不是经济状况，而是知识分子的话语形态和知识谱系。中国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有过自己的话语呢？这不是开国几十年的问题，我觉得是上千年来都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在春秋时代还只是民间的私学，经过董仲舒的弘扬后就意识形态化了。后来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就是赶考，考入进士后就是走入仕途。
吴炫：也不能说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没有自己的话语，儒学实际上曾经一度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但这套话语在汉唐已经完成了它的功能，下面的问题是重建新话语，而这个问题一直被搁置了。
邵建：大众文化刚刚勃兴几年，它以消费为核心，以娱乐为指归，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话语谱系。官方也形成了自己的话语，就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的意识形态谱系。而现在，最该有自己知识形态谱系的知识分子却偏偏没有自己的话语，这是很可悲的，所以知识分子今天会有这样的困境和危机感。要想走出困境，要想摆脱危机，唯一的选择便是建立自己的话语。这个话语我们暂时还无法看清楚，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摆出否定和批判的姿态，在深层次的批判中独立，在多方位的否定中生根，而不是回到某一个地方去，哪里都不是我们该走的地方。
丁帆：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就在这里，不断对现实保持坚定的批判态度和清醒的否定姿态。
邵建：“知识分子”这个词就很有意思，“分子”一直就是一个贬义词，建国以来有三反分子、五反分子、四类分子、五一六分子、反革命分子，最后是知识分子，可以看出，主流意识形态是把分子者当成一个异己者来对待的。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桂冠，一个荣誉，知识分子就应当保持“分子”的姿态。
丁帆：对“知识分子”含有贬义，是在左联之后的事，在此之前，人们对“知识分子”是持褒义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智识分子”。智识分子是智识者、智慧者，他被置于批判、监督社会的地位，是确立社会良性循环的机制，这个称呼就继承了五·四的批判精神。到了左联大众化之后，“知识分子”就开始做为一个贬义词出现，而把“智”改为“知”。
范钦林：现在的知识分子应当游离于庙堂和民间两者之间，但同时又必须在主流话语与大众话语之间保持其应有的张力。
邵建：对，这是知识分子的第三种抉择。伸出左手，批判主流意识形态；伸出右手，批判大众意识形态。批判是一种介入，批判是一种对话，批判是形成三者良性循环的必要机制。
吴炫：这里应对批判赋予一种新的含义。
丁帆：这里的批判应是哲学意义上的批判。
吴炫：我们过去一直用西方既定的武器进入批判，那种批判属于意识形态或知识性批判，而哲学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知识，哲学是它们的根。
范钦林：知识界一直想恢复批判的名誉，但现在还未能恢复过来，真是积重难返。
吴炫：一提起批判，人们还很容易想起传统的大批判，想起了80年代激进主义批判的失败，这里的确有问题，但不是批判本身应该取消的问题，很少有人追问批判究竟应当是什么。我们强调哲学性的批判和否定主要是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他者”文化中，生活在传统和西方既定话语之中而不自觉，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知识的奴隶”。你可能会不自觉地说出他人的话语，但你又会总觉得这些他人话语可能使我们安身立命。但这种批判绝对不是把批判对象都取消了、摧毁了，也不是用中国古人的话语来对抗西方或用西方人的话语来对抗这种对抗，知识分子要谈出对世界的理解，对自身存在价值的理解，这个理解是中国古人和西方人没有说过的，只有这个没说过的东西才能解决中国知识分子现在的生存困惑问题，也才能成为当代中国的新的人文意义。从西方话语中找出一套既定的东西，过去没能解决我们的精神贫困问题，现在更不太可能解决。
邵建：现在，知识分子的毛病日趋明显了，在过去主流意识形态的威慑下，知识分子可以这样概括：忘道以从势，即忘记自己的学术之道服从政治权势；现在，在大众文化的诱惑下，知识分子的毛病又可以概括为：曲学以谀势，歪曲自己的学问来阿谀大众势力。所以，现在不强调批判和否定是不行的。
吴炫：现在的问题是在这种批判和否定中我们可以做什么。从我自己来讲，我觉得现在应该对西方概念、知识谱系做一些批判性的清理。
丁帆：这种清理我看主要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针对新国学这种鸵鸟政策，另一方面针对80年代以后大量涌进的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当然，对西方的东西肯定要借鉴，关键是怎样吸收精华，怎样从本质上加以改造；而对于传统文化，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并不缺少，生活在中国的语境中，很容易吸收传统的东西，我们更为缺少的是对它的批判意识。
范钦林：传统做为一种隐形结构，实际上隐藏在知识分子每个人的意识当中。
邵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之间形成一个三角关系；要建立自己的知识谱系，知识分子又必然与传统、西方文化产生联系，这又是一个三角关系。现在国学派和西方文化这两派在进行争论，看起来有点滑稽，其实，我们既不能回到传统，也不能走西方的道路。他们对我们来说只是材料意义上的、资源意义上的，我们应立足自身的现状，以我为中心，为我所用。刚才吴炫讲到首先应对西方话语进行清理，但我们也看到，现在新国学的呼声也很大，他们有一个很可疑的逻辑，国学是我们老祖宗的东西，怎么能不继承呢？但是为什么老祖宗的东西就一定要继承呢？
范钦林：对国学的这种热潮加以批判。我给他们一个比方：一方面象阿Q一样大谈自己的“先前阔”，另一方面，又象陈士成一样，在挫败面前向祖宗讨寻法宝。国学热实际上对中国的文化转型是相当有害的。
吴炫：对于国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即便在他们内部，观点也不完全一致。有一部分人可能更注重做一些资源意义上的清理和积累，这是值得肯定的。我们多年来习惯用西方文化清理中国传统文化，某些东西清理得太厉害了。
范钦林：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应当加以区分：国学的审美价值、历史价值和现实应用价值之间的关系。对国学进行研究，进行审美，这无可厚非，但如果放在应用层面，试图用国学解决当今中国存在的问题，那就不行了。
邵建：国学要不要研究？要研究，但问题是在什么层面上进行研究。如果把国学就这样地抛弃了，这未免是一种人文资源的损失。问题是如果21世纪中国文化的重建要依靠国学的复兴，这就未免太可悲了，这正是一些人所极力提倡的，我觉得你想研究什么那是你个人的事情，不能把它上升到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高度，我们反对的是这个。
丁帆：有人认为正是新加坡新儒学的兴起，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吴炫：这其实是对新加坡的一个误读，他们的儒学只是运用在经营和人际关系上，但在价值观念上绝对不是儒学。
范钦林：在价值观念上他们还是西方的，如果儒学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早就进入资本主义了，封建社会的历史也就不会那么漫长了。
吴炫：即便儒学能促进现代化，现代化是不是就意味着物质文明，中国的文化转型是不是就是新加坡的模式，这也是个问题。
范钦林：国学派对西方的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有一种误读，以为既然西方都在向东方寻求解决危机的资源，中国人为什么还要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呢？这里涉及的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现在的西方人已经发展到了后工业社会阶段，他们需要东方的某些哲学对西方社会进行调节，而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前现代阶段，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东方的儒学，而是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不同的对象适用的药方是不同的，适用于西方的东西不一定就适用于东方。而另一方面，国学派又从某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试图开发东方古老的传统话语来与西方现代话语相抗衡。其实，这样不能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而且也不能建构中国的现代话语。
丁帆：搞国学的人一直引以为豪的是，进入后工业时代的西方寻找出路到了我们老祖宗身上，而你们还要舍本逐末。比如有人说阴阳八卦对电子计算机的开发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我们的遗产我们自己竟然不要。
吴炫：他们不知道西方人对东方的欣赏也是材料意义上的。绝对不是把中国的价值体系都移植过去，这反衬出我们思维方式上的肤浅。
邵建：现在再回到这个三角区上：一个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一个是做为意向形态的大众文化，还有就是知识分子文化。我把社会看成一个有机体：大众是社会的感官，统治阶级是社会的心脏，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大脑。感官需要感官的文化，就是消费文化；心脏需要心脏的文化，也就是统治阶级的文化；而知识分子需要的是民族的精英文化。知识分子对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呢？我觉得主要是一种批判关系，这一点我们都达成了共识，进一步考虑，批判为了什么？是不是要这两种文化都跟着知识分子文化走？让知识分子变成精神的警察？那么知识分子支配这两者的合法性又在哪里呢？我感到困惑。
丁帆：在这三个圆中，知识分子起什么作用？如果知识分子放弃自身的价值，那两个圆就要不断地制约、消解知识分子文化，知识分子要进行反抗，要进行自我设计，要不断地对现存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大众文化进行对抗性批判，但最后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我觉得知识分子不可放弃对这两种文化的渗透。对主流意识形态，要改变它的运行机制，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改变，隐形的改变，是不可或缺的。至于能改变多少，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大众文化，要进行批判，不能让主流话语与它合谋，为此知识分子要对大众进行启蒙的渗透。总之，知识分子对两者的辐射、渗透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这种意识，知识分子的价值又在哪里呢？（对邵建）你刚才的比喻“警察”我觉得不太合适，但意思是有的，知识分子对另外两者起着一种监督作用，但不是拒绝，而是参与、改造，用自己的机制改变这两者的运行状态。
范钦林：我觉得这三个圆之间还是一种对话关系。他们现在在争夺话语霸权，话语的背后是某种权力关系。如果知识分子不对其他两个圆进行启蒙批判，知识分子这个圆就会越来越小，最后被另外两个圆吃掉。知识分子对主流意识形态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对大众则应在采取批判态度的同时又渗透启蒙意识，通过启蒙达到改造大众文化的目的，把精英文化渗透到大众文化中去，这是提高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必由之路。知识分子应如何对大众进行启蒙渗透？我觉得要通过公众文化这种方式，公众文化既不同精英文化，只存在于比较小的圈子，也不同于大众文化，缺少操守，动辄泛滥，而是用一种大众比较能接受的形式来灌注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达到对大众启蒙的目的，这是知识分子启蒙的具体操作方式。知识分子不应当只守着一种话语方式，用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很难改变大众，而应当操有多种话语，对什么样的人采用什么样的话语。换句话说，就是同一种精英话语可以采取多种表达方式。
刚才邵建谈到知识分子这种“精神警察”的合法性问题，我想这也代表了许多人的质疑。知识分子的作用首先是让社会在制度运作层面达到一种稳定与均衡。前面谈到话语背后是一种权力关系，话语的制衡其实就是一种权力的制衡。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主流话语与大众话语的合流对社会可能会产生良性影响，但却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如果缺少知识分子精英话语的制衡作用，这种合流就可能产生某种的危害性，甚至会危及社会运行机制的良性循环。谈到这里，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就当时的语境而言，恰恰是主流话语与大众话语绝妙的合流，他们共同酝酿了这场灾难。如果只是让少数人对这场灾难负责，显然是不合理的。在当时，如果代表民族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准的知识分子精英能对这种合流做出某种制衡的反映，我相信这场灾难大概不会发生，至少不会这么严重。但不幸的是，从“左联”开始，知识精英的制衡作用就被不断削弱，直到最后被主流话语与大众话语所吞噬。从另一方面讲，社会制度的运作层面尚未可能接受这种制衡。但为了不让悲剧重演，这种制衡话语系统是十分必要的。
丁帆：我理解你的意思。但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主流话语千方百计牢牢地控制知识分子和大众，希望知识分子成为其代言人，或者是上传下达的中介桥梁；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内在的反制约性促使其保持自身的独立品格，以启蒙的姿态去“化大众”。从目前的状况看，主流话语与大众话语，包括商品文化在内的合谋，正在对知识分子话语进行吞噬，这很可能使知识分子再一次丧失人格的独立性。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必须随时保持一种“自救”意识，永远与现存社会保持一段距离，保持一种自我生成的批判向度，这恐怕正是知识分子存在的全部价值和意义所在：既是严肃的“审判官”，又是神圣的“布道者”。
范钦林：是的，“批判”与“启蒙”构成了知识分子存在的全部价值。这种批判，不仅包括对于主流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批判，同时也包括了对自身的批判。我认为就当前情况而言，这种自我批判应针对这三方面来进行：一是放弃独立精神品格服从主流话语的异化和官本位化；二是放弃批判与启蒙意识的从众的“俗化”；三是放弃现代意识的复古倾向的“雅化”。
邵建：情况已经很清楚了，建构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形态，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化，新兴的大众社会的意象形态文化，所缺者，唯有属于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我姑且称之为意义形态的文化吧。这里不是说知识分子没有文化，而是说它没有相对独立的文化。我们过去的人文知识谱系已经意识形态化了，现在到了给它“消磁”的时候了。旧人文的消解过程，便是新人文即意义形态文化的生成过程。所以，我以为不妨把略显大而无当的重建人文精神改拟“重建人文”，以改变人文知识谱系入手，这样更便于操作。
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重建人文，如何形成自己的话语形态。我觉得，我们目前无须急于建构新的话语形态，而应切实把握现在，在与现实的交锋中逐步积累自己的话语；并在对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双重批评中，不断扩大自己的话语场。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当以自己的存在为基点，以现实为关注对象，以批判为其纲，以传统话语和西方话语为其取用的资源，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新的话语一定会浮出水面，慢慢现出它的轮廓。
吴炫：我们今天主要谈的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定位问题，并不是说具体的操作不重要，只不过价值定位在当前比起具体的操作来说更为迫切一些。我再补充两点：一是知识分子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批判来确立自己，与知识分子在知识和价值谱系上的自我反省和清理是不矛盾的，而且必须同时做，否则，知识分子将重复五·四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在失语的状况下自以为抓住了对上述两种文化实施批判的真理。知识分子将价值坐标建立在西方人和前人的话语体系上，是行不通的，后两者虽也体现出人类文化承传的某种共通之处，但这样做，很容易忽略我们当下问题的特殊性，比如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失重感和绝望感就与鲁迅式的绝望和西方后现代知识分子的迷惘不可同日而语。
另外一点就是，知识分子即使有一天建立起自己的话语，或者有一天这套话语的命运又象儒学一样被意识形态和大众所普遍接纳，知识分子仍然不能放弃对上述两种文化必要的批判张力。这意味着，我们今天所讲的批判，不仅意味着在对世界的否定中逐渐产生自己的话语，也不仅意味着渴望官方意识形态和大众接受我们这套使批判赖以实施的价值谱系——在这两个近期目的实现之后就放弃批判，是极为功利的，它恰恰是我们过去关于“批判”话语的重要弊端。如果说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根基扎在她所担负的建立新知识谱系的职责中，那么这种“担负”就必须和她已经建立的、被社会接受的知识谱系保持必要的批判张力，在此意义上，批判应成为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或价值定位方式，是知识分子精神素质的最重要内容，否则，知识分子就真的会成为“知识”的一个“分子”，丧失了知识生产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