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史学名篇汲取历史启悟——《甲申三百年祭》揭示的执政规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名篇论文,史学论文,三百年论文,规律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60年前，郭沫若写下了《甲申三百年祭》这一著名的历史篇章。郭文通过对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从夺取胜利到遭受失败经过的阐述与分析，深刻揭示了一条自古以来的执政规律：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都必须依靠广大民众的拥护与支持。重温这一历史名著，对于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的。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从起事并打进北京，推翻明王朝，夺取政权，建立大顺王朝；到出关御敌失利，退出京城，并最终失败，可以说是以浓缩的形式，快速演示了一个王朝的兴亡史。这个王朝为什么会“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而进京只有40天，又在极短的时间内败亡了呢?郭文循着历史的轨迹，寻根探源，明确揭示出其根本原因：在于民心的向背。
郭文首先分析了明王朝的覆亡，是因为官逼民反、人心背离的结果。指出，由于当时极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以官吏、富家的搜括勒索，从而把“无数残喘仅存的饥民都逼成了‘匪贼’”。于是，官府就派兵剿寇。“当时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当时的民间却是在望寇‘剿兵’。在这剿的比赛上，起初寇是剿不过兵的，然而有一点占了绝对的优势，便是寇比兵多，事实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到农民起义军对政府军不仅在数量上，在战斗力上也已转为优势时，(明朝廷)再来喊‘收拾人心’，其实已经迟了，而迟到了这时，却依然没有从事‘收拾’”。这样的王朝，岂有不亡之理?而李自成起义军的成功，也正是由于他们的深得民心。他们早期虽被官府骂为“盗贼”、“流寇”，却已“很能收揽民心”。当时的明臣马世奇曾在《廷对》中说：“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到后来，起义军力量日形强大，李自成也更加注重顺从民意，收取民心。郭文引述《明季北略》说，李自成的谋主李岩劝李自成“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自成深然之”。又引《明史·李自成传》：“岩因说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从之。”通过实施种种“收揽民心”的政策与措施，终于出现了万众归附的局面。由于民心所向，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成为众望所归。广大民众“惟恐自成不至，望风思降矣”。
当然，李自成起义军的成功，与作为领袖的李自成本人的作风也是有很大关系的。由于“李自成的为人，……就是官书的《明史》，都称赞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看他的很能收揽人心，礼贤下士，而又能敢作敢为的那一贯作风，和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这对于李自成获得下属及民众拥戴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由上，郭文断言：“在这样的人物和作风之下，势力自然会日益增长，而实现到天下无敌的地步。”这样的革命势力，取得胜利自然就不难理解了。
也恰恰在于，取得了胜利，进京之后，这支起义队伍变了：骄傲、腐败、分裂，脱离民众、侵扰民众而失了民心，从而导致了失败的悲剧。郭文指出：这支队伍进京后，李自成深居皇宫。“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于是，不问民间疾苦，却只顾自己享乐起来。“真正是呈现了‘解体’的形势”。由于难以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胜利成果最终毁于一旦。郭文对于这样一场“大悲剧”自然感慨良多：“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这说明，如果大顺朝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清军就难以入关，京城未必不能保守；即使退出京城，如听从李岩的意见，前往河南一带收揽民心，积聚力量，继续抵抗下去，起义队伍兴许也不会最终失败。由此可见，脱离民众不能顺民意、得人心，丧失了民众的支持，才是导致大顺朝速亡的根本原因。
然而，一个队伍，一种势力，如何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和拥护，真正达成民心所向，众望所归呢?其要义只能在于能否代表和维护民众的利益。正是在这一点上，进京前的农民起义军与明王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明末的崇祯皇帝“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屡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御字已经十三年了，天天都说在励精图治，而征比勒索仍然加在小民身上。”明末十余年间，各地灾害频仍，“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真是到了饿殍遍野、人吃人的地步了。官家却全然不顾人民死活，只知严刑厚敛，“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官家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竟有那样糊涂的县令，那样糊涂的巡按，袒庇豪家，把……无数残喘仅存的饥民都逼成了‘匪贼’。”然而，“官家在征比搜括，寇家在散财发粟”。郭文引《明季北略》记述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贼每剽掠所获，散济饥民，故所至咸附之，势益盛。”李自成更采纳李岩的主张：“李岩进曰：‘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骄，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欲收人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自成悉从之。”当时的儿歌也广为流传：“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岩遣党伪为商贾，广布流言，称自成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不纳粮。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风思降矣。”
李自成起义军为了维护民众利益，还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军法。郭文引用《明史·李自成传》的记述：“例如：‘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甚至‘马腾入田苗者斩之’。真可以说是极端的纪律之师。”“自成自己更很能够身体力行。他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十分朴素。”并引证《甲申传信录》说明，李自成的起义军“‘军令有犯淫劫者立时枭磔，或割掌，或割势’，严格的程度的确是很可观的”。
由上不难看出，明王朝由害民而人心尽失。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维护民众利益，为民排忧解难，而成为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队伍。
可是，起义军在打进北京，建立新王朝，成为执政者后，却未能继续其以民利为重的既有作为。它既未旗帜鲜明地宣示自己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制定代表民众利益的方针政策，也无救助民众困厄的施政举措。相反，却是一些官员只顾自己享乐；几十万大军进京掠抢民财，直接侵害民众利益。郭文引述《剿闯小史》记述：“贼将二十余人皆领兵在京，横行惨虐。”虽然李岩等人曾多次谏劝李自成禁兵抢掠，均未被接受，“每劝闯贼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人心。闯贼毫不介意”。凡此种种。这样的新王朝，不仅未能使人民获益，反而使群众蒙害，它怎么能得到京城百姓及全国民众的响应和拥戴呢?
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出，执政者能否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在于其主观认识、口头表述如何。如明末的崇祯皇帝“很想有为”，口口声声“申说爱民”，其实恰恰是在害民!而是不仅要看执政者的实际立场如何，即是否真正与民众站在了一起，还要看其是否具备了贯彻、实现这一立场的御宇能力、执政水平、政略艺术。最终，还要通过客观事实，通过民众的亲身体验和感受，通过民意反映和民心向背才能判定。当然，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有局部与整体、具体与根本、眼前与长远之分的。民众多关注眼前的局部的具体的利益，尤其是其最急迫需要解决的攸关切身利害的问题。这些愿望和要求，也许会更多地以“民意”、“民心”的形式反映出来。但对长远的、整体的、根本的利益却往往有所忽视。作为执政者，要执政为民，就要清醒地、恰当地处置民众这两方面利益的关系和要求。既注重民众根本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又兼顾其眼前的、具体的、局部的利益。要找到并妥善引领民众把握好这两方面利益的契合点。透过个契合点，去最大限度地为民众谋取利益。而且这个契合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相应变动的。应该说，要做到上述这一切，需要具备一种很高的执政艺术。唯其如此，才能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认可的客观事实上的民众利益的代表。大顺王朝建立后，要代表和维护民众利益，就既要考虑当前民众之所急，据以确定自己的施政措施。首先，应从民众最为关注、与民众利害最为直切相关的方面做起。譬如：如何消除社会混乱，稳定生活秩序，安抚旧官如吴三桂等人及大赦天下；如何赈济灾民，恤民助民；如何谨防边患，不使人民遭受异族侵凌等。李自成进京后李岩所谏先定仪制、区别对待降官、严肃军纪、用政略解决吴三桂等，都涉及到了上述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制定强国富民的长治久安之计。如此，也许会使大顺朝立于不败之地。而李自成的起义军进京后，却忽视了上述与民众利益直接相关的诸多重大问题，而主要做了“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拶挟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等等情事。这些作法，作为一个新诞生的王朝，也许有其所需、不无道理；与民众利益也很难说全无关系，似也无可厚非。但从执政艺术的角度审视，则显见上述作为不得要领，不是急所，措置失当，而“太不通政略了”。从中也可知李自成的大顺朝远未具备执掌政权的能力和学会治国安民的艺术。这应该也是其快速演示了一幕“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历史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