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成本、异质企业与扩大内需:理论框架与中国经验_一般贸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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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放缓,扩大内需成为现阶段稳定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然而,内部需求应该和内部供给相匹配。如果没有充足的内部供给,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内产品的均衡价格就会较高,老百姓就不愿意花钱购买商品。相反,如果内部供给充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均衡的产品价格就会较低,内需就会变大。因此,扩大国内供给和扩大国内需求是相辅相成的。

与拉动内需的多数观点不同,本文强调拉动内需的另外一个机制,即通过增加国内供给和差异化产品的种类拉动内部需求。为阐明其中的机制,本文建立一个可以解释我国企业选择行为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该模型表明贸易成本是影响企业国内外市场选择行为的关键因素,政府可以通过调节企业的贸易成本扩大内部供给和内部需求。与本文相关的异质性企业分类模型(sorting model)主要有以下几个:Helpman等(2004)通过引入企业的水平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Melitz(2003)模型中企业分类行为进行了拓展,认为效率最高的企业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次之的企业选择出口,低效率的企业选择纯内销;Grossman等(2006)通过将Melitz(2003)模型中的企业异质性因素引入Yeaple(2003)的模型中,分析了异质性企业一体化组织形式的最优策略;Ma和Assche(2010)则在Melitz(2003)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加工贸易的数据,讨论了贸易成本如何影响发包企业的区位选择;Lu等(2010)通过建立一个多阶段生产的异质性企业分类模型,解释了我国外商投资出口商比非出口商效率低的原因。

与上述文献不同,本文的研究动机基于对我国企业国内外市场选择行为的解释,将加工贸易企业纳入到模型之中,专注于解释一个新机制,即贸易成本如何通过改变国内市场的产品种类进而影响国内需求的。本文得出的一个新结论是:鼓励高效率的加工贸易企业转内销可以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优化企业生产率的结构。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设定拟线性的效用函数,模型隔离了收入变动对内需的影响,较好地解释了贸易成本通过改变产品供给种类这一渠道对内需产生的影响,并且模型对于贸易成本与内需关系的预测得到了经验研究的支持;二是模型具有一个重要的政策含义,政府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国内贸易成本来实现扩大内需。因此,本文也为我国政府进行的结构性减税和基础设施投资行为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二、理论模型

1.基本框架

假定存在两个对称且相同的国家,本国和外国。两国拥有的劳动力禀赋为L。假定每个国家只存在两个部门:同质产品部门和差异化产品部门。前者为完全竞争市场,后者为垄断竞争市场。产品的制造只使用劳动一种要素。劳动力不存在差异,且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假定生产一个单位同质产品需要一个单位劳动力,由此将工资标准化为1。

在需求方面,代表性消费者具有如下拟线性的效用函数:

2.企业的分类模式

两国对称的假定意味着只需分析本国企业的分类模式。在上述基本框架下,本国生产率为φ的企业进行加工贸易的利润函数为:

进行国内销售的企业,同时进行一般贸易可以获得的额外利润为:

假说1:给定上述不等式成立,内资企业的选择可以被划分为四类:效率最高的企业同时选择内销与一般贸易;效率次之的企业将选择纯内销;效率再次之的企业将选择纯加工贸易;效率最低的内资企业将退出市场。

假说1成立的不等式条件有两重经济学含义。首先,其要求加工贸易企业的固定成本比较小。由于多是代工贴牌生产,且在料件采购权、料件所有权、成品销售权的分配问题以及员工培训和技术转移等职责上与国外企业有所分工,加工贸易企业的固定贸易成本相对较低;其次,该假定条件要求内销企业进行一般贸易时需要支付的额外固定成本比较大。

3.贸易成本与内需

由于对差异化产品的总需求和价格指数成反比,而价格指数又与市场上的差异化产品种类成负相关。因此,国内市场上差异化产品种类越多,即内销企业数量越多,消费者对差异化产品的需求就越大。

(1)固定贸易成本变动与内需

(2)可变贸易成本变动与内需

(3)企业的业务转换

当贸易成本发生变动时,企业的分类模式和业务类型将发生变化,这会引起消费者对差异化产品需求的变化。当内销的贸易成本减小时,将变小。因此,部分经营加工贸易业务的企业将转为纯内销企业。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业务转换的加工贸易企业的效率是加工贸易企业中效率最高的(如图1所示)。当一般贸易的贸易成本增大时,将变小,部分经营一般贸易业务的企业将转为纯内销企业。与转换业务的加工贸易企业不同,发生业务转换的一般贸易企业的效率是一般贸易企业中最低的。根据上述分析,得出以下假说。

假说2:加工贸易转内销的企业是加工贸易企业中效率最高的,一般贸易转内销的企业是一般贸易企业中效率最低的。

三、经验分析

在这一部分,本文将检验模型的假说是否能够被数据直接证实。首先,需要检验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内销企业和一般贸易出口企业之间的生产率相对大小关系。其次,检验发生业务转换企业的生产率相对大小。

1.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4~2006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其中,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涵盖了我国全部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数据,并提供了企业名称、法人代码、销售额、出口交货值等方面的详细信息,可以利用该数据库的信息计算出每个企业的生产率。然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没有直接提供出口企业贸易方式的信息。为获得企业贸易方式的信息,将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合并。但是这样做会使样本量大为减少,并可能引致样本选择问题。因此,本文一方面利用合并的数据库直接估计不同贸易方式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另一方面将利用全样本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间接检验上文中理论模型的预测能否被数据证实。

和Dai等(2011)的现有文献类似,删去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异常观测值:企业就业人数少于8人;出口交货值超过当期销售总额;主要财务指标缺失或异常。

按照企业名称将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合并。在合并两套数据库的过程中,发现海关数据库中显示有出口的企业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却没有出口。本文以海关数据为准,将这部分企业视为出口企业。同时,为了排除进口行为对计量检验结果的干扰,删去了内销企业中从事进口业务的企业。这样,按照贸易方式大致将企业分为三类:进行加工贸易业务的企业、进行纯内销的企业和进行混合贸易业务的企业。

2.基准检验

(1)对假说1的检验

本文用合并后的2006年企业数据估计纯加工贸易企业、纯内销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③的生产率的相对大小关系④。估计方程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type表示企业的贸易类型。当该企业是纯内销企业时取1,加工贸易企业取2,混合贸易企业取3。productivity表示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除以平均就业人数)。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诸如企业规模、企业性质等。ε是随机扰动项。本文使用多值Logit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进行估计,基准组为纯内销企业。回归结果见表1。

在表1的三列回归中,为了减轻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本文控制了企业规模(对数化的员工人数)、企业性质(所有权)、区域(省份)和四分位行业虚拟变量。这样可以控制内外资企业、行业资本密集度、地理位置等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在第一列回归中,加工贸易企业拥有一个负显著的系数,这说明与纯内销企业相比,其生产率平均较低。混合贸易企业具有一个正显著的系数,这说明与纯内销企业相比,其生产率平均较高。本文在第二列回归中只保留了纯加工贸易企业,发现加工贸易企业的系数变得更小,这也说明相对于同时内销的加工贸易企业,纯加工贸易企业的效率比较低。在第三列回归中,继续剔除了混合贸易企业,发现混合贸易企业的系数变大,这说明同时内销的混合贸易企业比纯混合贸易企业效率更高。表1的回归结果充分支持了本文理论模型中的假说1。

(2)对假说2的检验

本文使用2006年数据,估计以下方程检验该假说是否正确:

在(6)式中,被解释变量productivity表示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解释变量switcher是一个虚拟变量。当该企业为业务转换企业时,该值取1。否则,取0。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诸如企业规模、企业性质等。ε是随机扰动项。回归结果见表2和表3。

在表2的回归中,本文使用2005年的加工贸易企业数据。在第一列回归中发现解释变量switcher有一个正且统计上显著的系数,这说明加工贸易转内销的企业平均上比没有转内销的企业效率高。考虑到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在第二列回归中控制了企业规模,发现回归结果仍然稳健。考虑内外企业之间生产率的差异,在第三列回归中控制了企业性质,结果仍然稳健。为了减缓内生性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在第四列回归中控制了区域和行业的虚拟变量,发现解释变量switcher仍然具有一个正显著的系数⑤。这说明加工贸易转内销的企业平均比没有转内销的加工贸易企业效率高的结果是较为稳健的。

在表3的前两列回归中,只使用2005年的混合贸易数据。在第一列回归中发现解释变量switcher有一个负的但统计上不显著的系数。笔者注意到,在混合贸易企业中存在大量的出口强度(出口值占销售值)比较高的企业,这些企业可能是以国外市场为主的纯出口企业,而在模型中的一般贸易企业是同时进行大量内销的⑥。因此,本文在第二列回归中控制了企业出口强度,并发现switcher有一个负的且统计显著的系数。为了进一步减缓内生性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在第三列和第四列回归中控制了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回归结果保持稳健。这说明混合贸易转内销的企业是混合贸易企业中效率最低的,结果是相对稳健的。

(3)贸易成本与企业类型

本文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要求纯加工贸易企业的固定贸易成本比内销企业小,内销企业的固定贸易成本比混合贸易企业小。为了检验该假定是否合理,估计如下方程以检验贸易成本与企业出口选择的相关性:

由于固定贸易成本难以直接衡量,和Helpman et al.(2004)类似,本文使用非生产员工的数量和比例作为其代理变量。被解释变量nonprod表示企业拥有的非生产性员工的数量,用具有大学生学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员工人数(dxs)来表示。使用虚拟变量process表示企业是否进行加工贸易,当企业从事加工贸易业务时取1,否则取0。虚拟变量mix表示企业是否进行混合贸易,当企业从事混合贸易时取1。这样,基准组的企业为纯内销企业。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如企业规模等。由于只有2004年的数据包含员工学历的信息,因此仅用该年数据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4。

在表4的第一列回归中,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企业的虚拟变量具有一个负显著的系数,从事混合贸易业务企业的虚拟变量具有一个正显著的系数。这说明相对于内销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平均雇佣较少的非生产性员工,而混合贸易企业雇用较多的非生产性员工。在第二列回归中进一步控制了表示企业性质的虚拟变量,结果基本保持稳健。在第三列回归中,控制了交互项process×pure和mix×pure,其中当企业是纯出口企业时,虚拟变量pure取1。交互项的系数都为负,说明纯出口企业的固定贸易成本确实较低。第四列回归中使用大学生员工的相对比例(Rdxs)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仍旧稳健。在后两列回归中process的系数为负,这与模型假设不一致。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dxs不是一个完美的代理变量,一些固定贸易成本不能被其反映出来,比如:业务转换固定成本。

3.稳健性检验

(1)使用不同的估计方法

在基准检验中,使用最小二乘法估计(7)式。由于被解释变量dxs中有很多0值,使用负二项回归对(7)式进行再次回归,结果如表5⑦。

在表5的第四列回归中使用高级技术工人的数量(gg)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保持稳健。通过观察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基准检验中关于贸易成本与企业选择关系的结论对不同的估计方法是稳健的。也就是说,加工贸易企业的固定贸易成本平均低于内销企业的固定贸易成本。

(2)使用全样本检验

余淼杰(2011)指出按企业名称合并数据库会使样本丢失,从而失去大量有用信息,可能对回归结果产生不良影响。一种减轻样本信息丢失问题的方法是利用其他字段(如:企业电话号码、法人代表的姓名等)对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进行多次合并。然而,即使这么做,最多能增加大约占现有数据库10%的样本(Fan et al.,2012)。也就是说,样本信息丢失问题仍然存在。

为了缓解样本丢失这一问题,可以单独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对模型的预测进行估计。虽然工业企业数据库里没有企业贸易类型的信息,但是根据图1所示,由于纯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率最低,企业的生产率应该和企业出口强度成倒U型关系,即随着企业出口强度的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应该先增加再递减。对企业生产率和出口强度之间倒U型关系的回归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⑧。

在表6的第一列和第二列回归中,继续使用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在第三列和第四列中,使用企业的当期销售额与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可以看到在所有的回归中,出口份额的一次项系数为正显著,而二次项系数为负显著,这说明企业的生产率和出口份额的确存在倒U型关系。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回归中解释变量二次项的系数的绝对值大于一次项系数,这说明纯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最低,这一经验事实与理论模型的预测一致。

(3)其他检验

本文还利用不同年份、特定行业的数据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与基准检验无实质性区别,不在正文中赘述(备索)。

四、结论与启示

当外需减小的时候,拉动内需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与拉动内需的多数观点不同,本文强调拉动内需的另外一个机制,即通过增加国内供给和差异化产品的种类拉动内部需求。本文建立了一个可以解释我国企业选择行为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该模型表明贸易成本是影响企业国内外市场选择行为的关键因素。加工贸易转内销的企业是加工贸易企业中效率最高的,而一般贸易转内销的企业是一般贸易企业中效率最低的。

除了有较强的解释力外,本文理论模型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丰富的政策含义。

1.政府可以通过改变贸易的相对成本拉动内需

当国内贸易成本相对于加工贸易成本降低时,部分加工贸易企业会转为纯内销企业,这会增加国内市场的产品供给,降低国内市场产品的均衡价格,拉动国内市场的内部需求。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实施结构性减税来降低国内贸易的可变成本,以达到增加内部需求的目标。

2.政府在制定招商引资政策时,应考虑到外资企业对贸易方式的选择及其对国内需求的影响

相对于内资企业,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对外贸易成本较低,更有可能选择加工贸易。2001~2010年的10年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占全国加工贸易的平均比重为81.57%。因此,如果国外企业都以享受优惠的贸易政策为目的选择加工贸易,那么国内市场的产品供给会减小,国内的物价水平可能会高于出口的物价水平,这将降低国内消费者的福利。

3.政府应该补贴加工贸易企业转为内销企业

加工贸易转内销的企业是加工贸易企业中效率最高的。因此,如果政府能鼓励加工贸易企业转内销,那么首先转内销的将是效率最高的那部分加工贸易企业,这有利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和升级。同时,转型后的加工贸易企业规模将变大,失业人数并不会因加工贸易企业数量的减少而增加。此外,由于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主要由加工贸易引致,加工贸易企业转为内销企业还将有利于我国外需的平衡。

4.政府可以适当提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

根据本文的理论模型,如果提高出口退税,企业进行一般贸易的可变成本会降低。因此,更多的内销企业将转为同时进行内销和一般贸易出口的企业,这将稳定我国的出口贸易,并使资源更多地配置给高效率的企业,增加社会的总福利水平。

注释:

①即运达1单位的产品要运送τ单位的产品。

②为了使图形更清晰,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因此,本文实际上进行的是一个局部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然而,进行一般均衡分析不会影响到本文的基本结论。

③加工贸易企业指进行加工贸易业务,或同时进行加工贸易和内销的企业。混合贸易企业指进行一般贸易,或一般贸易和内销,或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或同时进行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内销的企业。本文只考虑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这两种主要的加工贸易方式。

④使用横截面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并不会影响本文结论的可信性。使用平衡面板数据将忽略低效率企业进入和退出行为对回归结果的影响。用横截面数据估计的另一个好处是:不必要担心“企业名称和法人代码会随时间而变化(聂辉华等,2012)”,以及“精确的加工贸易投入和产出价格指数无法获得(Brandt et al.,2012)”这些棘手的问题。同时,为了减轻使用横截面数据带来的不足,本文进行了大量的稳健性检验。

⑤本文在回归中发现加工贸易转内销企业的样本量较少。为了使结果更为可信,只控制了企业东、中、东北和西部的地区虚拟变量以及一位数的行业虚拟变量。

⑥和Melitz(2003)一样,本文模型中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强度为,该值一般小于0.5。

⑦使用零膨胀负二项(Inflated-zero Negative Binomial)回归所得结果相似(备索)。此外,由于使用了不同的估计方法,直接对比表4和表3的系数值没有意义。

⑧刘振兴和金祥荣(2011)用面板数据检验了出口强度不同的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关系,他们发现低出口强度企业的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高,高出口强度企业的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低,这与本文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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