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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1)05-0059-05
教育史研究经过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繁荣，到进入21世纪后，似乎显得十分尴尬。在进入新世纪前，教育史研究取得了不斐的成绩，《中国教育通史》(6卷)、《中国教育思想通史》(8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外国教育通史》(6卷)、《外国教育思想通史》(10卷)等，多是名师引领，多校合作，集团军作战取得的重要成果。这一切对当今的教育史研究者形成了巨大压力。反观教育科学园地中特别是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空前繁荣，与第八次课程改革紧密配合，不仅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而且还有颇高的经济效益。教育史研究应当如何发展，教育史研究向何处去？成了摆在教育史研究工作者面前的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因为有了思想解放，才有了全国科学研究的良好局面，才有了教育史研究的第一热潮，才推出了一批重要的教育史研究成果。解放思想的前提是被解放者要有思想，只是他的思想被种种看不见的绳索束缚着而已。如果他本身没有思想，“解放”了他，他仍然享受不到“解放”的实惠，也就不可能迸发出新思想、研究出新成果。我们呼吁进一步解放思想，其前提是建立在教育史研究工作者有丰富的思想基础上的。建立在这一假设前提下，教育史研究工作者如果解放了思想，就可能推出一批重要的成果和教育史研究精品。
事实上，我们的教育史研究工作者的确面临着思想禁锢的问题。因为思想禁锢，可能会导致教育史研究成果制造一批文字垃圾，可能会影响教育史研究的声誉，也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不良的社会效益乃至经济效益。譬如，时下兴盛不衰的校史写作与出版，一方面出现了盲目寻根，将校史的源头追溯到遥远的过去，甚至将北京大学的前身追到汉代的太学、西周的辟雍。这是很不实事求是的，是思想“解放”过头的事例。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需要解放的问题。在这里略举三例。
例1.华东师范大学的筹办时间和开学典礼时间在同一年，比较好处理校史的起始年问题。该校校史记述道：“1951年7月24日，华东教育部召开华东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成员会议，会上宣布：为积极开展华东师范大学各项筹备工作，经华东教育部研究决定，成立华东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开学日期也很明确，校史有如下记载：“1951年10月16日，晴空万里，阳光普照，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内彩旗飘扬，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1](P36)华东师范大学避开了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前身，直接以现今学校的开学典礼为校庆纪念日和校史的起始时间。
例2.西南师范大学的校史起始期定为1950年，其依据是“1950年10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同意将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和四川省教育学院合并，更名为西南师范学院”[2](P2)。重庆解放后，1950年上半年，西南文教部派人深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两院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意见，酝酿合并事宜。8月22日，在四川教育学院设立西南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办公处，启用“西南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的印戳，开始行使职权。“1950年10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同意将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与四川教育学院合并，更名为西南师范学院，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师范大学从此诞生”[2](P2)。本来，西南师范大学完全应该以四川教育学院或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中哪一所历史最早便以哪一所的创办时间为校史起始期，但西南师范大学的校史却不管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和四川省教育学院创办于猴年马月，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问题，以西南师范学院校名启用日为校史起始期，甚是痛快！相对于很多高等学校的校史尽可能追溯更早的源头而言，显得很豁达大度，同时也标示这所学校是一所革命大学、新型大学。
例3.《东北师范大学校史》确定校史起始期是1946年。是年元旦前后，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指示当时在东北局宣传部工作的著名作家舒群创办东北公学，并批示他聘请当时任本溪市委宣传部部长的著名诗人张松如和当时任沈阳市市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著名病理学家白希清教授，参加筹备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由张松如教育长亲自起草的《东北公学招生广告》，首次刊于1946年2月20日《东北日报》(辽东版)并开始招生。旋即东北局又决定东北公学改名为东北大学。至此，“这一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大学，迎着纷飞的战火在东北大地上诞生了”[3](P3)。众所周知，中国教育史上的“东北大学”有两所，一所是1946年由东北局创办的东北大学，另一所是1923年奉系军阀张作霖父子创办的东北大学。1922年7月，在奉天省公署内设立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1923年4月，奉天省公署颁发大学印章，文曰：“东北大学之印”，当月26日即正式启用[4](P4)。东北沦陷后，东北大学开始了十数年的流亡历史。该校校史记载说，1949年“3月上旬，东北大学师生乘火车返回东北。根据上级政府的指示，文、法、理、商、教育学院迁到长春，与解放区的东北大学合并。最初仍称东北大学，1950年改为东北师范大学”[4](P180)。这样，东北师范大学实际上有两所东北大学作为前身，校史以1923年创办的东北大学为起始期，当更为科学且有价值。但是，《东北师范大学校史》实际上并不认其最早的一个前身，称：“1950年3月28日，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命令：‘奉东北人民政府命令并经教育部同意，自4月1日起将东北大学改为东北师范大学。’”[4](P52)并没有提及1923年创办的东北大学。“老”东北大学的教育学院合并进入了“新”东北大学，但《东北师范大学校史》在“扩大教育学院”中，却只字未提。
这种“不认祖”的校史起始期确定办法，不能不说对学校的办学资源是一种浪费，或是闲置，这对于学校资源的综合利用来说，是颇为不利的。切断历史联系，仅以“革命性”或“新型性”的新型大学整合日期为大学校史的起始期。在众多大学校史中，也有一些学校或者追求新整合的大学具有“革命性”或“新型性”，而不管其悠久的办理高等学校的传统，就以整合期为起始期。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类的校史研究和写作上的问题，说到底是思想禁锢所致。
随着许多档案资料的解密与公开，许多尘封多年的历史资料得以重见天日。如果我们思想解放，便可以用新的理念作指导来解读它，发现它的价值，用它来证明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来印证过去将信将疑的结论。
二、既往教育史都是当代教育史
克罗齐曾经指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黑格尔也说：“当我们研究‘过去’的时代，研究遥远的世界，这时候一种‘现在’便涌现我们心头——这是精神自己活动后产生的，作为它自己劳苦的报酬。历史上的事迹各个不同，但是普遍的、内在的东西和事变的联系只有一个。这使发生的史迹不属于‘过去’而属于‘现在’。所以实验的反省，它们的本质虽然是非常抽象的，但是它们属于‘现在’是确确实实的。它们使‘过去’的叙述赋有‘现在’的生气。这些反省是不是真是有兴趣、真有生气，当然全看著史的人自己的精神如何。”[5](P5)古代、近现代教育与教育史研究者之间普遍的、内在的联系，仅仅只有一个东西，这就是确确实实的“现在”，并不是孤孤单单的过去的事变、事实教材本身。对过去教育事变或教育事实的研究本身，也是属于“现在”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每一位研究者的“精神自己”是“现在”的。尽管教育史实和教育事变是千奇百态的，但串起这些千奇百态的教育史实的正是“现在”这一根红线。
墨子在近代的复兴便是一很好的例证。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孙诒让著《墨子闲诂》一书。学者俞樾在《墨子闲诂·序》中指出：“近世西学中，光学、重学，或言皆出于墨子。然则其《备梯》《备突》《备穴》诸法，或即泰西机器之权舆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傥足以安内而攘外乎！”[6]“乃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传诵既少，注释亦稀。乐台旧本，久绝流传。阙文错简，无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晓。而墨学尘薶终古矣！”[6]从韩愈到晚清，《墨子》一书千年尘封，竟无人问津。为什么到近代墨子突然“时来运转”呢？除孙诒让等清末一大批学者倾注大量心血于墨子外，胡适、陶行知等留洋教育家为何亦“所见略同”呢？原来，孙诒让等学者抬出墨子，实在是看到了墨子的现代价值，墨子“光学”、“重学”等科学技术知识，有助于御敌于国门之外，有益于救亡图存。而胡适、陶行知等宣传墨子，是因为《墨子》中“亲知”、“闻知”、“说知”的“经验论”、“感觉论”与杜威的教育思想有许多暗合之处。他们是要把杜威教育思想“嫁接”到以墨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思想这支树干上[7](P87)。从孙诒让到陶行知，正是用其“现代”的眼光发现墨子的价值的。
“沉默”了几十年的梅贻琦为什么突然“活跃”起来呢？梅贻琦自败走台湾到新竹复制清华大学后，他的一切信息成为禁区。199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梅贻琦教育论著选》，然而，梅贻琦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直到即将跨入新世纪前后，梅贻琦这才成为广大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特别是年轻的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关注的人物。究其原因，原来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理论界在反省这么个问题：为什么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20时期，其中还有8年抗战，3年解放战争，和平建设的时间并不长，却大师云集，人才辈出？梅贻琦曾改易《四书》中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8](P24)可谓一语挑明“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严重缺失。继而人们认识到中国教育生了重病，恰如梅贻琦所言：“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8](P108)可以说，如果没有当代中国大师寻觅，没有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反思通识教育的缺失，也就不会有梅贻琦的再发现。
而“死而复生”的陈寅恪更是令中国当今学者“垂涎三尺”的人物。陈寅恪之所以声望如日中天，原因除陈寅恪掌握十几门外语和独到的史识外，还有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9](P246)。陈寅恪敢与学生说“前人讲过的话，我一概不讲”，难道不是针对今日大学教授讲学人云亦云，照本宣科的严重弊病吗？1953年11月中旬，正在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学习的陈寅恪的学生汪籛南下充任劝说陈寅恪北返的“使者”。他将郭沫若和李四光的信函转交给陈寅恪，要他北上担任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由其妻子唐筼执笔的答复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10](P102)两位助手冼玉清和黄萱教授劝他没有必要这样提，他却倔强地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冼玉清再劝他不必如此，他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10](P102)陈寅恪的再生，实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再生。而之所以如此，却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缺失所致。
此外，自上世纪90年代末到今天，教育史研究工作者推出的大量成果，如《中国小学教育史》、《中国近代中学教育史》、《中国专科教育史》、《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外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外国近现代教育问题史》等，正是一切过往教育史，都是当代教育史的明证。
三、教育史研究中的谬误有待订正
已经去世的李才栋教授曾对笔者说，教育史研究工作者对历史研究成果吸收比较缓慢，历史学界早已澄清的史实，而在教育史研究成果中却还在流传着谬误。
第一，校史研究中的问题。《湖南大学校史》、《武汉大学校史》、《天津大学校史》等，在校史溯源问题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往古里、久里追溯的问题。1996年，《湖南大学校史》(976-1996年)印行。校党委书记刘光栋在绪言中指出：“湖南大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她正式定名于1926年，其前身，一为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创建的岳麓书院；一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兴办的时务学堂。讲习绵延，弦歌不断，迄今已1020载。”[11]是一所“仅次于摩洛哥加鲁因大学”的高等学府。绪言在这里还作了一个小考证，证明湖南大学是世界最早的第二所大学。“摩洛哥加鲁因(一译卡拉维因)大学，创建于859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创建于980年(一说982年)。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创建于1088年(一说1158年)。巴黎大学是1150年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索邦神学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牛津大学是1167年召回留学巴黎大学的英国学者集中牛津讲学而创立的。剑桥大学是1209年部分牛津师生移居剑桥而成立的”。总之，除摩洛哥加鲁因大学外，统统都是湖南大学的小兄弟或者是晚辈。这个结论是令人贻笑大方的。众所周知，无论是说前身也好，说源头也好，是不要忘记一个前提，这就是以大学制度为前提的。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教育被政治的襁褓重重束缚着，并无西方的教育独立大背景，因而诸如书院之类的教育机构，常常毁于战火，经常停辍于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此书院彼书院(尽管名址相同)并无承继性。因此，说岳麓书院是湖南大学前身近似于冯友兰的北京大学前身远的可以追溯到汉代太学甚至西周辟雍一样荒唐。
《武汉大学校史》、《天津大学校史》以湖北自强学堂、天津中西学堂为其前身，自然也将自己学校的校史写成了“笑史”。
第二，查对第一手资料，避免用政治上的评价代替教育上的评价，全面地客观地设身处地地理解历史人物。
第三，查阅第一手资料，避免毫无根据地臆想和推测。
第四，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问题。
所以，进入21世纪后，今天的教育史研究，只要潜心深入下去，就会发现别有洞天，就会大有可为。
注释：
①近几年来，中国当代教育思想史研究的著作主要有：1.朱永新的《嬗变与建构——中国当代教育思想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2.程凯主编的《当代中国教育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另外，还有当代教育史理论性质的著作多种，不属于中国当代教育思想研究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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