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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义问题是现代认识论和符号学研究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当代学术研究领域，意义理论可谓泛滥百家，流传极广。分析哲学，语言哲学、解释学、甚至人工智能科学和工业技术设计中，关于意义问题的研究都相当流行。意义理论研究中这种历久不衰的生命活力及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了人类对这一关涉自己前途和命运的问题的关切，另一方面在这种恒久的关切中也不断暴露出了已有理论的幼稚与不成熟。这就是，当代的意义理论研究，仍然没有超越意义问题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传统，即都太专注于意义本身的孤立研究，兴趣往往只集中在寻求语词意义的解释方法上。这种理论动机，从肯定方面说，促成了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实现与完成，对否定某些传统形而上学的虚假命题有一定帮助；而从否定方面看，这种理论仍然停留在由语词意义到语词意义的循环之中，根本没能达成对意义概念的真正理解。考虑到当代意义理论研究的上述缺陷，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野中的意义理论研究无疑应遵循以下原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超越单纯的语义分析方法，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纳入意义理论研究的范围，并以此为基本参照系，设定研究的内容，展开分析的逻辑序列，力求能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当代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得出一些新的和可信的结论。
2.正如赫尔岑所说过的那样，只有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才能清楚地认识现实。因而，深刻地认识过去的意义理论，是揭示各种当代意义理论实质的思维座标。从这种意义上讲，向后看也就是向前进。
意义理论的研究，在西方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西方古典哲学关于意义问题的思考，萌芽于前苏格拉底时期。经过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的努力，到亚里士多德时代，西方古典的意义理论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体系。欧洲中世纪，深受亚里士多德语义逻辑方法影响的中世纪哲学家们，对语义学和语形学问题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形成了中世纪的意义理论——意谓学说。近代欧洲，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学术思想空前活跃起来，有关意义问题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较为繁荣的局面。培根、霍布斯、洛克、莱布尼茨、洪堡特和索绪尔等人的论著中，都出现过大量关于语词及其意义的分析论述。
中国古典哲学也有自己独特的意义理论，这就是她的以实践理性精神为论旨的言意关系理论。过去，由于材料的芜杂和以西方意义理论为正统的偏见的影响，人们不仅忽视了中国哲学在这方面的独特贡献，甚至进而将中国古典哲学视为一种前语言哲学和反语言哲学。这种不合理的偏见大大局限了人们研究意义问题时的视野，是很有代表性的。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中国古典哲学是一种十分重视语义分析的哲学。如果从观察的客观性出发，便不难发现这一点。中国古典的言意关系理论从庄周及《易》中的有关议论开始，中经王弼、欧阳建、孔颖达、邵雍、程颐、张载等人的反复辩难，到王夫之进行理论总结，2000年间一脉相承、余绪不绝，形成了贯串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条意义理论主线。中国古典的意义理论，其致思趋向在于明了言意关系，最终以求能论证言能否达意或言如何达意的问题。在分析方法上，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一般偏好形而上的思辩方法，并经常借用一些隐喻性的语言进行论辩。如从庄子借用“筌蹄鱼兔”之喻说明言意关系开始，后世历代差不多都有人借此立论来讨论言意关系问题。因此，关于“筌蹄鱼兔”的不同论说，便构成了中国古典意义理论发展的主体内容。
中西方古典哲学都有各自不同的意义理论。二者致思趋向和分析方法上的差异，体现了意义问题研究中文化传统的不同。从当代意义理论研究的新视角，重新审视这些古老但却仍然“活着”的思想，我们自然会从中获得教益和启示。
3.关于意义概念的探讨，是各种意义理论都极为关心的话题。本世纪初，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格登和理查兹在他们合著的《意义的意义》一书中，曾概括总结出了16种有代表性的意义定义。这16种定义，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揭示了意义概念的不同内涵，但同时也都有盲人摸象般的片面性。当代，意义仍然是一个人言人殊的概念。以后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意义功用论、沃森和斯金纳的意义行为论、戴维森的意义语义论，便是影响甚大的三种当代人的意义定义。由此可见，作为意义理论研究的起点概念和核心概念的意义，其本身的模糊不清和使用的混乱，的确达到了让人吃惊的程度。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曾经指出的那样，意义概念就如同一个泥人，被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你洗一把、他洗一把，已经变成了一盆泥汤。
意义概念和其他人类概念系统中的实指性概念一样，有其客观性内容和意向性对象。实质上，意义是人以他向思维为前提，以我向思维为内在尺度对来自外部世界及自身的信息所作出的解释和评价，其结果通常外化为符号，从而得以保存和传达。也就是说，意义首先并不是凝结在语词符号中的，僵死的思想“产品”。意义首先是一种活生生的，能够满足人类生存实践需要的精神媒介和思想程序。依靠这一媒介和程序，人类行为才能保持与外部环境的平衡。
从概念比较的角度看，意义概念和指称概念之间的差异，也显示了其独特的思想内涵。
首先，从对象的性质看，意义和指称的对象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实指性客体(actualobject)，一种是意向性客体(intentional object)。当指标的对象是实指性客体时，意义和指称相一致。当指称的对象是意向性客体时，指称和意义便发生了分离。这时语词符号往往有意义而无实指性对象。
其次，从意指过程的信息流程看，意义与指称过程既密切相联，又互相区别，因此不能合二为一、等同视之。意义作为指称的前提，它的形成是一个由外到内的过程，即理解和把握外物的过程；指称是关于意义的表达过程。作为意义的外化，它表现为一个由内到外的过程，即关于意义的解释过程。
最后，从历史演变看，意义和指称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基本统一到逐渐分离的过程。研究表明，人类的意义世界发轫于动作思维。动作思维是一种情景思维，必须有实指性对象方可进行。动作思维阶段，意义过程和指称过程是完全一致的。如汉语中指的本意便是“指目之”和“手有所指为指”。《礼记·大学》说“十手所指”、俞樾《公孙龙子发微》说“指，见牛而指目之曰牛，见马而指目之曰马，此所谓物莫非指也”，这两处所提到的指，都既有指称的成份，又有意义的成份。象形文字出现后，文字符号的意义仍然来自于对对象特征的直接把握，意义过程和指称过程基本上仍是一致的。拼音文字出现后，文字符号成了声音的代码，和所指向的实在对象发生了分离。文字可以表意达物，也可以只表意不达物。意义活动和指称活动这时便有了相对独立的“人格”。意义过程和指称过程的分离，表明了意义理论和指称理论的根本不同之处。
4.符号化是意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关于意义的符号化问题，过去的研究中大都将它作为一个既定的和自然而然的事实加以接受。其实，这其中有许多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意义符号化的动力和生理基础是什么？意义符号化的历史进程有何规律可寻？意义符号化有什么作用和影响？这些问题都是不能忽视的。
事实证明，人类生存实践的需要是意义外化（符号化）的主要动力。人之所以要发出有意义的符号，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是指称外物，传达思想，从而完成与外部环境的物质能量交换过程的需要。人脑（主要是语言中枢）和人的语音器官和书写器官（手）是意义符号化的生物学前提。考古学、古人类学和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已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
意义符号化的历史进程经历了由动作语言到话语、由话语到图画文字、由图画文字到象形文字，由象形文字到拼音文字再到电子媒介这样一些基本环节。符号化对人类意义世界的进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首先，符号的概括功能使意义获得了一种全人类意义上的表达工具。其次，符号化为客观化了的意义载体，可以成为新的认识对象传递人类认识成果，从而使人类认识突破具体时空环境的限制。最后，符号化又使人类意指活动获得了历史性和继承性。但是，符号化的过程还有其负面影响。这表现在：首先，符号虽然是存意和表意的工具，但它毕竟不是意义自身，因此又会给意义的传递带来困扰。其次，符号都是高度概括和高度抽象的媒介形式，但它们所指称的对象却都是具体的、生动的。抽象与具体的矛盾，便成了符号意义多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从符号本身的性质看，其表意的随机性和不完整性，决定了它在传达意义时的相对性和约定性。仅就文字符号的这种局限性而言，它来自于自然语言和神经语言之间的自然差异，因而是不能人为排除的。
5.意义符号化的目的在于传达。意义传达的根据从宏观角度看，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外部世界的统一性。从微观角度看，意义的传达之所以能够进行，又有其神经生理学和神经心理学依据。这表现在：意义的可传达性首先来自于人类感觉效应器官的一致性。对意义的传达过程来说，人类感觉赖以产生的各种感受器所能感受和处理信号的阈限都是相同的。由于感觉效应器官是意义传达的“通道”，因此，人类感官阈限的一致性便为意义的传达提供了前提。其次，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和神经细胞的构造也是相同的。这种组织结构上的一致，是意义能够传达的又一保证。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解剖学形态是相同的，组成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细胞的构造也是相同的。这种结构上的相同，决定了人类中枢神经系统信息处理方式的一致性。意义传达虽然主要是心理事件，但心理现象是以生理现象为基础的。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结构与功能上的一致性，是意义的传达之所以能够进行的神经生理学依据。
意义的传达即关于意义的解释与理解过程，其类型按意义在传达过程中是否发生形变以及形变的程度可划分为：衍生、理解不足和误解三种。衍生是传达过程中理解者形成的意义超过了传达者所要传达的意义；理解不足正好与衍生相反，这是理解者获得的意义小于解释者所要传达的意义的一种情形；误解是理解者在意义选择与认定上正好与解释者相反的一种传达现象。误解有故意误解和无意误解两种，其区别在于有无误解动机的不同。
传达过程中意义的形变表明：首先，意义传达过程中存在着意义的个体化倾向。其次，意义的个体化倾向不仅是意义形变的原因，而且还是意义创造的内在动力。最后，意义视界的融合有一定的限度，不能生硬地强求理解者向解释者的彻底回归，更不能轻信可以达成理解与解释的完全重合。由此可见，在理解者与解释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客观的间距。传达的本质特征便是既承认间距在意义传达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又为清除间距而不断努力。间距作为解释者与理解者在时空上的距离感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理上的疏异感，既是传达的中介性工具，又是传达的“过滤器”和“变压器”。
间距的存在表明，意义的传达并不是没有极限。极限形成的原因首先在于传达的自然语言和人的神经语言之间的差别。自然语言具有模糊性、递归性和离散性的特征，而神经语言只按“全有”或“全无”的方式工作。由于自然语言和神经语言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和操作模式，所以以自然语言为符号的意义外化过程和以神经语言为载体的内部意义过程之间，便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样差别是意义传达的“天然”障碍。此外，自然语言的达意功能也是有限度的。语言中只有一般的东西，而言语总是指向具体的东西。语言和言语的差异，构成了传达极限的另一个源头。
传达的极限具体表现为：首先，解释者的解释与其所表达的事件之间存在着间距，这一间距导致了解释者的对象性话语不能完全、彻底地与对象自身一致。其次，解释者和解释语言（包括话语和文字）之间也存在着间距。这一间距割断了解释者与解释语言的联系，从而使解释话语相对独立于解释者而获得了某种自主性，最终导致了解释者的解释语言与自己的解释意图、解释目的相冲突、相矛盾。能指的相对独立性是传达的另一种极限。再次，正如解释的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一样，理解的可能性也是多种多样的。理解的歧意性，是意义传达中需要突破的又一个界限。依附于不同的歧义性理解的意义传达，是无法还原到解释者的心理层面上的。所以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理解本身就是意义传达的极限。最后，理解者与其自身的间距，构成了意义传达的又一种极限。理解“本文”，实质上是通过“本文”理解自己本身。任何理解，都是自我理解。理解本来是为了回归“本文”，这里出现的理解主观性和理解的初衷是矛盾的、无法吻合的。理解所陷入的这种矛盾，是理解者自己无法超越的。
当然，意义传达的极限并不能毁灭传达过程本身。相反，如果没有极限，意义在任何过程中都能实现百分之百的传达，这时传达过程反而却会走向毁灭。因为如果意义能像搬运砖头石块一样搬运，传达本身也就随之失去了意义。
6.人类创造了物质世界，但人化的自然不同于自在的自然，它不仅是人们生活的物质前提，而且还是人类独有的意义世界的一种十分重要的表现形式。从现代符号学的立场看，人化了的自然事物和现象，无一例外都具有纯能指的功能，即一种凝结和物化意义的符号的作用。人化的自然，是意义对象化的公开展示，是可以通过感官直观地加以把握的物化了的意义。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曾经指出过，如果把工业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那么，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就可以理解了。（参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4～85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马克思所阐明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和有效的思维方式。以往的意义理论研究，由于离开人的对象性活动及其历史进程单纯考察意义的语义学性质，因此，大凡涉足者差不多都陷进了由语义到语义的循环之中。这一教训提醒我们，意义问题并不是个单纯的语义学问题，它首先是一个生活实践问题。只有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从人化自然的意义底蕴出发，我们关于意义问题的理解才会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
在人化的对象世界中，劳动工具和建筑物是最具典型性的意义载体。劳动工具和建筑物中，包含着人类意义世界的基本隐喻。
劳动工具是人类意义世界的集中体现。首先，石器时代的人类意义世界总体上处于自我觉醒但又无法摆脱自然困扰的阶段。砍砸器等石制工具的出现表明，人类已朦胧觉察到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并开始以自然改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自然面前。这一点，从制造工具的精神条件中便可看出，工具的制造，必须以长期记忆功能和对因果联系的初步意识为前提。因此，砍砸器的棱角就是人类意义世界发轫的证明和标志。其次，以铁犁为符号的铜铁时代的人类意义世界，从俗文化的层面看，田园诗、耕织图、农事节日习俗、饮食生育文化、作物家畜文化是其外显的主要形式；从典籍文化的层面看，铁犁时代是一个人类精神急剧膨胀、意义创造空前繁荣的时代；从民众心理层面看，土地崇拜观念，安土重迁、因循守旧的心态等，是这一时期人类意义世界的主要心理内容。最后，以蒸汽和电动机为符号代表的工业文明，同样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意义内涵。如各种关于自然的经典科学理论，为人类意义世界增添了一系列的科学解释模型。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改变了农业社会的阶级关系和政权组织形式，从而导致了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的产生，诸如民主、自由、法制、阶级斗争等观念，都是在这一时期萌生的。另外，工业革命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如标准化观念、效率心态等，都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本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进入计算机时代，一种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文明正在悄然降临。虽然现在预言正在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的意义特征还为时尚早，但正在或将要形成的新意义层，肯定将是社会急剧变革的映射。就目前情况而言，民族国家霸权的崩溃、传播工具的非群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的加速、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二为一、电子家庭的出现、灵活工时制的实施等一系列变化，都将成为未来新意义层形成的最终根源。
建筑是人类意义世界的观念碑。首先，从人类共性的角度看，建筑物所体现和凝结的无一例外都是人的生存意念。建筑物是人与自然“对话”的一种实体方式，它体现的是人对自身的关怀，表达着人类的生存精神。建筑是理解生命的符号。其次，建筑作为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意义世界的表征，在纵横两方面都具有多样化的特征。纵的方面，建筑的时代特征是不同时代精神的体现。以中国为例，秦汉建筑的豪放、隋唐建筑的雄阔、宋代建筑的灵秀纤懦、金元建筑的粗犷等，无一不体现着独特的社会生命感悟和独特的审美精神。横的方面，建筑又有空间差异。西方建筑、伊斯兰建筑，东方建筑，都有明显不同的意义内涵。建筑景观的不同，反映着不同的民族精神，是不同的民族精神的历史形象，是立体的民族精神史。
总之，对象世界是意义世界的公开展示。人类意义世界发育进化的每一步，都要在人化自然这本大书上留下属于自己的一页。对象世界体现着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哲学、宗教、艺术和美学观念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对对象世界的把握，是把握一个社会所拥有的意义世界的最为可靠、最为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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