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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读《门外文谈》
用漫谈的笔调，讲高深的学问。鲁迅的这一篇《门外文谈》可称杰作。它从文字的起源谈到汉字的改革，从文学的发展谈到文艺的大众化，涉及广阔的方面。读者可以在很轻松的阅读中，获得许多这方面的知识。
鲁迅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曾经跟小学大师章太炎学过《说文解字》。文字学也可以说是他的本行，难怪谈起来如数家珍，真正做到深入浅出了。
这一篇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强调地提出了汉字改革问题。汉字从远古发展到现代，“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为了让劳苦大众容易得到学习文化的条件，鲁迅在好些文章里都提出了方块字必须改革的主张。例如，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见《二心集》）中说：
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繁难的象形字，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
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见《二心集》）中说：
中国的象形——现在是早已变得连形也不象了——的方块字，使工农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
在《答曹聚仁先生信》（见《且介亭杂文》）中，他甚至说了：“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在《中国语文的新生》一文（见《且介亭杂文》）中，他甚至把方块字称为“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
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
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见《且介亭杂文》），他说：
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权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这并不是鲁迅一人的见解。钱玄同等人就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出废除方块字，改用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主张。更早，1913年教育部召开的读音统一会，就是探讨汉语拼音化的一件大事。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也被指派为读音统一会的会员。《门外文谈》里说到了会上的一些情形：
劳乃宣和王照他们两位都有简字，进步得很，可以照音写字了。民国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他们俩都是会员，劳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亲到的，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先生大战，战得吴先生肚子一凹，棉裤也落了下来。但结果总算几经斟酌，制成了一种东西，叫作“注音字母”。那时很有些人，以为可以替代汉字了，但实际上还是不行，因为它究竟不过简单的方块字，恰如日本的“假名”一样，夹上几个，或者注在汉字的旁边还可以，要它拜帅，能力就不够了。写起来会混杂，看起来要眼花。那时的会员们称它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范围的。
读音统一会是1913年2月15日开幕的，到5月26日闭会。到会的有各省代表及特邀代表共八十多人，推举吴稚晖、王照为正副议长。会上，在核定音素、采定字母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核定音素问题上，南方的会员和北方的会员争论的是浊音字母和入声的存废；在采定字母问题上有三派不同的主张：一、偏旁派，仿日本片假名，用音近之汉字，任取其偏旁笔画为字母；二、符号派，这是会员中那些章太炎的学生鲁迅、许寿裳、朱希祖，以及马幼渔、钱稻孙等人所主张的，即以章太炎1908年所拟的一套标音符号为基础制定字母；三、罗马字母派。在争论过程中，鲁迅没有到会参加，他只是去参加了表决。1913年3月12 日他的日记记有：“午后赴读音统一会，意在赞助以旧文为音符者，迨表决后竟得多数。”鲁迅是怕少了自己这一票，这天才第一次赴会的。会议即根据表决的结果，制定了三十九个“注音字母”，“以代反切之用”，作为注音的工具。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将这套字母正式颁布。1919年4月16日教育部又重新颁布注音字母的新次序（吴稚晖定的）。到了1930年4月21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将注音字母改称为注音符号。不称“字母”而称“符号”，就是明确将它定位于一种注音的工具，犹如英文字典注音采用K.K.音标和IPA音标（国际音标）一样， 而不是构成一种拼音文字的最小书写单位——字母。这一定位是合乎实际的，不过也表明无意于用它来取代现行的汉字，它不再被看作汉字改革的一个步骤了。
到了1952年，这套注音符号还最后风光了一回。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利用注音符号作为识字教学的工具，称他做“识字拐杖”，取得了良好效果。于是宣传他创造了“速成识字法”。1952年4月26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普遍推广速成识字法》的社论，9月6日，全国总工会发出指示，要求推行速成识字法以扫除工人中的文盲。虽说热闹了一阵子之后即不再提起，但也可以表明这套注音符号在识字教学中是有用的。
鲁迅已经看出了这一套注音符号没有力量单独拜帅，不可能发展成为取代方块字的新文字。赵元任提出的罗马字拼法，他也以为太繁难，“有些妨碍普及了”。他赞成的是汉语拉丁化。1931年吴玉章等人在苏联海参崴拟定了一套“拉丁化新文字”。传回国内以后，从1933年起，一些左倾的文化人就在各地组成团体，宣传推广了。《门外文谈》里提到的《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就是他们的一种出版物。鲁迅在《关于新文字》（见《且介亭杂文》）这篇答问中，热情称赞了这种拉丁化新文字：
这回的新文字却简易得远了，又是根据现实生活的，容易学，有用，可以用这对大家说话，听大家的话，明白道理，学得技艺，这才是劳苦大众自己的东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
如此说来，确是好东西了。如果来一个可行性论证呢？鲁迅就发现困难还不小。《门外文谈》中说：
到了这里，就又碰着了一个大问题：中国的言语，各处很不同，单给一个粗枝大叶的区别，就有北方话，江浙话，两湖川贵话，福建话，广东话这五种，而这五种中，还有小区别。现在用拉丁字来写，写普通话，还是写土话呢？要写普通话，人们不会，倘写土话，别处的人们就看不懂，反而隔阂起来，不及全国通行的汉字了。这是一个大弊病！
中国是个幅员广阔、方言复杂的国家，如果采用拼音文字，有多少种方言就有多少种文字，不像方块字那样可以在各个方言区中一律通行。有人因此认为汉语是不可能采用拼音文字的。对于这种反对意见，鲁迅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是这样回答的：
现在正在中国试验的新文字，给南方人读起来，是不能全懂的。现在的中国，本来还不是一种语言所能统一，所以必须另照各地方的言语来讲，待将来再图沟通。反对拉丁化文字的人，往往将这当作一个大缺点，以为反而使中国的文字不统一了，但他却抹杀了方块汉字本为大多数中国人所不识，有些知识阶级也并不真识的事实。
认为中国文盲众多，就“等于并没有文字”（《中国语文的新生》），用“宣传古文的好处的教授，竟将古文的句子也点错了”（《关于新文字》）这样的事例来证明方块字的繁难，这些论辩可以在辩论会上取胜，却无助于解决方言的拼音书写这个难题。解决的办法，鲁迅只说了“将来再图沟通”这一句。寄希望于将来，也就是说此刻他也拿不出办法。
“将来”终于来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当年汉字拉丁化的主要设计者吴玉章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年12月他出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理事会主任兼方案研究委员会主任。可以以国家之力来推行他的方案了。结果在1958年出台的一套用拉丁字母书写的“汉语拼音方案”，也只能用来帮助识字、统一读音、改进学校语文教学和推广普通话，并没有将它发展成为一种取代方块字的新文字的意思了。
不止是鲁迅一人，这些主张废弃方块汉字而改用拼音化新文字的人，只强调了汉字难学难认等等缺点，却没有看到它对维持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历史作用。这一点，有不止一位学者是谈到过的。例如，刘大白早在1929年写的《白屋文话》的《自序》中，就说得很透彻：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繁多的国家。在地势上，又有山脉河流的阻隔；过去时代的交通，非常不便。汉末以后，经过好几次的分裂；其中像六朝、五代以及南宋时代的分裂，都是长期的。从五胡乱华起，到满清入据中原止，外来异族底侵入，又几乎是不断的。但是中国底文化，二千多年以来，一向是统一的。……中国文化底能够统一，和对于外来异族的同化力之强，主要的原因何在呢？我以为就在于同文政策底实行。这所谓同文政策，不但是所写的文字相同，而且所用的文腔文法也是相同。地域很广，交通很不便，方言方音很复杂，外来的或固有的异族又很多；如果大家各用拼音文字，分别拼出方言方音的人话，便可以有许多种的文字，许多种的文腔，而文化便不能这样统一了。所以中国历史上统一文化，同化异族的力量，就仗着：（1）不用拼音文字而用衍形文字；（2）不用各地分歧的人话和文腔，而用标准统一的鬼话的文腔。……咱们所用的衍形文字，因为咱们所用的语言是孤立语，而孤立语在现在语言学者估定的价值上，又被称为比较进步的；所以能不能改用拼音文字和要不要改用拼音文字，都是一个问题，而且这是另一个问题。
朱自清在1940年写过一篇《文字改革问题》，是探讨汉字拼音化改革的利弊的。文中引证了好几位中外学者的意见。例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所著《中国语与中国文》一书中的一个意见：
中国人为何不废弃这种表意的文字，而采取音标的字母，内中有很大的理由。中国文字，在学童识字的效率方面，虽然不及音标字母那么简易，可是中国全部文化的基础，都建筑在这种文字之上，而各处散漫的人民，彼此能互相联系，以形成这样一个大国家，也未始不是这种文字的功用哩。
在《准风月谈》里，有一篇《中国文与中国人》，是在《门外文谈》之前一年写的。虽然是瞿秋白所写，却是鲁迅经手拿去发表的。那篇正好也是介绍高本汉的这本《中国语和中国文》。只是不知道鲁迅是不是注意到了朱自清所摘引的这一段文章。
不仅这样，如果改用拼音文字，还会出现另外的问题。朱自清在文章中还从巴玛所著的《近代语言学专论》一书里摘引了这样一段：
我们的问题也一样。学语言的知道。（一）无论哪种改良的拼法，五十年内就会过时的。（二）我们从哪种拼法的字印行英国文学的杰作？若将“莎士比亚”改成近代的音读，那是欺人。可是若印这类书都用老拼法，只印新书才用新拼法，初级学校里都教新拼法，那么，没有时间和耐性学习老拼法的人，便没法读英国文学书了。……传统的拼法和中国字一样，是一条联系的索子，将十五世纪以来全部的英国文学拢在一堆儿。任何将拼法近代化的企图，会将一切人都关在英国文学的门外，只让几个渊博的学者进去。
朱自清认为，这意见“也是我们很好的参考”。
鲁迅看到了汉字的繁难，附和了拼音化改革的主张。当他发现方言复杂这问题之后，也没有从另外的角度去作进一步的考虑，这似乎是他千虑之一失。这是后人阅读《门外文谈》的时候最应注意的一点。据我看来，这一篇里除了这一处可议之外，其他精彩之处很多，例如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以及主张把方言土语（“炼话”）引进文学，都是极有见地的。谈到知识分子在改革事业中所应有的态度，他就说得真好：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二 重读《青年必读书》
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原来在晨报编副刊。报社的一位领导人看大样的时候，把校样上鲁迅的一首讽刺诗《我的失恋》（见《野草》）抽掉了。孙伏园愤而辞职，因此促成了《语丝》周刊的创刊。这事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见《三闲集》）中说了一个大概。
孙伏园是一位著名的副刊编辑。他离开晨报以后，邵飘萍就请他到京报去。1924年12月5日，他编的《京报副刊》就出刊了。 他大约也有一点跟由徐志摩接编的《晨报副刊》一争高下的意思，一开手就想来一点新招。新招之一，就是“青年必读书”的征答。
1925年1月4日的《京报副刊》上刊出启事：“一九二五年新年本刊之二大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青年必读书十部”。启事中作的说明是：前面的那一项，“是希望全国青年各将平时最爱读的书，无论是那一种性质或那一个方面只要是书便得，写出十部来”；后面的那一项，“是由本刊备券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询问他们究竟今日的青年有那十部书是非读不可的”。鲁迅也是报社征答的一人，就在2月10日写了这篇答卷。
报社以收到先后为序刊出这些答复。2月11日刊出第一篇，是胡适的。 以后每天一篇，依次是：梁启超、周作人、李小峰、徐志摩、潘家洵、马幼渔、江绍原、朱我农。接着就是鲁迅的了，刊登在2月21日的副刊上。到4月9日止， 一共刊出了七十八份答卷。
在答卷中没有开出任何一本书名的，除了鲁迅的这篇之外，还有江绍原和俞平伯两位。江绍原在答卷的“附注”栏写的是：
我不相信现在有哪十部左右的书能给中国青年“最低限度的必需智识”。
你们所能征求到的，不过是一些“海内外名流硕彦及中学大学教员”爱读的书目而已。
俞平伯在“附注”栏写的是：
青年既非一个人，亦非合用一个脾胃的；故可读的，应读的书虽多，却绝未发见任何书是大家必读的。我只得交白卷。若意在探听我的脾胃，我又不敢冒充名流学者，轻易填这张表，以己之爱读为人之必读，我觉得有点“难为情”。
徐志摩的答复是一封近四千字的长信，虽说也开列了“我生平受益（应作受感）最深的”十部书名，却表示不很赞赏这个征答的办法。他说：“其实伏园，你这次征求的意思当作探问各家书呆子读书的口味到是很有趣的，至于于青年人实际的念书我怕这忙帮不了多少；为的是各家的口味一定不同，……”
多数答卷却是开列了具体的书名的。这七十多位推荐者提出的“青年必读书”，大体上说分属于三大门类：一是中国古籍，一是中国近人著作，一是外国书。
在中国古籍里，像“四书”、“五经”、“前四史”，以及老子、庄子、墨子、管子、韩非子，还有《资治通鉴》正续编、《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等，都有不止一位推荐者提出。还有推荐《全唐诗》的（答卷上误写为《唐诗全集》了）。1933年鲁迅同施蛰存争论是否应该向青年读者推荐的《庄子》和《文选》，这两部书在这次《京报副刊》的征答中，就有好几位先生提出来了。还有一位老先生把《正谊堂全书》列入了推荐书目之中，以为这《全书》所收的几十种宋代以来的理学家的著作也是青年必读的。
中国近人著作，推荐者们提出的有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思想史》等，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三民主义》等。此外还有蔡元培、章太炎、章士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书。好几个人都推荐了吴稚晖的《上下古今谈》。鲁迅的《呐喊》、《中国小说史略》和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工人绥惠略夫》也有人提出。也有推荐周作人的著译的。
外国书。翻译家潘家洵推荐的十本书就全是外国书，如罗斯金的《芝麻与百合》、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陀斯妥夫斯基的《罪与罚》、德林瓦脱的剧本《林肯》、斯托普斯的《结婚的爱》、房龙的《人类的故事》、杜威的《我们怎样思想》和罗素的两本。还有一位刘子云先生，他推荐的十部书里，除了《资冶通鉴》之外，九种都是外国书，其中包括巴比塞的《火线》、雨果的《九三年》、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罗素的《中国问题》、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波格达洛夫的《经济学大纲》、狄慈根的《哲学笔记》、迪尔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
外国书被推荐得多的，有威尔士的《历史纲要》、汤姆士的《科学纲要》、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结婚的爱》以及严复所译各种。此外还有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和《苏鲁支语录》，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法布尔的《昆虫记》，歌德的《浮士德》，哈代的《无名的裘德》，《堂吉诃德》，《格列佛游记》等等。张竞生还推荐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浅说》，作为“青年必读书”，这似乎稍嫌艰深了一点。
答卷中也颇有出人想像的。例如有一位先生写的是：“关于数学的书，如近世几何，微积分，大代数；地质学；土壤学；物理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这就似乎有点文不对题，答非所问了。
看了这许多人开出的书目，我不禁想起鲁迅在《读书杂谈》（见《而已集》）里说的一段话：“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
对比其他的答卷，更显出了鲁迅的高明。他提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除了有他在这篇里所简单说了的理由之外，还反映出了他对中国文化传统即所谓“国粹”有甚深的了解和甚深的憎恶。翌年他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说：“……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在这篇文章里，他还谈到自己从中国古书中受到的坏影响：“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这里，他是把道家和法家的思想也看作中国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也成了他摆脱不开的重负了。
鲁迅的这篇《青年必读书》，在《京报副刊》的征答者中引起了反响。3月3日刊出的徐旭生的答卷对他表示了赞同。徐说：“鲁迅先生的话说得很对，不读中国书，不过文章做得不好”。他的推荐书目也很有意思，从第一至第六，他写的都是“几何学”，从第七至第十，他写的都是“论理学”。对于这个答复，他说了这样的理由：“（一）中国人的思想最苦混乱，不能寻因果的线索，几何学，论理学为医治思想混乱最好的书。（二）中国人颇艰于抽象思想，几何学，论理学最能练习他的抽象能力。”不记得是谁说过，几何学是训练思维能力的体操。徐旭生推荐几何学和论理学，目的在于提高青年一代的思维能力，可说是从根本处下手了。
3月31日刊出的赵雪阳的答卷，也表示了赞同鲁迅的态度， 他说：“鲁迅先生缴白卷，在我看起来，实比选十部书得的教训多。”不过，他“还听说一位学者关于这件事向学生发过议论”。这学者的“议论”说：
他们弟兄（自然连周二先生也在内了）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他家中藏的书很多，家中又便易，凡想着看而没有的书，总要买到。中国书好的很多，如今他们偏不让人家读，而自家读得那么多，这是什么意思呢！
鲁迅就在4月3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他的答复：《这是这么一个意思》（见《集外集拾遗》），他说：
我读确是读过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常的多”；也并不“偏不让人家读”。有谁要读，当然随便。只是倘若问我的意见，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正如还要翻翻中国书一样。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听的人虽然知道我曾经纵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京报副刊》上还发表过两篇反对文章，一篇是柯柏森的《偏见的经验》，一篇是熊以谦的《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两篇都攻击鲁迅“少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主张。鲁迅针锋相对地写了《聊答“……”》和《报〈奇哉所谓……〉》这两篇作了反驳。这来往的四篇文章都收在《集外集拾遗》里。
后世评论家也有响应鲁迅这篇的。例如胡风，他在1954年写的《三十万言书》中说：
鲁迅终他的一生一直愤怒地反对了把新文学当作“继承并发扬了民族文学传统”的民族复古主义的理论的。例如在《青年必读书》、《写在〈坟〉后面》等里面，就把“用许多痛苦换来的真话”说得痛切之至，他甚至把读古书和做“活人”看成了不能两立的事情，他恳切地希望青年们不要背上了“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
李慎之在2000年写的《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一文中说得更加痛切：
1925年，鲁迅在回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题时，劝中国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这话在当时倒还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现在则成了鲁迅的一大罪状。我自己对中国书是读得不算多的，但是对外国书读得更少，对鲁迅的回答既没有反对过，也没有深究过。一直到近两年，我才渐渐悟到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气息几乎弥漫在各色各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只要一接触就会受感染而不自觉，我自己即是中毒甚深的人。鲁迅的话固然是愤激的话，然而却是一个只有对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有深刻觉悟的人才说得出来的话。当代中国人对鲁迅的诟病，只能说明中国人的总体觉悟又退回到“五四”以前去了，这真是可悲的事。
从这些几十年之后还有人拥护、有人反对的反响里面，也足以显示这篇的生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