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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8)07-0011-10
世界贸易组织将教育纳入服务贸易领域的范畴，而受其影响首当其冲的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是货物、服务、资本、技术、人力等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与流动，高等教育作为服务的一个要素，参与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与流动，便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全球化。正因为如此，有必要探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指标体系，探讨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临界标准。
一、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
的组织临界指标体系
高等教育国际化更多的考虑是国家主权，是以国家主权为中心对外进行高等教育的合作、交流，往往通过双边或多边的政府间协议来规范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高等教育全球化则不然，它需要一种超越国家主权力量的国际性法人组织来规范、约束高等教育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需要一种超越国家力量的机构来组织、引导高等教育的全球化。那么，高等教育全球化就一定会涉及一个全球性的组织指标体系问题，正是这一全球性的组织指标体系使之区别于高等教育国际化，使它由高等教育国际化质变为高等教育全球化。
1.从经济国际化到经济全球化的组织临界点
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一方面以经济国际化到经济全球化为基础，另一方面以滞后于经济全球化取代经济国际化为表象。前关贸总协定时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带有浓厚殖民主义色彩的经济国际化时代，其经济国际化是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强制性双边国际化。
(1)前关贸总协定时代是强行掠夺式经济国际化阶段。前关贸总协定时代之所以被称为强行掠夺式经济国际化阶段，是因为它的典型特征是宗主国同附属国之间的经济国际化，是带有浓厚殖民主义色彩的经济国际化，这种经济国际化靠暴力及战争开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列宁则直接指出，殖民主义者、宗主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那里，是从一条牛的身上剥下两张皮，即用极其低廉的价格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夺原材料、矿产，剥去第一张皮，然后又以高昂的价格向殖民地、半殖民地销售商品，去剥第二张皮。
前关贸总协定时代强行掠夺式经济国际化的典型表现和集中反映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质都是帝国主义国家用暴力、战争为本国民族经济的扩张争夺地理空间，掠夺国际资源，是殖民主义者用武力推行经济国际化。前关贸总协定时代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十分蹩脚的，仅仅表现为宗主国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输出高等教育模式，这是与当时的经济国际化相呼应的。
(2)关贸总协定时代是协议式商品贸易国际化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关贸总协定的签订与运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世界进入协议式商品贸易国际化阶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去战争化”的倾向虽然很明显，但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对立十分突出，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经济领域的反映是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的对立，国际关系阶级化在全球范围内既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阶级关系，又表现为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阶级关系，这两种国际关系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全球进入“冷战”时期。
思想决定行动，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按市场规则进行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靠国家之间的协定、协议确定在国际贸易中的关系与地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正是国际贸易的一个多边协议，最初是以市场经济国家为基础的多边国际贸易协议，即以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为前提的多边国际贸易协议，这种状况基本上维持到“冷战”结束。就范围而言，它只能具有国际性，而不可能具有全球性，至少当时世界的“另一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尚未参与。就关贸总协定的主体及参与方式而言，也只能是商品贸易国际化。关贸总协定突出成员的关税主权地位，具有独立的关税主权方可在协定上签字。关贸总协定号称“总协定”，其实，涉及的国际贸易对象仅仅是商品，即物质形态的商品。可见，为数不多的关贸总协定成员充其量只是进入了协议式商品贸易国际化阶段。关贸总协定时代的高等教育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一部分，其国际化的进度既受各国经济体制的影响，又受各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即在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支配下小心翼翼地国际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处于一种多元化时代，反映了当时经济国际化的特征。
(3)世界贸易组织时代是经济全球化阶段。1996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独立运行，它标志着一个新的经济历史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有实际意义的经济全球化的到来。
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之外的永久性国际组织，人们通常称之为“经济联合国”。其成员已达150个国家（地区），另有20余个国家正在申请之中，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间的贸易已超过世界贸易的95%，称其贸易具有全球性一点也不过分。只有国家（地区）间经济协定（无论双边还是多边）而无全球性经济组织的时代，只能是经济国际化时代，而不可能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与运行，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的划时代意义，是人类正式跨过经济国际化的门槛，进入经济全球化阶段。世界贸易组织是经济国际化与经济全球化的组织临界点，那么，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组织临界点在哪里呢？其组织临界标准是什么呢？
世界贸易组织同关贸总协定质的区别是由世界性、全球性的组织代替关税主权国家（地区）之间的协定，使经济国际化的易变性、脆弱性走向经济全球化的稳定性。世界贸易组织同关贸总协定量的区别是由商品贸易的国际化拓展到全方位的经济全球化，世界贸易组织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领域。正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涉及服务贸易，并将教育纳入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所以，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组织临界点是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独立运行标志着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性到来，从理论上讲，意味着高等教育从国际化进入全球化，但事实上，高等教育仍然停留在国际化阶段，离高等教育全球化尚有很长的一段距离。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实践与理论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这就涉及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组织临界标准问题。
2.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组织临界标准
世界贸易组织是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契机，但不是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组织临界点，这涉及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两个组织临界标准问题。
(1)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成员或至少90%的成员应签订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已达150余个，显然已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由于现有成员都签订了货物减让表，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贸易组织是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起点并不过分。世界贸易组织将服务贸易纳入管辖范围之中，且在服务贸易中涵盖教育服务贸易，按理，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应无一例外地对教育服务贸易作出承诺，但事实并非如此。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贸易组织的150多个成员中，仅有40来个成员签订了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2]，且只有其中的39个成员在不同程度上同意自由准入其高等教育部门，接近3/4的成员尚未将教育纳入全球市场，尚未承诺教育的对外开放，尚未将教育看成是服务贸易的一部分，这能说教育（主要是高等教育）全球化了吗？高等教育全球化的组织已经出现，但组织的成员并没有对高等教育全球化取得一致的认同，绝大多数的成员对开放教育服务市场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并没有在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上签字，因此，高等教育仍停留在国际化阶段，与经济全球化并不同步。什么时候世界贸易组织90%以上的成员在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上签了字，就意味着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即将到来。为什么只是“即将到来”，而不是真正的到来呢？这涉及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第二个组织临界标准。
(2)世界贸易组织签订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的成员应无条件开放教育服务贸易，或至少在提供方式上开放90%以上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40多个签订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教育服务的项目上，一般不开放军事、警察等特殊领域的教育和义务教育，可见，普通高等教育肯定在开放之列，既允许外方提供普通高等教育服务，也允许为外方提供普通高等教育服务。在教育服务的提供方式上，这40多个成员对境外教育消费一般未作限制，即允许入国（境）留学，分歧较大的是其他三种教育服务提供方式，其中的一些成员对跨境支付（远程教育）未作承诺，对商业存在（海外办学）作了限制性承诺，对自然人流动（境外个人教育服务提供者入境）作了限制性承诺。由此看来，在教育的提供方式上，这40多个成员中的一些成员，其教育服务贸易的开放度还不到50%。只有当90%以上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不仅在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上签字，而且对高等教育服务提供方式的上述四种情况作出90%以上的开放承诺时，才标志着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组织临界点的到来，才意味着达到了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组织临界标准。教育服务贸易不可能像其他贸易一样完全开放，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开放。可见，是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第一个组织临界标准，是否在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上签字是其第二个组织临界标准。[3]
3.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组织核心临界标准
从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角度，即从世界性、全球性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核心临界指标，是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商业存在这一提供方式能否首先得到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认同。如果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上签字，且对商业存在这一提供方式不设限，那么我们就认为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如果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全都在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上签字，但不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商业存在作出承诺，或作出诸多限制性的承诺，就意味着高等教育仍处于国际化阶段。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四种提供方式中难度最大、设限最多的是商业存在。商业存在意味着允许外国机构入境办高等教育，一旦允许国外私人机构入境办学且享受国民待遇，实质上意味着教育服务贸易的其他三种提供方式更加彻底开放；相反，其他三种提供方式中任何一种方式的开放，都不会影响商业存在的开放问题，即使教育服务贸易的其他三种提供方式一齐开放，也动摇不了商业存在是否开放的根基。故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关于高等教育服务市场开放程度的核心组织标准、关键组织标准是商业存在，商业存在构成了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组织核心临界标准。表2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由上表可以看出，世界贸易组织40个签署了GATS减让表的成员中，同意对商业存在不设限的最少，且这最少的成员作出的是限制性承诺，即对国民待遇持保留态度。只有基本或完全放开商业存在才会发生质的飞跃，高等教育才会由国际化进入全球化。在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上签字与否，对教育服务贸易提供方式限制与否，涉及高等教育市场全球化的程度，因此，它实质上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市场指标，是高等教育整体市场全球化的指标，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最终指标、最高指标。
二、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留学生临界指标体系
大学何以成为大学？追溯大学的起源，有两点值得回味。第一是大学者，不是一般的大师之谓也，而是国际性（全球性）的大师之谓也。12世纪正是阿拉伯语翻译的古希腊哲学大行其道之时，巴黎的一些教会附属学校，由于有名师如William of Champeaux,Hugh of St.Victor,John of Salisbury而吸引了欧洲北部各地的学生，使得学校(Studium)转变为大学(Studium generale)。[4]第二是大学者，不是一般的学生之谓也，而是留学生之谓也。留学生的数量、留学生学习的内容往往是检验“大师重量级”的尺度，是衡量大学及大师知名度、影响力的砝码，是反映大学及大师凝聚学子追求科学和精神生活的人气指数。因此，留学生占在校生的比例是最直接反映高等教育全球化进程的指标，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初始标准、基本标准。
1.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留学生临界指标体系的上限指标
衡量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的留学生指标是一个体系，它由多个留学生指标构成：一是世界一流大学外国留学研究生占研究生的比例；二是世界一流大学外国留学生占在校生的比例，两者的均值构成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全球化临界点的上限；三是发达国家外国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的比例；四是发展中国家外国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的比例，二者的权值构成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全球化临界点的下限；五是欧盟自己规定的外国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的比例，它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全球化临界点的参考指标。
(1)世界一流大学外国留学研究生占研究生的比例。分析世界一流大学外国留学研究生占研究生的比例，可以说明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或全球化进程中的三个问题：一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全球化临界点的留学生指标的最高上限问题；二是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生中外国留学研究生的比例反映其教师的学术水平（“大师级别”）和国际化（全球化）程度，特别是博士留学生的数量最能说明这一问题，如我国是以两院院士来吸引外国研究生读博士；三是外国留学研究生的数量、比例佐证了世界一流大学课程内容的深度、新度及国际化（全球化）程度。
图1 留学生比例梯级指标
由表3可以看出，世界几所一流大学研究生中外国留学研究生的比例平均为33.65%，即1/3为外国留学研究生。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生中外国留学研究生的比例，构成了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留学生临界指标体系中的上上限，即最高临界点指标。
(2)世界一流大学外国留学生占在校生的比例。如果说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生中外国留学研究生的比例反映了世界一流大学面向全球化的深度，那么，世界一流大学外国留学生占在校生的比例则反映了世界一流大学面向全球化的广度，这一指标更能接近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临界点指标。
由表4可以看出，世界部分一流大学外国留学生占在校生的比例平均为17.24%，大体为研究生中外国留学研究生比例的一半。世界部分一流大学外国留学研究生占研究生的比例基本符合我国某大学评价机构的结论：世界一流大学外国留学研究生占研究生的比例在20%以上。[5]外国留学生占在校生的比例为该比例的1/2，即10.5%左右。世界一流大学外国留学生占在校生的比例，构成了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留学生指标体系的上限指标。
(3)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留学生临界指标体系上限的意义。通过对世界一流大学外国留学生比例的分析，我们可以设定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留学生临界指标体系的上限有三级指标：第一级指标是在校本科生中留学生的比例为10%；第二级指标是在校硕士研究生中留学生的比例为20%；第三级指标是在校博士研究生中留学生的比例为40%。
一所大学无论达到了对应的哪一级指标，都意味着该大学进入了高等教育全球化阶段，否则意味着该大学仍处于高等教育国际化阶段。如果一个国家（地区）有任何一级指标达到了上述要求，就意味着该国（地区）早已脱离高等教育国际化阶段，进入高等教育全球化阶段。之所以说它是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留学生指标体系的上限指标，是从一国（地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轨迹出发的，一国（地区）高等教育跨进全球化的门槛不一定要达到上述任何一级指标的要求，但一所大学要迈进高等教育全球化的门槛，必须至少达到上述三级指标中的某一级指标。
2.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留学生临界指标体系的下限指标
世界一流大学外国留学研究生的比例是从一所大学的角度看高等教育全球化的留学生指标体系问题，因此，它会高估高等教育全球化的留学生指标，这就有必要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高等教育全球化的留学生指标体系问题。
(1)发达国家外国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的比例。发达国家过去一般被称为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现经合组织成员已扩大为32国。少数发达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占全世界留学生的比例已远超过80%，仅外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六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2004年接收的留学生已占全世界留学生人数的2/3。[6]发达国家的外国留学生比例，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留学生指标体系中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表5中14个发达国家外国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的比例平均为9.3%，它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留学生指标体系下限中的上限指标。
为什么留学生向发达国家集中？为什么留学生大量涌向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答案只有一个，留学生向往全球一流大学，而全球一流大学主要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正如世界物质财富流向发达国家，是因为少数发达国家集中了世界上最强的跨国公司一样。一国（地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集中表现在该国（地区）巨型跨国公司（集团）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上，一国（地区）高等教育的实力、国际竞争力及吸引留学生、全球大师的能力集中表现在该国（地区）拥有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质量和数量上，这也是高等教育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国际化很重要的一个区别。“马太效应”同样在全球范围内适合于高等教育，大学之间的差距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过程中将越拉越大，全球化使一些国家（地区）的高等教育、大学边缘化。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只能接收很少的留学生，而且只能接受学历层次较低的留学生，甚至是学习语言的留学生。
(2)发展中国家外国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的比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其高等教育再也无法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生存，它必将融入全球知识生产的网络之中，融入高等教育服务全球化的网络之中。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中的境外消费，则是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知识生产网络系统，融入高等教育服务全球化网络系统的“绿色通道”。
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接受留学生已经十分普遍，但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接受留学生的“质”同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发展中国家接受的留学生多以“语言”为主，层次多为本科学历及以下和培训，留学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留学生少之又少，甚至是凤毛麟角；另外，在接收留学生的数量上也无法同发达国家相比。8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接收的留学生不到全世界留学生人数的20%，这也是“二八法则”在全世界留学生国别分配中的体现。
表6中14个发展中国家外国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的比例平均为4.06%，它构成了一国高等教育全球化留学生指标体系的底线。
3.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留学生临界指标体系的参考指标
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留学生临界指标体系，除了包括上限指标和下限指标之外，还有一个参考指标。参考指标一是全世界留学生人数占全世界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的比例；二是欧盟成员外国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的比例。
(1)全世界留学生占全世界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的比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有关机构的统计数据，不同时期全世界留学生占全世界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的比例见下表：
表7的数据显示，2000年全世界留学生的绝对量相对于1965年而言成倍增长，但由于全世界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绝对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留学生的增长速度，故在一段时间内全球留学生占全球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的比例呈下降态势，到1999年降至最低点；随后出现转折，全球留学生的增长速度开始高于全球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的增长速度，全球留学生占全球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的比例开始走出低谷，出现回升态势。全世界留学生占全世界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的比例呈“V”形发展状况，先降至低点，然后呈上扬趋势，进入21世纪后呈快速增长势头，2010年左右估计会超过3%。这一参考指标说明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留学生临界指标不低于3%。
(2)欧盟成员外国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的比例。一方面欧盟成员均为发达国家，具有发达国家外国留学生占在校大学生比例高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彼此间的地缘关系，特别是语言障碍较小，且同属欧盟组织，人员流动门槛被取消，跨国留学十分便捷；加之欧洲为大学的发源地，游学、游教已成为其传统，故欧盟一般要求其成员的外国留学生和外籍教师占本国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和教师的比例分别达到10%。为此，欧盟作出了很多努力，如1991年12月，欧共体12国领导人在马斯特里赫特(Maastrcht)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马约》的签署是欧盟教育行动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它强调欧盟成员将所有层次和类型的学校引入“欧洲维度”，进行学生和教师的交流，开展院校间的教学、科研合作等。欧盟不仅实现了成员间的教育一体化，而且还与澳大利亚、美国、日本、中国、加拿大等国建立了教育合作关系。因此，欧盟成员10%的指标高于发达国家的均值。[7]这一参考指标说明从高等教育国际化到全球化的留学生临界指标不会高于10%。
4.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留学生临界指标的确定
从高等教育服务境外消费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在事实上有两个留学生临界指标：一个是相对量，另一个是绝对量。
(1)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留学生临界指标相对量的确定。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留学生临界指标相对量的确定有四个参数，见表8：
一所高校国际化程度的衡量标准，是世界一流大学在校生中外国留学生所占比例的均值。即一所高校是否走出国际化进入全球化阶段，看该校外国留学生占在校生的比例是否达到了14%，或者研究生中外国留学研究生的比例是否达到了27%，只要达到了其中任何一个指标参数都可认定该校已由国际化进入全球化阶段。
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临界指标的留学生比例参数，是发达国家外国留学生比例和发展中国家外国留学生比例的加权值。发达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占全球留学生总数的80%以上，因此它的权重定为0.8，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留学生不到全球留学生总数的20%，因此它的权重定为0.2，一国高等教育全球化的留学生临界指标为9.3%×0.8+4.06%×0.2=8.25%≈8%，它低于欧盟成员10%的标准较为合理。当一国高等教育机构中外国留学生占在校生的比例达到8%时，我们可以认为该国的高等教育已由国际化进入全球化阶段。8%的留学生比例是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留学生相对量临界指标。
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留学生相对量指标是一国（地区）国（境）外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的比例，根据表8是否可以将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1%-3%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低级阶段；3%-5%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中级阶段；5%-8%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成熟阶段；8%-10%为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初级阶段；10%以上为高等教育全球化的高级阶段，见表9。
(2)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留学生临界指标绝对量的确定。按照留学生比例的相对量指标确定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阶段，确定一国（地区）高等教育全球化进程的步伐，总体上说是可行的，对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地区）都是适用的，但不能排斥特例。如从表5中可以看到，日本的外国留学生比例尚未达到3%，甚至低于全球留学生占全球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的比例，由此能得出日本高等教育处于国际化低级阶段的结论吗？美国的外国留学生比例为6.6%，由此能说美国的高等教育仍停留在国际化阶段而没有进入全球化初级阶段吗？显然不能这样看问题，因此，需要有补充的留学生指标，以避免留学生相对量指标的缺陷闹出的笑话。这一补充指标、辅助指标就是留学生绝对量指标，即当一国（地区）高等教育机构接收的留学生数量处于全球前五名的地位时，就可以认定该国（地区）高等教育已进入全球化阶段。由此可以说美国、法国、日本已迈过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门槛，进入高等教育全球化初级阶段。如果一国（地区）不仅高等教育机构接收的留学生数量处于全球前五位，而且其留学生比例超过10%，那么，该国（地区）无疑进入了高等教育全球化高级阶段。根据这一界定，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已进入高等教育全球化高级阶段。
高等教育由国际化到全球化的留学生指标是由一主一辅（一主一补）构成的体系。以留学生比例这一相对量指标为主，以留学生数量居于全球前五位这一绝对量指标为辅（补）。正因为留学生绝对量指标仅仅只对特例有效，仅仅只对全球接收留学生最多的五个国家（地区）有效，故留学生相对量指标，即留学生比例是一个留学生市场全球化的指标，是一个衡量高等教育全球化最直观、最简单的指标，通常可以用它来衡量一个国家（地区）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进程。
三、高等教育认证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临界标准
高等教育走出国门，无论是国际化也好，还是全球化也好，都有一个高等教育的国际认证问题，都有一个大学的国际认证问题，都有一个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中的学术、质量认证问题。在认证的过程中，就有一个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认证临界标准问题。
1.高等教育认证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客观性
高等教育认证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高等教育认证的机构问题；一方面是高等教育认证的标准问题。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高等教育认证从国际化到全球化都具有客观性。
(1)高等教育认证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客观必要性。为数不多的大学在初始时期靠教师的名气吸引留学生，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国际认证问题，在区域范围内、地缘范围内事实上是认可的，当时高等教育国际认证的实质是对大学教师的公认。但随着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学生、教师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动，以及跨境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渗透，高等教育认证、大学认证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成为全球高等教育日益关注的问题，高等教育、大学由国家之间的相互认证、区域范围内的认证走向全球范围内的认证成为必要。
一是全球留学生规模迅速扩张。各国政府对接受留学生采取欢迎与支持的态度，一些国家采取提供政府奖学金或其他措施来鼓励外国学生到本国留学；有条件的大学对招收留学生也采取积极的“扩招”态度，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就读本校，因此，世界留学生的规模不断扩大，见表10。
如此庞大的留学生数量需要学历的国际认证，既需要留学生目的国的认证，又需要留学生母国的认证。
二是大学毕业生及研究生择业、就业的全球性越来越明显。毕业生的全球性就业会遇到一个国际认证问题，即毕业文凭与学位能否成为国际就业的“通行证”。
三是大学学术成就的评价。大学学术系统是多元化的，如何认定其质量显得尤为重要。大学学术质量在不同的范围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评价体系。一旦对大学进行全球性排名与全球性质量评价，就应建立全球性的质量标准和认证制度。大学源于国际化，大学评价必然有一个国际认证问题。
(2)高等教育认证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客观可能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地区）与国（地区）之间的高等教育认证已经非常普遍，甚至在某些区域内出现了较为统一的认证。高等教育的国际认证适应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需要，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发展则为高等教育全球认证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如世界贸易组织对服务质量体系已有全球性指南和认证标准，它基于GB/T19004-ISO9004建立，为进入全球化市场的高等教育服务的认证提供了可能。再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经合组织从2004年开始即着手制定“跨国高等教育的指南”(Guidelines on Quality Provision in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向所有国家的六类机构（政府、高等学校、评审机构、资历认可机构、学生团体、专业团体）提供详细的指导，以保障跨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这些组织显然在某些方面起到了第三方监管跨国高等教育水平的作用。
全球高等教育国际认证范围的扩大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国（地区）与国（地区）之间的高等教育认证；第二步是区域性的高等教育认证，即区域内各国的高等教育认证，如欧盟等区域集团建立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或是同文化渊源的区域性国家（如阿拉伯国家）建立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第三步是全球性的高等教育认证，即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前两步是高等教育认证国际化的不同阶段，第三步才是高等教育认证的全球化。高等教育服务质量内容的全球认证可以先部分后全部，先在一些学科形成全球统一的入学标准，统一的课程标准，统一认可的资格证书等，再推广到在高等教育的一切领域实行全球统一的认证标准。
2.高等教育认证机构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临界标准
高等教育的学术、质量由谁来认证，大学由什么国际机构来认证，这是高等教育全球化区别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又一标准。
(1)单边主义认证是畸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认证。单边主义高等教育认证的实质是霸权主义认证，强权政治认证，即所谓一国的认证输出。高等教育的强势国家掌握甚至控制学术话语权，他们的一些机构输出认证，对别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及学术进行认证。与之相对应的是认证输入，即被动地接受外国的认证，或承认外国的学分、学历、学位，而本国的学分、学历、学位不被外国所承认，高等教育的弱势国家多为认证输入国。认证本是一种自愿行为，单边主义认证则使它成为一种强迫式认证，胁迫式认证，淡去了认证自愿的原汁原味，使之成为一种不平等的行为。单边主义的高等教育认证是一种畸形的国际化认证。
(2)双边认证或区域范围内的多边认证是常态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认证。国（地区）与国（地区）之间的高等教育互认，通过双边（多边）协议互认对方的高等教育，即双向认证或协议认证，体现了认证的相对平等性。双边认证或区域范围内的多边认证从认证方的角度看是第二方认证，不同于单边主义的第一方认证。双边认证或区域范围内的多边认证毕竟是协议式认证，是认证国家的自愿行为，体现了认证的国家主权性，故它是高等教育认证国际化的常态。但它仍然是以国家主权为轴心的国家认证，无论世界上有多少国家选择双向认证或区域范围内的多边认证，从认证机构的角度看，高等教育仍停留在国际化阶段。
(3)无国籍的第三方认证是高等教育认证机构全球化的标志。第三方认证有两种状况，一种是有国籍的第三方认证；另一种是无国籍的第三方监管。大学认证一旦由国家认证或有国籍机构（体现主权国家利益的机构）的认证转向全球性机构（无国籍机构）认证，意味着高等教育认证机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是否可以作出两种设想建立无国籍的第三方认证机构：第一种设想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行高等教育认证机构之职，负责全球高等教育质量的认证；第二种设想是成立具有独立国际法人地位的永久性全球高等教育质量认证机构，如全球高等教育认证组织（委员会），专司全球高等教育质量认证及其服务贸易争端解决等职。
3.高等教育认证依据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临界标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在关于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强调，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所有的国家或地区，无论其工业化程度如何，都必须使用全球公认的标准与设备。这不仅指“硬件”(hardware)，而且也指组织结构和被称为“人件”(humanware)的人的因素。[8]“硬件”与“人件”都与高等教育有关，因此，高等教育全球公认标准的确立势在必行。
(1)高等教育认证的单边标准、双边标准或区域性多边标准，是高等教育国际化阶段的认证标准。单边标准是一种强制性标准、逼迫性标准，它是单边主义认证机构推行的一种认证标准。其特点是既集制定游戏规则与裁判于一身，又迫使别国高等教育接受其游戏规则与裁判，是霸权主义在高等教育质量认证中的典型体现。正如经济领域里世界标准的“美国化”是一种畸形的国际化，异化的国际化一样，“耍单边”的高等教育认证也是一种不正常的认证。双边标准或区域性多边标准去掉了单边主义认证标准的霸气，使认证标准具有协商性、平等性，但它仍然体现了不同国家（地区）的主权性，所以它仍然是高等教育国际化阶段的认证标准。
(2)无国籍认证标准的问世，意味着高等教育认证标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认证标准的全球化不能走货币“美元化”的老路，不能走经济领域技术标准“美国化”的老路。高等教育认证标准的全球化具有一种排他性、包容性。所谓排他性，指高等教育认证标准不是由少数几个国家来制定，更不是由一国的认证机构来制定与控制，而是由超越一切国家的全球性机构来制定与调控，或曰由非国籍的全球性法人机构来制定与调控，排除了国家属性。所谓包容性，指高等教育认证标准兼顾了不同类型国家（地区）大学的实际情况，通过谈判、协商共同制定基本标准，允许参加全球性认证机构的国家（地区）全部接受认证标准，或分阶段接受认证标准，或有一定过渡期地实施认证标准。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全球化有一个量的界定，有一个量化的指标体系，衡量高等教育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区别，在于各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纳入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程度。如果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不仅在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上作出承诺，而且在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四种提供方式上不作任何限制，则意味着高等教育市场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到来，它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最终标准、最高标准。但这一指标不仅分析起来过于复杂，而且很难实现，因此，最为简单的量化指标是留学生市场指标，即一国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中留学生所占的比例超过8%，就意味着该国高等教育由国际化进入全球化阶段，它既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起点指标，也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通用指标。高等教育全球化离不开全球性的质量认证机构，质量认证机构的全球化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主体指标、质量指标、内在指标。
收稿日期：2008-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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