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洞对”之后——黄炎培晚年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窑洞论文,晚年论文,黄炎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的1945年7月初，社会活动家、中间派人士黄炎培到延安访问期间与中共领袖毛泽东有过一段关于“兴亡周期率”和“民主新路”的著名对话。近来有人还将它比美于传颂千古的“隆中对”，并称之为“窑洞对”。“窑洞对”不间断地成为政坛学界和媒体所津津乐道的常谈常新的甚至时尚的话题。人们在谈到“窑洞对”之后的黄炎培时，一般都会说“窑洞对”成为黄炎培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倒向中国共产党，而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往也只是成为领袖对名流的关爱和名流对领袖的景仰的雅趣佳话罢了。这些谈论大体来说都没有错，但都因难免有些流于表面化而未能进入历史的深处。
一、在毛蒋之间左右为难
延安之行确实使年近七旬的黄炎培的感情天平倾向于毛泽东。当时与黄炎培同行的对毛泽东很有成见的傅斯年就非常看不惯黄炎培等人的亲共举止，他讽刺地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注：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第52～53页，转引自焦润明：《傅斯年传》，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回到重庆后，黄炎培以万分激情和罕见速度写成《延安归来答客问》，连同其访问延安的五天日记，以《延安归来》为书名出版。《延安归来》从延安观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风、延安会谈情形等多个层面对中共大唱赞歌，让长期接受国民党舆论洗脑的国统区读者耳目一新。例如在国民党媒体中描绘成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匪徒的共产党人，在黄炎培的笔下却是那样的温文尔雅：“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真是出于意外。”（注：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115页。
）不仅如此，一向谨慎稳健的黄炎培，以前所未有的果断和勇敢，用《延安归来》打头阵，发动一个拒绝国民党从1931年以来开始实行的报刊图书审查制度的“拒检运动”。国民党一党专制，大权在握，随时可以依“法”查封任何图书杂志出版社。发动拒检运动，委实是对庞然大物的国民党作力量极端悬殊的挑战。黄炎培大义凛然地说：“这叫做‘吃了砒霜药老虎’，一定会拼个鱼死网破的！”（注：尚丁：《黄炎培》，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页。）黄炎培登高一呼，国统区各大城市的新闻文化团体纷纷响应，经过与国民党近两个月目不转瞬的相持，竟然取得胜利，迫使国民党撤销对新闻和图书的检查。自然，国民党不会就此罢休，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伺机找黄炎培的麻烦。正如黄炎培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国民党政府对我忌恨很深；因此，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现了特务搜查住宅的事件。”（注：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是日上午，当黄炎培兴致勃勃地在国民政府大礼堂参加政协会议时，军警特务对他在重庆的寓所“菁园”进行非法大搜查，并用枪胁迫女佣、男仆，喝问他们黄炎培藏枪何处。在经过半个小时的折腾而一无所获后，这批有恃无恐的大胆妄为之辈，竟又追至国府路三百号民盟代表团宿舍黄炎培的临时下榻处（注：许纪霖、倪华强：《黄炎培：方圆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163页。）。这起轰动一时的“菁园事件”，就是延安归来黄炎培左右为难的第一回合：感情上倾向共产党，国民党不高兴。
1946年1月31日下午，蒋介石宣告政协会议胜利闭幕。而就在这天上午综合组会议上，黄炎培敏感地问吴铁城：本会各条规定相当周密，惟施行区域是否包括东北在内？吴答：东北尚待另定办法。黄炎培喟然长叹：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漏洞（注：尚丁：《黄炎培》，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146页。）。2月黄炎培回到阔别近十年的上海。3月底，东北内战的烽火已弥漫天空。这就引起了一段让黄炎培左右为难的风风雨雨的和平谈判的活剧来。“中华又见战云开，谁为生灵请命来。”（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五辑·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0页。）悲天悯人的黄炎培作为热心于国共和谈的著名中间人士之一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后指出：“解决国共问题，只有四种方式：第一，国消灭共。第二，共消灭国。第三，国共分治。第四，国共合作。再不会有第五种方式。”他认为第一第二种不可能实现，分治则成不了统一国家，只有合作的方式才能解决国共问题（注：黄炎培：《说亮话》，原载《国讯》第四百一十一期，转引自尚丁：《黄炎培》，第148页。）。因此，黄炎培寄极大的希望于国共和谈。他和民盟诸中间人士穿梭于国共之间，费尽心血，祈望能在国共谈判的齿轮上起到润滑作用，使谈判机器继续运转。在夹缝中做工作是不好做的。在国共中间当周旋的第三者，本不符合黄炎培躁动、火爆和顶撞的性格，这大概是他由教育转向政治以后接受政坛撞击、磨炼而渐渐迫使他改变作风的结果。
一边是凭借手握朝柄而蛮横强硬的国民党，一边是认为真理在手而态度坚决的共产党。相形之下，黄炎培及其第三条道路的朋友们却显得疲软无力。黄炎培找王世杰等人疏通，国民党方面毫无通融，坚持收回察热；找周恩来等人谈，周力陈利害关系，原则不变。黄炎培一事无成，深为国民担忧，大哭一场。1946年5月21日，当国共双方激战东北，黄炎培和张君劢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请求双方立即停战：“东北停战签字逾五十天，而双方激战未已，外失盟邦友情，内失全国人心。同人奔走匝月，愧无寸功。然及今再不停止，势必牵动全局，举累月以来之协议而破坏之。同人宁愿死于公等之前，不愿身见其事。特为下列建议，吁请即刻停战：一、中共军队撤出长春；二、中央不再进兵长春；三、东北政务委员会驻长春，主持政务，就地组织警察行使职权……”（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五辑·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1页。）其时，中共在东北十分困难，长春无法保住，因此毛泽东认为可以接受，于是立即复电，解放军22日撤出长春；蒋介石却十分恼火，对电报置之不理，在下令国民党军队随后进驻长春后，携夫人宋美龄到东北劳军，而且使出其惯用的特务手段，在派出特务于南京下关车站殴打从上海前往南京请愿的民主人士的同时要挟恫吓黄炎培：上海警察局的电话经常于深夜打到他住宿的民盟总部蓝家庄，说某某打人的“请愿团”天明将到蓝家庄，某某东北负伤国军代表要驻进蓝家庄疗养。黄炎培对于此种情形的出现，除由民盟诸友四处打电话请求保护外，别无办法，只有坐以待旦。
对毛泽东有利的和谈方案蒋介石不高兴，那么对蒋介石有利的方案，毛泽东、周恩来是什么态度呢？一样地不高兴！1946年10月26日国民党军队攻占东北解放区的安东的第二天，黄炎培和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到南京梅园新村同周恩来、董必武等商谈。黄炎培力劝周恩来暂时不要回延安，以免不明真相的人误解，并表示第三方面今后有什么重要主张和行动，民盟必先同中共协商，并征得同意。但黄炎培等第三方面人士因谋和心切而未能自觉遵守承诺。28日黄炎培等人提出一个方案，其中包括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就现地一律停战等等。该方案复写三份，由罗隆基、黄炎培、梁漱溟等分别送达马歇尔、孙科和周恩来。这时国民党军队刚从一连串攻势中抢占了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就地停战等于承认既成事实，只能对国民党有利。当梁漱溟等到梅园新村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时，刚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这一条时，周恩来脸色骤变，用手制止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并且气愤地说：“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关照一下？”梁漱溟自知理亏，急忙又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找来梅园新村商量，大家一致决定将已送出的方案收回，并立刻分头赶去。当黄炎培等赶到孙科那里时，国民党已对方案进行过讨论，并表示同意。黄炎培只好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要补上，才将文件拿到手带回来（注：参阅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215页。）。虽然风波告息，但梁漱溟和黄炎培都觉得焦头烂额。举步维艰的黄炎培痛心地写下《苦口》诗：“苍生痛哭岂无人，苦口哓哓又一旬。梦逐河边新万骨，觞歌白下醉千春。才驱敌去思劳止，复为谁来点卒频。缫出和娘丝已熟，受降城月尚如银。”（注：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98页。）
这次国民党把第三方面人士和中共代表请到南京来，“醉翁之意”不在和谈。中共对此看得清楚，正如周恩来离开南京之前对黄炎培和罗隆基说的：我们共产党的代表早知道这是蒋介石的假和平，我们本来不要来南京的，不过怕朋友们受欺骗，并且怕朋友们失望，所以陪着来了。此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希望继军事胜利之后，赢得政治上的辉煌，将所有第三方面的党派都拉入国大，形成除共产党之外的举国一致。因此，国民党对第三方面加紧拉拢，不惜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国民党大员和各界名流走马灯般的轮番来做黄炎培的工作。继陶希圣衔蒋介石命以征询对时局的意见为名而专程拜访黄炎培后，陈立夫、潘公展等都来要求黄炎培脱离民盟单独参加国大；并放出风说：黄任之先生正考虑参加国大，当局拟以教育部长一席倚重任老，任老已有所考虑云云。黄炎培只好两次接见记者辟谣，把无意参加政府和国大的态度公之于世（注：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
11月11日，蒋介石为了拉第三方面下水，决定国大延期三天召开。而随着国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逼近，第三方面的阵脚出现了松动、解体的危险，青年党已决定单独与会，张君劢的民社党也可能分裂出去。黄炎培意识到，民盟对于是否参加国大已到了不容回避的关头。当天他起草了《民盟对参加国大问题之态度》。次日，民盟中央通过了他起草的这个声明：“民盟历次宣言，拥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惟一的依据。同人愿竭尽最后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之后，即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之前，决不参加。”两天后黄炎培对外宣布时，交给主持人的纸条上写着“民盟暂不参加”与决议的“决不参加”虽只一字之差，却使黄炎培进退维谷的处境暴露无遗。为摆脱多方纠缠，黄炎培于国大开幕之际偕夫人去杭州避难，不料三天后回家时，依旧要面对络绎不绝的说客。黄不得不重申数月前已明确的态度：“一、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第二，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三、欲我离民盟，我不能自毁人格。”
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而周恩来谈及此事却充满欣喜。11月17日周恩来等在梅园新村宴请黄炎培等民盟领导人，并摄影留念。12月18日周恩来在延安这样评价：“他们内部大部分很动摇，我们也料想到青年党、民社党一定要参加‘国大’，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这是八年抗战和最近一年谈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我们这条路走了。”（注：《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9～260页。）
黄炎培当然清楚，是否参加国大，无疑是一个与谁结盟的问题。尽管他一再强调不偏不倚的中立性、独立性立场，但国共的关系一旦破裂，可供他们回旋的中立地盘几乎狭窄到无立锥之地。当这群手无寸铁的书生失掉所赖以生存的外力、而自身又一无凭借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面对与谁结盟、向何方依归的抉择！他们可以仿效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风格，却惟独不能将西方政党所赖以生存的历史环境搬到中国。如果说，延安归来时，黄炎培的“中间偏左”还停留在思想的层面，那么，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权的加速腐败，则促使黄炎培在行动中落实“中间偏左”，直至最终归于共产党。而这一切正是以国共和谈正式破裂为契机的。
1947年农历九月初六黄炎培七十寿辰那天，是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一天。国民党新闻局长董显光公然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民盟是“中共的附庸”、“民盟分子破坏总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注：尚丁：《黄炎培》，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167页。）。七十寿辰刚过，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并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声称“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煽动五月学潮和上海工潮”，“作叛乱宣传掩护共匪之间谍活动”，“并企图颠覆政府”，“着令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以遏乱萌”。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警把南京的民盟总部围困起来。在民盟和全体盟员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身为民盟创始人和首任主席的黄炎培，受民盟中央的重托，从上海赶赴南京会同罗隆基做最后的挽救工作。黄炎培等人拜访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请他出面斡旋，这位自称的“民盟忠实朋友”，此刻却表示此系中国内政，他本人“爱莫能助”，并劝民盟自动“光荣解散”。国民党有关当局也以政府已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为由而拒绝同他们谈判。在极为严酷的气氛中，黄炎培只好以个人的名义与国民党有关方面协商，并最终无可奈何地与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即以国民党当局“免除民盟盟员登记”、“对无共产党党籍的民盟盟员”不采用《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为条件，“民盟自动宣告解散”。11月4日，黄炎培等人在特务的监押下返回上海。翌日民盟在沪中常委在张澜寓所开会讨论。此时特务云集门外，大声吆喝，以示威胁。会议最后决定以民盟主席张澜的名义宣告自动解放。在这一决定公布时，黄炎培等亲手创立民盟而近日目睹民盟解散却无能为力的老人们，无一不经历了巨大的创痛。巨大的压力使黄炎培一病不起。在他一生中，尽管不乏淫威下的委曲求全之举，但如此屈辱的违心事却是罕见。他的理智与情感、忍耐与抗争、世故与正直在内心激烈地冲突着，他的精神承受着痛苦的折磨。他在病中以“黄花心事有谁知”为题借花抒志。
这时，毛泽东对黄炎培也很不满意。因为1947年底中共得到消息：“民盟解散前，黄炎培在与国民党谈话时，表示对蒋极敬仰，赞颂党国领导抗战，对我在苏北之各种措施攻击甚力。”当时中共在各根据地进行土改，出现了估计有十万人被乱杀乱打的现象，引起黄炎培的不满。民盟被迫解散，中共方面一度对黄炎培指责甚烈。就是到了中共建政以后，对1947年的民盟解散也不能原谅。1949年12月6日周恩来对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人员的讲话中两次提到民盟解散是错误的：“民盟停止活动，有点遗憾。即便是策略，也使人民感到不可理解。人民对一个政党的看法，不取决于它的动机，而取决于它的行为好坏。”“最后民盟面对国民党的压迫，宣布解散，这虽然是形式上的取消，但对民盟在人民中间的影响是有损害的。不管当时的想法是什么，一个进步的政党本来是领导人民工作的，哪能一压迫就不工作？民盟解散以后国民党还不是到处抓人吗？就是在民主运动高潮的时候，也有闻一多、李公朴的死难。所以收回旗帜是有损失的。”（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153页。）
黄炎培政治立场虽然偏左，但对国共战争双方仍持第三者的批评立场。1947年3月国共和谈正式破裂，黄炎培为民盟起草的宣言对国共双方都有所批评。例如其中说：“同人不断接到身在战区者之函告，或来自战区者之面告，甲来乙去，则杀害其他方民众之有从乙嫌疑者，迨甲去乙来，则又杀害其有从甲嫌疑者。苟有所从，一遇其所不从者，颇难幸免，两无所从，则对任何一方之来亦多殃及。壮丁悉被抽走，自赎必须缴费。总之，人人死路一条而已。”（注：《中国民主同盟为和谈正式破裂发表宣言》，见《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07页。）当时沈钧儒、章伯钧对黄炎培起草的这篇宣言表示不满，对此黄炎培批评说：“衡山、伯钧等以语意太中立，多切责双方。彼等一向不许一句话侵及中共者，故对此文百端阻止发表。”（注：黄炎培日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47年3月9日。转引自朱宗震：《孤独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70页。）在民盟被迫解散前不久，形势已经十分严峻，黄炎培对中间派的处境做了理性的判断。10月3日，他发表书面谈话，对国民党指责民盟为“中共之附庸”提出反驳：“炎培所愿向各方坦白说明者，民盟一切行动只以民盟中央纲领所大书特书的民主、和平、统一为目的。为了主张统一，所以反对分裂；为了主张和平，所以反对战争；为什么反对分裂？分裂将不成国家。为什么反对战争？战争给予老百姓痛苦实在受不了。这都是双方的，不可片面的。民盟同人不能帮助国民党去打共产党，哪能帮助共产党来打国民党？同人亦知是双方不讨好的事，但宁使不讨好双方，不愿违反自己一颗良心。”（注：《大公报》1947年10月3日，转引自朱宗震《孤独集》第470页。）几天后，适值黄炎培七十大寿，他谢绝了祝寿，在与亲友团聚时发表谈话，再次说到左右为难的问题，即他主观上两面不得罪，而客观上两面都得罪，两面不讨好，很苦恼：“两人相打，我处于两者之间，左边人责我不帮打右边，右边人骂我不帮打左边，两边不讨好，只不过讨好了自己良心”（注：《黄炎培先生七十寿辰与诸亲友谈话录》，《国讯》杂志第四百三十八期，1947年11月8日。转引自朱宗震：《孤独集》第470页。）
黄炎培是被国民党推入共产党怀抱的，正如《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在《中国政局》里深刻指出：“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国民党，反对国民党，痛恨国民党的？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自己。今日国民党脑子里所想的是如何消灭共产党，然而他两只手所做的却无一不是在培植共产党，替共产党制造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形势。”（注：许纪霖、倪华强：《黄炎培：方圆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随着民盟被迫解散，国民党给予黄炎培以相应的“待遇”：外出时，总有四名特务形影相随；居家时也受到特务的监视。而且，随着内战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军队溃败，共产党军队胜利，国统区日趋恐怖。黄炎培不仅受特务监视，还上了“黑名单”的首位。就在这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传来毛泽东欢迎黄炎培北上参加新政协的邀请。1949年2月15日黄炎培化装摆脱特务的控制，并在地下组织护送下乘坐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一个月后，黄炎培从香港北上。3月20日他作新诗《海行·香港天津途中》：“看哪，／海浪那么汹涌！／他在憧憬了，／张开着有力的翅膀，／从阴沉沉雾罩下，／几时迎取一轮新的太阳，／红！红！”（注：《黄炎培诗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286页。）
在黄炎培北上后，他的次子黄竞武依旧留在上海，最后惨死在蒋介石国民党的屠刀下。黄竞武1929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担任民建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民盟总部组织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黄竞武和中共上海局策反工委联手，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对国民党驻沪某军代表策反，不幸被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逮捕活埋（注：陈起城、苏慧娥：《黄竞武传——英勇坚贞的革命烈士》，彦奇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黄竞武牺牲时年仅四十六岁，他因未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未能实现他为建设新中国而贡献才智的愿望。黄竞武的弟弟黄万里不仅看到新中国的诞生而且活到九十岁，却同样未能实现他为建设新中国而贡献才智的愿望！黄万里1935年获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工程博士学位，是一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水利专家，1957年因三门峡水库的逆耳之言和一篇犯忌的《花丛小语》获罪而被打成右派，迭遭厄运，才华无从施展（注：参阅散木：《执着的水利学家黄万里》，《文史精华》2002年第八期；曾昭奋：《江河万里》，《读书》2002年第八期。）。1951年12月21日黄炎培在《梦里的母亲》提到儿子黄竞武之死：“中国的老百姓，吃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获得解放。／靠什么呢？／一巨人掌握着的是真理。／千万人献出来的是鲜血。／千万人中间的一个，是您的孙儿，／这一滴鲜血，是您传给他的血。／娘呀！也就是您捐献给国家的血。”（注：《黄炎培诗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86页。）此时的黄炎培是不可能想到几年后的使中华民族大伤元气的反右运动“扩大化”灾祸的，也是不可能想到自己的另一个儿子黄万里的遭遇的。
二、为何被毛泽东看重？
开国前后毛泽东十分看重黄炎培。1949年3月25日，黄炎培抵达北平，受到热烈的欢迎，被中共有关负责人董必武、李维汉和先期到达北平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等迎入六国饭店，并随即单独与李维汉商谈欢迎毛泽东进城的仪式。下午黄炎培和陈叔通、马寅初、郭沫若等至西郊机场欢迎毛泽东，并陪同毛泽东阅兵（注：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第二天晚上，在众多等待晤谈的各界民主人士和老友新朋中，毛泽东选择黄炎培作为第一位来到他所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的客人。黄炎培日记载：“夜，毛主席单独招餐于其家香山双清别墅，毛夫人、周恩来四人同餐。我畅述所见。”（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五辑·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9页。）毛泽东在谈话中，向黄炎培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黄所领导的民建及黄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注：黄方段：《黄炎培与毛泽东》，载《百年潮》2002年第4期。）。开国之初毛泽东为黄炎培在新政权中安排了一个重要政治角色：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同是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向毛泽东写信要官做，毛泽东不仅回信泼冷水，而且还劝他安静休养，不要“牢骚太盛”；相反黄炎培则在周恩来两次登门动员的情况下出任可谓在民主人士中最有实权的高官。
本来，论反蒋态度和行动，柳亚子比黄炎培积极、坚决得多。柳亚子时常赤膊上阵，把蒋介石骂得狗血淋头，被称为国民党左派的激进人士。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前，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吴铁城奉蒋介石之命，自南洋赴重庆途经香港面邀柳亚子赴渝出席全会。柳亚子严词拒绝，愤怒斥责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行径，最后拍着桌子说：“我宁可像史量才那样被他（指蒋介石）暗杀，绝不参加这样挂羊头卖狗肉的会议。”（注：徐文烈：《皖南事变与柳亚子》，见《柳亚子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页。）紧接着，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以“违反国策”罪开除他的党籍。柳亚子闻讯拍案大骂，怒不可遏，当即发表针锋相对的谈话，说早该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提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论与毛泽东的交情，无论私交、以及诗交和对毛泽东的推崇，柳亚子也要比黄炎培好。早在革命处于低潮，毛泽东尚未成为领袖的时候，柳亚子就已对毛大力推崇了，显示出巨大勇气和远见卓识。1929年“左”倾路线当权派把毛泽东排斥在领导层之外，远在上海的柳亚子从报上看到敌人造谣的毛泽东遭到不幸的消息，悲痛地写下了一首悼念毛泽东的七律：“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诗后自注：两列宁即”孙中山、毛润之”（注：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39页。）。1932年，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蒋介石加紧对中央苏区的大规模围剿，柳亚子写了《怀人四截》的诗篇，其开头一截就是写毛泽东的：“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注：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5页。）诗中对毛泽东所从事的事业，予以热情的赞扬和殷切的期望，尤其对毛泽东个人的寄望之高，更是溢于言表。毛泽东对柳亚子也很赞赏。1936年6月毛泽东致函何香凝，称柳亚子“有骨气”，是“人中麟凤”，要她“便时乞为致意”（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244、267页。）。1944年11月毛泽东致函柳亚子，很动感情地说：“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直到1946年1月毛泽东还致函柳亚子，“相期为国努力”（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244、267页。）。论年龄，柳亚子比黄炎培小九岁，1949年柳亚子六十三岁，黄炎培七十二岁。
陈立夫曾对沈钧儒说过一句很实诚的话：“我们是拼了命得来的，你们要凭着圆桌上的空话说了去，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注：曾聚仁：《〈新局长到来之前〉》，引自《北行小语》，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0页。）中共建政之初，中共党内也有一些人对安排那些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当大官，中共领袖与民主人士频频往来，感到很不理解，有怨气，甚至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因为既然放下屠刀就可以立地成佛，那么要立地成佛也可以先拿起屠刀。对此，中共高层人士甚至周恩来都要专门做一些解释工作。
1949年4月22日周恩来在青年团“一大”的报告中说：“最近我们同国民党代表团谈判。有的同志说，国民党代表团就那么几个人，费这样大的功夫，多麻烦！虽然是几个人，但是他们后边有一群。在他们影响下的军队、政府、党部里边的人以及公教人员，总有几百万，加上这些人家庭里的妻子儿女，就是千把万。对于这些人，他们讲的话比我们讲的影响更大一点。他们有代表性。争取几个头子就影响后边一批，有利于我们渡江，就是渡江以后也会发生作用。所以，对于反动营垒中可能分化出来的人物，要争取他们，帮助他们。”（注：《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8～329页。）1952年6月19日周恩来在全国统战会议上，谈到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关系时说道：“我看了一个同志的发言，他好像认为跟资产阶级做统一战线就是讲‘外交’、应付、说空话。这是不对的。难道毛泽东同志是在那里闲着没事做，把黄炎培找去聊天讲闲话吗？大家晓得，毛泽东同志没有这样的闲工夫。他找一个人去总是有目的的。毛泽东同志向黄炎培讲清道理后，黄炎培就给资产阶级写信，首先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写信，用他自己的口气向资产阶级转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说黄炎培是进步分子呢？有的人还不大懂。我们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就是因为他跟资产阶级有来往有交情，能够把他们的话说出来，又能够把我们的话经过他说给资产阶级。”（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页。）
晚年薄一波回忆说：“记得在开国大典之后不久，我曾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针对着一些同志认为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安排高位是否右倾的想法，几次在华北局干部会议上指出：毛主席常说，我们不能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长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安置他们（如傅作义、程潜）要各得其所，要用大位置才能安置。我还说过，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要反对‘麻烦说’、‘捣乱说’、‘吃饭说’，要反对关门主义。”（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毛泽东1959年8月11日在庐山批判彭德怀时谈到右派代表性人物：“反革命要改造，如杜聿明、康泽、宣统皇帝。至于罗隆基、龙云他们现在还有官做，那些人实际上是反革命，所以摆他们的位子，无非是以示宽大。因为有三十多万右派，我们摆他们几个，那些右派说，唉，我们朝中有人啊！这样有利于改造那些右派。（安子文：现有四十五万）好多？四十五万？哈哈，队伍不少！”（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黄炎培就是这样的一个可以树立为“对立面”（不等于“反面”）的代表性人物。
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1946年夏天，李维汉曾问在中共中央南京局和上海工委负责工商统战和经济调查工作的许涤新说，黄炎培是搞职业教育的教育家，你怎么把他列为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许涤新说，黄自己并不是资本家，但是，他多年办中华职业教育社，由该社毕业出来的学生，在上海的许多企业、许多工厂，都当了经理、厂长以至会计；他们是他的支持者。他也代表他们，为他们的利益说话（注：参阅许涤新：《风狂霜峭录》，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9～310页。）。不仅如此，他早年与南通张謇，后来与无锡荣家兄弟，与胡厥文为首的上海迁川实业家，与浦东穆藕初、上海刘靖基、南京刘国钧、天津李烛尘、四川民生轮船的卢作孚等等都有长年的交情，确曾起过实业家们的组织者的作用，因此毛泽东在1949年3月26日与黄炎培单独谈话中，希望新中国成立后，由黄炎培这个并非是实业家的教育家来牵这个中国实业家们的“头儿”。同时，毛还希望黄起到向实业家们专递、解释共产党政策的“中介”作用（注：黄方段：《黄炎培与毛泽东》，载《百年潮》2002年第4期。）。显然，毛泽东很准确地看到黄炎培将在“对资改造”运动——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不大量流血的较量中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这种作用也就是前面引述的薄一波说的可以“赚”一个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
他也是江南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至少是总代言人，用许涤新的话来说，黄炎培“既是上海一部分工商界的代表，又是江南地主的总代表”（注：参阅许涤新：《风狂霜峭录》，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0页。）。1946年夏天，中共南京局的李维汉、许涤新在中华职教社与黄炎培、江问渔等民主人士就解放区土改问题进行过一场交锋。黄炎培说：“日本投降后，和平统一是中国人民一致的要求。要和平统一，对于地主的利益也应保护。但是许多解放区的农民，正在起来分地主的土地，分地主的房屋，地主都被扫地出门。这样干下去，地主的生活被断绝，国家的和平统一也就受到破坏。李先生，你看这将怎么办？”李维汉温和地说：“地主特别是大地主利用其土地所有权，年年对佃农作超经济的剥削。如果说地主的土地是用货币买来的，那么，在高额地租之下，没有几年时间就会把买地的钱全部收回。过此以后，地主每年从佃农身上刮取的地租，都是完全无偿的了。地主不仅对农民收刮地租，而且还有其他种种无偿劳动。地主对农业生产，一点都没有积极作用，甚至连买种手、买肥料、买农药的钱还要由整年从事劳动的农民负担。收成以后，地主的地租，在农产品的分配上，一般超过一半。地主因为剥取了地租，可以过着花天酒地、三妻四妾的腐烂生活；而农民呢，到了春天就没饭可吃。任老，你看这种情况，中国的农业生产还能发展吗？中国还能实现和平团结吗？”黄炎培说：“抗战时期我听说解放区实行二五减租，这不是在承认地主地租的合法性吗？这不是团结地主与农民的好办法吗？”李维汉说：“二五减租是为了团结抗日，那时的基本矛盾，是中国土地属于中国还是属于日本。大敌当前，只要地主不当汉奸，就会得到农民的让步。现在，日本投降了，农村的基本矛盾，又回到土地属于农民，让农民去发展生产，还是属于地主，让地主依然吮吸农民的血汗，去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尽管双方在措词上都讲分寸，并不伤害感情，但论点却是针锋相对的。黄炎培最后说：“我对中共的土地改革在思想上是有抵触的。交换意见，对我们是一个启发。”（注：参阅许涤新：《风狂霜峭录》，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2～313页。）李维汉晚年回忆说：“关于土地改革问题，比较进步的知识界人士和比较开明的资产阶级人士，均赞成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但一部分中间乃至偏右、带有封建性的人士，则不满于对地主的清算，甚至不赞成耕者有其田。经过我们的解释，他们大部分人还是同意土改的。比如黄炎培，在土改问题上与我们的看法有分歧，我和燕铭、涤新找他谈，整整谈了两天，他基本上同意了我们的观点。”（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45页。）许涤新认为：“作为江南地主代表的黄任老，是尽了不少力量为地主辩护的，但是他毕竟是爱国者，随着革命的发展与胜利，他的为地主辩护的言论，也逐渐在变化。在解放初期全国实行‘土改’，他并没有站出来反对，这是他的进步。”（注：参阅许涤新：《风狂霜峭录》，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3页。）不仅没有站出来反对，而且配合毛泽东做了不少工作，的确如薄一波所说的是“赚来土地改革”。
应该说黄炎培作为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作为具有很强组织能力的社会活动家，在中共建政前后，确实有些力量。而柳亚子尽管天下闻名，也只不过是一个以笔当枪的诗人。他单枪匹马，没有自己的圈子，至多是几个气味相投的诗友。中共建政前后民盟头面人物之一罗隆基曾经对叶笃义说过：“沈钧儒和章伯钧各有一个小圈子，而又互相合作，我们盟内一些无党派的人应当彼此多联系，否则一定处处吃亏。”“沈衡老和章伯钧在盟内各有自己的小圈子，我们也应当组织起来。统战部怎样对待我们就看我们有多少‘本钱’（意思就是说有多少人）。”（注：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丈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8、79页。）周恩来1951年4月13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第二次讲话中也承认：“统战工作是以有代表性的人物为对象的，但应该知道，我们所以承认这些人物，是因为他们有群众。我们所以要做他们的工作，也是要经过这些人物去教育其群众。”（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页。）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说；“尼克松好！我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1952年6月19日周恩来在全国统战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与民族资产阶级斗争时指出：“斗争就是改造。”（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8页。）政治的斗争需要政治对手。政治“朋友”的一个含义，就是强有力的有大“本钱”的对手，毛泽东视黄炎培就是这样有着特定涵义的政治对手。他是地主阶级总代言人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中共建政初期进行的革命（包括土地改革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所要消灭的阶级。毛泽东看重他的一个重要政治原因，就是要消灭他所代表的阶级而不是在感情上喜欢谁讨厌谁的问题。
更鲜为人知的是，在毛泽东眼中，黄炎培是一个不戴帽子的右派。1957年黄万里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毛泽东曾对平时在信函中尊称“黄任老”的黄炎培厉声说：“你们家也分左中右啊！”意思是批评黄炎培疏于教育子女。在反右运动中黄炎培因为有李维汉等人的保护过关而“幸免于难”。李维汉回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开始于五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34页。）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将黄炎培列为右派朋友。1959年8月16日在庐山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说：“我喜欢交几个右派朋友，这是黄克诚说的，周围要有几个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同章士钊、黄炎培我都谈得来，有个比较；连右派都不知道，那怎么行。在中国社会做工作，没有几个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确。”（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0页。）
三、跑得比毛泽东还要快
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1967年国庆节，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时，亲口对毛泽东说：“主席，你走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我一向以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的好干部都变成了走资派了？”（注：民革中央党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五十年》，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135页。）此时谁都跑得没有毛泽东快，然而此前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到六十年代中期也有一些民主人士跑得比他还快的，至少是在主观上。
自称既不反共也不亲共而是力求知共的作家兼学者曹聚仁，在五十年代中期很多海外人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观望、怀疑，甚或敌视、妖魔化态度的背景下，以《南洋商报》记者的身份，多次从香港北上，访问北京并游历大陆各地，录其所见，记其所闻，存其所思，为后世留下珍贵的第一手历史文献。在写到当时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时，他就多次提到民主人士跑得比中共领袖还快的观感和体会：“在今日的北京，倒是民主政团的首要，显得比中共的首要，要‘左’得积极一点。在若干节目上，中共的首要，反而出来做调人了！”（注：曹聚仁：《我看中共的“八大”》，1956年10月12日，引自《北行小语》，第72页。）“目前一般政治动向，中共系执政党，所有执政的几位首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诸氏，都已变得十分温和；倒是民主人士，以在野姿态出现，有时反而十分激进。民主人士‘宁左毋右’，所有处事对人，趋于极端，反而由中共当局来作调人。这都是海外人士所意料不及的。”（注：曹聚仁：《民主人士的处境》，引自《北行小语》，第120页。）（写于中共八大闭幕不久——引者注）“北京的风气，正和海外人士所推想的相反。目前最激进的倒不是中共当局，他们执政以后，倒变成温和派了。而民主人士，却是最激进的，甚至犯了‘左’倾幼稚病呢！”“记者在北京时期，碰到了中共的人士，觉得他们都是那么温文尔雅，那么富有人情味，中共的最高的党政人物，那么没有一点火气，他们的气度，看起来正和当年见了谭延闿一样。倒是一些民主政团的人士，他们有火气，那横厉无前的态度，远比中共认识激进得多。仔细一想，在朝的和在野的政治气氛，本来会有这样的不同的。”（注：曹聚仁：《数风流人物》，引自《北行小语》，第133页；《怎么看？怎么写？》，引自《北行小语》，第144页。）
黄炎培就是这样一个跑得很快的典型，他有时甚至因为跑到毛泽东的前面，而被毛泽东叫暂停。中共建政后经过三年左右即从1949年到1952年的努力，没收了官僚资本，肃清列强在华势力，除抗美援朝打打停停外，在大陆已经比较彻底地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随着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毛泽东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此时，原本作为毛泽东特定意义上政治对手的黄炎培已被彻底征服。黄炎培对自己访问延安关于周期率的疑问进行了反省。1952年8月4日黄炎培出席毛泽东主持的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盛赞国家的建设成就。当天晚餐后毛泽东向各个党派征求意见，黄表示：“三五反胜利结果，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中共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是正确的。”（注：黄炎培日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47年3月9日。转引自朱宗震：《孤独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73页。）此后他再也不提出什么周期率的疑问了，他只为中共的朝气和社会的进步感到满足，他已经看不到怎样实现民主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思想被彻底俘虏的人因为没有无所凭借了，只有按被崇拜者的思路去改造得更好跑得更快才有出路。事实上在1954年9月首届全国人大上，民主人士纷纷从政务院“退居二线”到人大政协任虚职了，如黄炎培由副总理改任副委员长，连发言权都开始削弱了，正如黄炎培的儿子说的“于国事无所建树了”（注：黄万里先生未刊稿，转引自朱宗震：《孤独集》，第475页。）。这样一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仅跟着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跑，而且不时地跑到前面。
在如何改造和消灭资本家问题上，黄炎培就有比毛泽东激进的例子。1952年9月4日，黄炎培致函毛泽东，并把已准备好的将于7日到北京市民建会第四届会员大会的讲稿《三、五反运动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指示的精神》附上请毛审阅。毛泽东对讲稿中有对资本家改造的一些太激进的提法作了重要修改：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讲稿中的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泽东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注：《黄炎培年谱》，第243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35页。）。9月5日毛泽东复函黄炎培，客气地泼了一些冷水。毛泽东指出：“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得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怕受不了。”“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533～534页。）黄炎培在读了毛泽东的回信及修改过的讲话稿之后，接受批评并连夜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讲稿承亲赐斧削，对资产阶级一面照顾到多数不能接受，而一面仍拿来鼓励少数前进分子，这样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不惟改正了修改稿，同时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谨接受之下，不尽地感谢！”（注：许纪霖、倪华强：《黄炎培：方圆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194页。）
1953年夏中共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实施“三大改造”。随着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贯彻，黄炎培受毛泽东之命，利用自己同工商界的特殊关系，走上引导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线。1954年3月1日黄炎培以民建中央主任委员身份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对工商界发表题为《工商界朋友们，大家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更加紧密地跟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走》的讲话。黄的讲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认为中国采取的和平改造方式，等于“无痛分娩法”，资本家可以无痛苦地进入社会主义。3月8日黄炎培返抵北京。此时毛泽东在杭州，黄炎培即致函毛泽东报告返京并附陈在沪讲稿。与1952年那次讲话前先将稿子呈送毛泽东审改不同，这一次是上海讲话后再将讲话稿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12日复函黄炎培，指出：“‘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为实际上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觉得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同时，毛泽东还将黄的讲稿请周恩来和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审阅斟酌，并告黄副总理”：“‘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似宜改为‘阶级消灭，个人存在’为适宜，亦可告以非正式发表的谈话不要他在印刷品中引用。”“他所谓‘无痛分娩法’亦不甚妥当。”（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68～469页。）3月18日黄炎培收到毛泽东函，只好马上请人向各方收回讲稿，并约孙起孟、王艮仲共商删改（注：许纪霖、倪华强：《黄炎培：方圆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注：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
个人思想改造方面，黄炎培更是一往无前，跑得更快。
1952年9月25日黄炎培在北京作新体长诗《新中国成立三周年》中写道：“这三年中间，／最伟大的是思想改造。／……有的正在变换着——／有的已经变换——／他们的旧的头脑。／……思想改造了，／会表现出行动的改造，／一齐趋向着社会主义光明大道。”（注：《黄炎培诗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99～401页。）1953年6月16日黄炎培在出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三届四中全会代表民建致词中表示思想改造的决心：“今吾改造故吾，旧人学习新人。”（注：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页。）大约在此前后，黄炎培致函毛泽东提出自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在记述自己不斯追求进步的事实之后，他写道；“主席，作为您领导下的干部，同时又是您教导下的老年学生——确还没有资格做党员，但已经接受了些，并且正在继续着党的教育——他的思想上起子基本性的变化，应当向您坦白地陈述，深信您乐为指正他的错误的。”（注：王华斌、王燕子：《黄炎培》，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256页。）未见到毛泽东答复黄炎培入党申请的史料，但黄炎培入党愿望肯定是未能实现的。毛泽东是需要保留黄炎培这样一个党外人士和资产阶级代表性人物的形象的，仅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毛泽东也不会同意黄炎培入党的。
同年7月上旬到8月下旬，黄炎培在北戴河休假期间，按计划读完《资本论》第一卷，并先后读了李季《马克思传》的一章，读了《共产党宣言》、《联共党史》；读了恩格斯著《卡尔·马克思》，并认为此书是《资本论》第一卷的缩影，还起草了《资本论》读法和《资本论》提要（注：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他向毛泽东报告了学习心得，并在信中推心置腹地说；“《资本论》第一卷出世，恰在我生之初……倘在我束发受书的初期，得读此书，然后入世为人群服务，那五十年来，绝不走这样一条路线。依我向来做法，必将约集若干同志共同研究，共同开辟新路，也许早已追随了诸位先进，当一马前小卒了。到今七十多龄，还得读此书——免得终身做瞎子——而且在中国共产党政权成立以后读此书，这是多么欣幸的事！”（注：王华斌、王燕子：《黄炎培》，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0～281页。）7月30日毛泽东复函说：“先生读马克思著作有心得，可为祝贺。天热，可在海滨多待一些时候。”（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页。）1954年1月16日，黄炎培草完《谈谈〈资本论〉第一卷读后的感想》，请人钞清，函请千家驹审正（注：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19日作新体长诗《马克思颂》，并在诗前附注：“读了《资本论》第一卷，温读《共产党宣言》，写这首诗来纪念。”（注：《黄炎培诗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14页。）5月1日，黄炎培致函毛泽东，函中谈了他参加五一群众大游行的感想，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以及学习《资本论》第一卷的情况，并附上他自己写的《读〈资本论〉第一卷》一书。5月3日毛泽东复函称赞黄炎培“爱国热忱，溢于言表，足征孟晋。”（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92页。）5月宋云彬读到黄炎培寄来“请赐教”的《读〈资本论〉第一卷》和《马克思颂》后感叹“此老兴复不浅也”，并赠诗说：“巨书三卷从头读，分析入微领悟速。任老精神胜少年，愧吾摸索凭空腹。”（注：宋云彬：《红尘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2、333页。）
1955年8月黄炎培在北戴河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选》。9月8日钞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注：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61页。）。10月下旬，黄炎培入北京医院手术。11月5日，术后首次执笔即向毛泽东写信，表示住院期间“很遗憾的，没有能经受怀仁堂主席指示”，“希望这副老机器经过这次整理完好，今后能较多地较好地为人民效力”（注：王华斌、王燕子：《黄炎培》，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页。）。1956年9月12日《光明日报》记者徐亦安因八大召开在即，约请黄炎培作纪念诗文，黄炎培于是写诗《东方红遍环瀛》：“马恩学说广传人，建党于今卅五春。三大敌人齐扑灭，一条战线共长存。身亲吾从众来去，善运宽严教化刑。百六条悬民宪法，五原则酿世和平。”“工农认识联盟好，社会欢迎主义新。一度‘抗’‘援’威信立，五年计划始基成。天安国庆逢佳节，万水千山念苦辛。杖策延安如昨梦，《东方红》已遍环瀛。”（注：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页。）1957年3月19日致函南汉宸，附赠改作之访问延安诗：“飞下延安山外山，万家陶穴白云间。相望鸡犬闻声里，小试旌旗变色还。散药农工知疾苦，开荒兄妹话艰难。鄜州月色巴山雨，忽地朝阳遍还寰。”（注：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71页。）10月1日，黄炎培在本月日记卷首大书曰：“我的思想改造，最大的敌人，还是个人主义。虽在努力克服，总还克服不了多少。显著的就是八十年自己历史总是横梗心头，中间残余的资产阶级思想，不免时时作祟（还有封建社会残余思想），慎防！慎防！”（注：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76页。）
1958年2月6日，黄炎培出席人大全会，作题为《认识大时代，改造作新人，大家鼓起干劲来，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言。在谈到自己的思想改造时说：“我呢，八十岁了。但活下去，我现时在、以后还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认真接受改造，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同时好好学习，向工人阶级学习，通过思想改造，努力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把从几十年资产阶级社会生长出来、养大起来的我，彻底改造成为一个忠于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我知道这个改造功夫是不容易的，但我一定要勉力去做，虚心地不断地自己找寻自己的缺点和错误。”4月21日黄参加南京工商联、民建成员执行改造规划汇报会，对工商业者家属题赠一联：“自己亲人双改造，家庭政治一肩挑。”5月4日马克思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前夕，在文化部等机关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朗诵诗作《马克思颂》（注：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页。）。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民建“二大”和工商联“三大”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期间，12月7日黄炎培出席预备会后，与代表一起参观国庆十周年献礼工程人民大会堂，并构思了一对长联以表明心迹：“只要认清国际国内当前有利形势，接受现场大教育，谁不弃暗投明，改变立场，摆脱和资产阶级千丝万缕旧关系；一经看到成千成万各地劳动人民，创造光辉新世界，你会欢天喜地，决心改造，建立对共产主义忠肝赤胆真感情。”（注：《黄炎培年谱》，第289页，并参阅王华斌等：《黄炎培》，第321页。）2月初黄炎培成诗《京国春》三首，以勉与会者：“辉煌一九六○年，迎取春光到眼前。难得瑶京容小住，神仙会里话神仙。”“勤劳忘我步工农，朝气腾为日日红。报国肝肠人尽热，东风有力压西风。”“恣吸新知饷友朋，还乡语语尽生春，此行饱食神仙果，要做超凡换骨人。”（注：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90页。）1961年5月1日晚上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晚会，遇见友好多人，心情激动，归来后成诗一首：“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追随愧此生。双鬓斑斑知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注：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95页。）1962年4月27日致函民盟，请求退盟（注：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页。）。1964年10月为回忆录自序说：“我个人呢，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一分精神全为国，一寸光阴全为民，以‘天天向上’自勉，这样学习到老，改造到老。”（注：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自序”。）
毛泽东对黄炎培是很客气的，对他总是正面鼓励居多，但对冯友兰就没有那样客气。冯友兰急于求成而被毛泽东说成不老实，也是民主人士力图走在前面的例子。1949年10月5日，冯友兰致函毛泽东表示要进步，要与过去自己所熟悉的那套封建哲学、资产阶级哲学立场彻底决裂，决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五年之内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同月13日毛泽东复函冯友兰说：“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牟版，第59页。）当毛泽东派人将信送到冯友兰手中时，冯友兰感到意外，他没想到毛泽东亲自复信而且如此之快。他很激动，可是他对毛泽东信中那句“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很想不通，确切地说很反感。他曾不止一次不无抱怨地想过：“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注：张秀娟主编：《握手风云——毛泽东交往实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1页。）王芸生在1952年2月9日上诲《大公报》上发表《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一文。文章“写得很好，很动人”（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2页。），但最后一句话，“如此，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四友’就团结得更为亲密，共同胜利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则是王芸生的自作多情。这显然不合毛泽东的口味，毛泽东是不会同意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并肩前进，更不要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可以和工人阶级一道进入社会主义，至多是“阶级消灭，个人存在”，即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个人如民主人士可以给予出路，容许其存在，但作为一个阶级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毛泽东将这句话删去后致函《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要《人民日报》转载王芸生的文章（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203页；《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22～223页。）。
为什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了包括黄炎培在内的民主人士普遍激进的现象呢？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首先，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又鼓励又改造”政策和对民主党派“既让其发展又有所限制”的政策实施的结果，使中共建政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作为该阶级代表人物民主人士的处境和前途，都是很尴尬的。例如中共鼓励民族工商业者发展工商业务，扩大生产，但是他们会想到最终也逃脱不了公私合营的改造和阶级消灭的命运而进退维谷。中共把民族资产阶级既看成“四友”之一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一个朋友阶级，又当作要被消灭的剥削阶级。周恩来在1952年6月19日全国统战会议上明确指出：“说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可以跟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2页。）而认为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和民主人士如果改造得好，又是可以有社会主义的前途的，就像周恩来说的：“经过改造，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前途，并且在将来还可以保留他们的消费财产。”（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231页。）“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不经过新民主主义就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着急是不行的。有些人天天喊共产主义，这当然使资产阶级受到精神威胁。如果有人天天在我面前说，你老了，快要死了，我也不高兴，非躲开他不可。我们要告诉资产阶级的人们要自信，他们不但有历史任务，而且有光明的前途。”（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页。）既然前途是这样规定了，左右为难的民主人士干脆顺时应势大步向前走。
其次，尽管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共同纲领》也没有写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但是这个社会主义的前途是肯定了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仅仅是个过渡阶段而已。尽管中共的最高层反复说明将来要用和平转变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中国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自然，‘水到渠成’。”（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8页。）周恩来在1953年6月4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招待民盟七中全会代表的茶话会上也指出：“现在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中国又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我们不能够冒进。当然最痛快的是现在就宣布我们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收私营工厂。但是那就违背了《共同纲领》，就要闯大乱子。”（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页。）但是，中共党内的中下层也存在着一种“左”倾关门主义思想和倾向，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强调斗争和限制，要求提早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有一种激进和急躁的心态。中共建政初期各民主党派纷纷酝酿取消甚至付诸实践的事实，表明民主党派正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实行冒进。中国人民救国会于1949年12月在北京宣告结束，并宣称：“中国人民救国会所号召的政治主张已经全部实现。它胜利地完成了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作为人民和政治性的组织，它亦没有存在的必要。它向全国同胞、朋友们和同志们宣告它自己的光荣的结束。”（注：《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8页。）民盟、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也有人提出要求解散。农工民主党内部曾发生了对该党存废与否的争论：一部分党员认为农工民主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中国的政治形势要求不应再搞小党派，应该解散。九三学社不少成员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以后，人民民主政权已经建立，最初的目的已经达到，以后只要在本岗位上替国家出力，不需要组织什么社团。因此在会后九三学社就着手酝酿解散事宜，并已经着手草拟解散宣言了（注：参阅张忆军主编：《风雨同舟七十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415页。）。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制止，当时救国会结束事件将为民主党派的解散热潮起到多米诺骨牌效应。
最后，中共领袖的个性和魅力也是民主人士不得不快步前跑的重要原因。有学者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认为“蒋本人军校出身，缺少思想深度，和文化的魅力。因此一方面，无论他在政治上多么专制、冷酷，但对知识分子有一份敬重，在文化领域里不会过于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另一方面，他像传统的开国之君一样，毕竟只是利用知识分子，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工具。他需要知识分子，却难以从内心上把握知识分子，包括他们的弱点。他可以凭个人手段个别地笼络一批知识分子，但不能从普遍道义赢得知识分子群体，多数人纷纷谴责他，反对他”（注：姚国华：《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第689页。）。的确是这样，蒋介石由于自身缺陷而对文化存有一份“敬重”而又把握不住作为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内心世界，所以当他需要知识分子为他效劳而知识分子不仅不听话而且背离他的时候，专制冷酷的他只好大开杀戒了。蒋介石的这些缺陷也是很多自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出身的民主人士最终跟着中共走的重要原因。与蒋介石相反，“毛本人出身于知识分子，他对中国文化及传统文人深有参悟。因此一方面，他能够以思想、信仰、政策获得知识分子的共鸣，并以自己的文化魅力赢得知识群体的高度认同；另一方面，他深谙知识分子的弱点，在革命年代对党外知识分子很客气，但在革命成功后，对党内外知识分子都以居高临下的家长作风，发动一次次思想改造运动，将整个他们收拾得服服帖帖，有的盲从、有的狂热，有的检讨，有的沉默，有的自杀”（注：姚国华：《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第690页。）。在这种情况下，向来以“世故”自称的黄炎培自然会选择一条合适的道路——昂首阔步！
综上所述，一个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窑洞对”之后的晚年黄炎培终于凸现出来了。第一，他虽然受到毛泽东巨大的感染，对以延安为象征的中共有着很好的印象，但政治上依然行走在中间道路上，在毛、蒋之间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第二，他在中共建政初期与毛泽东的客气斯文的交往中蕴涵着朋友即对手的较量，因为站在他身后的是地主和资本家，而这也正是他被毛看重的重要原因；第三，被毛泽东彻底征服后，他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拼命向前跑，甚至走在思想改造运动的发动者毛的前面，显得比毛还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