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专业化与制造业结构优化&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_面板数据论文

地区专业化与制造业结构优化——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省级论文,制造业论文,面板论文,结构优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要素的粗放式投入拉动的，而近年来中国经济逐渐步入由两位数增长向中高速“新常态”增长的转型期。新常态时期的重要目标是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各经济区域的协调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从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转变为更多依靠消费和内需，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制造业作为工业经济中的主体，其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互促关系，在这一转型阶段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快速演变(库兹涅茨，1985)；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又是一个主导产业经济部门依次更替的过程(罗斯托，2001)。因此在制造业初级要素专业化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的情况下，要达到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新均衡态，需要重点推动制造业结构优化，在专业化分工和产业集聚的同时达到节能减排、降低生产成本的规模效应。

      制度经济学认为，产业结构变迁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劳动分工与制度安排的变化(Young，1928)，同时也有实证研究表明，工业化进程中确实会出现社会分工程度加深、地区专业化和产业集聚的趋势(Hoover，1936)。在地区专业化的理论解释方面，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马歇尔(1964)认为地方产业集聚的成因在于外部性：第一，促进专业化投入和服务的发展；第二，为具有专业化技能的工人提供了集中的市场；第三，使公司从技术溢出中获益。而依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地区专业化的收益在于产业活动集中后的外部规模经济和递增收益(Krugman，1991)；空间中接近的经济主体间易发生相互作用和相互学习则是新增长理论中溢出效应的重要来源(Lucas，1988)。这种技术创新扩散效应，在长期表现为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是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原因之一。综合以上理论可知，地区专业化对产业结构变迁存在着相对复杂且不确定的影响。

      由于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国内许多学者对我国的地区专业化和产业结构给予了广泛关注。贺灿飞、谢秀珍(2006)利用1980-2003年数据进行研究，他们认为激烈的市场竞争推动了产业的空间分散，省份产业结构总体呈多元化趋势，90年代后期出现专业化趋势。陈良文、杨开忠(2006)则依托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指出1993-2003年我国各省区的专业化水平呈上升趋势，制造业集聚程度上升。以往文献多将产业结构优化分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这二者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具有显著影响(干春晖等，2011)。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往往是消化吸收外资基础上的自主创新，而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则是低端技术产业投入产出率提升幅度高于中高端技术产业的结果(傅元海等，2014)。如前文所示，地区专业化程度、区域协调发展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而国内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献不足，仅有的是罗勇、曹丽莉(2005)等选取典型产业发现技术集中型产业集聚程度最高且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和工业增长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

      以往文献多选取统计指标对产业结构和专业化水平单独进行规范研究和理论分析，鲜有运用数据对地区专业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因此，本文力求弥补这一研究的不足，分析地区专业化与产业结构变迁的机理，并提出针对我国现状的假说。我们试图选取合理的度量指标对制造业结构变迁进行度量，采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较长时期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和统计检验。本文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地方制造业多元发展有助于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地区专业化程度的加强并不会促进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具体到地域层面，地区专业化将有助于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使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转变受限。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了地区专业化对制造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理，据此提出假说并构建计量模型；第三部分描述制造业结构变迁和地区专业化的度量指标，并进行数据说明；第四部分对地区专业化水平与制造业结构优化关系的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影响机理与模型设定

      (一)地区专业化对制造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理

      本文沿用以往文献的做法，将制造业结构变迁划分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与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主要强调产业结构系统从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的演变，表现为高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不断发展，同时促使地区整体制造业技术能力不断提升；而制造业结构合理化一般强调产业间的协调功能和结构效益，意图促进要素投入的有效利用和产业间协调的有效产出。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强，以高端技术制造业为例，其快速发展往往能有效提升结构高级化程度，但在地区产业协调能力不强的条件下也会加剧制造业结构的不合理。因此本文将结构高级化与结构合理化这两个变迁维度分离开来，分别讨论地区专业化对它们的影响机理，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说。

      1.地区专业化程度促进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受多种因素的限制

      地区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往往表现为区域主导产业利用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不断发展。区域主导产业对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起着导向性和带动性作用，并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技术进步能力。区域主导产业的不断技术进步和技术溢出效应，在长期是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根本驱动力。但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地区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主导产业的短期发展，并不一定能够促进制造业结构高级化，而是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

      从长期技术进步看，地区专业化只有通过主导制造业的技术升级才能实现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制造业结构高级化是一个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变的过程，需要依靠制造业的前后向联系实现整个地区制造业技术能力的提升。而就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地区专业化未必会有如此的效果：其一，地区专业化下主导制造业的发展未必会带来技术进步，而可能仅仅是规模效应引致的交易成本的下降和更多的要素投入，在这二者的替代效应作用下地区专业化反而会阻碍主导制造业技术能力的提升；其二，进行技术升级是一个有风险的企业决策，机会成本很高。我国企业的R&D更多是一种跟随性从外部获取的技术，对高风险且收益时滞长的核心技术研发兴趣不高(安同良等，2006)，在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低风险技术创新较多，这种技术创新往往并不能引致整体制造业的高级化，而仅仅是高端制造业的低附加值化。因此就我国总体产业发展不协调的状态下，地区选择主导制造业进行专业化发展，如果仅仅致使中间投入变化和跟随性技术进步，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可能具有反效应。

      从主导产业的选择来看，依靠资源禀赋选取中低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不一定利于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依靠资本和技术优势选取高端技术产业作业主导产业则显著有利于制造业结构高级化。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经济发展阶段存在差异。西部地区较为落后，难以获取大量资本投入形成集聚经济发展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这决定了他们选取传统低技术制造业为其支柱产业，技术升级较为困难，不利于实现制造业结构的高级化，处于制造业结构变迁的初级阶段。部分中部地区作为资源大省，选择了以资源加工型中端技术产业为主导、辅之以高端技术产业的产业政策，其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需要分析中端制造业产生的前向关联效应。若前向关联效应较强，则其下游高端技术产业得益于此可以同步进行发展，有助于制造业结构的高级化；相反若前向关联效应不强，则中端技术产业作为主导制造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贡献不大。若某地区主导产业处于从中端技术产业向高端技术产业的转变阶段，地区专业化的演进将会阻碍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着重发展高端技术产业，加强出口和技术研发，且其相应的中低端制造业作为基础发展完善，能够有效促进制造业结构的高级化。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两个理论假说。

      假说1：出于多种因素限制，中国总体上地区专业化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具有反效应。

      假说2：制造业发展相对均衡时，地区专业化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具有促进作用。

      2.配套的地区多元化产业可能会促进制造业结构合理化

      制造业结构合理化要求地区各产业协调发展、生产要素在各产业之间得到合理配置。虽然当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各制造业部门协调发展时，地区进行专业化分工将同时促进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但在非均衡条件下首先需要实现产业的合理配套，否则专业化分工可能会使得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差异增大，制造业结构趋于不合理。

      从主导产业的发展阶段来看，在地区专业化程度加深、主导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各生产要素往往向主导产业集中，促进主导产业规模的扩大，达到外部规模经济实现的条件。这一阶段往往会一定程度上依靠政府政策扭曲资源配置，其目的是促进主导产业发展。地区专业化此时并不能促进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相反配套的地区多元化产业可能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在我国存在传统工业布局的路径依赖情况下，地方政府多施行建立市场准入壁垒的限制政策，使我国的国内市场被分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对内、外贸易不协调(银温泉、才婉茹，2001)。我国的国内市场离内部商品、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假定还存在一定距离，依然处于一种经济非均衡状态。这种情况下若以高端技术产业作为地区专业化的主导产业，其集聚效应和技术进步会显著促进制造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但由于生产要素流通受限，与主导产业快速增长相伴的往往是大幅提升的劳动生产率，而其他产业依然相对落后，制造业结构趋于不合理。而当主导产业发展进入可以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的完善阶段后，生产要素也趋于自由充分流动的状态，经济处于均衡发展路径。此时地区专业化将有效促进制造业结构合理化，优化地区产业结构。

      从产业间的联系来看，主导制造业与其他产业的后向关联程度往往较大，其生产发展会产生相应的中间需求，需要配套的中间制造业同步发展，这一点在主导制造业技术升级时期显得尤为重要。由于主导制造业结构升级，对新技术或是新原料的需求产生了对相应的中间产业同步升级的次级需求，若能有效推进中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则会促进整个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反之，当中间制造业发展不足时，主导制造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会受到制约。由于知识经济调下往往存在非线性的反馈机制，在整体制造业结构优化过程中，一些落后的中间部门如果不能进行产量扩张和技术更新，制造业结构将趋于不合理，整个经济系统也难以正常增长。结合理论分析和中国现状，我们提出第三个理论假说。

      假说3：地区专业化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抑制作用，地区多元化更能优化产业结构。

      (二)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对上面提出的3个理论假说进行检验，并分析地区专业化(多元化)程度对制造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我们选用1999-2010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面板数据可以克服时间序列分析受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多的自由度和更高的估计效率。根据研究目的，笔者在进行了豪斯曼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基础上，由于个体数目较小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地区专业化程度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钱纳里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制造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多将其作为研究产业结构变动的控制变量之一(文东伟等，2009)。而傅元海等(2014)提出自主创新和外资技术溢出的相互作用对制造业结构转变具有显著影响，实际上我国部分企业的跟随性技术创新的确是产业整体技术进步、结构升级的重要成分。因此，本文将内部技术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第i(i=1，…，30)个省份，西藏因数据不全未包含在内，t表示第t(t=1999，…，2010)年，β为待估计参数，c为地区不可观测效应，H1、H2为选取的制造业结构高级化衡量指标，为保证结论稳健性使用两种度量方式。S为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程度，RS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地区专业化程度。下文说明了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以及地区专业化程度具体指标的选取理由。lnRDI、lnFDI、lnpgdp分别表示技术研发投入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对数值，μ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为了保持各变量的平稳性，笔者对部分数据取对数，将其转化为零阶单整，部分待估计参数β可以被理解为相应的弹性测度。为了防止面板数据在个体间存在异方差性，笔者对个体数据进行加权，使用FGLS估计模型来估计模型(1)～(3)，据此验证理论假说1和3。

      然而，据机理分析，地区专业化程度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的影响可能存在个体效应差异，具体的要素禀赋、区位优势和既存在的路径依赖往往使得各个省份地区专业化的具体表现不尽相同。模型(1)～(3)中的地区不可观测效应可能并不仅仅为c，而也包含了

。为分析我国地区专业化对产业结构调整贡献的地区差异，并验证假说2，分别改造模型(1)～(3)如下：

      

      相似的，本文使用FGLS估计方法来估计模型(4)～(6)，其实证结果

主要揭示了地域层次下的地区专业化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影响。

      三、指标度量与数据说明

      (一)制造业结构变迁及地区专业化的指标度量

      1.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指标选取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2001年以R&D强度(包括R&D经费与产值之比、R&D经费与增加值之比两项指标)为依据，选用了12个国家制造业数据，进行了行业分类。国内学者常沿用李贤珠的做法，合并高端和中高端技术分类，将制造业分为高端、中端和低端技术三类(傅元海等，2014)，本文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借鉴这一分类方法进行制造业分类。由于统计界定方式差异，部分行业数据不可获得，考虑到数据的代表性和可获得性，对19个制造业部门进行分类，①其余指标均选取这19个制造业部门进行计算。

      在分析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时，常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作为产业高级化的度量，与之相似本文采用高端技术产业产值与中端技术产业产值之比(本文中简记为H1)作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标准之一，这一度量能够清晰地反映技术密集度不断提升的趋势，明确地昭示制造业结构是否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依赖型的方向发展。同时由于我国各省份之间制造业结构具有较大的差别，部分资源大省如山西省等中西部地区倾向于依托煤炭、矿藏等资源禀赋进行专业化发展，中端技术制造业比重较大，使得H1指数并不能很好的独自反映一省的制造业高级化程度。考虑这一因素，本文采用高端技术产业产值与总产值之比(本文中简记为H2)作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第二个度量标准，试图剔除资源禀赋对H1指数衡量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H1和H2指数越高表明制造业结构趋于高级化和技术密集化。

      本文测算了1999年以来我国30个省份制造业的H1、H2指数。21世纪以来，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出现了显著了省级差异。以H1指数标准分析，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广东、湖北、浙江等地区制造业结构不断趋于高级化，而福建等地区趋于低级化，江西、湖南、山西等许多地区没有出现制造业高级化。而引入H2标准后，仅有陕西、海南等地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制造业低级化，而山西等资源依赖型经济体的H2指数仅有极小的下降。总体来看，除个别区域外，我国21世纪以来经济体呈现出制造业结构不断高级化的特征，部分省份的资源依赖性有所加强。这表明H2指数可以作为对H1指数的合理补充。

      2.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指标选取

      我国学者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不同的定义，一般强调产业间的协调功能和结构效益，促进要素投入的有效利用和产业间协调的有效产出。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一般均衡状态下各要素报酬趋于均等，各行业劳动生产率无差异，故利用结构偏离度对产业结构的合理程度进行度量。而干春晖等(2011)认为结构偏离度忽视了产业的相对重要性，同时绝对值的计算也为研究带来不便，故引入了泰尔指数(本文中简记为TL)对制造业结构进行了度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Y表示产值，L表示就业，i表示产业，n表示产业部门数。泰尔指数与结构合理化程度显示出负向关系，当泰尔指数为零时，经济体达到均衡状态。由于现实经济并不满足传统理论中要素充分流动等一系列假设，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更多出现经济不均衡状态，TL值往往异于0。

      本文同样测算了1999年以来30个省份制造业的泰尔指数，结果发现：21世纪以来，我国的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变动不大，大部分省份的泰尔指数较低，呈现一个较为平稳的变化趋势，仅有个别省份如海南省出现了显著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化(其石油加工业的产值迅速增长，应为异常值)，青海、宁夏、陕西等省份则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波动趋势。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江苏、上海、广东等省份泰尔指数出现了一定的上升，制造业结构趋于不合理。这一点可以由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得以解释，沿海地区得益于外资投入和技术引进，高技术产业易获得更高的劳动回报。据此TL值可以较好地反映现实制造业结构的协调作用，以TL值测算的制造业结构合理化指标的变动趋势符合经济学理论预期，故将其作为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S的衡量指标。

      3.地区专业化的指标选取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地区专业化程度，在区域经济学领域中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测度方法。其中最为常用是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其计算方式如下：

      

      其中i表示地区i，

为地区i产业k在所有制造业中的份额，

为全国产业k在所有制造业中的份额，并由此来考察地区和全国平均之间的结构性差异。GSI值在0-2之间变动，若地区和全国制造业结构无差异，则GSI值为0，GSI值越大，说明地区专业化程度越高。GSI值主要衡量地区制造业结构的相对差异，本文另外采用了赫芬达尔多样化指数来衡量地区绝对专业化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i表示地区i，

同样为地区i产业k在所有制造业中的份额，HDI在1～n之间变动，HDI值越小，说明地区专业化程度越高。本文分别用GSI值和HDI值作为地区专业化程度RS值的度量进行回归分析。采用两种方法测度地区专业化程度RS，可以考察不同方法测度解释变量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是否一致，以验证模型和结论的稳健性。

      (二)数据说明

      对于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地区制造业结构指标，采用前文描述的H1指数、H2指数和泰尔指数，以H1、H2两者的估计结果分析结论的稳健性。H1、H2和TL值的计算沿用19个制造业分类方法，其中的各制造业产值和劳动力人数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的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工业总产值和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条目，在计算TL值过程中的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移动平均法补齐。

      而作为解释变量的GSI值和HDI值的计算同样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相应年份19个制造业部门的产值数据。三个控制变量中，RDI表示技术研发投入，一般而言，只有自主创新更能反映省份内部的技术能力，因此采用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度量RDI，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0-2011)。FDI表示外资参与度，测度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借鉴以往研究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作为FDI值的度量，截至2008年前的外资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其后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各地方统计年鉴。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度量经济发展水平pgdp，其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上述变量中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处理。

      四、实证结果

      (一)地区专业化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

      模型(1)～(3)作为面板数据最一般的形式，需要选取合理的估计方法，如前文所述，为避免异方差性本文采用FGLS估计，虽然FGLS估计并不一定是BLUE估计量，但确实是一个有效的估计方法。其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从估计结果看，地区专业化并不能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相反起到了抑制效果，而地方多元化制造业的发展将有效促进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具体地说，lnGSI值在模型(1)和(2)中为负值，lnHDI值在模型(1)和(2)中为正值，显著水平均小于1%，表明结论稳健：某地区与全国制造业结构差异程度每增加1%(或绝对赫芬达尔多元化程度每下降1%)，该地区高端技术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下降约0.26%，高端技术制造业与中端制造业产值之比也会随之相应的下降(上升)。

      

      由于lnGSI值和lnHDI值在模型(1)和(2)中均显著，据此我们可以验证理论假说1，即中国总体上地区专业化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具有反效应。现实经济中地区专业化表现为抑制制造业结构高级化。这一计量结果符合先前的机理分析，表明地区专业化程度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并不稳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尽管地区专业化在协调发展时能够促进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但在中国具体的经济条件下更多地表现为抑制效果。同时也表明当前中国制造业发展并不没有达到同步发展的经济均衡状态，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我国的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相伴的往往是趋同的产业结构，国内分工专业化的比较优势并未得以利用。这种非均衡状态下“趋同的高级化”的成因，其一是由于地域差异，各地区制造业结构不尽相同，仅仅在全国整体上表现为趋同的高级化，需要进一步考察次一级层面上地区专业化程度的影响；其二，各地方政府倾向于采用“扬长补短”产业政策，在制造业中则进行配套的前后向制造业的多元化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短期经济发展目标；其三，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地区主导产业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盲目性跟随政策的影响，各地主导的高端技术产业趋同，分工贸易和比较优势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地区专业化会对制造业结构升级产生抑制作用的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在看待各地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除了理性对待地区专业化，在现阶段还应更多地关注配套产业的合理发展，在产业结构合理变迁、完善市场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再进行地区专业化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技术研发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也在5%水平下显著。R&D内部投入增加将有效促进整体制造业结构升级，这是符合经济学直觉的。而经济发展水平却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了限制，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主体还依赖于要素初级专业化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进一步的产业结构升级是当前经济“新常态”下的必经之路。此外，lnFDI的系数几乎不显著，据傅元海等(2014)的分析，外资并不一定产生技术溢出并优化制造业结构，往往需要与自主研发协同作用，因此这项参数的估计结果也是比较合理的。

      (二)地区专业化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

      表1中模型(3)的计量结果验证了假说3：地区制造业专业化程度提高(GSI值的增大和HDI值的减小)，将显著促使泰尔指数增大，制造业结构趋于不合理。同时控制变量中，R&D投入显著抑制、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改善了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外资投入对制造业结构改善的影响较小。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伴生的制造业结构不合理现象确实是由于地区主导制造业的专业化发展，对主导制造业的高额技术研发投入和要素集聚，使得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其他产业，进而使得制造业结构趋于不合理。此外，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各地区多追求经济总量的发展而忽视经济结构，要素配置在主导产业发展初期被扭曲，这使得当前地区专业化影响制造业结构受制于以往政策的路径依赖性。

      总之在整体水平上，地区专业化虽然是我国近年来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但是无论使用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还是赫芬达尔多样化指数度量，均并没有使得地区产业结构得以合理化。

      (三)次级层面上地区专业化程度的影响

      通过对整体层面上地区专业化对制造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的研究，我们发现，我国1999-2010年间的地区专业化趋势并未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相对来说，多元化产业配置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贡献更大。由于地区专业化的优势可能在经济落后地区难以显现，经济发达地区可能更趋于均衡状态，专业化作用更为明显。为了进一步研究由于各省份个体效应下地区专业化对制造业结构变迁的贡献，并验证假说2，估计模型(4)～(6)的结果如表2所示。

      

      从计量结果上看，地区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在沿海或外贸发达地区大多能促进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主要包括了北京、吉林、上海、江苏、云南、广东等省，其中部分地区结果不显著表明地区专业化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不大，在中西部地区如山西、辽宁等资源省份和广西、青海、宁夏等经济较不发达地区，地区专业化程度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贡献则显著为负。理论假说2由这一计量结果得以部分验证，其完全验证有待于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数据，以观察中西部区域地区专业化的影响是否发生转变。同时在个体层面上，市场非均衡现象相当显著，这种状态下地区专业化也基本不能促进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以下具体分析地区专业化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影响差异的内在逻辑。

      一方面，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地区专业化会抑制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发展。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边远地区的主导产业往往是低端技术或资源型制造业，还处于发展高端技术制造业的前导阶段，即首先专业化发展高端技术产业的后向制造业，专业化发展高级制造业的条件尚未达成。此外，我国制造业升级下的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商投资，由于区位因素这些地区获得的外商对高级制造业的投入也较少，地区专业化下的技术溢出效应多为自主创新，且仅仅滞留在中低端制造业，难以向高端技术产业传导。为此，在接下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需要推进主导产业变迁，实现制造业结构高级化。

      另一方面，对于沿海和经济发展相对领先的地区，地区专业化会促进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其一，就经济增长方式而言，这些地区往往更靠近均衡路径，配套制造业发展更完善，地区专业化易产生正向的反馈效应。其二，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对较高，强调产学研结合，自身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主导产业也往往为高端技术制造业，专业化将显著促进主导产业的发展，相应地促使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第三，沿海省份也易获得外商投资且便于进出口贸易，而在引进外资基础上的技术自主创新将有助于制造业结构高级化。

      本文将制造业结构变迁分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与制造业结构合理化两方面，从机理层面分析了地区专业化对经济结构转变的作用，进而利用1999-2010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地区专业化程度对中国制造业结构变迁的影响，验证了提出的理论假说。由于在选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和地区专业化不同的度量指标下均得到了相似的实证结果，因此，本文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中国的制造业结构受历史发展的路径依赖性较强，制造业地区专业化程度受到经济发展阶段、出口贸易导向、资源禀赋的影响，其演变和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存在差异，使得中国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过程多有曲折。本文的研究表明，专业化对制造业结构变迁作用机制的地区差异性显著。在各制造业相对均衡发展的地区，地区专业化将有效促进制造业结构高级化，而当地区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相对落后、生产要素配置处于非均衡态时，地区专业化反而会抑制制造业结构升级。正是由于这种差异，中国在21世纪初出现了一定的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使得地区专业化在中国整体市场不完善的非均衡态下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统筹产业协调发展已成重中之重。

      因此，综合各区域地区专业化现象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来看，我们形成了一个较强的政策性结论，即政府在选取地方主导产业进行地区专业化政策时，应先重点强调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完善配套制造业的发展，再积极推进技术高端型制造业的发展。这样既可以通过主导产业的协同发展促进制造业结构向均衡态转变，又可以避免要素扭曲配置下地区专业化带来的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抑制效应，同时实现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长期布局。当前中国制造业结构不合理，国内市场非均衡严重已经成为共识，为此笔者结合本文的分析提出以下两点政策建议：第一，当前应将制造业多元化和协调发展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差异巨大，并非所有地区都已进入到相对较高的发展阶段。一些地区应当首先实现制造业协调发展，建设配套产业，因地制宜地选取合理的专业化产业，推动经济增长路径向均衡路径转变，地方政府因以此作为产业政策的目标之一。第二，在长期，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在经济均衡态下实现地区专业化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政府要逐渐进行主导产业的转换，不断提高其技术密集度，实现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

      ①低端技术产业包括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造业、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中端技术产业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高端技术产业包括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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