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精英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高等教育论文,化与论文,精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2)02-0029-04
从象牙塔走向社会，从精英走向大众，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潮流，中国高等教育也正处于即将迈进大众化门槛的阶段。随着高等学校扩招和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日益临近，中国要走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已逐渐成为多数人的共识。然而，在人们热衷于谈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候，在近年高等学校大规模扩招的情况下，却很少人关注大众化时代的精英高等教育问题。我们不能以传统的眼光来看待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质量，大众化时代应有不同于精英高等教育时代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但大众化阶段精英高等教育应如何维持和发展，应如何处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精英性的关系，却仍然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从精英到大众
中国的高等教育向来是以培养精英人才为主要目的的。《礼记·大学》开头便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虽然古代大学的教育内容与现代大学有所不同，但也是传授当时社会条件下的高深文化知识。中国古代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差异之一，就是责望士子成圣贤。在奉行精英治国的中国古代，认为“人人皆可成圣贤”，教育理想是教导学生做到圣贤的境界，提倡一种“成圣教育”。（注：高明士：《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4年印行，第24D-245页。）科举时代教育的目的是“储才以应科目”，读书人作秀才时便以日后当宰臣相期许。尽管大多数人无法实现入仕的愿望，但许多人小小年纪，便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天平下”的理想和抱负。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绅”或“缙绅”在英语中译为"elite"与“精英”是同一个单词。当时的教育是典型的精英教育，只是培养选拔的是政治精英或治术精英而非技术精英。
近代西方高等教育传入中国之后，高等学校也开始重视培养技术人才。当时新型高等学校很少，大学便是造就英才之地。清末大学堂和通儒院的培养目标是造就通才。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中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专门学校令》也规定“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注：《教育杂志》第4卷第10号，1913年1月。）可见当时无论是大学还是专科学校，所进行的都是精英教育。1931年，中国每万人口中有大学生1人；至1949年，全国有高等学校205所，在校生116504名。此后7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一系列的起伏与进退，主要因为受“文革”的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在90年代之前是较为落后的。（注：刘海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起伏与进退》，载《现代大学教育》2001年第2期。）不过，从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各类高等学校迅速发展，至今已形成世界上第二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
正确估算高等教育发展程度是正确制定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因此很有必要认真估计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当今中国是处于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因为城乡差别巨大，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不同区域之间高等教育发展程度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一些大中城市已开始进入大众化阶段，北京和上海市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早已超过15%，据说北京市200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0%（注：小华：《北京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载《中国教育报》2001年7月11日第5版。）。因此一方面许多农村连高中教育都还稀缺，而另一方面在大城市中却出现了一些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甚至是大众化后期的阶段特征，中国高等教育呈现出一种先进与落后错杂并存的复杂状况。
按现行官方的高等教育统计口径，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0.5%，2000年不算自学考试学生，有普通和成人高等学校在校生95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11.7%（注：瞿振元：《实现教育评价制度的新突破》，载《中国教育报》2001年3月28日第5版。）。2001年有在校生1136万，毛入学率达13%左右。全国“十五”教育发展规划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05年跨入15%的门槛。现在各省市地方政府都热切希望尽快达到15%的毛入学率，多数高等学校在师资和教学条件等方面普遍受到扩招的巨大压力，这与现行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统计口径还不太科学有关。1998年以前的高等教育统计对中国庞大的自学考试考生全体视而不见，1999年以后有的统计虽将自学考试考生折算算计，但也偏于保守。因为按每年自学考试毕业生作基数，再乘以3或乘以5而算出的大学生数，并不能反映出通过自学考试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的真实规模。据调查，近年来自考生的年龄结构已趋于年轻化，30岁以下考生占考生总数的78.57%，参加助学的自考生占考生总数的54%，从不参加助学的只占25%，其余为只参加少量助学者。（注：《全国考办公布“自考调查问卷”分析报告》，载《自学考试报》，1999年3月5日第1版。）那些主要参加助学者中有相当部分是民办高校学生或普通高校举办的全日制自学考试辅导班学生，实际上相当于成人高校在校生，不必计算折扣。（注：刘海峰，郑若玲：《自学考试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途径》，载《高等教育研究》1999年第5期。）而其余46%的考生，则可按3:1的比例折算在校生。如此计算，2000年下半年690万名自考生中，参加助学的达54%，则有372.6万名在校生，其余考生按3:1的比例，可折算成105.8万在校生，两者合计478.4万人，自考生中约有10%的人没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扣除这部分人后还达430万人，远远高于按现行统计口径所折算的在校生数。
自学考试是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新制度，是典型的宽进严出的高等教育形式，我们不能用老眼光来看待这一新生事物。美国一些州立大学毕业率并不高，社区学院毕业率更低，如果以毕业生为系数来折算在校生数，美国等许多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会比现在的统计数字低很多。既然美国的社区学院的学生是按1:1的比例作为在校生，其他发达国家毕业率很低的宽进严出高等教育形式也是全数统计，为什么中国参加全日制自学考试辅导班的学员却不能完整地算成在校生呢？因此，我们应该正视自学考试的庞大群体。认识到这一点，若按本文的统计口径计算自学考试学生，200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可比不计自学考试的11.7%增加近4个百分点，比按原口径计算自考生的毛入学率的12.9%（注：谢作栩：《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第141页。）增加2个多百分点，不管哪一种算法，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现在已经基本上达到或至少非常接近15%，实际上已站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起点上了。
二、大众化时代的精英教育
即使按通常的统计口径，中国高等教育也离大众化阶段不太遥远。今天，在人们津津乐道高校扩招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候，在人们纷纷讨论大众化时代应有不同的高等教育质量观的时候，中国的精英教育问题是否也值得关心？精英高等教育阶段不排除有部分大众高等教育的成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也包含有精英高等教育的部分。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创始人马丁·特罗在《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大众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一定要破坏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及其组成部分，或者是一定要其转变成大众型高等教育机构。精英高等教育确实仍在发挥着大众高等教育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其中的一些功用是教育和训练经过严格选拔的学生，以使他们适应高标准和高度创造性的脑力工作。”（注：［美］马丁·特罗：《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载《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9年第1期。）然而，中国当前现实的情况是，多数国内一流大学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原先教育部直属的30余所大学的在校生多数在15000人以上，有些经过合并，学生数已达三四万人。大部分重点大学都在开发新校区，有不少学生数在20000人以下的大学制定的“十五”发展规划，计划在2005年将在校生增加到30000人。中国的精英型大学普遍出现了向大众型大学转变的趋势，高等教育日益失去精英性。
马丁·特罗认为，在精英、大众、普及这三种高等教育系统中，典型的学校模式在规模和特点上也存在不同。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一般是二至三千寄宿生小社会。如果规模超过了三千学生，它们将被分成几个分校（院），这些分校（院）就像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院一样，规模相对较小。大众高等教育的标志是综合性学校，它们不是小社会而是由三四万学生和教师组成的寄宿和走读相结合的“大学城”。普及型高等教育的规模不受限制，把人们聚集起来只是为了教学，其中大多数学生很少或从来不去主校园，他们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不构成任何意义上的有密切联系的小社会，没有共同的标准、价值观和身份。
考察中国近两年重点大学的状况，许多大学同时兼具以上三种类型的大学的特征。即使是像北大、清华那样的国内一流重点大学，也办有成人教育学院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学院，还有大量的网络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其中有不少学生就像马丁·特罗所说的很少或从来不去主校园，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本来是中国最典型的研究型大学，却主要是为了创收而花费许多精力去从事一般社区学院就能够胜任的工作。在国家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而重点投入巨额经费到几所重点大学之后，这些学校理应挑起精英教育的重担，集中精力为国家培养高层次拔尖人才，承担更多高精尖科研任务。因此，有的学者质疑重点院校参与低层次的生源争夺是“没出息”。（注：《杨德广质疑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在高教大众化舞台上名校扮演什么角色？》，《文汇报》2001年10月15日第9版。）由于国家重点大学为增加经费来源，多走与省市地方政府共建的道路，于是出现了一种普遍向类似于美国州立大学模式发展的趋势。然而，中国目前没有像美国那样有顶尖私立大学可以我行我素，卓然独立，这就可能影响高等教育的精英性。在美国，前一二十名一流大学多为私立大学，重要原因之一是私立大学规模较小。如现在哈佛大学大学生与研究生最多，共17000多人，其中研究生多于大学生。斯坦福大学现有学生13000多人，大学生与研究生各占一半。麻省理工学院多年来保持8000人左右，本科生与研究生也是各一半。但州立大学一般人数很多，学生数往往在3万人以上。近年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公布的美国最佳大学排行榜，一流的州立大学还是排在一流的私立大学之后，这是因为前者学生人数过多而导致某些评比指标下降。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学生数都是1万多人，最多也就2万余人，都不是以规模大而出名。由此可见，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学校规模必须控制在一定的人数范围之内，决非越多越好（注：朱九思：《竞争与转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在高等教育扩招的背景下，社会大众最希望扩招的是名牌大学。然而，高考的竞争、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社会地位的竞争。社会永远是分层的，社会职业也永远是分层的，当多数或所有适龄青年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社会便可能从重学历变为重学校历了。这是水涨船高的结果，也是学历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规律。比如建国初期高小毕业生在一些地方可能当干部，现在连大专毕业生都不易就业。当大家都能进重点大学读书时，也就无所谓重点大学了。物以稀为贵，名牌大学永远是一种社会稀缺资源。即使顶尖大学培养的人才有所增加，但终究有限。因此，走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不应寄希望于重点大学的大量扩招，而应不拘一格举办社区学院和其他高等教育形式（注：刘海峰：《未必越大起好：从扩招看精英型大学面临的挑战》，载《文汇报》，2001年10月15日第9版。）。
在现代社会，高等教育再也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面向广大民众开放的一种权利。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体现出现代教育的公平性。在一定意义上，精英高等教育对多数适龄青少年而言是不平等的。而大众化时代的精英高等教育，从另一角度看，却仍然体现出教育的公平性。虽然人人生来平等，但人与人之间禀赋和资质还是有所不同，后天的努力程度等非智力因素也是有差别的。既然社会需为残障少年儿童开设特殊学校，为造就英才进行精英教育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体现了另外一种平等。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教育机会均等观念冲淡了入学限制条件的英才标准。但要上其中的精英型或研究型大学，还必然要通过激烈的入学竞争。否则，精英高等教育的质量就难以保证。
三、维持精英教育的水准
“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大学应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但有些部分却不是都要与世偃仰，随波逐流，而应守住根基，不为外物所动。我们不能因强调大众化而忽略了高等教育的精英性，而要尽力维持精英型大学的水准。
为了防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误解，马丁·特罗曾强调：从精英向大众、普及转变，并不意味着前一阶段的形式和模式必然消失或得到转变。相反，事实证明，当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逐渐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容纳更多的学生，发挥更加多样化的功能时，前一个阶段的模式仍保存在一些高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中。在大众化阶段，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不仅存在而且很繁荣。在大众型高校中培养精英的功能仍在起作用。
当今中国要保持精英高等教育的水准，应该采取多方面的措施。例如，在列入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得到重点支持的顶尖大学，就应该减少或不办一些专科层次的高职班或自学考试辅导班，将有限的精力投入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培养中去。还有便是适当控制精英型大学的规模。兵不在多而在精，精英型大学规模的扩大应适可而止。数量与质量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一般而言，数量的大规模扩张多少会导致质量的下降，调控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持质量。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量的扩张应主要依靠大众型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形式。我们不反对绝大多数高等学校渐进地扩招，一些巨型大学确实也能造就精英，但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中国总该保存少量规模较小的精英型大学。另外，在大学评估方面可以考虑以下两点。
第一，评估应多采用人均指标而不仅看综合实力。目前一些媒体和研究机构对中国大学所做的排行评价一般只比较大学的总体实力，这样有的合并院校排名相当靠前，给许多大学造成一种误导，以为规模越大越好。好大喜功原本就是自古以来“有能耐”的中国人的行为习惯，在现今打造大学“航空母舰”的风潮中，一些大学更是不甘落后，互相攀比招生规模和学校总体实力。真正不求最大但求最好的大学少之又少，在大学领导穷于应付因规模迅猛扩大而带来的各种问题和事务的时候，一般无暇考虑如何追求卓越，造就英才。世界一流大学都是以质取胜而不是以量取胜。发达国家的大学排行榜各项评估指标多用人均数，如果我国现在的各种非官方的大学排行榜也与国际贯例接轨，采用人均指标，许多大学在排行榜中的位次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也有利于引导大学注重质量而不是追求数量。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本科合格评估与优秀评估采用生均标准，对促进提高教学质量便起了很好的作用。另外，一流大学的排行榜还应加大学术声望的权重。当一所大学培养的毕业生或做出的科研成果影响重大，取得突出的贡献后，其学术声望往往是一以当十。加大学术声望的调查评估，有利于维护精英教育的水准。
第二，对研究型大学的师生比应有不同的要求。过去，师生比过小曾经是办学效益低下的一个表现，经过3年来的扩招，有的高校已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出现了师生比过大的情况。即使是教育部直属的72所大学，师生比平均也已超过了1:14。而在计算师生比时，一般都不将自学考试辅导班之类的学生统计在内。现在甚至最好的名牌大学也办了不少专科班，加上各种创收的教育形式在内，实际上多数大学教师已有相当大的工作强度。为了维持精英教育的水准，对高等教育的国家队——重点大学的师生比，不应采用“一刀切”的办法作出硬性的规定，而应允许大学在经费充足的情况下自行决定师生比，只定最高限而不定最低限。只有当学生真正能向教师个别请益讨教，教师能在传道，授业，解惑中教学相长，学生能在良师益友的切磋琢磨中良性互动，精英教育的水准才不致降低。如果一个教师面对一大群学生，好似放羊一般，有的学生连单独与教师讲一句话的机会都少有，精英教育又从可谈起？
质量是高等教育的永恒主题。近年来，不仅是本科生，而且连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也出现了下滑的趋势。在高校连年扩招、高考热和考研热持续升温的情况下，有的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出现了本科化的倾向，其表现为大班上课增加了，个别指导减少了。不少大学一些学科的研究生专业课人数不亚于过去本科生专业课的班级人数，比起牛津剑桥等实行本科生导师制的世界一流大学，中国有的大学某些专业一个导师指导的研究生数要超过他们指导的本科生数。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专家很自豪地说，我国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可与发达国家相比，硕士不亚于西方国家，博士相当于或至少接近于美国的博士。这一说法不一定准确，但现在可能就更难这么说了。如何提高或维持高等教育的质量，现在已成为摆在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注：刘海峰：《考研热中的冷思考》，载《厦门日报》2001年11月27日第11版。）。
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已向我们迎面而来。我们一方面应积极走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但另一方面也应注意不要将大学的精英性全给“化”掉了。社会永远需要培育一代英才或一代帅才。处在高等教育金字塔顶端的一流大学还是应顶住大规模扩招的压力，精耕细作，极力维护其崇高的学术水准和教学质量，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栋梁之才。而精英高等教育时代所形成的大学精神，如自由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以及批判精神，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更值得我们坚定地守望。
标签：自学考试论文; 大学教育论文; 成人自学考试论文; 大学扩招论文; 大学论文; 毛入学率论文; 高等学校论文; 中国大学论文; 精英教育论文; 研究生论文; 中国教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