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界环境-语法化项”关系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临界论文,语法论文,关系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语法化发生于特定环境，然而文献中却鲜见对环境特征及环境和语法化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注：在语法化论著中，“环境”这一术语往往因研究目的不同而被赋予不同意义，或偏指句法组合上的东西（如Bybee et al.1994:4-9,Lehmann 2002:13-16,Hopper & Traugott 2003:142等），或并不严格区分语义-语用和句法条件（如Heine & Kuteva 2002:3,Heine 2002,Diewald 2002,Hopper & Traugott 2003:18,Himmelmann 2004:31-34,Brinton & Traugott 2005:145等）。本文沿袭后一传统，即不严格区分语法，语义和语用环境。同时，本文的讨论范围限于词项的语法化，复杂构式的情形暂不考虑。）迄今对语法化环境特征最为深入的讨论当属Heine(2002)和Diewald(2002)提出的语法化“连续环境”理论。两份研究都主张语法化过程具有连续性环境，包括引发语法化项目标义(target meaning)的环境以及目标义和源义(source meaning)独立发展的环境等。本文拟从跨语言角度对引发目标义产生的环境特征进行初步探讨。我们的研究表明：1)目标义产生的环境不是均质的；2)语法化环境对语法化演变的影响有两种基本模式，即环境直接诱发语法化的发生和特定成分的语义及形态句法特征诱发环境的歧解。兼具两种基本模式特征的情形也颇为常见。
2 既有研究和本文的假设
本节先简介有关语法化和环境关系的代表性研究，然后提出本文的理论假设(hypothesls)。
2.1 语法化连续环境理论
语法化的渐变性决定了其赖以发生的环境具有连续性。然而语法化研究通常专注于描写和解释历时演变的起点和终点的差异，对其阶段性特征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参Heine 2002:83）Heine(2002)和Diewald(2002)这两份独立研究都详细论述了语法化环境的连续特征，并且有着极为相似的看法。
如Heine(2002:84-85)认为，语法化有三种连续环境，概括如下：
(1)桥梁环境(bridging context)
a.目标义开始浮现，且较源义更合理。b.目标义仍然可取消；源义无法排除。
c.一个语言形式可与多个桥梁环境相关联。 d.可以但不必产生习用性语法意义。
转换环境(switch context)
a.这种环境与源义的一些特征相抵牾。b.源义可排除。
c.目标义是唯一解释。 d.目标义对具体环境有依赖性。
习用化环境(conventionalization)
目标义因频繁使用而常态化，不再依赖特殊环境。
Heine(2002:86)指出，从桥梁环境之前的起始阶段(initial stage)到习用化环境，目标义逐渐前景化(forgrounded)，而源义逐渐背景化(backgrounded)，最终成为唯一可能。
语法化连续环境理论为探讨语法化演变的条件和诱因提供了新视角，也有助于辨识这种演变赖以发生的具体环境。比如，汉语介词“把”产生于连动式中，以下例子代表了不同阶段：
(2)a.武王把钺讨纣。（《论衡，齐世》）(2)b.醉把花看益自伤。（白居易《花前有感》）
(2)c.莫把杭州刺史欺。（白居易《醉戏客》）
(2)d，佛把诸人修底行，校量多少唱看看。（《敦煌变文集新书，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以上四句具有不同特征：
在(2)a中“把”是“持／拿”义动词，其宾语（钺）指称可持拿的有形具体物。两个动词“把”和“讨”除主语“武王”外没有其他共同论元。
学者们通常认为介词“把”初现于隋唐时期，常举的例子如(2)b和(2)c。（参Sun1996等）与(2)a相比，两句的“把”都可理解为“持／拿”以外的意义，而且其中“把NP VP”中NP是“把”和VP的共同论元。(2)b和(2)c也显示出了不同的特征，如(2)b的“把”有两解，既可是“持／拿”义动词，也可能理解为表处置义的介词；(2)c的“把”则只能理解为介词。同时(2)b的NP（花）是可持拿的有形具体物，而(2)c的NP（杭州刺史）不是。
(2)d中NP（诸人修的行）是抽象名词短语，“把”只能作介词理解。这是环境扩展的结果。
(2)a、(2)b、(2)c和(2)d分别是“把”演变的起始阶段、桥梁环境、转换环境和习用化环境，其中(2)a是典型的连动式，而(2)b也有理解为连动式的可能。可见“把”的语法化发生于连动式的说法过于笼统。
语法化环境的连续特征在Diewald(2002)中也得到了证实。Diewald(2002:104-114)通过对德语情态动词(modal)的观察，归纳出如下语法化连续环境：
(3)非典型环境(untypical context)
目标义以会话蕴含的形式初现端倪。
临界环境(critical context)
具有结构及语义上的歧义，诱发包括目标义在内的数种解释。
孤立环境(isolating context)
目标义独立于源义，不再只是基于语用的会话蕴含。
Heine(2002)强调了连续环境的最后阶段“习用化环境”，而Diewald则将Heine的“起始阶段”包括在“非典型环境”中。我们的理解是，“桥梁环境”大致概括了“非典型环境”和“临界环境”，而“孤立环境”也基本涵盖了“转换环境”和“习用化环境”。
本文将综合二人对连续环境的界定，即以“临界环境”来通指Heine(2002)的“桥梁环境”和Diewald(2002)的“临界环境”，同时用“孤立环境”通指Heine(2002)的“转换环境”和Diewald(2002)的“孤立环境。”我们也认为“孤立环境”后有一个“习用化”阶段。
(4)语法化连续环境
a.非典型环境 b.临界环境
源义为唯一解释源义和目标义都是可能解释
c.孤立环境
目标义因该环境的特定语义和句法形态特征而成为唯一解释
d.习用化环境
目标义常态化，分布环境扩展
其中“临界环境”最为关键，据Heine(2002)和Diewald(2002)，其区别性特征是歧解性。不少学者都认识到这一环境的存在，并且以不同术语来称说，但都失于笼统，在此不一一列举。Heine(2002)和Diewald(2002)的分析无疑是最为系统和深入的。
2.2 概念、歧解性的内涵和基本假设
人们通常把语法化的发生归因于语用推理，代表性论述如Heine et al.(1991)、Hopper & Traugott(2003)、Traugott & Dasher(2005)等，包括“环境诱发重新解释”理论(context-induced reinterpretation)和“语义变化诱发推理”理论(the invited inferencing theory of semantic change)等。我们将探讨临界环境的语义和形态句法特征对语法化的制约作用，并且主张：
1)语用推理的实现（包括方式、过程和后果）以这种制约作用为基础。
2)临界环境特征不是均质的，与其内部成分的语义和形态句法特征密切相关。因篇幅原因，本文讨论将限于临界环境非均质性及其内部成分的相互制约关系。
2.2.1 相关概念
以下是本文讨论中的几组重要概念：
1)“框架”和“框架关系”。为避免概念纠葛，本文以“框架”(frame)和“框架关系”(frame relation)来分别指称“构式”和“构式义”。
2)“语法化项”、“语法化成项”和“非语法化项”。框架中发生语法化变化的成分是“语法化项”(grammaticalizing element)，如(2)a中的动词“把”；语法化了的成分则是“语法化成项”(grammaticalizedelement)，如(2)c和(2)d中的介词“把”。（注：这两个概念在不少文献中都用到过，在此不予列举。）框架中语法化项以外的成分是“非语法化项”(nongrammaticalizing element)。
3)“常项”和“变项”。语法化项／语法化成项在框架关系中或为“常项”(unchangeable item)或为“变项”(changeable item)。常项频繁出现在同一框架关系中，往往不可替换，而变项指框架关系中可替换的成分。如汉语指示代词“是”（语法化项）和系词“是”（语法化成项）都是“等同关系”(equational relation)这种框架关系中的常项；如把这种关系形式化为“NP[,1]是NP[,2]”，则NP[,1]和NP[,2]都是变项。
本文还涉及一些其他重要概念，将在讨论中简介。
2.2.2 临界环境的“歧解性”和框架关系的“恒定性”
Heine(2002)和Diewald(2002)都认识到临界环境的最重要特征是歧解性，但对歧解性的内涵都未作详细交代，也没有系统分析临界环境-语法化项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认为，临界环境的歧解性包括如下两方面：
1)语法化项歧解，指语法化项同时可理解为语法化成项。如“be going to”在“I am going to New York”一句中只能理解为动词的现在进行时态，即正在“去”的过程中，在“I am going to like Victor”一句中也只能理解为表将来时的助动词。而在“I am going to see Victor”一句中，“be going to”则可兼有这两种意义。（注：关于“be going to”的这种历时演变参见Hopper & Traugott(2003:1-3)。）
2)框架关系歧解，指临界环境具有分别对应于语法化项和语法化成项的两种框架关系。如动词“把”（语法化项）所处框架关系是连续事件／行为，而介词“把”（语法化成项）所处框架关系为处置义，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把”演变的临界环境是(2)b这样的句子，其特点是可有连续事件／行为和处置义这两种框架关系。
临界环境的框架关系或有歧解或无歧解，我们因此区分“恒定框架关系”和“非恒定框架关系”。“恒定框架关系”指语法化过程输入端的语法化项-非语法化项之间和输出端的语法化成项-非语法化项之间具有相同的语义和形态句法关系，通常语法化项和语法化成项是框架中的常项。“非恒定框架关系”指语法化过程输入端和输出端的语义和形态句法关系完全不同的情形，语法化项通常不是框架中的常项。所谓“恒定关系”往往可以有临时和专门两种形式。比如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会看到，严格地说，指示代词“是”所在的框架关系和系词“是”所在的框架关系虽然相同，但前者是临时手段，后者则是专门手段。（注：在框架关系的恒定性问题上笔者受到了《语言科学》匿名审稿人意见的启发。）为简便起见，我们暂不严格区分一种框架关系的临时和专门表达形式，而将二者统称为“恒定框架关系”。语法化链(grammaticalization chains)的情形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如从指示代词“是”到系词“是”再到焦点标记“是”形成一个语法化链，所谓“恒定”框架关系仅限于从指示代词“是”到系词“是”的演变；从系词“是”到焦点标记“是”的临界环境属非恒定框架关系。
在恒定框架关系中，语法化项和语法化成项都是常项，往往被视为框架关系的标示性成分，称为“编码项”(coding item)。如指示代词“是”和系词“是”都可看作是“等同关系”的编码项。非恒定框架关系的情形较复杂，语法化项和语法化成项或是不同框架关系的编码项，或不担任这样的角色。如动词“把”既非连动式的常项，也非表述连续事件／行为的框架关系的编码项，而介词“把”则在处置义这种框架关系中担任编码项的角色。
2.2.3 关于“临界环境-语法化项”关系的假设
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设，并将从跨语言的角度初步论证。
假设一：语法化项歧解性的诱导因素有二，即框架关系和非语法化项。
Lehmann(2002)和Himmelmann(2004)都主张语法化项的演变是其所在环境（相当于本文的“框架”）语法化的副产品(by-product)或附带现象(epiphenomenon)。我们进一步认为，临界环境的框架关系是可能诱导语法化项产生歧解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可能诱导语法化项产生歧解性的另外一个因素是非语法化项的语义和形态句法特征。如(2)b的“把花看”代表了“把”演变的临界环境。其中“花”是可持拿的有形具体物，所以“把”可理解为“持／拿”义动词；又因为“花”可视为“看”的论元，所以“看”有可能被理解为唯一动词核心。这些具体条件在“把”的临界环境中不可缺少。如在(2)c的“莫把杭州刺史欺”里，因“杭州刺史”不是可持拿的有形具体物，“把”理解为动词的可能性被排除。
假设二：“临界性”及“临界环境—语法化项”关系模式。
影响临界环境和语法化项关系的因素可称为“临界性”(criticality)，包括如下参项：
(5)临界性
a.框架关系的恒定性 b.语法化项／语法化成项的编码角色
c.非语法化项对框架关系的影响d.非语法化项对语法化项歧解性的制约
临界环境不是均质的，表现为临界性四个参项的差异；它对语法化项的制约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框架关系的恒定性。我们假设，“临界环境—语法化项”关系存在两种基本模式，都具有稳定临界性特征：1)恒定框架关系直接诱发语法化项的演变；2)非语法化项的语义和形态句法特征诱发非恒定框架关系的歧解，同时引发语法化项的演变。两种模式定义如下：
(6)“临界环境—语法化项”关系基本模式
a.框架关系为诱因
语法化项频繁编码某恒定框架关系，逐渐演变成该框架关系的语法标示手段。
b.非语法化项为诱因
非语法化项引起非恒定框架关系的歧解，同时诱发语法化项的歧解。
两者的区别表现为临界性特征的对立，可看作“临界环境—语法化项”关系模式的两极。为方便起见，我们把(6)a和(6)b分别称为基本模式Ⅰ和基本模式Ⅱ。我们的研究表明，跨语言地看，还存在一种框架关系和非语法化项共同诱发语法化项歧解的情形，姑称为“非基本模式”。非基本模式兼有两种基本模式的部分临界性参项特征。
3“临界环境-语法化项”关系模式
本节将通过对跨语言材料的分析来证实前文所提出的假设，并详细探讨三种模式的临界性特征及相互关系。
3.1 基本模式Ⅰ
语法化常见方式之一是恒定框架关系的编码项发生变化。如前文指出，恒定框架关系实际上包括临时和专门两种编码方式，在两种情况下语法化项都是常项，而其他成分多为变项。无论其编码方式是临时的还是专门的，恒定框架关系都不因变项的更替而改变。因此基本模式Ⅰ可表述如下：
(7)基本模式Ⅰ[…X/X'…]λ＞[…X'…]λ
(7)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为临界环境和孤立环境，其中入代表恒定框架关系，X和X'分别为语法化项和语法化成项。从输入端到输出端的显著变化是其中编码项的演变(X/X'→X')。常见的情形是，X担任临时编码角色，其词汇义逐渐虚化，最终演变成这种恒定框架关系的的专门语法标记X'。输入端的编码项既可以解读为语法化项X也可以理解为语法化成项X'，相应地，输入端既可理解为框架关系λ的临时编码形式，也可理解为专门编码形式。
汉语系词“是”和Ewe语焦点标记“é”的语法化临界环境是基本模式Ⅰ的典型例证。
3.1.1 汉语系词“是”的产生
由指示代词到系词的跨语言演变在文献中多有论及。（Li & Thompson 1977,Dessel 1999等）Li & Thompson(1977)、王力(1989)以及石毓智和李讷(2001)探讨了汉语系词“是”的产生。上古汉语的“是”原本是名词性指示代词，如：
(8)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春秋左传·隐公四年》）
王力(1989)认为，先秦的主语后常以代词“是”复指，再加上判断语；“是”因常处于主语和谓语之间而逐渐演变为系词。Li & Thompson(1977)指出汉语系词“是”的产生机制如下：
（二例均转引自Li & Thompson 1977）
(10)a.知而使之，是不仁也。（《孟子·公孙丑》）
(10)b.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
(10)a中的“知而使之”和“不仁”之间以及(10)b中的“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和“惑”之间分别是等同关系。Li & Thompson(1977:424-425)认为，汉语“话题-述评”结构的重新分析正是发生在(10)a和(10)b这类句子中。两句中的“是”都具备了两读的可能性，既可理解为指示代词，也可理解为系词。指示代词“是”因频繁地出现在这一框架中，逐渐被视为这种等同关系的临时编码项，而系词“是”则是专门的语法标记。
(9)表述的是“是”由等同关系的临时编码项到专门语法标记一系词的变化。这种演变的重要条件是“是”处在由“NP[,i]，是[,i]NP”所编码的框架关系中，两个变项NP[,i]和NP对此没有任何影响。(10)两句的“是”都具有指示代词和系词二读，试比较（二例均转引自王力1989）：
(11)a.余是所嫁妇人之父也。（《论衡·死伪》）
(11)b.海外西南有珠树焉，察之是珠，然非鱼中之珠也。（《论衡·说日》）
王力(1989)指出，两句的“是”都只能作系词解，解释为复指代词的可能性已经排除。依据语法化连续环境理论，两句都可看成“是”演变的孤立环境（甚至习用化阶段），体现为其分布环境的扩展。
3.1.2 Ewe语焦点标记“é”的产生
Ewe语焦点标记“é”的产生是基本模式Ⅰ的另一典型例证。（以下论述参考了Heine & Reh 1984：110-111，例句均转引自该论著）
在标准Ewe语中，限定动词性词(finite verbal word)的无标记形式由代词性主语前缀(pronominal subject prefix)加上动词词根组成，如：
(12)me-vá e-vá
é-vá
“I come”（我来）“you come”（你来）“he,she come”（他，她来）
焦点标记“é”产生的临界环境拟构如下：
(13)nye é-vá."I (rather than s.s.else)came."
it-is-me he-come“我（而不是别人）来”
系词小句“nye”位于句首，由第三人称单数代词“é”将它与句子的其余部分("vá")连接起来。
(13)的框架关系是，句首的系词小句中的名词性指称对象为框架内焦点成分所在，而“é”的作用是复指这一焦点成分。这是一个恒定框架关系，句首系词小句（如“nye”）和句末动词（如“ vá”）都是变项，而“é”是常项，也即这一框架关系的临时编码项。“é”因频繁地跟随焦点成分而发生变化，其句法后果是，“é”被从限定动词性词（如(13)中的“ é-vá”）中剥离开来，变成焦点成分的后附成分(enclitic)，即发生了如下重新分析：
(14)系词小句-é+V ＞ 焦点名词短语+é-V
｜
｜
第三人称代词焦点标记
就是说，(14)的“é”既可以理解为框架关系的临时编码项，也可以理解为专门的焦点标记。而在如下句子当中“é”只能理解为焦点标记：
(15)nye-é vá."I(rather than s.o.else)came."
I-FOC come“我（而不是别人）来”
(15)中“é”不再可能理解为第三人称代词，该句因此是孤立环境。
汉语系词“是”和Ewe语焦点标记“é”的产生具有若干相似性。“是”和“é”的临界环境的框架关系都是恒定性的，分别为“等同关系”和“焦点成分居句首”，与其后的孤立环境的语义关系是一致的。“是”和“é”的演变使得这两种框架关系的编码各自产生了的专门语法手段。恒定框架关系不受任何变项的影响；而语法化项的歧解性对变项也没有依赖性。
临界环境基本模式Ⅰ的临界性特征可归纳如下：
(16)基本模式Ⅰ的临界性
a，框架关系具有恒定性 b.语法化项歧解为框架关系的临时编码项和专门语法标记
c.框架关系不受非语法化项制约d.语法化项歧解不受框架内变项的制约
由基本模式Ⅰ到孤立环境的最显著变化是其框架关系的临时编码项演变为专门语法标记。
3.2 基本模式Ⅱ
基本模式Ⅰ的特点是框架关系恒定而其编码手段具有歧解性，这显然无法涵盖所有的情形。并非所有框架关系都是恒定性的；如果框架关系不是恒定性的，也就不存在同一框架关系的临时编码项和专门语法标记。跨语言的材料表明，另一常见的情形是基本模式Ⅱ，其临界环境的框架关系具有明显的歧解性。基本模式Ⅱ可表示如下：
(17)基本模式Ⅱ[……]γ/β＞[……]β
(17)的输入端为临界环境，其框架关系不是恒定性的，既可是γ也可是β；其两种框架关系[……]γ和[……]β或无编码项，或虽各有编码项，但彼此之间不存在渊源关系。换言之，[……]γ如有编码项，与[……]β中的语法化成项无关。这种歧解性的诱发因素可能是框架中特定成分（通常是非语法化项）的语义、形态句法特征，也可能是不同成分之间关系等。
3.2.1 汉语副词“极其”的产生
基本模式Ⅱ的典型例证是汉语“非结构”（或“跨层结构”）的语法化现象。（参陈实勤1994，董秀芳2002，田范芬2004，彭睿2007等）以下我们将以汉语副词“极其”的产生为例来探讨“基本模式Ⅱ”的临界性。
“极其”的源构素“极”为及物动词，“其”是领属性代词，与其后名词性成分一道构成“极”的宾语，并且与“极”的主语同指，如：
(18)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孙子·火攻》）“极”和“其”所在框架为“极其火力”，可记为“极其NP”。这一词串只有一种理解，即“其NP”是“极”的名词性宾语，可形式化为“［［极］［其NP］］”。这一框架（如“极其火力”）没有框架关系歧解，也不具备诱导“极”和“其”融合成词的句法和语义因素，因此不是临界环境。
“极”和“其”的融合发生于当“极”的宾语由“体词化了的谓词性成分”充当的时候，（参董秀芳2002:284）即在“［［极］［其VP］］”框架中，如以下句子：
(19)人之才力虽极其大，终有限量。（宋·张栻《赠学士安国公敬简堂记》）
(19)中“极”和“其”所在框架为“人之才力极其大。”这句如果有歧解，可能有以下两种诠释：
(20)a.*［人之才力］［［极］［其大］］(20)b.［人之才力］［［极其］［大］］
其中(20)a的“极”是动词核心，意为“将某行为／状态发挥到极致”，是典型的自主性动词。我们的理解是，(20)a无法成立。自主动词“极”如果充当动词谓语，就要求其主语为施事，即具有生命性(animacy)。“人之才力”显然无法满足这一条件。由此可判断“人之才力极其大”只有一种理解方式，即(20)b，其动词谓语是“大”，“极其”已经语法化为一个双音节副词。“人之才力极其大”排斥“极”为动词核心的可能解释，因而是典型的“孤立环境”。
“极其”的语法化应当发生于如下句子中：（详见彭睿2007:38-39）
(21)臣子入朝，自然极其恭敬，也自和。（《朱子语类·论语·学而篇》）（注：彭睿(2007:38)指出，“极其”应当产生于这类句子中，但其实际产生年代比这个句子早。）
“恭敬”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体词化的谓词项成分。谓词性成分的缺省(default)功能是充当句子核心，“恭敬”具有这样的功能，如：
(22)a.体恭敬而心忠信。（《荀子·修身》）
(22)b.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史记·世家·陈丞相世家》）
尽管“恭敬”在(21)中体词化了，其缺省功能仍然可能被激活而产生“误读”。（注：缺省功能被激活在前，由此导致误读在后，这一点是匿名审稿人向笔者指出的。）所以“极其恭敬”具有两种理解方式：
第一，“极”可理解为动词核心，其主语是“臣子”，该词串可读为“VP［［极］［其恭敬］］”。
第二，“恭敬”是动词核心，该词串可读为“VP［［极其］恭敬］］”，“极其”修饰“恭敬。”可见(21)中的“（臣子）极其恭敬”是“极其”语法化的临界环境。
综上所述，“极其”的语法化条件有二，即“极”的主语为施事，而宾语为谓词性成分。“极其”所在框架如果满足前一条件则可读为“［［Sagent］［［极］［其VP］］］”，而如果满足后一条件则又可读为“［［Sagent］［［极其］［VP］］］。“‘极’＋‘其’”和“极其”都不是框架关系的编码项。“极其”演变的临界环境具有如下临界性；
(23)“极其”演变的临界环境的临界性
a.框架关系可歧解为“［［Sagent］［［极］［其VP］］］”和“［［Sagent］［［极其］［VP］］］”
b.语法化项（“极”＋“其”）和语法化成项（“极其”）都不是框架关系编码项
c.框架关系歧解取决于VP的功能以及主语NP的语义角色
d.语法化项歧解取决于VP的功能以及主语NP的语义角色
(23)b的判断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极其”这一词串既非框架“［［Sagent］［［极］［其VP］］］”的标示成分，也非框架“［［Sagent］［［极其］［VP］］］”的语法标记。“极其”和“是”的临界环境区别如下表：
表1 “极其”和“是”的临界环境比较
恒定框架关系
语法化项
语法化成项
框架关系受
语法化项歧解
为编码项 为编码项内部成分影响依赖其他成分
极其- -- + +
是 + ++ - -
显然，“极其”和“是”的临界环境具有对立的临界性特征。
3.2.2 !Xun语北部方言反身代词“｜'é”的产生
一个问题是，“极其”和典型的基本模式Ⅰ在临界性特征上的对立是否具有普遍性。Heine(2002)描写了非洲！Xun语北部方言反身标记(reflective marker)“｜'é”演变为被动标记(passive marker)的过程。我们发现，这一过程也可归入基本模式Ⅱ：（以下例句均转引自Heine 2002:88）
(24)!Xun(North Khoisan,Khoisan)
(24)a.yà ke !hún yà ｜'é' 3:SG PAST kill his self "he has killed himself"
(24)c.màlí ke tc'á yá ｜'é money PAST steal its self "the money was stolen"
(24)b.ma ke g‖éà mí ｜'é ke àngòlà 1:SG PAST bear-R my self TR Angola "I was born in Angola"
(24)d.g‖ú má ke tch'? ká？ ｜'é ke mí water TOP PAST drink its self TR 1:SG "the water has been drunk by me"
以下是“｜'é”演变过程中的环境变化情况：（根据Heine 2002:88-89整理，原文术语保留）
(24)a是反身代词“｜'é”演变的起始阶段，主语yà（他）既是施事也是经历者(undergoer)；“｜'é”的反身代词义没有任何歧解的可能。
(24)b代表了桥梁阶段。主语“ma”（我）被解释为施事的可能性很小，而解释为经历者的可能性更大。与此相应，“｜'é”作反身代词理解的可能性小，作被动标记理解似更合理。
(24)c是典型的转换环境。主语“màlí”（钱）因是无生命物，作施事理解的可能性被排除。“｜'é”的唯一理解是被动标记。
(24)d标志着被动标记“｜'é”进入了习用化阶段。“｜'é”用为被动标记已经常态化，可以出现在新环境，比如出现一个外来施事成分“ mí”（宾格“我”）。
(24)b是本文所说的“临界环境”。与“｜'é”的不同理解相应，该句的框架关系可歧解为含反身代词的主动语态和含被动标记的被动语态。这种框架关系的歧解和“｜'é”的歧解显然都受到框架内“｜'é”以外非语法化项的制约，比如其句子核心限定为一部分及物动词，而主语是指人的参与者。(Heine 2002:89)反身代词“｜'é”不是框架关系编码项，但被动标记“｜'é”承担框架关系编码项的角色。这表明“｜'é”与其临界环境的关系也属基本模式Ⅱ。
从“极其”和“｜'é”的语法化过程可概括出基本模式Ⅱ的如下临界性特征：
(25)基本模式Ⅱ的临界性
a.框架关系具有非恒定性b.语法化项和语法化成项不必为框架关系编码项
c.框架关系受非语法化项的语义和形态句法特征的制约
d.语法化项歧解受非语法化项的语义和形态句法特征的制约
汉语介词“把”与其临界环境的关系也符合基本模式Ⅱ的条件。如前所述，(2)b中“把花看”是“把”由动词演变为介词的临界环境，可歧解为“握住花看”和“看花”两读。这两读的最显著差异是框架关系，前者是连续事件／行为，后者则是处置义。与“极其”的情况相似，“把”的语法化对非语法化项有依赖性。比如“花”必须是可持拿的有形具体物，而且得同时是“把”和“看”的论元。此外，动词“把”并不是连动式“把花看”的编码项，但介词“把”是处置式“把花看”的标示成分。
3.3 非基本模式
在“基本模式Ⅰ”和“基本模式Ⅱ中，语法化项歧解性分别受恒定框架关系和非语法化项的语义及形态句法特征的制约。这是临界环境-语法化项关系的两极。跨语言的事实表明，框架关系和框架内非语法化项可以同时对语法化项歧解性施以影响，即“非基本模式。”以下我们将以朝鲜语敬语与格(honorific dative)标记“-kkey”的语法化为例，来探讨非基本模式的临界性特征。（对“-kkey”历时形成过程部分的论述参考了Sohn 2002，例句均出自该文）
Sohn(2002:313-315)指出，朝鲜语敬语与格(honorific dative)标记“-kkey”来源于敬语领属性(genitive)后缀-s和方位名词kuey的结合。“-kkey”的形成经历了两个主要步骤，即方位名词“kuey”由“指示代词→与格标记”和“kuey”由“与格标记→敬语与格标记”的演变。
在中古朝鲜语“kuey”是远指代词：
(26)stah-ihwueha-kotyohAn koc-Iha-kenulkuey-syesa-ni
land-NOM wide open-and goodflower-NoMbe plenty-CT there-LOC live-and
Since the land was wide open and there were a lot of nice flowers,they lived there.
在以下句子中，“kuey”因与人称代词“nAm-ey(other-GEN”)共现而产生歧解：(Welinsekpo 1459)（注：语料出处，Sohn(2002)原文如此，下同。）
(27)selu tAtho-a ssaho-myen nalah-inAm-eykuey ka-li-ta
each other argu-and fight-ifcountry-NOM other-GEN there gO-PROS-DEC
a.If you fight each other,the country will be given to other's place.
b.If you fight each other,the country will be given to others.
“kuey”在上句中既可以解释为方位名词(27)a，也可以解释为与格标记(27)b。(27)因此是“kuey”由“指示代词→与格标记”演变的临界环境。这一临界环境对非语法化项的语义和形态句法特征具有依赖性，如kuey前面必须是指人的名词性成分，而其后的动词核心则限于运动动词。整个框架可形式化为“NP[,person+kuey]+运动动词”，其框架关系或为“（某物）位移至某人处”（“kuey”读作方位名词），或为“（某物）被给予某人”（“kuey”读作与格标记）。两解虽不完全等同，但其相似性显而易见，这与典型的基本模式Ⅰ（系词“是”）和典型的基本模式Ⅱ（处置标记“把”）的情形都不相同。“kuey”是其中的常项，其两解，即方位名词和与格标记，分别是这一框架关系的临时编码项和专门语法标记。
(28)与格标记kuey临界环境的临界性
a.框架联系无明显歧解 b.“kuey”可歧解为框架联系的临时编码项和专门语法标记
c.框架关系受非语法化项影响d."kuey"依附在指人的名词性成分后；主要动词为运动动词可见“kuey”的临界环境兼具“基本模式Ⅰ和“基本模式Ⅱ”的部分临界性特征。
这种“非基本模式”的特征也体现在“kuey”由“与格标记→敬语与格标记”的演变中。中古朝鲜语的领属标记“-s”一般是敬语指称(honored referent)的后缀，所以当与格标记“kuey”置于“-s”之后时，就容易产生敬语向格(allative)或者敬语与格的解释：
(29)wang-s kuey ka-li-la(Welinchenkangcikok 1449)
king-GEN there go-PROS-DEC "He will go to the King."
这种框架可形式化为“NP[,hon-per-s+kuey+运动动词”，是“NP[,person+kuey+运动动词”的特例。前者的框架关系为“（某物）被给予某人（敬语）”，与后者的框架关系的差别只是体现在敬语和普通用语问题上。如(29)所示，“（某物）被给予某人（敬语）”框架关系有两个常项，即敬语指称后缀“-s”和与格标记“kuey”，导致该句可有两读：
第一，“-s”和“kuey”共同担任“（某物）被给予某人（敬语）”框架关系的临时编码项；
第二，“-s”和“kuey”频繁共现，最终形成敬语与格标记，即框架关系的专门编码项。如果以上假设成立，(29)就可看成敬语与格标记的临界环境。这一假设得到了证实。据Sohn(2002)，敬语指称后缀“-s”后来重新分析为“kuey”的起始辅音：
(30)seycon-skuychenghA-cAo-tey(welinsekpo 1459)
Buddha-DAT ask-REF HON-and "He asked Buddha and…"(30)是敬语与格专门语法标记“-skuy”的孤立环境。“-skuy”后来音变为“-kkuy”。(30)这一临界环境对框架内成分有明显的依赖性，如“kuey”必须处于“敬语所指+-s”之后，而且其后的动词核心必须是运动动词。总结起来，敬语与格标记“-skuy”形成的临界环境有如下临界性特征：
(31)敬语与格标记“-skuy”临界环境的临界性：
a.框架关系无明显歧解b.“-s+kuey”可歧解为框架关系的临时编码项和专门语法标记
c.框架环境受非语法化项影响d.“kuey”在敬语指称后缀“-s”和运动动词之间
综上所述，临界环境-语法化项关系“非基本模式”的临界性可归纳如下：
(32)“非基本模式”的临界性
a.准恒定框架关系b.语法化项可歧解为框架关系的临时编码项和专门语法标记
c.框架关系对非语法化项有依赖性d.语法化项歧解受非语法化项的制约
3.4三种模式临界性的差异性及其理论蕴含
基本模式Ⅰ和基本模式Ⅱ分别以框架关系和特定成分的语义和形态句法特征为语法化项演变的诱导因素，非基本模式的诱导因素则兼具两者。三种模式的临界性特征对比如下：
表2 临界性参项特征的对比
框架关系依赖 语法化项歧解受语法化项／语法化
框架关系歧解内部成分 制于非语法化项成项担任编码项
基本模式Ⅰ-
- - +
非基本模式?
+ + +
基本模式Ⅱ+
+ + -
“+”和“-”分别代表具有和不具有某种临界性特征，而“？”表示模糊的情形。表2表明，临界环境不是均质的。必须说明的是，基本模式Ⅰ和基本模式Ⅱ是“临界环境—语法化项”关系的两极，具有稳定的临界性特征。非基本模式的临界性特征并不具备这样的稳定性，不是一个单一的模式。朝鲜语敬语与格标记的语法化临界环境具有除框架关系的恒定性以外的三种临界性特征，但这并不代表所有非基本模式的情形。换言之，非基本模式相互之间也有差别。
从表2可总结出如下规律性东西：
1)基本模式Ⅰ和基本模式Ⅱ在四项临界性特征上都呈对立之势，说明临界环境不是均质的。
2)框架关系的恒定性影响语法化项／语法化成项担任编码角色的能力。如基本模式Ⅰ的框架关系没有歧解，所以语法化项和语法化成项都是框架关系中的编码项；而基本模式Ⅱ的框架关系有歧解，所以语法化项和语法化成项至少不能是同一框架关系的编码项。
3)框架关系的恒定性还影响非语法化项对语法化项的制约。框架关系恒定，则语法化项的歧解不受非语法化项的影响（如基本模式Ⅰ）；框架关系为非恒定，则非语法化项的语义和形态句法特征往往是诱发语法化项歧解的关键因素（如基本模式Ⅱ）。
Heine(2002)和Diewald(2002)的语法化连续环境理论表明，环境和语法化之间的关系具有阶段性特征。本文的研究则进一步显示，临界环境对语法化的影响因语法化项所在框架特征而异，如在由框架关系诱导和由非语法化项诱导的演变过程中语法化项所受到的制约方式不同。我们因此主张，语法化的发生并不能单纯地归因于语用推理；语用推理是以这种具有差异性的“临界环境－语法化项”关系模式为基础的。
本文是对临界环境—语法化项关系模式的初步研究。因篇幅所限，以下问题没能触及：
1)“临界环境－比语法化项”关系的优势模式
我们的讨论没有对三种模式进行频率统计。频率统计的意义有二：第一，基本模式Ⅰ和基本模式Ⅱ被视为“临界环境－语法化项”关系的“基本”模式，原因是二者有稳定的临界性。如果这两种模式在频率上占优，则其“基本”模式地位的认定将更有说服力；第二，由三种模式的频率对比可归纳出“临界环境—语法化项”关系的优势模式，从而更清楚地了解语法化的特质。
2)“临界环境，语法化项”关系模式和语用推理之间关系。人们的一个共识是，语法化的背后推手是语用推理。本文假定，临界环境的框架关系和非语法化项对语法化项演变的制约是语用推理的基础。既然“临界环境－语法化项”关系具有特征各异的不同模式，一种合理推论是，这种语法化的语用推理应该有不同的机制。
3)“临界环境－语法化项”关系非基本模式的特征。与基本模式相比，非基本模式的临界性似乎是无序的，其背后应该隐藏着某种规律性。
这三个课题都颇具理论价值，我们将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探讨。
4 结语
Heine(2002)和Diewald(2002)探讨了语法化环境的连续特征，主张语法化项是在临界环境中发生演变的。歧解性是临界环境的区别性特征，但两份研究都未系统分析歧解性的具体内涵及其表现形式。我们发现，临界环境的歧解性体现在框架关系和语法化项两方面，其中语法化项的歧解是根本性的，而框架关系的歧解性不具普遍性。根据对跨语言材料的分析，我们发现临界环境与语法化项之间具有不同关联方式，包括两种基本模式——基本模式Ⅰ和基本模式Ⅱ，和介于两者之间的非基本模式。基本模式Ⅰ和非基本模式的框架关系至少都没有明显的歧解性。两种基本模式的临界性特征呈对立之势，而非基本模式的临界性则不同程度地与基本模式相似或相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