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家族、地域与国家认同——唐代“归葬”现象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地域论文,现象论文,家族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910(2011)06－0010－08
一、唐人的生死观与国家观
“视死如视生”，丧葬习俗及对丧葬的态度反映着不同时代人们的某种观念。在出土的数以万计唐代墓志中，出现了大量的迁葬或返葬现象，可统称为“归葬”。对这种现象的探讨，以往学者多集中在儒家文化和农耕文化层面。[1]一方面，源于周礼的儒家礼仪对丧葬有一套严格的礼仪规定，认为子孙把逝者葬在家乡是孝道的表现，所谓“礼也”。安土重迁的农耕文化也强调叶落归根，“生于斯，死于斯”。[2]无论死者在什么地方，其家人都要不惜千辛万苦把遗体运往家乡安葬，有的在异地“权葬”若干年后，再以“二次葬”的方式迁葬于故里。迁葬现象背后除了农耕传统与儒家文化的因素外，还隐藏着更深层的文化现象。
所谓认同，即自我在情感或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连接为一体的心理过程和归属感。国家认同所讨论的是“人们对于国家的归属感的状态、性质和表达方式等问题。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国家认同主要发生在参与王朝国家统治体系运作的官僚。群和作为国家候补官员的读书人中间。”[3]258－279“国家认同乃可以在三个主要层面来讨论——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制度认同。”[4]基于这些观点，本人侧重于文化认同与制度认同层面，认为中古时代，特别是唐代的归葬现象与当时人们的家族认同、地域认同有一定联系。基于传统的“家国同构”、“家国一体”观念，以及古代“中国”含义中强调地理和文化概念，当家族认同、地域认同与“中国”的核心含义有某种契合时，即唐代官僚知识分子阶层日益向王朝中央汇聚、靠拢，呈现出一种“中央化”趋势时，古人对家族、地域的认同等同或接近于国家认同，或可以作为中国古代国家认同的一种表达方式。笔者主要以《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中的典型归葬事例，结合历史文献并参考今人成果，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和分析。
唐代的国家观与今天的国家观不同。今天的国家多为民族国家，有明确清晰的边界和主权。唐代的国家观是二元体制的天下观和天下体系，即以中原农耕文化为中心的正州正县体制，辅以周边的基于游牧或游耕方式的羁縻府州体制。在这种体制下，长安、洛阳自然成为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以此为中心，辅助以必要的交通和驿传系统向周边地区伸展、扩张。在这种天下观的体制下，唐帝国没有清晰的边界，只有模糊的边疆与边陲地带，且疆域的大小与唐中央政府的强盛与否相一致。即“天下中国观形成一个中心投影的图像。中国在投影的中心部位，从一个中心点向外辐射。统一国家的边界可以随国力的盛衰而伸缩。非汉族的部落被压缩在边缘地区，边缘的扩大必然引起中心部位以更大的比例增长”。[3]258－279在这种体制下，民众围绕着帝国政治中心向中心汇聚，对王朝的忠诚体现着对帝国政权与文化的认同；远离中心或再造中心的行动则被认为是对帝国的背叛或对唐国家的非认同。另外，唐代也继承了儒家的家国一体观念，推重孝道，忠孝一体，家国一体，由小家、家族到国家成为一个自然的序列，对父母长辈的孝道和对家庭的责任，自然被认为是对皇帝和国家的忠诚。“王者之体，天下为家，国不足则取之于人，人不足则资之于国。”[5]3723“伏惟陛下正持家国，孝理天下。”[5]1027肃宗曾对平叛安史之乱的功臣郭子仪评价道：“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5]3452唐昭宗时韩偓曾说：“留此兵则家国两危，不留则家国两安。”[6]这样的言论在唐代史籍中比比皆是。基于这种理念，唐王朝甚至以“不孝”入罪，用法律的形式推行孝道，维护“家族伦理”的规范。换言之，唐代国家观念中的天下观与家国观，实际上蕴含着地域观念和家族观念。地域上是对天下中心的王朝核心区的归属与认同，家族上通过忠孝方式表达对家国的忠诚。在某种意义上，这为我们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路。
二、唐代归葬现象所反映的国家认同
据不完全统计，唐代墓志出土有8000余方。这些墓志从唐初到唐末，墓主以普通官僚阶层为主，也有部分僧道及平民、工商阶层，内容主要记录墓主的家世、仕途、婚姻、死亡及安葬等信息，是研究唐代社会历史重要的第一手文献，可称为“石刻唐书”。唐代社会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体系，也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儒家思想作为主导治国思想，佛道思想也有重要的影响。儒家知识分子与官僚群体是墓主中的重要群体，古代国家认同主要发生在参与王朝国家统治体系运作的官僚群和作为国家候补官员的读书人中间。他们在丧葬中所透露出的思想意识往往具有代表性与示范性，可以反映出唐人的观念。“墓志志主大多数来自统治阶层，其中又有高比例的男性士人，这些人即是他们世代的文化精英，又多在历史上默默无名，在学术上没有特殊成就。换言之，他们是士人社群的普通成员，他们的墓志刚好利于探测时代思想的基调。”[7]其中，从返葬行为及其特点可以看出唐人对家族、地域及国家的某种认同。本文选取的墓志主要侧重于唐代的边疆民族地域，距离王朝政治中心长安、洛阳较远，诸如从相当于今天海南、广西、广东、越南、青海、新疆、辽宁、南京、扬州等地归葬长安或洛阳。这些地区或处于当时的边疆或欠发达地区，或处于多民族交接地带，在落后的交通条件下，徒步返葬几千里甚至上万里到达长安、洛阳，其中的艰辛和困难可以想象。地处边疆距离家乡及政治中心越远，越能体会到家与国的重要，如同今天的中国人一旦漂洋过海，远在异国他乡，强烈的思乡与民族情结便自然地表现出来。所以，选取此类迁葬事例(见表1，括弧中的数字为公元年份，后同)，对于分析唐人的家族、地域与国家认同，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意义。
此31例涉及归葬的墓志中，时间段上从隋末唐初到唐末；最早的是武德002墓志，女主人死于隋朝义宁元年八月十日(公元617年)，迁葬于武德三年太岁庚辰二月(公元620年)；最晚的是乾符002号墓志，女主人范氏死于乾符二年七月七日(公元875年)，于该年十月六日归葬于洛阳县北部乡。可以说，从帝国的边陲或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归葬于王朝的中心贯穿于整个唐代。按照唐朝的传统断代划分方法，以归葬时间为准，表1中的归葬数据归属唐代各时期的情况如表2。
由表2可看出，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墓志中，初唐、盛唐时期的合计22例，中晚唐合计仅8例。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的这种数据悬殊不是偶然的。千万里归葬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行为，没有国家的安定繁荣和经济基础及个人财富的积累，难以频繁进行。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归葬费用有的由唐政府支出，如例10中，墓主董守贞遗体从樟州塘田驿舍返葬洛阳北原即是采取“灵柩官递，归于洛阳”[8]1267的公费方式；例18中，死于泉州刺史任上从扬州迁葬长安的墓主张臣合，也得到了政府的财政补贴，“麟德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薨於扬州之旅馆，春秋七十有二。朝廷伤悼，赠吊有加。并给灵举，□还故里”。[9]174而大部分是死者家属出资，如例31范氏夫人遗体从扬州扬子县旅馆归葬于洛阳县北部乡北袁村，1749唐里的路程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平均每天20里左右，耗资巨大，“水陆三千里，费用数百千，皆夏侯氏之仁孝，竭力尽仪，哀敬毕备”。[9]1119当时从洛阳到长安一般的旅行大致得花一个月时间，归葬过程花费的时间要长些。这可从后来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的行记中得到印证：圆仁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6月1日从东都洛阳出发，该月28日到达扬州。[10]而例3中樊玄纪从交州馆舍(约今越南河内东)迁葬洛阳、例4中衡义整从伊州官舍迁葬洛阳，其距离之远、路途之艰辛、花费之巨大当数倍于范氏夫人的返葬。无论公费还是私人出资都需要花费不少钱财，这与国家的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有关，同时也说明人们对国家和政府的认同。经过初唐太宗、高宗两朝的经营开拓，到玄宗开元时期唐帝国达到鼎盛，政治、经济、文化及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特别是帝国中心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开放的都市：交通发达，物价便宜，开放度高，社会治安良好，百姓安居乐业，史载“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11]唐人以自豪的心态表达了对国家的高度赞誉和身份认同。杜甫在其诗歌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库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斑斑，男耕女织不相识。”[12]85国家繁荣强盛为唐人归葬创造了条件，同时增强了国家的向心力和民众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唐人动机不一的归葬行为，又客观上增强了国家的整体性和文化优越性，促进了封建国家的整合与强盛。而唐中后期，宦官专权、朋党争斗、藩镇割据等诸多问题严重削弱了唐朝的国力，中央集权衰落，财政危机，地方势力兴起，帝国日益呈现出四分五裂的衰败没落景象，中央政府及其核心区的优势衰退，对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吸引力减弱，从边远地区归葬的情况明显减少。他们死于当地葬于当地，对地方的认同增强，对中央的认同减弱。
从死亡地点及归葬地分析上述墓志可发现，31例墓主死于远离唐帝国中心长安和洛阳的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几乎全部归葬于长安或洛阳及其附近地区。
长安、洛阳西北地区，主要包括伊州(治所在今新疆哈密)、沙州(治所在今甘肃敦煌)、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化隆县(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鄯州河源军(今西宁市东郊)、白水军之私第(今青海省湟源县)。这一地区为沙漠和高原地貌，处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混居地带，不同民族间的冲突和交往频繁。敦煌文献曾记载当时凉州的情况：“咸通二年收凉州，今不知都废，又杂蕃浑，近传嗢末，陷勒往来，累询北人，皆云不谬伏。以凉州是国家边界，嗢末百姓，本是河西陇右陷没子将，国家弃掷不收，变成部落。”[13]在这种冲突、交往中，儒家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碰撞博弈激烈。该地域作为唐帝国开拓西域的前哨阵地，受周边民族的军事压力很大，突厥、吐蕃、吐谷浑、回纥等民族及其政权在这些地区与唐王朝交锋博弈。其中处于青海门户的鄯州河源军，史称“河源密迩青海，鄯府控带湟川，夷夏杂居，栋宇斯接”。[14]特别是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凉州，号称“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15]对某种文化的认同感在文化差异交汇的地带最容易产生，深处民族交错地带的唐朝官员对儒家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刻：远离中原，对中原文化的魅力更加神往。生前在边疆建功立业，死后归葬中原地区，成为不少官员的生命轨迹。如例2墓主刘政“大业七年，行化隆县丞。君既器范弘深，风仪峻整，耻居下门，常欲挂冠，惧贻谴责，起然独往。但此县荒弊，久阙长官，君两佩弦韦，俱隆赏罚，曾未期岁，风化大行”。[8]64此即隋末唐初青海东部地区偏僻落后，官员多不愿前往的情景。通过刘政的治理，儒家文化在此传播，农耕得到发展。例4衡义整墓志记载：“(西州)山连古塞，乍侦胡尘，地接长城，时修汉堞，恩制授朝议大夫，使持节伊州诸军事，伊州刺史。”[8]802此即当时边疆地带的伊州胡汉杂居，战事不断，处于国防前沿的状况。
长安、洛阳西南地区，主要包括益州(今四川成都)、绵州(今四川绵阳东)、松府(今四川松潘)、播州(今贵州遵义)。这些地方距离长安、洛阳的直线距离并非最远，但因秦岭阻隔，与中原王朝的交通联系非常不便。其西部、南部分别与吐蕃、南诏民族政权交错相接，联系密切。其中播州古为夜郎国，山川连绵，人口稀少，族群混杂，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并且是阴湿多雨，烟瘴流行，常被作为官员的流放地。李白就曾因永王璘事件被“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5]5054例22墓主张凑即是被贬官于此地，可能因水土不服死于播州罗蒙丞任上，“□江暑湿，非养贤之地，居常浩然，诵书不辍，後竟终其所，春秋五十七”。[9]482
长安、洛阳以南地区，主要为唐代的岭南道及其附近地区，包括南海(今广州)、交州(今越南河内东)、辰州(今湖南西北部怀化市沅陵县)、桂州(今广西桂林)、樟州(今福建漳州)、建州(今福建南平)、象州(今广西来宾市象州县)、邵州(今湖南邵阳市)、罗州(今广东化州市)、潭州(今湖南长沙)、邕州官舍(今广西南宁)。该地区开发较晚，山多林密，瘴气严重；南方民族众多，儒家文化相对落后，在唐代是流放官员的主要地域。涉及该地区的墓主多贬官于此。如例12裴琚死后，后人历时两年，行程近万里，经历三朝(德宗、顺宗、宪宗)，经千辛万苦甚至付出生命代价，把其遗体从南海迁往长安安葬。这除了传统的文化心理原因之外，也表现出裴氏族人对王朝中心的强烈认同倾向。
表1中葬于西京长安附近有10例，葬于东都洛阳附近特别是洛阳北郊的21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籍贯所在。在科举与官僚制度下，唐代士大夫流动频繁，墓志中记载的墓主籍贯多为多家形态，包含墓主的郡望、新贯和现居地。郡望为先祖的发源地，唐代前期门第观念盛行，攀附士族高门郡王的情况不少，因而有时郡望并不完全可靠。新贯为某家族几代人在某地任官就以此地作为籍贯。现居地为墓主本代人因仕宦或其他原因居住的地方。多数情况下死亡地点与现居地较为一致，而与郡望地及新贯地不太一致。表1中的籍贯主要采取郡望与新贯结合的方式：有明确新贯地的以新贯为籍贯，反之则以郡望为籍贯。以此为原则分析表1数据，可列出死亡地、迁葬地与籍贯的关系情况(如表3)。
表3中归葬地或迁葬地点与墓志主人的郡望或新贯及现居住地绝大多数不一致的，基本上都葬在洛阳或者长安附近。这说明人们的地域文化认同尽管有多种选择，但他们绝大多数把洛阳和长安作为首选地，特别作为来生归宿的长眠之地。究其文化选择的心理动机，应是人们对中原传统儒家文化及其载体的唐代中央王朝国家体系的向往、皈依、认可与肯定。
其次，合葬、聚族而葬是儒家礼仪的体现。表1中，夫妇合葬和葬于家族墓地者17例，陪葬昭陵、乾陵者2例，不言合葬者12例。说明唐人有较为强烈的家族认同感，而这与表3所反映的归葬或迁葬地点与籍贯及现居地绝大多数不一致的情况产生了矛盾。究其原因，一方面，这些墓主及其直系父祖亲属有担任中央或地方官的经历，为切身利益计，他们对王朝的政治文化认同较高，也能承担起返葬、迁葬及合葬的高昂费用，有条件在长安或洛阳为自己和家族经营一份墓地，以此作为家族的象征和死后的归宿。另一方面，长安、洛阳作为核心区域和王朝的象征，对这些士大夫的吸引力强大，产生了一种向心运动：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葬于长安、洛阳附近并一代代继承下去，认为这样可以给子孙后代带来荣耀。如例22墓主从播州返葬洛阳与夫人合葬邙山，其墓志铭说“远归邙阜，近葺佳城。悠悠此山，不骞不倾。世传余庆，从今万龄”。[9]482
再次，长安、洛阳是帝都，是中原王朝的核心区，也是华夏儒家文化的发扬光大之地，不仅被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视为圣地，也是传统天下帝国体系的中心，对周边民族和国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当时流寓长安的西域及周边国家人员众多，“中国国威及于西陲，以汉唐两代为最盛；唐代中亚诸国即以‘唐家子’称中国人，李唐声威之煊赫，于是可见也”。[16]时人这样评价：“尝闻宇宙之境，皆推中华为上，宿福怡神，忻于帝都之尔。”[17]这也表明人们对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心向神往。在古代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华夏”的含义分别为地理上和文化上的概念。中国指洛阳、长安周围地区，华夏是与夷狄相对应的一个文化概念。正如唐人所言：“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於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於华，反窜心於夷，吾不谓之华矣。”[18]8650中国的含义在唐代虽有所扩大，如“我唐天子所主之邦尽中国”，[18]3695但内外有别，以中原为中心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唐人。例9墓主杜忠良从安南官舍先是与夫人权殡于汴州龙兴寺，后迁葬于河南县北邙山。其墓志铭写道：“陈留故壤，蕴人物之多奇；大梁旧国，疏川原之作镇。”[8]1173洛阳的影响力之大，除了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区及唐帝国的政治中心之外，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地域文化特征也是吸引士大夫的重要因素。地理位置方面，洛阳史称“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19]此外，这里黄土层深厚，四面天险，风水极佳。墓志铭中对此也称颂有加：“巩树苍苍，接嵩岳之东峙；河流沉沉，枕邙阜之南临。”[8]1173“洛川东注，邙山北峙，于嗟此中，长埋烈士！”[8]1293洛阳的地域文化表现出浓郁的特色，特别是基于庞大的官僚队伍和青年人才的输入达到了文化上的繁荣，“古来利与名，俱在洛阳城”。[20]优越的形胜和人文不仅吸引了大量官僚和知识分子于此发展，而且许多人愿意以此地作为身后长眠之地。“北邙山头无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著黄金无买处”[12]1004等民间俗语及名人诗作，表达了唐人的这种心态。
以士人阶层为主的唐代墓志主人，对远离唐帝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边远地区的地域文化认同有限，而对长安、洛阳等传统的中原文化核心区，即唐王朝的中央政府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认同感。这实际构成了唐代的国家认同，或者说是唐人国家认同的一种表达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表1中墓志主人身份除汉人之外还有几例非汉人。尽管这些人在唐朝长期做官已经汉化，但他们心中仍隐藏着非汉信息，墓志中保留了他们本民族的一些珍贵历史记忆。如例5墓主屈突伯起的祖父屈突通为唐初名将，父亲屈突诠一生两次充任安东都护等要职，屈突通、屈突诠父子二人《唐书》中均有传记，可见其家世的显赫。据学者考证，屈突氏的先祖是唐前北方的匈奴民族。武则天时期东都洛阳号称“神都”，是当时的第一政治中心。死于该时期的屈突伯起从湖南辰州归葬于东都洛阳，与其父屈突诠等安葬一处。这既是对家族的皈依，也是对王朝中心地域的回归和对唐王朝的政治、文化及心理上的接近和认同。例19墓主李谨行为北方古老少数民族肃慎的支系，先代归属中原王朝并世代治理边疆。李谨行继承家族传统为保卫唐朝边疆作出了贡献。其墓志称：“公自解巾入仕，□□□列参□□□宸营，兵栏增峻；预戡翦於天下罚，寇垒旋清。”[9]283李谨行立功边疆，身死边陲，陪葬乾陵，践行了儒家的行为规范，体现了对家国的忠诚。例30墓主为汉化的鲜卑人豆卢氏，她是北朝至隋唐时期的鲜卑望族，世代多与皇室通婚，其政治影响重大。豆卢氏族经历了由慕容鲜卑向中原汉姓的转化，其经历在北方胡族汉化进程中较有代表性。汉化的过程实际是对儒家礼仪和政治哲学的皈依，这在墓志中可以印证：“夫人内修明敏，外备贞静。凡军吏大小，闻夫人之德……夫人自结褵张氏，以身奉姨母之慈，以心奉张氏之族。男女无少长皆荷均养之爱。”[9]905她与汉人大姓联姻中表露出的对儒家道德规范的恪守，以及死后的归葬、合葬方式，都说明了豆卢氏与当时的中原传统汉人群体已无区别，在对家族的回归与王朝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方面，更无二致。
三、结语
其一，古代中国，特别是唐代是存在国家认同的，只是要区分古代国家与近代以来国家观念的区别与联系。“在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中，疆域显然不同于近代‘国家’给它规定的意义，所谓‘天下’，便是指内部包括着大量‘少数民族’和‘国’的体系。从这个角度看，古代中国是一个世界。”[21]我们要在天下观及家国观的大背景下，认识和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问题。而现在国家认同主要是现代民族国家特殊语境下的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交织在一起，一般强调国家认同高于某一具体民族的认同。
其二，唐代的国家认同是具体的，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仪式，通过对某种表达方式的理解和阐释，可以认识唐人的国家认同。归葬这种隆重的耗资巨大、历尽千辛万苦的仪式即唐代士大夫阶层朴素的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之一。由家族、地域而扩大化的国家认同，是一种长期的潜意识的文化自觉行为。中央政府的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一定程度上对这种文化自觉行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其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以“礼”为重要内容的儒家思想在中古国家认同的构建方面作用巨大，通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古典意识形态的导引，中国古代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依靠着礼——包括仪式的象征和暗示，也包括行为伦理和生活道德的规定，还包括一整套政治制度——社会维持着他的持续，而‘礼’又依凭古代中国建构的宇宙天地空间象征拥有着一切合理性”。[22]深言之，归葬现象本身不仅是把死者从死亡地或权葬地迁往终葬地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中所附加和承载的繁琐的礼仪，尤其整个过程中的一系列祭祀活动，并且这种礼仪得到王朝政府的认可和规范。这种礼仪在民众中的展演，起到了教化和凝聚人心、规范社会伦理和政治秩序的作用。由对亡者的祭祀到对家族的追忆和对礼仪的复习，再到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认同，成为一个自然的过程。
其三，唐代的不同时期，唐人的地域、家族及国家认同观念有一定的差异，这与唐帝国前后期中央集权力量的强弱相一致。中央集权的力量强盛，对民众及周边民族的影响力就大，周边对中央的向心力和认同感越强，否则反之。唐代中央核心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辐射力与周边地区对中央的向心力相一致，唐中央政府向周边特别是边缘地带派遣官员，官员死后归葬中央王权中心地，把疆域辽阔且变动不定的唐帝国缚成一个有机整体。分析唐人的国家认同与唐代社会的互动，我们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从而吸取历史养分，促进国家认同，建设现代国家。
其四，丰富多彩的唐人墓志资料，为我们从唐人的家族、地域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分析梳理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和独特的视角。当然，由于笔者精力及学识的局限，对该问题的研究只是开始，对唐代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将依赖于更多的墓志材料出土和刊布。此外，应尽可能多地结合唐代传世文献扩大唐人的群体范围，如除汉人官僚和知识分子外，还要分析非汉人群体、普通民众的家族认同、地域认同及国家认同。如此方可接近历史的本来相貌。
收稿日期：2011－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