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原初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领域论文,理论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在对这一科学体系进行研究和学习的同时，我们应当关注它的实践意义。〔1〕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 它关系到我们进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方向。本文拟先借助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来说明实践作为科学的原初领域的含义；然后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对这一原初领域的实践含义作一钩沉；最后我们将结合现实论述认识实践的原初含义对我们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对伽利略将物理世界数学化（几何化）过程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后人所看到的科学的、客观的物理世界在伽利略那里并不是一个独立于主体的纯粹客观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观念化的结果，即主体在感性基础上（因此也与人的主体活动相关）的一个对世界数学化活动的产物。在胡塞尔看来，周围世界当初是一个由于人的实践兴趣而展示给我们的感性上的连续统一体，它还不具备理论中所看到的“客观性”。只是由于在人们主体间性地规定和把握它的过程中（在伽利略那里是“测量技艺活动”），一个最终体现在理论和知识中的客观的世界才得以产生。胡塞尔说：“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经验的测量的艺术和它的在经验——实践方面的客观化的功能，是如何作为一种自觉地寻求规定‘真’的东西，即规定世界的客观的存在的知识，也即‘哲学的’知识的努力的后果，经过一种从实践的兴趣到理论的兴趣的转化，而被观念化，并因而成为一种纯粹几何的思想方法的。”〔2〕在物理学上， 一旦伽利略在实践中用数学把一个前科学的世界“观念化”（在伽那里就是数学化），一个在后人看来完全是客观的、科学的和独立于主体的物理世界就诞生了。这里发生的一个情况是，在后人那里，那个作为观念化动力的主体实践的领域却可能被遗忘，胡塞尔称为“含义的抽空”。〔3 〕（这在伽利略本人那里不曾发生）。这对我们主体与世界的关系造成严重影响。所以胡塞尔要为科学（包括哲学）找回有关主体的原初领域，这也是我们在这里要寻求的领域。
胡塞尔的分析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无论在伽利略对物理世界的数学化之后还是在马克思对社会现象的理论化（观念化）之后，都发生着同样不幸的、大量的、经常的“含义的抽空”，这是对伽利略和马克思的也是我们自身的主体性的丧失。在今天，作为被人们研究的和被反反复复讲解的马克思主义，在相当的程度上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空洞的、必然的观念”，即一个无关乎主体的“客观规律”。在一个抽空了含义的符号化领域中——在伽利略之后是“物理学”，在马克思之后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有些人再也看不到发生在伽利略和马克思身上的实践动机，他们当然更看不到我们自身在其中的动机。他们以为是在理解和处理一个“不言而喻”的“必然”的道理，这个道理不要求我们做什么就会自动地生产出某种结果。然而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原本不可或缺的原初的实践领域被遮蔽了。
如果我们像胡塞尔那样把科学（理论、知识等）看作是一个从实践出发的对周围世界的观念化过程，我们就可以从貌似“客观”的科学理论中沿着“观念化”上溯到一个原初的实践领域。我们可以借此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找回他当年热情洋溢的实践志向，就像胡塞尔追寻伽利略的动机那样。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主义是有主体含义的，它对我们的行为有所要求，这是一种在科学的因果必然性领域后面的作为基础的东西：它是康德用“意志”，胡塞尔用“生活世界”，马克思用“实践”所指称的关涉我们主体的能动的东西。与康德的批判哲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命运类似，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今天许多人那里也只是被奉为“纯科学”，他们三人当初的伦理动机已被抽空了。要摆脱这种厄运，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根源，这是我们后面要重温马克思早期实践概念的理由。
在今天，我们也许有这样的体验：当我们在一些死记硬背的政治理论课之外阅读马克思传记时，在读到他在早期也说过，宗教也教导我们为他人的利益而献身时；当我们从他的博士论文中领悟到他对后期希腊哲学的自我意识哲学的研究背后实际上意指了对德国封建专制的反抗和对自由思想的高扬时；当我们理解到他对黑格尔派哲学的批判指向一个关于人的实际的思想自由的主题时；当我们把马克思这些指向现实的哲学语言与同时期的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现实的淋漓尽致的描写联系起来时，与诸如“他们当中最堕落的就是所谓‘码头工人’，即颓废沮丧，没有固定住所和工资收入的人；这些人天蒙蒙亮从自己的栖身之所——干草棚、马厩等处爬出来，如果不是在粪堆或楼梯上度过整个夜晚的话”〔4〕这样的对工人的悲惨境况的描写联系起来时， 我们会感受到导师们身上强烈的意志力量。有些人以为看到了一个“分裂的马克思”，他们以为在后期的成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之外，另外有一个早期的热情洋溢的马克思。但是，这种“分裂的马克思”是不存在的，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后期马克思（科学）正是早期马克思（实践）的结果。早期的“实践旨趣”把后期的“理论旨趣”当作实现自身的手段因而潜在地作为目的存在于后者之中，二者融为一体。马克思的实践锋芒经过了他在《莱因报》和《德法年鉴》时期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等文章，尤其是经过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的劳动异化理论等等并没有磨钝，它只是向理论攀升，它把自身理论化。因而马克思的实践意志依然“气宇轩昂”，他本人至死都是一位革命家，他不是作为一名纯粹的“科学家”载入史册的。让我们体会马克思的一句话：“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能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5 〕这不是表明了他的哲学（理论、科学）与他的意志（实践、现实）的统一关系吗？
经过上述胡塞尔对伽利略和我们对马克思的原初领域——实践旨趣的探寻，我们对科学的看法会发生一种改变，这就是：对于同一个命题而言，它既是一个关于科学的“真”的领域，又是一个涉及我们主体“善”的实践领域。或者换言之，客观的科学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对主体有所要求的、与主观相关的领域。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科学命题，潜在地蕴含着一个要求：即是由于我们的主体的实践活动才使得“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得以实现。因而它不是一个“纯客观”的命题。在自然界那里尽管情况隐蔽一些，但仍然体现着同样的相关关系。比如当人与自然发生宏观领域的关系时（实践），自然对我们就呈现出牛顿的力学规律（科学）；而当人与自然发生了更深入的微观领域关系时，自然便向我们呈现出力学规律等等。胡塞尔说：“科学要求具有严格地建立起来的真理，但是这种真理并非总是在那种客观性的意义上被理解的。……特定的人的问题在过去也并不始终被排除在科学领域之外，它们跟一切科学的内在关系，其中包括跟不以人为研究主题的科学（比如自然科学）的内在关系，在过去也并不总是不加以考虑的。”〔6 〕而马克思一段众所周知的名言正是表达了同样思想：“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7〕
在科学中人的主体性始终是被要求的。如果我们理解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应该只是在黑板上，在教科书上，在考试卷上和在无数为评定职称而弄出来的文章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原初的实践意义变得异常遥远和陌生。为了考察马克思的原初意图，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马克思早期的关于“实践”概念（以及“现实”概念）的外延的而非内涵的用法，尽管马克思早期的思想还不成其为成熟的科学，但却可以使我们进入原初领域，并针砭我们今天的某些状况。
（二）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内涵的“实践”或“劳动”概念尚未达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表达的内容，但作为外延的、成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8 〕——一种唯科学主义的武器，它足以使黑格尔的理论破产。从内涵上说，马克思这时的“实践”概念只是从人本主义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推论出来的一个概念，它主要指人与对象（和异化物）形成对象性关系（或异化关系）的中介物，其主要含义仍然是从赫斯那里得来的（见下文）。这里我们关注的是马克思“劳动”（实践）概念的外延的用法在批判黑格尔时的主要的功能，这就是他批判了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而用这一概念直接指向现实的、实际的人的活动。他说：“黑格尔只知道并承认一种劳动，即抽象的精神的劳动”。〔9 〕因此在黑格尔那里“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创立的只是物相，亦即只是抽象的物，抽象之产物，而不是现实的物。”〔10〕而实际上，“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同其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那个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11〕因此，实行一场实际的而不仅仅在思维中的对异化的扬弃，这就是马克思在这里要传达的主要意图。而黑格尔那种“只要自我意识的人承认精神世界——亦即人的世界的普遍的精神存在——是自我外化并加以扬弃，那么他就重新通过这个外化了的形态确证了精神世界，把这个世界冒充为自己的真实的存在”〔12〕的“虚假的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受到了马克思的强烈批判：令人憎恶的劳动的异化、劳动者自身的异化和劳动产品的异化是实际发生的异化和痛苦，必须受到实际的扬弃，它不能在诸如黑格尔那样的思想家的思维中被虚假地扬弃。“所以，这种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的实际实现才能完成。……而为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13〕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在定义中的内涵的“实践”不同的“实践”（当然这是就一般而言，因为按我们这里的观点，前者恰恰应当指称后者），不论是马克思当时的人本主义的“实践”（作为人的本质的活动），还是后期的“社会关系”的“实践”，它们都只是指称一个同一的，现实的实践领域的不同的指称方式而已，其外延是前后一致的（按照克里普克的说法，这是“后验必然”的严格指称的）〔14〕，而这个外延的“实践”正是我们所追寻的原初领域的“实践”。这一点表明了早期马克思在“实践旨趣”上的一致性。
在《手稿》之后，马克思又进行的三次“非常性思想探索”值得我们重视。如果说，在《手稿》中马克思的外延的“实践”与内涵的“实践”之间还有不一致，前者还只是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时才表现出来（按照波普的证伪主义，对某个全称的、内涵的命题的证伪必须通过单称的、外延的命题），那么这三次“非常性思想探索”中，马克思则自觉地、直接地思考外延的实践概念了。关于这三次思考的意义，张一兵先生的《马克思走向哲学新视界的三次非常性思想探索》〔15〕一文给我们以很好的启发。
张先生用考古式的语境研究方法将马克思的这三次思考置入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指出马克思的新唯物史观萌芽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前就发生了。第一次是1845年1月写下的《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其中最重要的第四小点“你扬弃想像中的对象、作为意识对象的对象，就等于真正的对象的扬弃，等于和思维有差别的感性的行动、实践以及现实的活动。（还需要发挥）”。张先生根据史料语境的研究，把这句话理解成问句，即马克思对句中的两个“等于”进行了质疑而不是肯定，这样，“实践”概念既不是黑格尔式的，也不是赫斯和马克思自己在《手稿》中的人本主义的，而应该是真正现实的（外延的）东西。因此这句貌似《手稿》的语句却意味着马克思将超出《手稿》一大步。第二次思想探索是1845年4月写下的《札记》，马克思点明了一些简短的概念：“神灵的利己主义同利己主义相对立，革命时期关于古代国家的误解：‘概念’和‘实体’。革命——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这些概念孤立地看是难于解读的，但张先生却大胆地指出，这里的语境并不是一般地引出后面《提纲》中的“实践”概念，而是更深入地引出了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因为不论是“利己主义”，“革命”还是“国家”，在资产阶级那里和在古代那里都是不同的。而这一点，不论是黑格尔派的哲学家（“概念”论者）还是费尔巴哈派的人物（“实体”论者），甚至赫斯（抽象的社会实践论者）都不是理解的，因为他们都没有真正关注过现实的、外延的实践而不是“实践”概念，张先生说：“实践也可能是抽象的。如前所述，马克思十分清楚赫斯此时的观点正是抽象的行动、活动，如果加之赫斯那种人类物质生产与交往的理解，赫斯的立论恰恰是社会实践。马克思这里的语境既不是简单地超越黑格尔，也不是简单地超越费尔巴哈，而是超越赫斯和此时的自己！”如果前两次探索达到了现实的实践，那么第三次思索即著名的作为新的历史观萌芽的《提纲》的重心将不再是简单地提出“实践”这个概念，而是提出了现实的、历史的和具体的实践即外延的实践，张先生在这里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马克思在这里否定了一切逻辑本体论。”且不说这样的论断与当前西方新一代的实用主义语用哲学家如罗蒂和阿佩尔等人从根本上取消哲学的意图是否有着某种暗合。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从根本上说是具有非本性论特证的。即使在后期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实践论”中也依然如此，而这正是本文要强调的作为科学原初领域的实践。（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一些包括肖前和俞吾金先生在内的专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本体论化〔16〕的做法，恰恰丧失了这一现实的、作为科学原初领域的实践的东西，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前后一贯性。这也正是罗蒂批评的构造“特殊表象”的〔17〕做法）。
上面我们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方法和从马克思早期思想对实践概念的理解两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体系所赖以建立的作为原初领域的实践的含义，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比如关于实践的“社会生产关系说”）则是一个“观念化”的结果，其对现实实践的指称是始终未变的，〔18〕这正与伽利略从他的物理实践中建立一个数学化的近代物理学的过程是十分类似的。认识到这一点，不仅对目前我国的理论界和教育界中将马克思主义“纯科学化”倾向具有针砭意义，而且也对我们在社会实践中关注主体责任也是具有意义的。
（三）
重新寻回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原初的领域，丝毫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本身，这只是重提了马克思主义对我们主体活动的指导作用。按胡塞尔的说法，需要还原的不是科学本身，而是对科学的超越性（即纯客观化的）解释：科学在这种理解中变成了某种独立于主体的、自足的东西，它自身取得了主体的位置，反过来却把真正的、有着意志和动机的主体即社会中的人变成了一种事实性的存在物，而这是一个应当加以改变的状况。在这里，我们是与西方现代哲学中的那些反对科学的思潮根本不同的，后者带有非理性主义倾向，他们反对科学本身；而我们则要理解科学的含义，把科学安置在正确的位置上，这也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意图。
当前上述司空见惯的本未倒置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我们追求科学、讲求客观，崇拜它、服从它，正是在这种过程中，逐渐地发生了一个双重的超越：你们在把科学当作一个超越的目标同时，把自己自身下降为一个非主体的“物”。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本末倒置，它不仅在理论上导致了笛卡尔式的把人看作某种与“客观物”相对的“精神实体”的两元论哲学，这被当代人批评为“机器中的幽灵”或“缸中的头脑”（普特南语）；而且在实践中取消了我们主体的责任感，我们中的许多人当然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与此相适应，他们也使自己成为一个只须“知道”的存在物：他们是只“知道这”、“知道那”的“知识分子”，却不会或不能实际地干这或干那、他们学过甚至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知道“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什么意思，但这与他们主体性无关，他们在行动上实践上的“知识分子性格”使他们全都埋入到这种“知识分子”的客观的研究和学习中去了。而这一状况重又再生产出上述的本末倒置。
对上述的状况的改变归结为一点：必须让实践的原初领域处于首要位置，重新记起我们主体的责任感，唤起我们的意志，只有在原初领域，我们才能领悟科学的因果性的必然性领域所具有意义是与目的性的意志领域须臾不可分离的。“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与“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固然是科学论断，但是它一旦脱离了人类的实践动机和主体意志的选择将毫无必然性可言。从这一视角理解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以来的各项文件，无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都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科学）问题，它与我们党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实践和党的意志即一个主体性的意识紧密相联。在新党章中，正是在一个宏伟的共产主义实践构想中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地位。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断，并不只是一个关于“本质”的“科学规律”的表述（陈述句），它还表达了一个主体的意志和决心（祈使句）。同样，“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会有曲折和反复，但是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社会主义必将通过各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本国特点的道路，逐步取得胜利”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有关实践动机和意志的主题，它对共产党员乃至全国人民提出了主体性的要求，而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纯粹客观的、与我们的主体性无涉的“科学”，看不到这一点，我们的意志就会被当今许许多多的“客观”的事物所遮蔽。江泽民同志反复讲到的“领导干部要讲政治”，在本文看来，说的就是要讲共产党人的自身的主体性的要求或责任。改革开放中的“市场经济”、“股份合作制”、“两个根本转变”等等，都不只是一个纯粹客观的经济规律，它们都必须在一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实践意志中获得含义。这个含义使得我们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区分开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首先是共产党人的实践动机，然后才观念化为一个客观规律。离开了前者，后者就变成了一个像自动柜员机那样的“机器”，它似乎会自动地把“共产主义”像现钞那样兑现给我们。历史唯物论绝不是无关于人类主体的历史宿命论，我们在给学生讲述“人类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时应当且必须把人的行为、意志和目的考虑在内。只有这样，我们才在一个原初领域中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解了它的科学性和实践性（革命性）的统一。
我们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来作为结束：“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这句话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哲学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而且还在于哲学本身的性质和含义只能在我们主体的活动——实践中得到最终的解释。这里，哲学与科学一样，它们的生命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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