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秩序与文学活动的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文化论文,秩序论文,价值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活动对个体参与者而言，其文化功能是以审美方式建设他的内在文化环境，就其与社会关系而言，确立适应人发展要求的社会文化秩序，则是其价值所在。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有它自己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如果能够保持内部结构的有机性，使其处于一种协调一致的组合动作状态，便会在社会上呈现出一种较为良好的文化秩序，即指导社会活动的行为准则和制约人们思想与生存取向的社会价值观念有效而且稳定，社会制度的运转和功能发挥正常，社会基本的风俗习惯人们依然恪守。社会文化秩序的良好，有利于社会的稳步发展，这表明，该社会文化体系总体上能够满足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要求，能够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维持政治进步，促进人际间的文明。如果说，一个社会的结构从上至下，是由表示大多数成员向往的理想社会的社会价值、表示社会存在着从事不同功能活动的集体单位和角色单位的制度形式、特殊集合体（诸如政党、企业、学校、家庭等）和角色类型组成的，那么，在社会文化秩序良好的情况下，上述社会的四个层次构成一个分级控制的层阶，在低层次与高层次不一致的时候，常是高层次对低层次施加压力，加以“匡正”；不需要“匡正”的时候，就是社会控制已经见效。总之，社会处于平稳发展状态。问题是，任何一种社会文化体系，都不可能永远处于一种协调一致的组合运作状态。随着代表新文化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壮大，它必然要对既定的文化体系进行革新或重构，从而改变旧的社会文化秩序，使其有利于自身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西方由中世纪向文艺复兴的过渡，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都引发了社会文化体系的革新和社会文化秩序的重构，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人的发展要求。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社会文化体系和社会文化秩序的新旧更替，总是同人的文学活动有着不容忽视的密切联系。文学活动的怀疑精神与批判精神，始终指向限制人性健康发展的一切不合理制度与畸型的人际关系，使其不论在剖析旧的文化体系和呼唤新的文化秩序方面，还是在颂扬体现新的人生价值的人物、展望未来理想社会方面，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为了趋优而创新是人的基本文化属性
文学活动的怀疑精神与批判精神，何以会始终指向限制人性健康发展的一切不合理制度与畸型的人际关系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有必要认识人的文化属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比较了人与动物的需要，他说：“动物用一套局限的手段和方法来满足它的同样局限的需要。人虽然也受到这种限制，但同时证实他能超出这种限制并证实他的普遍性，借以证实的首先是需要和满足手段的殊多性，其次是具体的需要分解和区分为个别的部分和方面，后者又转而成为特殊化了的，从而更抽象的各种不同需要。”（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5页。）人的“需要和满足手段的殊多性”，说明人有着远非动物所可比拟的追求物质与精神的不可限定性；人的“具体需要”的可分解即将其转化为“更抽象的各种不同需要”，说明人有能力将殊多的需要组成需要体系。与人成体系的需要紧密联系的，是其满足它的成体系的生产活动。人的这种“需要的体系”与“生产的体系”的相因相进构成了人的生命活动本身，它意味着：第一，需要体现人的本性，劳动确证人的本质。“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们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人虽然是“受动”与“能动”共在的存在物，但由于人的生存的受动性具有激发并高扬其生存的能动性的作用，所以“受动”本身常为“能动”所主使。因为人能与事物构成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形成关于“我”的意识，“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人的这种“我”的意识与其“需要”的统一产生价值意向，正是人的需要和价值意向的中介作用，使其生存的受动性转化为能动性，即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能动地设计并进行相应的生产，同时在生产活动中“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直至“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就是人的这种“受动”而更“能动”的生命活动，使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日益成为“人的自然存在物”，使作为人的存在对象的自然，日益成为“人化的自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在人的不断生成中的这种作用告诉我们：人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4页。），而劳动生产确证着他们的本质。这也就是说，人是自己的主宰，是自己的理由。马克思正是立足于此，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第二，历史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根据需要的不同，可以自然为对象，使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还可以在以自然为对象的同时，以社会为对象，亦即以人为对象，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对象，使人与人的关系乃至整个社会也能按照人的需要而不断地趋于人化；人类社会存在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家庭、国家、意识，都是人通过自己的生命活动（劳动）在诸多的对象性关系中自我实现、自我生成的一种抽象。由于人的生命活动是代代相承的，因此现实的人不可能不以以往人的全部历史为存在对象，使人的历史不仅得到继承，而且得到发展。可以说，人化的自然、日趋人化的社会和人的历史本身，都是人的生命活动历程的体现，都是人的生命活动历史的产物。恩格斯认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人就是在追求着自己目的的活动中构建了一个人的世界，文化的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使自身具有了这样的能力：克服“受动”的能力。人因“受动”使自己意识到认识所需对象的规律的重要性，只有掌握了对象的规律，并据此对其进行符合需要的改造，对象才可能成为人的真正对象，“能动”才能成为现实。这种能力实质上是人的合规律性的能力，是不断提升“能动”的能力。人的这种根据需要确定对象、按照规律改造对象，并使目的得以完满实现的能力，不仅使人积累下丰富的合目的性的经验，而且强化了人的价值观念，进而提高和优化了人需要的品位。人在追求自己目的的历史活动中把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统一在实践中，于是，第三，为了趋优而创新就成为人的基本文化属性。所谓人的文化属性，是指人在为了满足自己的系统需要而实现系统生产（实践）的过程中，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性质和特点。统观人类的发展史，我们便会发现，人的生存价值目标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种水平上，从充饥到美食，由性交到爱情，人总在既有的水平上不断优化和提升着自己的生存状态。显然在人的系统需要中有一种追求尽可能完美的意识支配着它，虽然这种完美的尺度是发展变化的，但却是在满足任何需要时它都是要发挥作用的，所以马克思说“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种追求尽可能完美的意识，既是人避祸趋福本能的升华，又是人关于“我”的意识在诸关系中愈来愈凸现，要求全面发展的自觉度愈来愈鲜明的表现。追求尽可能完美的意识就是趋优意识，由于它对人的需要的支配，不仅增强了需要自身的更新性，而且增强了需要在活动中的动力性和超越性。人之所以不会长期地重复前人的生命活动，而不断地创造自己的新生活，或者，人之所以要与旧的生存方式发生冲突，重建适应自己需要的新的生存方式，其内在根源就是支配需要系统的趋优意识。为了趋优而创新，使人类的文化得到持续的发展，也使人自身获得了历史的、现实性的自由，并日趋逼近那种以全面发展为内容的真正自由。其实，被人的“受动性”所引发并激扬的人的“能动性”本身，就包含着人的为了趋优而创新这一基本的文化属性。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当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3页。）时，绝不仅仅是一个本然的事实判断的命题，而且也是一个当然的价值判断的命题。因为人们虽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但由于人在以对象化为特征的实践活动中，不断提升着自己，发展着自己的趋优意识，这就使其创造不可能不改变那些不再适合需要的一切社会形式。这样一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实质上是一部人类不断追求优化而创造新的生存方式的历史，人的为了趋优而创新的基本文化属性也正是在这一历史长河中形成和发展的。文学活动是一种心灵文化，人为了趋优而创新的基本文化属性，常常在文学活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如果说，旧的生产关系之所以不断地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不是由于生产关系本身的自我超越，也不是由于生产关系把人当作工具使用所造成的新陈代谢，而是由于现实的人为了追求尽可能完美的生存方式，不得不对现有活动条件的改变，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不是先有了最发
达的交往形式，才有最进步的个人，恰恰相反，是有了进步的个人才有最发达的交往形式。这也就是说，一定的生产关系、交往形式并不具有永恒的价值。杰出的作家们满足人们的价值需要的欲求是极强的，这是他们在人类精神领域里的地位决定的，作为社会进步个人中的成员，他们往往能更敏锐地看到人们既定的生存方式的种种局限及其根源，从而大胆地怀疑和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与畸形的人际关系，甚至不惜充当“叛逆”来呼唤人类的新精神，为人的审美导向。这样，在他们的创造活动中，以及由他们的作品所激发的文学阅读中，都会较之其他领域在精神上更鲜明地呈现出为了趋优而创新的特色。为趋优而创新在文学活动中既表现在文学的意义层面，也表现在文学的意象和语言层面，这两方面是一种有机统一的关系。片面地强调任何一面趋优创新的重要性，都会为文学活动本身带来损害，这是我们务必注意的。
既定的社会文化秩序与人的基本文化属性间的矛盾是永存的
“完美”从根本上讲，没有绝对的极致，终极性的完美是不存在的，然而人却具有为追求尽可能的完美而创新的文化属性，这就决定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绝不会停留在某一水平上不再前进。“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1页。）。马克思在这里把人的历史描述为新旧生产力更替的历史。由于他把“个人的自主活动”看作人的历史不朽的价值依据，生产力在既定的价值原则下，仅是一定限度的个人自主活动的力，交往形式则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为这种自主活动所创造，所以人类新旧生产力更替的历史，本质上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由此，我们便可以深刻地意识到：新旧生产力更替的历史，其实就是个人自主活动类型不断进步的历史。这种历史发展的指向，不仅是社会财富的涌流，而且也是每个凭借自主活动从事创造的人，不再为他的创造物和创造活动本身所奴役。换句话说，“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为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的无终止过程，表明既定的社会文化秩序寓含其中的交往形式，与为了趋优而创新的个人自主活动间的矛盾是永存的。随着这种矛盾不断地以进步的方式解决，矛盾的双方都会提升各自的级次，而个人本身力量的发展，亦即个人为了趋优而创新的力量的发展则是更为根本的，因为，正是这种力量使曾是新的交往形式变为桎梏，同时创造出更新的交往形式来取代它。
人的基本文化属性与既定的社会文化秩序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更新社会文化体系的动力。当既有的生产关系（交往形式）不再适应生产力，即不能满足在新的价值原则下进行个人自主活动的需要时，人的受动性就会转化为能动性，按照自己“内在的尺度”去重建一种他所需要的新的生产关系，使社会得到发展，原有的社会文化体系得到更新。这是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宏观把握。如果具体地看，个人自主活动为了趋优而创新能否与既定的文化秩序构成矛盾，并推动社会的发展，则是十分复杂的现象。在历史上，有时孤立地出现一项发明，它虽然灿烂辉煌，却仅止于某种实用，并没有构成一种新的社会需要，因而也不可能与既定的社会文化秩序相矛盾。在物质生产方面，个人的自主活动为了趋优而创新，真正能与既定的社会文化秩序相冲突，发挥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首先，这种趋优创新不囿于技术性的进步，而是以技术性的进步引发人们乃至整个社会产生新的需求；其次，新的需求的满足带来的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改变或更新；最后，这种生存方式的更新，有利于人吸纳更多的技术性进步所产生的变革成果。不过，在人的精神活动方面，为了趋优而创新的个人自主活动，往往能直接与既定的社会文化秩序相冲突。至于这种冲突能否导致社会文化秩序的更新或重建，则需要一个历史过程，但这种冲突的进步意义却不能否定。1840年的鸦片战争，迫使大清帝国在丧权辱国的痛苦中，进入了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从此中华民众在文化心理的震动中，开始了文化领域里的深刻裂变。一批卓有见识的人文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自强，披荆斩棘，艰苦奋斗。从林则徐的“睁开眼看世界”，（注：康有为曾说：“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公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这是林则徐“睁开眼看世界”的实际表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注：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的“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注：见徐继畲：《瀛环志略》，作者书中引述华盛顿“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的观点，并给予高度评价。）的觉醒，中经曾国藩的“自强之道，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注：《曾国藩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李鸿章的“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的实践，到康有为的“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注：梁启超：《记保国会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46页。）的“百日维新”，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有强烈文化防卫的心态，在认识上迈过了从文化的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大幅度更新的历程。他们企图在文化思想上改变旧的文化导向，使自己成为左右文化走向的中坚力量。然而，他们没有成功，既定的社会文化秩序，虽然由于他们的奋进和呐喊，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但其基本状态并未改变，可这并不能抹煞这批人文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功绩。精神方面为了趋优而创新的个人自主活动，之所以能直接与既定的社会文化秩序相冲突，是由于它本身或显或隐地具有一定的价值观念更新的要求。于是，它不是在行动准则、思想和生存意义上与既有的价值观念相矛盾，就是与既有的社会制度的功能发挥相冲突，要不就是和既有的风俗习惯不协调。如果这种自定活动足以构成一种社会思潮，则可以形成与既定的社会文化秩序的多方面对抗。不过，这种冲突的解决，常常并不都是以个人自主活动的价值实现为结局，人类历史上震撼人心、激人奋进的悲剧的出现，就与这种结局关系极大。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伟大力量，就在于这种冲突最终必须以进步的方式加以解决，即实现有利于个人自主活动新发展的价值观念，虽然这种实现需要一个历史过程，需要群体乃至民族的觉醒，甚至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说人的基本文化属性与既定的社会文化秩序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更新社会文化体系的动力，就是因为这种矛盾（不论是物质活动还是精神活动）能够充分调动人的内部与外部的积极性，去从事自身和世界的变革，并使其最终的解决能把人与社会带入一种新境界，使之更加进步。
面对这种永恒的矛盾，先进的社会大都不是被动的，其主宰社会的力量和机制常能清醒地意识到既定的文化体系的二重性，因而尽可能地采取有力的措施，使社会形成有利于人的创造性活动的环境和创新意识的氛围，自觉扩大文化体系的建设性，限制其保守性。一般它们都能注意并做到：尊重个人活动的自主性，承认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允许其个性的充分、合理发展；强调个人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倡导个人建设自我合理的知识结构，创造条件让人研究、接受、运用新知识，确立全社会的知识创新意识；增强社会文化体系在法制基础上的民主性，为创新的文化氛围和健康的个性发展奠定社会基础；突出文化精神上的进取意识，为个人自主活动增力；加大文化领域里的开放力度，使社会的视野和个人的视野在多方面的、多形态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中，不断得到更新与扩大。先进社会所采取的这种种措施，既自觉地、稳步地重建着适应人为了趋优而创新需要的文化秩序，又激励着人勇敢进取，推陈出新，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面对永恒的矛盾，先进的个人更加重视自我主体精神的建设。为了趋优而创新的个人自主活动，大都是有价值指向的，因此个人的总体精神风貌如何，直接关系到创新的性质和品位。在当代，任何一种创新活动都不可能仅由孤立的个人来完成，也不能由意志薄弱者完成，更不可能由浑浑噩噩者完成。创新，特别是有可能对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创新，需要群体的努力，需要社会和舆论的支持，需要近身文化环境的优化；而创新活动作为一个艰苦奋斗、辛勤劳作的过程，其主体务必是清醒认识自我和他人，能将既定的可行性计划坚决予以科学实现者。这就要求从事自主活动的个人要有协作的品格，能包容持不同意见者，并将其结构成一种互补性的人际关系；能始终保持饱满的热忱和克服困难的毅力；能正确对待创新成功后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分配。先进个人的这种自律，既有利于为趋优创新活动确定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目标，又有益于形成社会良好的创新传统、创新环境和创新习惯。而这，实际上也是在建构适应人发展要求的社会文化秩序。面对永恒的矛盾，先进的社会和先进的个人所采取的举措，启示我们，揭示既定的社会文化秩序与人的文化属性间的矛盾，目的不在于盲目地肯定个人的趋优创新，不在于简单地否定既定的社会文化秩序，而在于警示，以使社会和个人都能在这一永存的矛盾面前自觉，自觉根据这一矛盾的实际发展状态，进行各自的合规律、合目的的活动。
既定的社会文化秩序与人的文化属性间的矛盾，虽然可以引发先进社会和先进个人的合规律、合目的的活动，却不能由此而使矛盾本身消失，道理很简单，因为人的趋优创新是无止境的，旧的矛盾的解决意味着新的层面上的矛盾的产生。而正是这种矛盾的永存，才使人和社会的提升成为任何时代不可移易的价值追求；才使怀疑和批判限制人性健康发展的一切不合理制度和畸形人际关系，剖析旧的文化体系，呼唤新的文化秩序，颂扬体现新的人生价值的人物，展望未来的理想社会，成为人的文学活动不可移易的主题。
人在文学活动中体验着理想的社会文化秩序
文学活动的创新性、虚构性和体验性，使其成为最能充分体现人的基本文化属性的活动。文学艺术的世界是一个不同于现实生活的独特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所面对的一切对象物，都已失去了它在原有客观世界中的功利实用性和存在的实体性，仅以自身形式的有意味性和文学活动的主体发生关系。这种独特的对象性关系，中国古代文论家称之为“情”与“景”的关系，以“情”观“景”便会“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神与物游”（注：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现实中存在的万事万物，不论是百物萌发，万象纷呈，笼天盖地的大自然，还是曲折复杂，壮丽伟大，鲜血与罪恶和创造与幸福并存的人类生活，以及文学主体所体验到的痛苦、绝望和欢乐，包括其最深沉的无意识领域，所有这一切构成的心理世界，都成为文学世界的组成部分，也成为文学活动主体个人世界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特殊的世界里，人能自由地向外扩展，人与对象的隔阂，被以人度物和以己度人的对象性关系所取代，人的内心世界打开了封闭的门窗，成为向整个宇宙开放，与大地并生，与万物齐一的小宇宙。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对象，暂时忘掉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职业限制，随自己心愿与对象建立联系。人还可以自由地创造对象。面对一个化学方程、数学公式、物理定律，人们只有懂与不懂的判断。不懂的人丝毫没有发言权，懂得的人所懂的道理千篇一律，但面对着文学这个对象，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准则去改造客观生活，并且改造得越独特、越无法重复越好；读者有权根据个人的理解阐释作品，不管这种阐释人们彼此间会有多大的差距，谁也不能剥夺这种阐释权。文学活动中丰富的对象性关系使活动主体有可能创造出一个意蕴深厚的精神世界，并在其中品味人生真谤，领悟自然奥秘。文学世界又是一个奇特的感觉世界。在文学活动中，人的感觉器官仿佛在延长，感觉的领域不断在扩大，能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注：陆机《文赋》。），并把自己的感觉赋予对象而使其生气贯注。这种感觉的丰富和奇特，使其呈现出强烈的情感特征，既可以在人的意识领域里自由地运动，也可以与人的无意识领域发生关系，进而使感觉的活跃与展开成为人的生命力的自由迸发。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将独特自由地表达生命欲求，宣泄和叙说被压抑的内心隐秘，而且具有不可重复的独创性。文学世界还是一个为人类提供新的生存维度的世界。“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
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这种“直观”，“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页。）。文学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从他所创造的东西上去把握他的创造的一种直观，并体验其乐趣。那些描写自然对象的田园牧歌、山水小诗，表达的是人通过物质改造活动，对大自然进行不同形态的征服所呈现的趋优和创新精神；那些以社会历史及现实斗争为题材的宏篇巨作，表达的是人在社会改造活动中，实现社会文化秩序更新的艰难历程；而爱情之所以是作家永写不尽的内容，因为它要展现人类用生命创造生命时总期盼着重构一种新的生存境界；作为社会必然性和自然必然性的丑的表现形式的黑暗、罪恶、灾害等，由于文学活动的主体的创造，也以自身的否定性，而成为与创建新的生存方式相联系的审美对象。直观这样的对象，不是以活动的结束为目标，而是使主体致力于把握和体验他的创造为宗旨。在这个过程中，主体生活在他创造的世界里，体验着狭隘变成广阔，单调转化为丰富，过去和未来、个体与群体互相融通的愉悦，主体似乎过着另一种生活，以不同形态铺排着理想的社会文化秩序下隆重的精神仪典，享受着新的生存维度带来的乐趣。总之，在文学所展示的世界里，人不断地以各自喜爱的方式强化着自己趋优创新的品性，并以它的发展和提升为目的。与此同时，人也把理想的社会文化秩序真实地体验为自己的根本需要。
正因为文学活动能使人在对象世界中展开并强化其本质力量，它才成为最能充分体现人的基本文化属性的活动，人也因此而对文学活动有着诸多的期待。这些期待构成社会审美需求，制约着文学活动，使其能够成为人把理想的社会文化秩序体验为根本需要的精神活动。一般讲，人对文学活动的期待由五个方面构成：1.由人自身的再生产引发的爱情、婚姻与家庭的焦虑和人的社会存在与其本质实现的焦虑，共同构成的人在现实中的基本期待。这两种焦虑是人要经常面对的，它是人实际生存内容的核心部分，人亟需要文学活动能在这方面为自己提供超越自我现状的意向和状态，就是基于此，文学才成为人在精神领域里的重要关注点。2.重大社会问题的未决所形成的期待。一个社会总会发生一些与自身发展和人生命运相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一个历史过程，这期间人们虽不可能天天去思考它，却由于它的重大不能不认真地保存在自己的记忆里，构成心理的一种潜在期待。新时期以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相继出现，均是适应这一期待的文学，它们凝聚着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或隐或显地表达着人对理想的社会文化秩序的渴望。3.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所蕴涵的精神价值构成的期待。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大凡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件与人物，必然蕴涵着特定的精神价值。生存在现实中的人们，当其奋力以求新生时，当其身处困境而期求改变时，总希望从本民族的历史中找到丰厚的精神营养。此时，文学以审美的方式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新的阐释，就会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4.人的感知与想象的发展所构成的对艺术创新的期待。文学是要不断创新的，这是从文学与文学创作主体劳动的性质着眼而说的；从广大读者来看，如若其感知和想象被禁锢在特定的审美习惯中，便不会对文学创新产生强烈的需要，只有他们在新的生存方式中，由于整体精神面貌的变化，而使其感知与想象得到发展时，他们才会较为迫切地追求文学的创新，并构成其对文学的一种期待。5.渴望对外域文学的理解所构成的期待。人的生存少不了交往实践，特别是精神上的交往，常能显示出人的生存质量。现代人的精神交往越来越频繁和全面，人们不仅希望多方面了解本民族的文化与文学，也对外域的文化与文学想知之更多。这是人自我提升的一种需求。
这五种期待构成一种社会审美的支配力量，体现着社会的精神价值需求。其中，“基本期待”是人对自身生存状态自觉度的标志，处于诸种期待的核心地位，它决定整个社会审美期待的品位，对文学活动的制约力最强。社会重大问题的未决所形成的期待，往往具有较强的爆发力，它常与基本期待有联系，但不会持久地处于核心地位，属于有影响力的期待。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意义新解的期待和对外域文学渴求的期待，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异却永不消失，它们均处于呼应基本期待的地位。对文学创新的期待常常与其他四种期待相结合，构成社会审美需要潜在的审美尺度。当然，一个社会的审美期待还要接受本民族文化传统形成的审美定势的制约。由于社会审美期待的存在不是抽象的，而是与具体的审美活动同在，而且，它的“在”，主要是一种功能性的，即在对文学作品的选择和评价中起作用，因而它的功能的正常发挥，就能使文学活动在确立适应人发展要求的社会文化秩序中更好地实现其价值；同时，它也是一种生成性的“在”，即在发挥作用中丰富或更新自身。
文学活动虽然是最能充分体现人的基本文化属性的活动，虽然有人对文学的期待所构成的社会审美需求的制约和促进，这两方面都有利于文学活动在确立适应人发展需要的社会文化秩序过程中发挥作用，但是，文学活动的价值实现，最终还有赖于优秀的作家和读者的辛勤奉献。没有作家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社会就失去了文学的基本审美对象，完整的文学活动也随之无法形成，遑谈其他；没有优秀读者的审美实践，优秀文学作品的社会效能就不可能得到理想的实现，所谓文学的价值也就无从说起。优秀作家的奉献是多方面的，但最宝贵的是其独特的艺术发现，有了它，人们便能从中获得新的视野，新的感觉，新的思想，新的情怀和新的人生追求。作家们这种创意造言皆不相师的精神，正是文学活动足以承担其特殊文化使命的重要依据。作家艺术发现的独特性和深刻性，与其作品的增殖率是成正比的，读者就是从他们的艺术发现中见出他们对人生命运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可以随着不同时代读者的阐释不断增殖，人们关于自我生存状态的自觉，关于对理想的社会文化秩序的向往，常常就寓含在这种增殖中。因此可以说，没有独特深刻的艺术发现的文学作品就无法构成足可实现其价值的文学活动。优秀读者的奉献也是多方面的，但最宝贵的是其敏锐发现优秀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能力；是他们以其超众的审美活动，最先将优秀的文学作品意义化后加以传播，引起社会的关注，甚至导致社会审美心理的更新。优秀的读者体现着社会审美价值的取向，仔细研究他们，人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审美期待具有鲜明的前沿性：第一，他们的基本期待有着为一般人较少具有的价值生存观念。凡人皆有生存观念，即为什么而活着。它可以五花八门，性质各异，但却为各自的主体所信奉。价值生存观念并不等于既定的生存观念，它需要经过主体的努力才可能实现，而真正的价值生存观念，是为了追求人的存在与其本质的实现的统一，是主体沿着更加人化的方向不断提升自我生存境界的一种价值取向。具有这种价值生存观念的人，大都对自己既定的生存状态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生存焦虑的基本内容，是在自己生存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才能更好地将其本质力量对象化。因此，他们能较为客观地看到自我生存状态的不足，对应该是的生存方式不仅有较具体的设计，而且期盼心切。这反映在他们的审美活动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作品是从什么层面看待人生的，它为现实人对生存的思考提供了哪些有意义的启迪，它为人的精神净化、丰富和发展创造了什么样的
审美空间非常敏感，并据此判定作品的社会审美价值。第二，他们对艺术创新的期待有着为一般人不常见的明确意向。这与其具有价值生存观念关系密切。生存境界高的人，精神同样是丰富的。就爱情、婚姻、家庭而言，他们能对这几方面的情感不断调整和升华，使其保持一种生命活力和新层面上的和谐；就事业而言，他们并不乏竞争意识，但不以危害他人而谋得自己的进取，真诚的敬业使得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和开拓精神得到发展。这样的精神风貌极有利于他们将其感知的选择性和敏锐性，想象的丰富性和奇特性置于一种汰旧状态。反映在审美活动中，他们大都不甚喜欢似曾相识的重复，希望文学作品能为读者提供关于人生的新感知，希望在文学作品中能看到多侧面的人性美和人性在不同历史文化条件下所展示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总之，文学活动在他们看来是属于人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人有精神建设的需要。随着人为了趋优而创新的文化属性在实践中的进一步发展，文学对人的理解、对人关于美的理解都有待深化或重新审视，因此创新是文学有生命力的表现。第三，他们对外域文学的期待有着为一般人所缺少的借鉴意识。外域文学一般人都易生好奇心，它不仅给人们带来与本民族文化有异的价值观念，而且给人们的感知和情感提供了新对象，往往在耳目一新中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作文化上的比较或自我反思，从而各自吸取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但不可否认这种潜移默化更多地是囿于阅读审美，由此而引发人们生存行为的更新比较难，由此而进一步思考文学上的融会与创新则更难。而个人审美期待具有前沿性的人，由于有自觉的借鉴意识，再加上他们既对本民族文学传统与现状、成就与局限有切合实际的了解，又对本民族生存现状及其走向有深切的感受，因而与一般读者相比，他们对外域文学更习惯于通过审美进行文学上的比较和选择，以便更有效地为本民族文学的新发展自觉地思考。正是这种思考使得他们常能把上述三点统一起来，构成自己审美期待的前沿性和敏锐性。文学是要发展的，而且文学的发展是具有不确定性的，面对这样的审美对象，读者不应囿于一种审美经验，使自己的内在审美尺度单一化，甚至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语言运用都陷入一种无法冲破的窠臼中。审美期待处于前沿的读者，由于勤于思考文学的新发展问题，因而一当发现为自己已有的审美经验难以接受的文学作品时，不是简单地拒斥或批判，而是认真地研究。如果真是一种崭新的文学作品，其求新的心理欲望便会发挥作用，让
其心态正常地在逐渐把握新的作品所蕴涵的阅读规则的基础上，重新整合自己的审美经验，更新自己的审美认知结构。这种整合是一种质的飞跃，其目的是不断地强化和提高主体审美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由于有优秀作家的真诚奉献，思想和艺术上具有开创性，因而可以传之后世的优秀文学作品，定会在与社会审美期待的相互作用中，以其独特的审美启示，构成持久的撞击效应。这种撞击效应最先为优秀的读者所发现，他们对作品的文化阐释肯定在社会上会引起反响。这时，一方面优秀文学作品审美启示的魅力经久不衰，另一方面优秀读者对作品的文化阐释的影响不断扩大，两方面相辅相成的运作，必然激起强烈而又普遍的社会群体的审美交往活动。如果社会总体实践水平处于开放与提升的态势，不同的意见便会在直面文学作品的对话中交锋、沟通、融合，相互取长补短，既使习惯于“同化”的读者认识到优秀文学作品审美启示的新价值，突破原审美经验的局限，变“同化”的审美心态为“顺应”的审美心态；也使较早发现优秀文学作品价值的读者的审美思考得到深化。社会整体的审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和提高的，而文学活动确立适应人发展要求的社会文化秩序之根本价值，也正是在社会整体的审美水平的提高中得到充分实现的（注：本文写作时参阅了黄克剑先生所著《人韵——一种对马克思的读解》一书，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