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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侃：二○○一年出版的、由您主编的《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有一个副标题：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研究。很有意思，您今天的讲演题目是“今日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研究”。在您看来，相对于九十年代，今日中国的文化和文学是否只是在九十年代的层面上的惯性滑动，只是一种不改变基本属性的数量增长，还是有断裂、有异质？
王晓明：我想是两面都有。比如，一九九○年代初，以王朔的小说为标志，已经出现了那种整体上是消极的、以讽刺和自贬自嘲来消解无所适从的精神苦闷的风气。这不奇怪，正是在那个时候，中国人第一次——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的第一次——丧失了方向感。一九八○年代，中国人是有方向的，这个方向就是改革，虽然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对改革的理解并不一致，但大体还能指向差不多的方向。但到了一九九○年代初，巨大的挫败，人一下子被打懵了。而王朔的小说要表达的，正是一种总体上消极的自我调整：从原来那种高举着理想的旗帜、积极去创造新世界的立场主动后撤，由此取消原先的奋斗目标，断定那根本就是虚幻的，人根本就不应该那样高调，那都是虚伪……这实际上是以不断缩小人生内涵的方式，来重建平衡、帮助人重新适应严酷的现实。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二十年前王朔他们以相当精英的方式开创的这个自我调整的方式，现在是被大众广泛地采用了，“除了适应现实，我们没有其他选择”——这样的判断越是被普遍接受，这种消极的自我调整就越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讲，一九九○年代初的文学真是非常敏感，提前十多年，就将一种此后不断壮大的社会和精神趋势，清楚地呈现出来了。
王侃：在您的概念中，当今中国的文化地图大致是个什么样的面貌？文学在这个文化地图中处于什么位置、什么地位？
王晓明：这么说吧，今天的中国人，是同时受制于三个社会系统的：第一个是国家机器主导的政治系统，它以“维稳”为宗旨，竭力加固我上面说的那种普遍意识，“除了适应现实，我们别无选择”。第二个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系统，它通过各种具体的成文和不成文法，持续训练人接受这样的自我定位，“现代人，就是如下两面的结合：合乎市场需求的劳动力，和具有不可控制的消费冲动的消费者。第三个日常生活系统，它安排人以“居家”为中心，组织自己的大部分人生内容，从儿童时代接受学校教育开始，一直到老。这个系统持续地发展一种具有极宽的包含力的“居家文化”，对人潜移默化，要将他造得除了“居家”的舒适——当然，这里的“家”并不仅限于小家庭和公寓范围——别的什么都不在意。
正是这三个系统合力造就了今日中国的支配性文化，它像一个三足怪物，分别满足这三个系统的运作需要。如果这三个系统能相互配合、有效运作，那么，它们似乎就能对付今天中国人的生活的诸多困境和危机，这个社会也就能顺利地再生产下去。
不过，这样的情形可能无法维持，国际国内的各种限制，令这三个系统越来越难以有效合作。这表现在文化上，就是形成了激烈的文化斗争：支配性的文化虽然张牙舞爪，好像据有压倒性的优势，不顺从的，甚至对抗性的文化因素，却也源源不断地冒出头来。说得粗略一点，这就是当今中国基本的文化版图。
从这个大的图景来看文学，情形也是相类的。目前的文学世界中，声势最大的是“盛大文学”及其纸面的通俗文学同盟军，它们的合流汇成极大的气势，但其中的泡沫也很大；其他各类文学都受它们挤压，以不同的方式，与它们形成程度不同的矛盾关系：有的是比较尖锐地反抗，有的力图井水不犯河水、绕道而行。无论“严肃文学”还是“博客文学”——借用今天下午讲演中的词，都是兼有这两种情况的。
王侃：其实“严肃文学”也处在商业文学、“新资本主义文学”的生产机制中，受很大的影响。有时我也特别想追问，现在的这些“严肃文学”作家，我不知道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在新的文学生产机制中，还葆有多大的主体性、自主性、独创性？另外，我们在讨论文学生产机制的时候，在把所有的文学都纳入到“文学生产机制”这个框架中讨论时，有时是否有些跨界，有意无间地漠视了、忽视了“严肃文学”作家在写作中的自主性？
王晓明：五六十岁这一代中最有名的那些作家，也许还包括年轻一些的如毕飞宇，他们大概还能葆有比较大的自主性。这是历史决定的：在目前这一套文学生产机制形成并有效运行之前，他们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声望，有比较稳定的读者群。
王侃：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假如这一辈作家过去了，后面就很难说？也就是说，您对“严肃文学”的未来基本是悲观的？
王晓明：如果“严肃文学”和现实社会的基本关系没有大的改善，那么，等莫言这一代作家过去之后，“严肃文学”的境遇就会更严峻。这可以分两方面来说：一个是，面对中国现在这样的巨大变化，以及与之相伴的整个世界，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巨大变化，作家有没有能力洞察这个时代，洞察这个时代的人的精神困境和未来走向？能不能以非常有力的方式，充分表达对这些问题的洞见和想象？这是作家首先要克服的一个挑战。另外一个是，社会生活正在加速度变化，人的阅读能力和口味，也随之快速变化，这就对作家造成了一个新类型的挑战：你如何去打动口味已经改变的读者？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社会虽然也变化，但毕竟比现在慢得多，读者的最基本的阅读能力和口味，也就能在几十年内大体不变，这对文学来说，是一个非常宽容的环境，即便几十年不出优秀的作品也没关系，读者群还在，后起的作家只要写出好作品，即便形式上还是老一套，依然能受到读者的欢迎。但现在不行了。一种类型的文学，必须不断推出好作品，持续培养年轻读者的喜爱和阅读能力，才能保持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如果二三十年不出好作品，年轻的读者就会转向其他类型的文学或非文学作品，这样的时间一长，你就是再有好作品问世，也不容易再唤回那些已经不习惯阅读你这一类作品的读者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这一代作家慢慢淡出以后，新的作家，现在二三十岁、依然沿着“严肃文学”的方向往前努力的作家，可能就会同时面临两个困难：如何创造一个好的内容，以及如何让已经不习惯，甚至没有足够能力欣赏这一类内容的年轻人喜欢这个内容。他们必须付出比莫言一代更大的努力，才能同时在两个方面做得好，这不容易。
王侃：我看到有人把您的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研究，称之为“微观政治学”，您对此怎么看？您从八十年代学术起步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到“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到“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展开，再到现在的“文化研究”，这个过程，一方面是一个随时代变化而不断作出学术调整、从而可以持续发力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有其内在学术逻辑的、不断递进的、不断积聚和放大学术阐释力量的过程。我个人觉得，“文化研究”对您来说，不只是学术视野的大幅度跨越，可能还意味着您对一种终极阐释方式的追求。
王晓明：我已经有好几年不谈文学了，这十年，我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是投在分析支配性文化及其生产方式上。对这个转向，我多次解释过，今天就不重复了。越是分析这个支配性文化的复杂运作，我就越觉得，不能让这个文化一手遮天，事实上它也做不到一手遮天，总是有一些东西不顺从。社会中反抗压迫的能量依然很大，在电视剧里，在互联网上，不断有一些新的东西被创造出来，当然是良莠不齐，譬如微博世界，里面什么都有，发泄、搞笑、琐碎、无聊，但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些方面的混杂之中，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力量，对抗我刚才说的那三大系统。文学世界也是如此，也有许多不顺从的能量在其中聚集。比如《网瘾战争》，确实让我有点震动，年轻一代的网上写作的热情，也让我深感中国之大，不是那些大资本啊强权啊能够一口吞下去的。我这人一向比较主观，也可能是一厢情愿，但目前，我是相信文学依然保存着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正面的能量的。
与此相关的一点是，我们在一九八○年代养成的思想和学术习惯，是总要把话往深里说、往狠里说，好像是越悲观越有力，文章写到结尾，总是一连串问号；但是，中国社会走到今天，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出来了：社会的基本心态越来越消极，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更不断强化这个消极，在讲演和上课讨论的时候，我听到太多这样的困惑，现实这么糟，可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人微言轻，就算我们明白了道理，有什么用呢？我相信这是一个普遍的状况，今天的中国人，太需要积极的、正面的、能让人从垂头丧气中走出来的东西了。应该提出明确的能鼓舞人的未来理想，应该不断在现实中发现那些实际存在的正面因素——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社会早就崩溃了。我们非常需要这些东西，支撑我们去对抗那个妄想通吃天下的三足怪物。也就是说，应该改变我们说话的方式，改变我们看事情的侧重点，不能只看到黑暗，一定要看到，还有黑暗遮不住的东西。
王侃：套用您的话，希望这不是一个接地的幻想：它接了地，但不是幻想。接下来我想问的是：您曾经说过，“文学的感动”是您唯一可依赖的真实，那么，最近十年有被文学——当然包括中国当代文学——深刻地感动过吗？
王晓明：有，比如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王安忆的《富萍》、曹征路的《那儿》，还有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就不一一举名字了。就趣味说，我比较偏爱俄罗斯文学，最近这些年读得比较多的小说里，特别让我感动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和契诃夫的《草原》。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的《失明症》，尼日利亚作家阿切比的《崩溃》，也给我极深的印象。读这些外国的小说，我比较放松，不像读中国当代文学，比如读曹征路、陈应松、王安忆、韩少功、阎连科这些作家，我都有功利心，因为他们是中国作家，是我的同时代人，我就特别急切地想看他们怎么看这个社会，怎么写今天的中国人，我自己的现实感受，总会插进来，因此心情不放松。但我读《草原》，就没有这种负担，反而更能被感动。网络文学也看了一些，有些也觉得有意思，但可能是趣味固定了吧，它们给我的感动，还不如上面说的那些纸本的小说。
王侃：一九九三年发动“人文精神大讨论”，这在当时可能还是个不太合时宜的声音。如果在今天讨论这些问题，可能都不是问题。
王晓明：是啊，当时那些看起来好像还不严重——其实已经相当严重了——的问题，二十年来日长夜大，现在是都明摆在那里，谁都没法回避了。让人心情沉重的是，二十年过去了，这些问题非但没得到解决，反而更严重了：社会共识的瓦解、公共认同的混乱、以官场为中心的社会性腐败、“诚信”的普遍薄弱、狭隘的功利意识的泛滥……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持续蔓延，整个社会的心态，整体上还是这么消极。二○○八年川陕甘大地震，引发全国公众的大救援，一度令人兴奋，似乎人心有了转变，但很快，其他让人泄气的事情接二连三，很快又将大家的希望浇灭了。
王侃：我记得您说过一个意思：当年发动“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初衷，是要寻找整个社会可以认同的、可以把持的一个精神依据。到今天来看，那种能凝聚大家意识的、使大家可以形成共识的东西已散掉了。现在回过头去看，这十多年，我们是否一直没有形成过这种可以被大家一致认同和把持的精神依据？
王晓明：可以这么说。越是在一个大家都说“多元社会”的时代，可能越需要强调公共认同和社会共识。比方说，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情，是天经地义的吗？同一个社会中的人，却分隔为上层、中层和底层，尽管这是古已有之，尽管现在还不可能完全消灭等级差别，但是，这些却是我们在道理上不能接受，应该从现在起，能做一点是一点，努力去减少的吗？社会进步的基本指标之一，是不是就在求得人与人的平等？人类与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之间，是否也是平等的？目前这种人类独大、其他所有生物都越来越困难的局面，是不是也该赶紧扭转？……所有这些，都是必须在公共认同和社会共识的场面妥善处理的。一个社会如果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四分五裂、聚不成共识，那问题就大了。
王侃：我对现在很多人提出的所谓方向，兴趣日减。我更为关心的是提方向的人。可以这么说，我对当今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群体，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各个小群体，我都缺乏基本的信任。老实说，有的方向，我可能认可，但我对提方向的人不认可。在这个问题上，有时候我觉得鲁迅当年提出的“立人”问题，在当下变得尤为迫切。
王晓明：没错。进步的社会共识不能只是表现为言词和空话，你看汪精卫，一九四○年代当了汉奸以后，还老是讲“解放被压迫的亚洲民族”之类的套话。关键是怎么做。在现代早期，进步的社会共识的真正动人之处，广义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有力地动员人民大众，正是有大批出身中上阶层的青年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官二代官三代、富二代富三代——背叛自己的家庭，放弃荣华富贵，投身革命，为了打倒他们自己所属的阶级而奋斗牺牲！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人可说是成千上万，中国革命的各党各派，其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大多都出自这些背叛本阶级的人。现在看起来，鲁迅当年所说的“立人”的事情，是做成了的，这成千上万的背叛者，就是最早的几批“立”起来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人，用各种方法，拳打脚踢，将社会动员起来，将人民组织起来，天翻地覆的局面就这样打开了。对比今天，虽然GDP上升得很快，满大街都是汽车，但人的精气神却差了许多，教授图小利而忘大义，青年人初生之犊就怕虎，富二代官二代，大多只会开着宝马飙车撞人……整个的精神状态非常消极。龚自珍说，看一个世道怎么样，关键是看人的精神。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特别智慧的眼光，如果人立不起来，别的都是昙花一现。
王侃：在文学批评界，有人可能写过强烈的批评性的文章，但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形态，比如他可能激烈地抨击文学评奖，但其实他自己可能就是某个官方文学奖项的评委。或者，他早期是一种形象，但随着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的积累，他慢慢地或者会迅速地向另一种形象转变。这样的一种形象存在方式，可以扩而广之，直至覆盖整个的知识分子群体。这样一推导，对人、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度如何能不动摇？所以我们会时时处在一种不断质疑的状态中。
王晓明：没错。从整体上说，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的专家、教授，已经很少有什么公信力了，没几年哪，就变成这样。
王侃：以前，出版社出一本小说，得找一个批评家来写书评(当然是好评)，以此炒作、促销。但因为书评写得言不符实，久之，读者不信了。后来出版社改变策略，请批评家写否定性的书评，最好是能达到接近被查禁效果的，但久之，读者也不信了。以至于到今天，正写反写，都不再有读者相信文学批评了。文学批评的堕落，也是这十多年的事。
王晓明：难怪年轻人都上豆瓣网去看评论，那上面的评论没有稿费可拿，一般都是化名，也就没有什么人情可卖。似乎只有“圈子”关系和资本逻辑覆盖不到的地方，才能听到比较真的声音。
王侃：再回到“文化研究”。我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研究称为“美学的意识形态分析”。打个比方：一朵美丽的蘑菇，外观很漂亮，但它可能有极强的、致人死命的毒性；因此，片面地称赞它的美丽显然是不合适的，只有在对它的毒性作出分析后，才可以明白对其进行美学肯定的限度。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研究，大概也是沿着这样的理路展开的吧。那么，文学研究是不是必须从那样的一个高度出发，要从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支配性的文化生产机制出发，先做一个意识形态的定性分析，然后搞明白它的文化生产机制，然后才能对其作出美学或修辞分析。相反，如果先做美学分析，那方向就有可能是错的。是这样吗？
王晓明：整体来说，确实是这样。虽然具体的情况千差万别，需要分别看待，但从总的趋势来说，作家个人要在创作过程中保持较大的自主性，是越来越困难了。尤其像今天中国这样的地方，文学世界的大部分区域里，作家的创作的自主性，不断受到身外的多种力量的牵引，实际上很弱。为什么许多人自称“写手”？除了真真假假的自嘲之外，也是因为知道没什么自主性。因此，解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就一定得弄清楚，是哪些外部力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力量已经内化为作家自己的欲求了——在影响甚至主导作品的形成过程，它们的运作方式是怎样的。不把这些弄清楚，你很难读懂作品，更不要说作进一步的研究了。
从个人兴趣上说，我并不喜欢这类比较硬性的分析，我更习惯做的，是那种比较散漫的对“诗意”的分析。但我明白，在今天，即便意在分析“诗意”，也得先看清楚“生产机制”的运作，正是这个机制从四面八方牵引着作家对诗意的体会和赋形，任何真正出色的诗意，一定是经过跟这个机制的艰苦搏斗，才可能真正形成。不了解这诗意的搏斗对象和方式，是很难真正懂得诗意的。
王侃：这些年来大家也在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乏力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最近这些年出现的疲软无力的现象，其中一个大的症结是因为“纯文学”的出现，它导致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思想关系的断裂，导致中国当代文学这么多年来在反映、表现现实时跟不上趟，作家也丧失了对现实的很好的统驭力。我刚才在想，文化研究的功效之一，就应该是重建文学与现实之间的思想关系。
王晓明：对。你用“重建”这个词，就说明你不满意文学跟社会的现在的这种关系，这个关系其实相当密切，但却是一种比较被动的关系，用我的话来说，今天的文学有太多的部分，是作为支配性文化的一部分，以为整个社会再生产效劳的方式，来发挥自己的精神功能的。这显然太糟了。文学应该是主动的，应该与现实社会形成更具挑战性和破坏力，因此也更具开拓力和建设性的关系。
如果这样来看，“纯文学”观念的文学效应，有一个从主动到被动的转变过程。在一九八○年代中期，“现代派”也好，“纯文学”也好，之所以举出这些概念当大旗来挥舞，正是因为当时的文学在直接的政治和思想斗争中受阻，不能再往前冲了，来自官方的政治阻力太大了。那怎么办？换个角度，从文艺的角度迂回，比如“现代派”文学，它其实是发起了一场思想进攻，当那些作家放肆地否定所有事物的确定性，说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确定性，一切都有多种解释的时候，作家和读者都很清楚，这是在文艺领域里，继续一九七○年代末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类讨论的方向，而且更进一步，釜底抽薪，要摧毁当时被称为“极左”的政治教条的思想基础。因此，一九八○年代的“现代派”文学，是表现了很强的政治主动性的。“纯文学”的概念也是这样，尽管被表述得曲里拐弯，它的中心意思很清楚：文学不该充当官方政治的传声筒和形象图。对于这个意思，当时的作家、批评家和读者都非常清楚，知道这同样是一场理论和思想的进攻。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表面的词义，而是人们发明、强调和传播这些词时的普遍的心态。
正是一九八○年代末一九九○年代初整个社会心态的大改变，从根本上改变了“纯文学”、“现代主义”这些概念的文学效应，将它们一步步改变为逃避现实的挡箭牌，自我矮化的遮羞布。那个总是要去破坏、去挑战的精神倾向被打散了，那种“我们能改变现实”的“政治无意识”消退了，一种深广的政治无力感取而代之。我刚才说，一九八○年代的时候，大家竞相说一些很悲观的话，但心底的政治无意识却是积极和乐观的，再怎么眉头紧锁、一脸悲观也没关系。但到一九九○年代，情况不同了，基本的政治无意识也大变了，在这种普遍退却的心态下，就是没有“纯文学”、“现代主义”这些词，大家也会创造别的说辞，事实上也造出了不少，有的一直沿用至今，比如“故事要好看”。
因此，重要的转变基本的政治无意识，这个不改变，说再多激烈的概念也没用。比如今天美国的学院左派，理论上非常激进，但这个理论的激进，在很大程度上，却是跟一种明确的政治无力感联系在一起。如果你问他：你觉得美国社会能改变吗？你们能就此做点什么事吗？他们多半会说：不可能，做了也没用。理论不能对社会起作用，他们也急，也生气，因此，他们的理论激进的很大一个作用，是缓解自己的内心焦虑，这就比较糟糕了。今天的中国知识界，还没有完全掉进这样消极的精神黑洞，中国一直在高速变化，各种可能的前景同时存在。但是，普遍的消极心态已经形成，这很糟糕，必须尽快打破它。
王侃：当代中国历史，尤其是最近这二十年的中国，它的多元度、丰富度，甚至是混乱度，其实是超过任何一个有想象力的作家的想象。接下来就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作家都是在直接临摹现实，甚至都来不及做一些想象性的处理，因为现实往往比小说更精彩。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是，有的现实生活进入到文学之后，是经过情感的发酵的；但是，现在生活进入到作品中，很少有经过思想发酵的。我经常会怀疑中国作家的思想能力。有时候不能完全责怪长期的思想禁锢，因为前苏联的作家也曾有过相同的境遇，但那个时代里苏联还是出现了很多伟大的作家，但是我们一直没出现。我因此经常质疑中国作家的思想能力。这二三十年间，我发现还是没有大的长进。中国的一线作家，他们在技术上已经没什么问题了，但仍然基本在自己的思想水平线上滑行，没有往上走，没有跳跃。他们的思想饱满度和尖锐度仍然让人不满。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怎么看这种局限？
王晓明：有句老话：国家不幸诗家幸。从这个角度讲，生活在混乱和巨变的时代，对于有抱负的艺术家来说，确实是一种幸运。尤其中国是这么大一个国家，在今天，中国的走向是可以严重影响整个世界的未来的。但是，为什么这种幸运没有在文学艺术、思想理论的实际成果中表现出来？中国人这么聪明，有互联网，大学这么多，一般城市家庭都能温饱，有点钱的话，还能四处跑跑，甚至出国去看看，为什么各方面的好作品还是少？的确令人困惑。
因为这几年读了一些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家的文章，了解一些清末民初那几十年的情况，我就对照一百年前、七八十年前中国的作家和思想家，试着给一点解释。我觉得我们今天缺两样东西。一个是传统文化的滋养。那个时候的读书人，从小读经史，生活记忆也多是中国式的，中国文化对他们来说不是知识，而是心理习惯；许多人还精研佛学，不但在人生的空间感和看世界的眼光上多有领悟，精神气概上也强了不少。一个背靠深厚的精神传统、独门天赋比较强的人，他看新事物的眼光和悟性，一定比那些没有“文化本钱”的人强许多，梁启超的英文很差，但他到美国跑一圈，写信给朋友说：美国不行，他那个托拉斯——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跨国企业——将来对人类必是大害。他这个洞察力从哪儿来的？主要就是因为他脑子里不是一片空白，有深厚的文化积累在那儿，能形成多种参照，帮助他理解以前没见过的事物。鲁迅也是一个例子，他的文字为什么好？他当然是天才，但古文底子好，也是重要的原因。
另外一个是胸怀。我们的胸怀太窄了，最多是为国为民，范围要再大一点，为整个人类、为更广大的生物与自然世界就很难，我们不习惯在这样的层面上看问题。几年以前，我注意过一些作家的阅读状况，似乎他们看得最多的，是西方的文学和电影作品。如果这个判断大体不错——我没把握——这样的阅读兴趣就太西方，也太文学了，或者说，对“文学”的兴趣太狭窄了。类似这样的阅读兴趣的狭窄，当然不只表现在文学领域里，各行各业都很普遍，无需再举例子。不用说，兴趣的狭窄背后，正是胸怀的狭窄，两者互相作用，严重捆住了中国思想、学术和文学艺术创造的手脚。
王侃：中国当代文学在思想上的无力感，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作家对文学与思想之间的关系有过于简单的理解。比如，有的作家会认为，文学就是为了表达几个恒定的主题，爱情、死亡，等等。文学的任务无非是编织故事去表达这些抽象的观念而已。这些观念是先在的，是几个预先设定的“点”，然后作家的任务就是设计一系列的迷宫，不断地延缓你到达那几个“点”的路途。其实中国作家编故事的能力并不差，可以把故事编得机巧横生，但你读完后还是觉得乏力，觉得还不是你想要的好的文学。正因为对文学与思想之间的关系理解得过于简单，认为思想已经先在了，所以导致作家在面对现实时主动让思想退场，作家的功能被简约到编故事，最终导致作品的思想乏力。
王晓明：问题可能出在对这些主题的理解太简单。如果我们对死亡啊爱情啊的理解，主要是受制于几十部西方的小说，再加若干西方的理论，那就一定非常单调和狭隘。为什么像《蜗居》这样的电视剧，对爱情问题的表现反而能打动观众？除了电视的优势之外，它对于今天中国人的爱情困境有新的表现，也是重要的原因。比如“宋思明”对“小贝”的男性——而非权势等——的优势，这种优势是怎么回事？这就扣住了很多女孩及其父母的心：这正是她们在实际生活中面对的一件大事。《蜗居》在这方面的表现，是拓展了当代中国人对于爱情的理解的。你可以说人生就是那么几个词，但是，文学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不断扩展这几个词的涵义，你不能只是重复定义这些词。
另一个问题是，你选择哪些词？爱情、死亡，那么政治呢？劳动呢？自由、解放、民主呢？还有自然、人类的生存的正当性……这些不都是当代中国人生活的核心词吗？
王侃：有一个著名作家说，不同的作家，其实在写作中追求的谜底是一样的，不同的作家只不过在编不同的谜面。这个说法，跟前面提到的“思想先在”是一样的。中国作家就是这样着迷于对谜面的编织。以前的文学理念是，穿越谜面寻求谜底，但今天这个顺序倒过来了，谜底是现成的，剩下的事就是编谜面。今天的中国作家可能正在陷入这样的误区中。
王晓明：如果判定谜底都已经有了，就是那些了，这也太悲观了吧？这等于是说，人类就是这些事情了，人生不会有新的内容了，我们在思想上也不会再往前走了。也许人到中年以后，可能就会变得比较消极，觉得世界就是这样了，也许只有年轻人，才会充满好奇，觉得有很多未知的东西在前面等着自己。人活着，是精神抖擞，还是索然无味，对世界的看法会完全不同。这个社会的最糟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断破坏人的生命的激情，它造出一大堆东西来转移、败坏和替换生命的激情，无数的汽车广告说：你要体验生命的激情吗？开快车吧！
这个社会还有一大厉害之处，就是破坏人的定睛凝视的能力。现在的人的注意力，几乎在任何事情上都停留不了很长的时间，视线和兴奋点不断转移，老在平面上滑动，不习惯在某个点固定住，就像犁地，哗哗地耕过去，一辈子都很少能深入土层，好像过得忙乱而充实，其实所有的生命体验都很浅，情感和思想都缺乏深度，人生的深度也就因此整个儿被取消。如果整个人生都缺乏深度，哪儿还能有好的文学？从这个角度讲，对作家而言，要出好作品，真正重要的可能还不是才情，而是过日子的状态：你是不是认真？是不是用全身心来感应人生、喜怒哀乐？比如说，看到或遇到恶劣人事的时候，你是会气得不能自已呢，还是不往心里去，只从功利上对付就算了？
王侃：说老实话，我内心里还是觉得，读中国当代文学，有时候阅读的尊严会被折辱。如果翻几页，觉得能读下去，那就读一读，如果读不下去，就不读了。
王晓明：两个多月前，国内一家权威文学双月刊的编辑告诉我，许多中国小说家，包括中生代或更年轻的小说家，都在模仿外国——主要是西方——小说，我有点吃惊，就问：你说的都是被你退稿的作者吧？他说：不是，也包括那些被杂志接受的作品，杂志其实没有太大的选择余地，只能在矮子里面挑长子，一些作者自己也承认，说我写的时候是受了谁谁谁的影响，当然，在公开场合，他们不会这么说。
重要的不是这位编辑的话有多大的覆盖面，而是那些作者为什么要模仿？我觉得在这个现象后面，是一个作家为何写作的问题。完全的独创是不可能的，总要向别人学习，受别人启发，但是，在这些之外，是不是还有更强烈的来自内心深处的冲动，逼得你不能不拿起笔？如果有，那你无论怎么向别人借鉴，我觉得问题都不大，那个冲动有足够的力量保证你的写作的个人性。但是，如果内心缺乏这样的冲动，只是习惯性地写作，或者只是为了谋生而写作，那你的借鉴和“受影响”，就可能将你引入过分模仿的歧途。说到底，这还是我们前面谈过的那个问题：置身于如此现实，我们的作家如何过日子？从宏观上讲，是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从作家个人讲，就是写作与自己的人生经验的关系：你是用写作来挑战和发展自己的经验，还是回避、不知不觉枯萎自己的经验？
王侃：刚才谈到作家自主性的问题。当代中国的文学生产机制，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部件，比如说文学评奖。文学评奖给具体作家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作家的作品，一写完就会被抢购电影电视改编权，有的作家甚至作品尚未问世就被巨额定金给预购了。这个对作家的写作影响很大。比如作家会在写作中考虑如何迎合文学奖项的趣味，考虑如何更容易被影像系统所接纳。
王晓明：我下午在讲演中说过，“严肃文学”背后是有一套体制在支持的，各种政府奖就是例子，“新资本主义文学”背后也有一套体制，图书和衍生品市场是其核心。现在看起来，这两套体制正在合流，比如评奖，这边拿奖，那边拿市场份额，反过来也一样，“双赢”。
王侃：我个人觉得，《暗算》获茅盾文学奖，实际上意味着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在某些地方寻求着交合之处。
王晓明：但这种交合是不对等的。以郭敬明为例，中国作协明知道他的作品剽窃，却依旧邀请他入会，《人民文学》和《收获》也接连发表他的小说，但反过来，《最小说》会发表王安忆和莫言的作品吗？不会。茅盾文学奖把《暗算》放进去了，但郭敬明一类人主办的奖项，会把张炜、莫言放进去吗？显然也不会。
王侃：最后，能否谈谈文化研究的前景？
王晓明：这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这里就讲一个：固化的学科体制与求新求变的学术活力的矛盾。今日中国，通行的学科体制过于陈旧，但它是现代社会的科层制的一部分，因此依然牢不可破，对实际的学术活动造成很大的束缚。另一方面，学术的活力是捆不住的，它总要这里那里地挣脱出来，就算大多数学科都安分守己了，也总有几个学科成为突破口，特别活跃。就拿文学领域来说，一九八○年代，“现代文学”和“文艺学”，就是两个突破口，特别活跃，在同时期的欧美，则是“比较文学”成为突破口，许多新的理论和研究思路，都在其中形成。到了一九九○年代，“现代文学”、“文艺学”和“比较文学”，一个个都安静下来了，但是，学术活力是压不死的，你把这儿封严实了，它就转到别处，从那儿冒出来。像“三农”研究，本来没有这个学科，一片荒地，但温铁军、贺雪峰、李昌平这些人来了，深耕细植，接上了地底下的活力，就开出了一片学术新地。“文化研究”也是这样，它是被压抑的学术活力的另一个突破口，只要它抓住的是当代中国的真问题，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活力涌出来。
当然，没有一直烧下去的火，也许二十年以后，文化研究也会像一九九○年代的文艺学或比较文学那样，逐渐安静下来，甚至散掉，我觉得完全有这种可能。但是，曾在这里面焕发、闪耀的思想能量和学术活力并不会消失，而是会转移到其他的空间里，在那里重新爆发。
就目前而言，文化研究这把火才刚刚烧起来，应该还会燃烧一段较长的时间。从它在中国较成规模地兴起到现在，只有十年，与它要做的事情相比，十年太短了。
注：限于篇幅，转载时对原文做了少量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