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浦东的开发开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同志论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浦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浦东开发开放是一部交响乐，它的总谱是邓小平同志谱写的。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指挥下，我们都是“演奏员”。这篇“总谱”就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邓小平同志的理论给了我们以思想武装，给了我们以智慧和力量，给了我们以坚定不移的信心和百折不挠的勇气。
当历史的车轮已驶近21世纪的门槛之时，受党和人民关注的、我国本世纪末最大的跨世纪工程——浦东的开发开放，在经过了前五年的基础开发之后，已顺利地进入到“九五”计划的第二次创业阶段。浦东的开发开放越向纵深发展，我们越是更深切地体会到这篇开发的大文章是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运用中写成的。
一、邓小平同志直接作出的浦东开发决策使中国人民的夙愿梦想成真。
建立东方大港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近一个多世纪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所梦寐以求的夙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开发浦东的构想始终没有实现。只是到了1990年才正式启动。
当然，如果光有物质基础，还是不足以作出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决策的，没有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和决断，浦东开发开放仍可能提不上议事日程。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理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他指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合流的。”中国作为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充分地吸收国际的技术、经验、资金和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学会两套本领，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互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上时代，赶上当代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
邓小平同志对外开放的理论，不仅强调“发展要抓捷径”，而且强调“开放要有步骤”。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邓小平同志把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对外开放和地区发展的问题上来，指出让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中国“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邓小平同志1991年初视察上海时说过：“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这段话，对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意义作了三个层次的分析：一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二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的问题。三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流域的问题。这就是说，在邓小平同志看来，浦东开发开放无论在规模上、在对全局的战略影响上都超过了80年代率先开放的沿海几个经济特区，也超过了沿海14个开放城市。
邓小平同志1991年初视察上海时还指出，“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我相信可以后来居上”。这是邓小平同志对浦东开发开放所寄予的殷切期望。浦东开发开放可以吸收经济特区等先行地区的经验，理应“后来居上”。五年来，我们是按照“后来居上”的要求去努力的。我们一直明白，没有深圳等经济特区率先十年的披荆斩棘，浦东开发就不可能起步得这么顺利。直到现在，他们的经验始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要虚心学人之长，努力补己之短，使浦东成为名副其实的改革开放的“重点”、“龙头”和“标志”，以无愧于邓小平同志对我们的期望，无愧于党和人民对我们的重托。
二、浦东开发开放是邓小平同志的理论的重要实践。
开发开放浦东以来我们的收获是多方面的。这之中最大的收获还在于我们始终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上海市委、市府的领导下，通过锲而不舍的实践，把邓小平同志的理论置于浦东开发开放的实践中加以创造性地运用，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浦东开发的思路。同有形的物质收获相比，这些开发思路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会长期起作用。
第一，法规和规划先行。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还是要靠法制，靠法制靠得住些”和“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以及邓小平同志关于“要聚精会神把长远规划搞好”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浦东开发的实际，我们一开始就提出了法规和规划先行。
法规是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保持市场运行秩序的有力武器。开发开放浦东以来，通过市人大、市政府以及中央有关部门先后在浦东新区颁布了十多项有关国内外商投资的法律和法规；浦东新区也在规划管理、土地管理、项目审批、征地吸劳、外来人口管理等方面制定了几十个暂行规定和办法。这一切确保了浦东新区的有序建设和社会稳定，受到进区的中外资企业的普遍欢迎。
规划先行的指导思想是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比较理想的新城区。我们花200 万法郎搞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开发区域的形态规划设计国际竞赛，吸引了世界上几个著名的规划公司参与竞争。此项规划在很大程度上使作为上海CBD的小陆家嘴的地价增值， 充分体现了规划的先导价值。
第二，浦东新区的“三个先行”。“三个先行”指的是：金融贸易先行、基础设施先行和高新技术产业先行。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邓小平同志还强调：“翻两番离不开对外贸易。”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是我们执行金融贸易先行的理论依据。邓小平同志还指出，“中国发展经济要先把交通、通讯搞起来”。“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占一席之地”。这些重要论述，又为我们提出“基础设施先行”和“高新技术产业先行”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三个先行”既体现了浦东开发开放的高起点，又有效地防止和避免了浦西老城区在开发建设中出现的种种“城市病”，同时还保证了浦东新区经济发展的后劲。
第三，两个“联动开发”。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又强调：开发浦东“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上海市的“东西联动”以及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联动这两个“联动开发”，正是直接源于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述。浦东与上海市各区县同属一个中枢神经系统和一个血液循环系统，以东带西，以西促东，相互促进，共同繁荣，正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上海市委依据这些指示提出浦东开发要坚持打“上海牌”、“中华牌”、“世界牌”，既依托全国、又服务全国，才使得上海正在成为长江流域连接国际市场的桥梁和枢纽，成为项目辐射、技术辐射和要素辐射的重要动力源，对促进长江流域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四，浦东开发是面向世界的开发。邓小平同志1991年2 月视察上海时明确提出“浦东是面向世界”的开发。当时，市委以邓小平同志的上述指示为依据，提出了“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开发开放大思路，“面向世界”是其中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内容。
面向世界的开发意味着，浦东的开发规模必须是21世纪世界级开发的规模；浦东开发的规划必须是达到世界高标准的规划；浦东开发的资金来自世界各地，开发智力源于五大洲四大洋；浦东开发的运作方式与国际接轨，浦东开发的目标是融入世界经济、特别是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进程。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浦东的开发开放一直保持了强劲的势头，吸引外资逐年递增，跨国公司纷纷落户浦东。
第五，城乡一体、共同开发。浦东新区520平方公里， 以往绝大部分是农村，即使到2000年城市化面积也不过100平方公里左右。因此， 在浦东开发开放过程中，绝不能把农业、农村和农民撇在一边。邓小平同志说过：发展地区经济，“首先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时也把城里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好好地搞，就有希望”。他还强调指出，要“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城乡一体、共同开发”就是从这里引伸出来的。
坚持城乡一体、共同开发要求浦东的社会发展和城乡形态两个规划要与城乡一体化原则相一致；经济发展要与一体化原则相匹配；财税政策要与一体化原则相配套；乡镇管理要与一体化原则相协调；行政和组织建设要与一体化原则相适应。浦东新区还组建了孙桥现代农业开发区，目的是要在开发现代农业方面也闯出一条新路。
第六，坚持“浦东开发是社会开发”。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和“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资本主义，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我们提出了“浦东开发不仅仅是项目开发、产业开发，而且是社会开发，要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浦东新区一开始就十分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注重社会事业的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强化，注重社会矛盾的研究和化解。我们这样就有效地把握了改革、发展与稳定这三者的辩证关系。开发浦东以来，浦东新区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先后转移和安置了十多万征地劳动力，保持了新区社会的基本稳定。
第七，用一流的党建带动一流的开发。邓小平同志一贯十分重视党的建设，他强调，在繁忙的经济工作实践中“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强调“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我们着重抓了“养成教育”。即从浦东新区党工委、管委会成立之日起，就要在新区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中养成勤政廉政好习惯。党工委、管委会还明确规定了领导干部个人不准直接谈地价，不准参与工程承包，不准为亲属、子女的动迁、安置打招呼等“三条高压线”，从而有效地防止和成功地减少了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现象。
第八，重视功能开发和“惜土如金”。这一点是遵照邓小平同志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在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
之所以提出“惜土如金”，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加快浦东开发决不是土地资源的廉价批租和拍卖，决不能以国有土地资产的流失为代价。我们提出“惜土如金”，实质上就是提高土地利用价值，其办法是“按规划、带项目、批土地”，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炒卖地皮、圈而不用的现象。
之所以要提出功能开发，是因为浦东新区的道路、桥梁、厂房等形态开发要真正取得成效，没有功能的发挥是不行的。如同体育比赛不能光有场地没有运动员一样。国外有些开发区曾经出现过“空楼现象”，这就提醒我们要加强功能开发，它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和工作效率、服务水平。
浦东开发开放是一个面向世界、跨越世纪的工程，它要经历基础开发和功能开发达到全面开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邓小平同志理论的指导。因此，我们必须继续结合实际，学习、研究、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的理论。
三、牢记邓小平同志的谆谆教导，“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邓小平同志1991年初视察上海时的谈话中所提出的“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同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中提出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一起，构成了邓小平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和非常引人注目的内容。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上述重要论述，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一再表示，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坚定不移、政策坚持不变”。在1995年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江泽民再次向国内外明确宣布：“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浦东基本政策不变；在适应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可能有些具体做法和措施要做点调整；同时根据浦东开发的需要还可能提出一些新的政策和措施。”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贯彻邓小平同志理论，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总政策的生动体现，也是对浦东开发开放的巨大支持和有力鼓舞。
这里也许会产生一个问题，有些同志、包括一些投资者也许会问，既然是“抓坚持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为什么这些年来，有关浦东开发的有些具体政策又会发生某些调整呢？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就回答过类似的问题。他说：“问题要从全局看。每走一步都必定会有的收，有的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总的是要开放。……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有些人看到我们在某些方面有些紧缩，就认为政策变了，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
应当看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按照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和“国民待遇”等国际惯例的要求，国家将主要运用产业政策支持特定区域的发展，有关减免税收的地区差别政策将逐步调整。这是一个不小但又是必然的变化。我国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包括我们浦东新区在开发初期，国家没有投资，主要是在政策上给予支持“财税优惠”的作用是很大的。今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要求我们在深化改革上狠下功夫，把工作着力点转到促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继续完善综合投资环境，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运行机制上来，以运行机制的转换赢得发展的新优势，这也就是江总书记所强调的：“特区要增创新优势，再上新台阶”。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要求我们要尽快从单纯依靠政策优惠，转为依靠已经形成和进一步完善的投资环境，特别是以市场机制、人才服务和效率等因素构成的良好投资环境来吸引外商，迎接国内外市场激烈竞争的挑战。
本着这样的指导思想，我们在新一轮浦东开发开放中，要努力实现“三大转变”：
一是开发目标要由一般化转变为个性化。有个性才有区别，有区别才能互补。要避免再出现全国一下子冒出十几个“硅谷”、产业同构现象。各开发区的功能定位、产业结构都要有特色，要提高水平的竞争，不要搞低水平的重复。
二是开发重点要由形态开发转变为功能开发。在这一转变中，当然有一个形态开发和功能开放并举的过程。我国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都是各地的投资密集区，如何使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的巨额投资得到有效回报呢？它必然依赖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作方式的转变，以及依靠于向其高科技的现代化生产方式的转变，这些就是功能开发的主要内容。我们今后必须在这些方面下苦功夫、硬功夫。
三是开发内容由自身开发转变为联动开发。开发区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相关地区是开发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经济现象，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它更是开发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浦东新区在今后的开发实践中，要逐步强化对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人才、信息、项目辐射以及产业、技术和资金辐射，以便更好地实现邓小平同志对开发浦东、辐射长江流域、服务全国的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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