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改革中除旧与布新的探讨——从物资企业存在的新旧帐问题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资论文,旧帐论文,经济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帐与旧帐理应分开。前些日子，某物资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在这个过程中，财务帐面上遇到了计划经济时期的政策性亏损如何处理的问题。其实，亏损额应由财政予以核销，然而因财政无力，只好挂帐。那么，新的公司要组建，旧的历史遗留问题要解决，只好采取“新老划段”的帐面处理办法。实际上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只是帐面上处理一下。
在经济改革中，类似这样的问题会碰到许多。由此，我想到，改革既然是一场革命，那就必然会有个“新帐”与“旧帐”的问题，当然也就会有一个除旧与布新的问题。我以为，改革应重点放在布新上，在布新上下功夫；而除旧应属于历史遗留问题，重点要放在甩掉“包袱”上。除旧与布新在政策上亦应有所不同。这样划分，使思路明确，步骤稳健，工作程序严谨，改革的步子定会迈得扎实有力。于领导也会未雨绸缪，决策得当；于群众也会一目了然，易于接受。
一
除旧应先行一步。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历史“包袱”十分沉重的情况下进行的。改革初始，我们也未明确哪些是历史遗留“包袱”，哪些是改革范畴的任务，总是一股脑的统称为改革。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在步骤上、时间上、准备与实施上，显得有些仓促，或预期不足。比如，个别单位在“减员增效”（精简机构和人员、下岗职工问题）方面，就突出地表现了这一弱点。我以为，这本不属于改革范畴的事，而是历史遗留下的沉重的“包袱”。在计划经济中，存在着分配上的“大锅饭”、低工资等弊端，已是旷日持久，人所共知的。对此应在体制上予以改革。人浮于事，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问题，应是其旧体制的具体反映。并且此种现象的革除，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几次。1961年底，全国共减少职工872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1000万人左右；1962年， 精简职工93500人，减少城镇人口1200万人；1963年又继续精简职工10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300多万人。这三次大的精简，合计减少职工近1000 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500万人。那时的精简只是一个文件，一声号令，复杂的工作，办起来却很简单，因为是计划经济。改革已二十年了，也进行了三次机构改革（1982、1988、1989年），收效甚微。因此，才形成了今天机关中存在着过多的冗员（隐形失业），才使企业管理人员过多，工人是一个人的活几个人干的严峻局面。对这一问题，我想即使不改革——在计划经济时，也必须解决。当然，解决的方法是不同的。
如果决策者，把它定为历史遗留问题，那么必然在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前，先走一步，进行必要的清理，在思想、措施上，有所准备，下些毛毛雨，使堆积如山的“包袱”化整为零，逐渐消化，分期分批妥善地处理，使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在不知不觉中得到解决，而后适时地让新制度改革自然地一步到位。如此，也就不会冒如此大的风险，把问题凑到一起，在一个不太合时宜的时候行动起来。
因此，我以为除旧应先行一步，为改革清除障碍，奠定基础，而后选择适当时机，使改革步入轨道，不给人们以陡然的感觉，那就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当然也就确保了改革的马到成功。
二
改革中的自我积淀之一——改革在变通中走样。由于实行了“双轨制”，致使弊端环生。比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与《公司法》的并行，就在法律上构成了“双轨制”，开了法律“双轨制”的先河。不仅如此，在《公司法》实行后，为了躲避《公司法》，工商部门也有灵活变通的办法，批了许多“中心”。于是这个“中心”，那个“中心”遍生各地。报纸还有文章出来批评““中心何其多”。那么，现在我们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了，这些个“中心”又怎么办呢？不执行《公司法》，却到处建立“中心”，这是变通的改革之一。
去年，我与同事去调查一个企业资产经营公司。牌子是这样挂的，可一了解实际情况，却是这样的：我们原是个局，为了下属的一个企业的股票能够上市，于是我们将政府局的牌子旁，又增加了一块“企业资产经营公司”的牌子，实际政府职能仍然存在，而“资产经营公司”，只不过是挂挂牌儿而已。又是一个变通的改革。
还有在九十年代中叶，不少企业为了弄到资金，积极建立股份有限公司。于是向社会募股，钱是弄到手了，牌子也挂上了，可时至今日，企业的经营机制仍是原来那样，纹丝不变。结果向社会募来的股，已被损失得差不多少了。这样的公司确如人们说的那样是“新瓶装旧酒”，是“穿新鞋走老路”。这又是变通改革的一例。
此类问题，至今二十年的改革进程，也不知冒出来多少。问题是冒出来之后，并无人过问、追究、处理，那么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清理呢？问题是这样变通的改革，在人们心里留下的负面效应是难以清除的，因此人们对改革又将如何看待呢？这一连串的问题不能不发人深省。
三
改革中的自我积淀之二——改革中的失控问题。双重体制，必然造成诸多漏洞。这些漏洞表现在政府就是在改革中的失控，其社会影响甚为突出。因此，对失控的治理，亦应与改革区分开来，并要及时清除。若任其蔓延，久而久之，必将使其混入改革之中，让人们难以分辨那些是改革，那些是失控造成的后果。若不加区分，不及时治理，失控的结果，将被误认为是改革带来的，将使广大群众失去对改革的信心，那么改革的基本动力无疑将会丧失掉。现举几例，可见在改革中失控的严重性。
——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神圣被亵读。国有资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在《宪法》中已明文规定。然而在企业换着法地使用“虚盈实亏”或“实盈虚亏”下，使国家吃了大亏。虚盈实亏，企业头头可多得奖金，损失仍在国家；实盈虚亏，企业又可以少纳税，损失还在国家。至于一年公款吃喝就使国家失掉资产数百亿元。个别企业的头头脑脑，通过分房子，再经过房改，超标准的住房，最后由公家高价购进，转而低价成为个人财产。公款旅游、公款报销，化公为私的路宽广得很！
——政府权威被减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见了红灯绕着走”、“打擦边球”、遇事“变通”之风盛行。
个别领导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作表面文章，于是红头文件在有些单位也非如往常有效力了。
——信用危机，“三角债”织成了企业间的网。你欠我，我欠你，大家都欠银行的。理不清，斩不断，使企业陷入了债务链。债权人成了杨白劳，债务者成了黄世仁，将法律的地位弄颠倒了。于是坑、崩、拐、骗，假、冒、伪、劣充于市场。
——国家资财向境外流失，假洋鬼子闹市。三资企业的假合资、假投资、假亏损，向国外转移资金。外资企业经过价格转移，给我国造成的损失，仅90年就达27亿元。
——土地和房地产的炒作，使国家损失惨重。92年全国批的开发区1000多个，占地1500平方公里，真正开发的只有307平方公里， 耕地净减少1000万亩。全国违法使用土地占百分之三十。许多国营单位经过私下出让、联营、出租、建房出售、出租等形式，把土地增值收入转为自己所有。
四
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政府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权力经济，即“官本位”的影响下，国家依靠行政权力制衡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这种机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仍然起着左右经济的作用，使经济不能按自身内在要求运行。这种机制与市场经济——靠市场制衡的社会新的运行机制，发生不应有的严重碰撞。这样碰撞由于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的相对刚性，使政府已成为国家社会经济改革继续深化的“瓶颈”。事情是十分清楚明白的，政府不仅应是改革的领导者、组织者，也还应该成为改革的对象。
我国在农业改革取得显著成就后，即转入工业改革，而工业改革又是以企业改革为重点。那么企业改革的前提，无疑是要政府转变职能。如果政府转变职能进展迟缓，而单单地要求企业转换机制，则企业机制的转换则必然很难。
较长时间以来，个体、私营企业都要找一个上级主管单位，按老百姓的说法，叫“挂靠”。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公司法》的要求，是无上级主管单位。看来这种作法，一开始就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违背。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这种“挂靠”或叫假集体（假国营）的产生，时至今日还要这样干下去呢？这就是政府仍还未能转变职能的结果。因此，个体、私营企业，仍然要靠政府这把大伞遮风避雨。这标志着，旧的计划经济的痕迹依然以较强势力存在着，并与改革进行磨擦，发生碰撞。
企业的改制，诚然要自身具有改革的要求，但如果没有政府转变职能为前提，那么，这种要求无论如何强劲，也是不易实现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理解是对着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况而言的，即对以往“左”的影响，以政治为中心而言的。因此，“中心”的突进，不能没有左右两翼军的配合，如果两翼军按兵不动，必然形成经济改革的孤军奋进的势态；社会改革，比如教育、科技、卫生、文化、城建等，亦应随着经济改革同步前行，不然必将形成社会改革步履蹒跚之势；企业改革，如果没有前提的建立、客观的环境、主观的要求，那么企业改革也必将造成单兵教练的局面；政府改革是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固然很难，因此，时至今日还是动作迟缓。
我们在改革中，不宜片面强调“渐进”。从改革的全局来看是“渐进”的，而在各个部位上，经济改革孤军奋进，企业改革单兵教练，社会改革步履蹒跚，政府改革动作迟缓。前两项与后两项就形成了改革的不协调，调子的不同步，于是使“渐进”也很不易，除旧与布新也就很难从容不迫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