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学的效用：基于四维矛盾的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用论文,中国论文,管理学论文,四维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研究背景
自从泰罗、法约尔等开创现代意义的西方管理学以来，西方管理中心论在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当代管理学理论几乎全都起源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1]。目前，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和企业家都承认：中国的管理学教育和实践水平与西方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和借鉴。然而，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事实表明发轫于欧美的管理理论并不完全适应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中国情境，西方管理理论在应用到中国的管理实践时不断地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这使得管理学者逐渐意识到，管理领域中已有的研究并不都具有普遍的适用性[2]。当前，国内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和实践人士开始应对这一挑战，并尝试建立一个既有普适性亦具本土文化特色的管理思想理论体系——中国管理学①。
目前，学术界已涌现出一些关于中国管理学的研究著作和文献，也有很多学者尝试构建中国管理学的特色理论，他们为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如苏东水[3]的“东方管理学”、曾仕强[4]的“中国式管理”、席酉民等[5]的“和谐管理理论”以及黄如金[6]的“和合管理”等。但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当下多数中国管理学著作的内容或偏重于哲学探讨，或流于简单的经验式概括，或是一些命题加案例式的拼凑[7]。总体而言水平不高，细节上存在较多问题，与成熟理论的标准尚有较大距离，还不足以与西方管理理论相抗衡。
国外学者BARNEY等[8]、WHETTEN[9]曾探讨了中国管理学的未来。《组织管理研究》(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还专门在2009年第1期针对这2篇文章以及中国管理研究组织专刊进行讨论。国内期刊如《管理学报》开辟了“管理学在中国”和“中国管理学派”等相关栏目，不断推动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目前来看，关于中国管理学的问题，既有外部环境原因，亦有内部制度制约，还涉及研究者等多方面因素[10]。除了以上因素，笔者发现存在这样一种矛盾现象，即一方面学者们和企业界都广泛呼吁建立中国管理学，但另一方面真正运用一些中国管理学内容对管理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剖析时却又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其成果往往存在重大缺陷。在对这一现象的思考之下，笔者发现，以往关于中国管理学的讨论，对如何提高中国管理学的理论价值或说服力，即效用②，一直缺少应有的重视。中国管理学的效用问题不仅关系着自身理论体系的完善性，同时也关系着能否将具有地方性和整体性特征的“本土知识”[11]建构成具有比较价值的国际知识。其中，提升理论效用或价值的关键在于对矛盾悖论问题的明晰和突破，这是因为科学研究主要是在解决“似是而非的矛盾悖论”中获得进步的[12]。但纵观中国管理学研究现状，涉及中国管理学效用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悖论问题未能得到有效理解和深入探究，这制约了中国管理学在基本概念、命题和理论预设方面进行创造性研究的价值。由此，本文在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管理学研究反思的基础上，以矛盾悖论解析作为主线，从时间、空间、思维方式、路径方向等方面梳理出影响中国管理学效用的4组矛盾，即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的矛盾、理论借鉴的准确性与艺术性的矛盾、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矛盾、由外向内与由内向外的矛盾。通过对这4组矛盾的系统剖析，进而提出相应的平衡和协调策略，以推动中国管理学提高自身效用，并对国际管理知识做出更大贡献。
2 影响中国管理学效用的四维矛盾解析与平衡
2.1 本土经验的平衡：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
如何平衡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是中国管理学建构效用在时间维度上面临的重要挑战。尽管中国管理学在近期才被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内容进行探讨，但其研究探索过程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3个阶段：传统管理时期(1840年前)、近现代管理时期(1840-1949)和中国管理学的创建时期(1949-至今)[7]。但是，关于中国管理学现代化的时间标志(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的分界点)学术界仍存在着一定争议：有的学者认为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分界点，这一事件后各领域开始在吸收西方管理科学方法的同时，探索中国自己的管理方法[7]；而有的学者则认为是1914-1916年间一批留学生和工商界的学者引进了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并进行了经营管理实践，故把这一时间视为中国管理现代化的标志[13]。这一争议仍在继续，目前尚无定论。本文认同以1978年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管理学现代化的标志，“1978年是中国的一个新的重要管理时代的开端”[14]，把在此之前的中国管理实践视为历史经验，而之后的则视为现实经验。
本土历史经验对中国管理学研究影响是深远悠久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萌芽于夏、商、周，《周易》、《管子》、《孙子兵法》等早期著作都对管理有过精辟独到的论述。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无论是宏观的经济管理领域，还是中观的产业经济管理领域或微观的企业管理领域，均在管理实践中不断尝试提炼管理思想，如鞍钢宪法等，逐渐构成了中国管理学的现实经验。然而，这种现实经验或是对苏联经验的移植，或是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模仿，抑或是因为自身特殊性而对外来理论的补充、修订和否定，而那些基于本土社会的原创管理理论少之又少。
中国管理学要成为有效用的知识，必须将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相结合，在建构过程中实现本土经验的平衡。单方面的偏向任何一方，都将会陷入研究的误区。如果完全地偏向历史经验，就会把中国管理哲学和中国管理学两个概念相混淆，而事实上前者是先哲们在历史情境下的哲学思考，主要是一些不成体系的经验感悟和描述，很难建构成一种严谨的理论逻辑体系，因而制约着中国管理科学化的实现；但如果完全偏向现实经验，就会漠视中国管理实践宝贵的历史经验精髓。同时，因为管理根植于不同的文化、社会、传统、风俗、信念及各种制度土壤中，忽视历史经验的研究犹如空中楼阁，势必不能完全符合中国的本土实际。
进一步讲，中国的本土历史经验更多体现的是管理哲学，而本土现实经验则反映出管理科学的意蕴。反映在中国管理学建构的时间矛盾的挑战中，即是目前存在着两个较为普遍的倾向：一是单纯地认为中国管理学就是中国管理哲学；二是否定中国管理学的历史存在，只承认今天的管理科学化实践。毋须讳言，单独的管理哲学或管理科学都无法真正支撑起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这是因为中国管理学的完善不仅需要学理上闪光的思想知识，还需要学科上严密的论证体系，所以，从时间维度的本土经验角度来看，真正意义的中国管理学应该采取“古为今用”的整合化策略，具体如下：①找出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分界线，将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在产生条件、适用范围等方面进行紧密对照；②按科学化的体系对历史经验进行梳理，在梳理的过程中，由于历史经验带有鲜明的主观倾向和强烈的感情色彩[15]，所以需要结合历史情境理解，不能随意曲解和改造历史经验，生搬硬套地运用于现实的管理实践中；③将中国的本土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系统化整合，提取历史经验中有价值的部分融入现实经验，为中国管理学的建构提供更合理、更坚实的知识来源。综上所述，中国管理学的建构既要立足当代，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吸取中国古代的管理之道，从中国古代诸多典籍中蕴涵着的管理智慧中挖取、萃取；又要结合现实经验加以创造性地诠释，把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管理学在时间维度的建构效用中要完成的重要工作。
2.2 西方理论的平衡：准确性与艺术性
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当代管理理论都起源于西方国家。西方管理理论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断努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③。作为广义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其发展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基本上遵循了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规范和发展途径，具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但是，一方面由于西方管理理论仍处于不断发展中，本身亦存在一定局限性，如研究前提、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研究结构都存在着很大的缺陷[16,17]。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管理理论和经验多数是在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由于空间情境的差异，很难考虑到全球环境的普适性，这就导致中国管理学的建构在借鉴这些西方管理理论时难免会遇到准确性和艺术性之间的平衡取舍，通俗地讲，就是如何把握“全盘西化”或“合璧中西”的理论平衡问题。
关于影响中国管理学建构效用的空间矛盾，学术界存在广泛争论。罗纪宁[16]综合各种学说观点，从研究思路和方法概括，将中国管理学研究分为三大流派：全盘西化派、洋为中用派和中国式管理学派。其中，全盘西化派的学者完全遵循西方管理学的研究范式，研究结果多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或难以应用的空洞概念；洋为中用派的学者则尝试在西方管理学框架基础上提出一些本土化创新理论，尽管他们的研究缺乏规律性的提炼和前瞻式的预测，但更真实地描述了中国社会管理现象；中国式管理学派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创建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这种明显排外的取向当然不是提倡文化自觉的本意。分析3个流派争论的焦点，在于对理论准确性与艺术性的把握：全盘西化派认为应该坚持西方理论的准确性；洋为中用派则认为需要艺术性地融合西方理论和中国实际。
从理论本身看，一般认为，理论应该包括概念和变量、命题和假设、机制或原理及边界条件4个成分[18]。对于借鉴西方管理理论的准确性而言，就需要完全遵守西方理论的4个成分，只有在确实发现现存的理论无法解释相当一部分中国的现象时，才有理由对其做出延伸和发展；而目前的研究都能以某种对现存理论的调整来解释新现象，所以应该保持西方理论的准确性，至少在目前这一发展阶段理应如此[1]。对于借鉴西方管理理论中的艺术性而言，应该权变地运用理论，或修正或遵守西方理论的部分成分，对其进行灵活应用。管理学者在开展中国本土管理问题探索与建立中国管理理论时，必须考虑情境因素，对西方理论的部分变量进行调整[2]。
以上矛盾分歧的背后，其实是没有找到中国管理学建构中处理西方理论的平衡点，而要找到这一平衡点，就必须深入考察国内广为流传的论调——“西方管理学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内在原因是什么，究竟是因为对西方管理学理论体系和内容了解不足，以至于不能很好地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还是因为西方管理学的一些研究因为背景文化等的不同，导致在本质上就不适用于中国实际。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就需要采取“理论和情境分治化”的策略，具体如下：①分析西方理论中的情境因素，深刻认识西方理论中具有一般适用性的理论内核。客观地说，在西方诞生的大多数管理理论都具有情境专有性[9]，这就要求我们在深入了解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基础上，明确其理论内核和情境边界。②归纳中国本土情境的特点。正如TSUI[19]所指出的，为了能够对中国管理学的特性所具有的情境依赖程度进行研究，在研究中国管理学时考虑情境是必要的，而研究的前提是明晰中国情境所具备的要素。③将西方理论中的情境因素与中国本土情境的特点进行比较，选择理论应用或理论创新[20]。也就是说，当中国本土情境特点与西方理论中的情境因素差别不是很大，或情境边界对理论内核影响较小时，直接将现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情境，即理论应用；反之，就需要使用扎根理论的建构方法，用创造性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管理中的独特现象，即理论创新。由此，从空间维度的复杂性来看，中国管理学的建构需要采取“理论和情境分治化”的策略，才能回答中国管理学建构中如何平衡“全盘西化”和“合璧中西”这一矛盾问题。
2.3 思维方式的平衡：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
由于东西方思维习惯的差异，中国管理学建构在思维方式上所面临的矛盾也是影响其效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思维方式是指人类认识和反映客观世界的方法和途径。不论东西方，古代人们的思维都经历过直觉阶段。到了近代，由于科学的发展日益数学化、形式化、公理化，大大巩固了以精确性、明晰性为特征的逻辑思维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支配地位，使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但在中国，由于深受儒家、道家等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沿袭着直觉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方式较少重视逻辑推理，而更注重情感的变化，习惯于进行直觉体验。主体内省或顿悟成为古代中国人直觉思维的基本途径[21]。道家的“悟道”、儒家的“豁然贯通”、佛教的“立地成佛”，都是这种思维的具体运用。直觉思维不具有清晰的逻辑形式，未经过完整的逻辑推理，缺少逻辑思维所必要的程序，如概念、判断、推理等。
管理学者应该怎样看待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在管理理论构建中的作用，一直备受争议。主张“单一思维论”的管理学者认为，人们的思维只有一种，即逻辑思维。它是管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能动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理性认识过程，而一切非概念、非逻辑性质的东西都不能直接进入理性认识之中。也就是说，管理理论应同其他理论一样，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行为方案、方法模式等，而不应该依靠管理主体瞬间的直觉或灵感。另有一部分学者则强调“直觉”在理论建构及创新中的重要性。科学史包括管理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一次重大发现和发展都无一例外地是以研究方法的创新、思维方式的更新和研究范式的革命性突破为先导的[22]。而“直觉”则在这些创新和突破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直觉就是科学知识的创始性根源”。直觉思维的作用绝不可忽视，它是逻辑思维所不能代替的，是一种创造性思维[23]。
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在科学研究中并不是冲突的，理性的逻辑思维与感性的直觉思维都是提高中国管理学建构效用的必备“元素”。直觉思维既有对新发现事实的命名和意义的揭示，亦有对新思想、新观念的表达与阐发，是“问题意识”[24]，主要体现在管理的思想层面；逻辑思维方式具体运用在管理理论中，主要表现为管理的相关概念、管理模式、管理方法以及管理程序等，体现的是方法层面。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凸显的是科学研究中的创造性思想和严谨性论证方法，正如硬币之两面、世界之阴阳，缺一不可。仅仅强调直觉思维，就会使中国管理学只是停留在对管理经验特别是企业管理经验的总结上，难有说服力[25]。同样，如果过于依赖理性逻辑思维，中国管理学就会僵化为一种现成理论的复述与挪用，缺少创造性的认识与说明，缺少批判性的理解和阐释，形成“以常识应对经验”的教条化倾向，这对中国管理学的效用改善亦鲜有裨益。
由此，在中国管理学建构的思维方式中，可以采取“直觉元素与逻辑元素的澄清化”策略，将科学的“逻辑元素”与具有中国文化问题意识的“直觉元素”在具体研究中解析清楚，并明确直觉元素与逻辑元素对具体中国管理理论发展的关联和作用。具体步骤如下：①理清直觉思维在管理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和特性，并从中解析其科学性因素。许多现实案例都证明了直觉因素在管理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例如吉利剃须刀的问世，麦当劳和苹果电脑的成功等，透过这些管理现象探索出直觉思维的本质及其科学性内涵是关键的一步。②将从直觉思维中提取出的科学性因素进行整合，并与逻辑思维元素相对接，达到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巧妙结合，为直觉思维的理论提升奠定基础。③重新提炼归纳基于直觉与逻辑思维方式的新的理论体系，对管理中的直觉因素与逻辑因素加以合理利用，使其成为一种强健的科学力量以促进中国管理学的发展。这种平衡策略一方面符合中国的国情，使本土特色更加明显；另一方面可以使中国管理学本身在建构上更加趋于丰满、合理，更加富有生命力。
2.4 路径导向的平衡：由外向内与由内向外
管理学不同于处于相对稳定性的自然科学，它是一种“在使用中不断构造的”经验科学和应用科学。在与西方管理理论的不断对照比较中，中国管理学所面临的一个悖论就是采取何种研究视野，即侧重“由外向内”还是“由内向外”的方向[20]。
“由外向内”是指以引入国外的管理理论为主，使其在本土被认同、融合、吸收、改进，进而转化为本土的管理理论路径，即用西方管理理论解释中国本土现象，是一种“客位”的取向；而“由内向外”的路径强调以我为主，由本土人就本土的问题，以本土的方式自主创造生成管理理论，并以此为根基，融化外来的先进管理理论，即用本土现象发展和构建新理论，是一种“主位”的取向。
“由外向内”曾占据主导地位，深受西方管理理论影响的中国管理学，长期处于以移植或借鉴为主的建构阶段[26]。罗珉[27]曾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管理学现代化变革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一种“外诱变迁”，即跟踪模仿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是中国管理学发展的主流，而中国管理学界自己的内部创新反而居于次要地位。纵观我国管理学的发展，这种以由外导入式为主的理论建构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由于对引入的西方管理理论缺乏充分的理解，在运用时又对本土特征欠缺考虑，西方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难免会出现“生搬硬套”、“水土不服”等局面。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学者们对中国管理学发展过程的不断反省，“由内向外”取向逐渐成为重要发展方向。这种由内向外的路径意味着中国管理学界必须有从内部经自主探索和思考而生成的假设、概念、框架与方法，有自己的见解，而且能引起他人的关注与思考，能给别人以启示。但对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管理学来说，置西方管理理论而不顾，埋头钻研基于本土社会的原创理论，显然是不现实的。另外，也有学者指出，这种强调中国特色或曰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观点其实在无形之中限制了中国管理理论的发展。
上述两种取向很难判断孰优孰劣。从“由外向内”到“由内向外”的异步演化到现在已形成了同步发展的格局，目前来看，这两种研究取向都在不断形成优秀的研究成果。“由外向内”与“由内向外”之间的矛盾化解不仅要看研究目标定位[28]，更要提倡“主客位超越化”策略，超越于主客位的分歧，突出“本土特色”的超越性价值，即本土特色对国际管理知识的贡献度大小，实现“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的结合。具体如下：①应避免极端的“由外向内”或“由内向外”的路径选择。这是因为过分地依赖西方理论而忽视中国情境因素可能会导致管理研究的“学术霸权主义”倾向，而一味地强调本土化研究则可能会形成新的“本土化霸权”，产生狭隘的“学术民族主义”。②管理学者应具备客观的研究态度和科学的研究精神，在中国管理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实事求是，不要将理论强加于现象，也不要用现象歪曲理论。③路径的选择要以问题为导向。对于那些现存(尤其是对其作出适度改良后的)西方理论可以部分解释的中国管理现象，应采取拿来“应用”的方式。而那些无论怎样对西方理论进行修正或改变也无法解释的中国管理问题，则应尝试创造新颖理念和理论的“探索”方式。需要指出的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路径选择方法要求管理学界有一种自我审视的心态，这正如费孝通[29]提出的“文化自觉”的观点，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只有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当今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也只有这样，管理研究才能明晰具体问题，超越主客位矛盾的表象，勾勒中国管理理论建构的新思路。
在国际合作研究已不再是难事的今天，“拿来主义”显得不再重要，“对话”和“创新”要比“复制”和“借鉴”更有价值。所以，以“主客位超越化”策略作为新的指导方针，用“本土特色”的超越性价值作为平衡“由外向内”与“由内向外”之间矛盾的基准点，在“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的结合中化解“由外向内”与“由内向外”的分歧，这将成为提高中国管理学建构效用的新方向。
3 结语
在管理学发展即将进入百年之际，提高中国管理学的建构效用，推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为国际管理研究做出贡献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从已有研究来看，中国管理学的进展仍然十分缓慢，多数架构依然处于“本土材料、西方概念”的状态，在基本概念、命题和理论预设方面具有自己真正创造性研究成果的甚少。除了研究者、学校教育、学院制度和社会环境等外部原因外④，本文认为，没有清晰理解和把握影响中国管理学效用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也是阻碍中国管理学进步的重要方面。
本文从时间、空间、思维方式以及路径方向4个维度剖析了影响中国管理学效用的深层次矛盾，从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理论借鉴的准确性与艺术性、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由外向内”与“由内向外”4组矛盾解析中探索出化解平衡之道。本文的论点主要如下：
(1)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都为中国管理学建构提供了独特的素材和源泉，应该采取“古为今用”的整合化策略来化解这一矛盾以实现中国管理学在本土经验时间维度上的平衡，即梳理中国管理实践的历史精髓，并融通现实管理经验，进行批判性的兼收并蓄。
(2)在对待西方管理理论的空间维度上，中国管理学宜采取“理论和情境分治化”的策略，明确究竟是理论内核问题还是情境边界问题，这样才有助于化解西方管理理论借鉴中的准确性和艺术性的平衡问题。
(3)思维方式影响着理论建构和知识发展，但不同思维方式的差异是很难消除的，此时宜共处对待，即在中国管理学研究中可以采取“直觉元素与逻辑元素澄清化”策略，明确直觉元素与逻辑元素对具体中国管理理论发展的关联和作用。
(4)由于研究目标和背景的差异，“由外向内”和“由内向外”成为发展中国管理学的两种路径取向，并不能单纯地判定孰优孰劣，本文建议可以采取“主客位超越化”策略，超越于主客位的分歧，突出“本土特色”的超越性价值，实现“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的结合。
对中国管理学研究中的深层次矛盾和悖论问题进行反思和剖析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主要是因为，即使旧有的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情境失去解释力，但如果发现不了中国管理学建构的内在矛盾问题，那么中国管理学的新理论建构特别是依凭新理论对于旧理论的改造与超越，同样找不准自己的方位。由矛盾悖论整合[30]来改善中国管理学效用将是一个有益的思考路径，不仅能明晰固有的内在矛盾，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和平衡影响进步的对立。本文对中国管理学研究的矛盾的梳理和剖析仅仅是个开端，还存在诸多亟待完善之处，旨在引起管理学者的广泛关注。笔者有理由相信，在明晰内在矛盾悖论的基础上，提倡嵌入的问题意识、自觉的理论素养以及严谨的科学精神，同时在环境和制度层面做出革新，定会使中国管理学为国际管理知识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对于中国管理学的概念界定，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还未有统一定义。本文亦不予严格界定，仅将其视为一种理论知识体系，主要讨论提高其理论价值及说服力方面的问题。
②本文中的“效用”，强调价值性，即中国管理学作为一类特殊管理理论的价值体现，主要指中国管理学的存在意义，特别是中国管理学对管理研究知识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贡献，以及对管理实践的指导性意义。
③一般认为，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古典管理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初)、人际关系学说(20世纪30年代初～20世纪50年代初)和现代管理理论(20世纪50年代至今)。
④谭劲松[25]将中国管理学弱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以上4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