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露[1]2001年在《新世纪初发展中美关系的美国跨国公司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美关系是当代世界重要的双边关系。冷战结束后，在世界格局多极化、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症结并没有消失，依然是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发展战略问题等。但，中美双方都希望发展稳定、健康、长期的双边关系，这符合全球化时代双方的利益。 进入新世纪，中美关系将以互补互利的经贸关系为基础，其积极效应能缓和、润滑中美关系中的主要冲突和障碍。作为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日益凸显。作为与中国开展经贸关系的主体，美国跨国公司将对新世纪初的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将在系统阐述制约、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透视美国跨国公司在本国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影响，并提出我国应采取的对策思路。
刘建华[2]2007年在《美国跨国公司与“民主输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学界强烈感受到美国政府在冷战后加大输出美式民主的力度，但却忽视了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民主输出”中的作用。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考察全球化时代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民主输出”中的作用，以期加深对美国跨国公司和美国“民主输出”关系的理解。通过分析和评估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将力求在叁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尝试全面、系统地研究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民主输出”中的作用。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只是在研究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时代的民主等议题时触及到本文主题，因而缺少对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民主输出”中所起作用的专门研究。本文以“美国跨国公司与‘民主输出’研究”为选题，意在弥补这一缺憾。二是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分析模式。在跨国公司与“民主输出”关系议题上，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是国家与市场关系模式。鉴于全球化时代以NGO为主体的社会力量在制约跨国公司避开、背离“民主输出”中的作用，本文提出全球化时代国家—市场—社会关系分析模式，以期全面、深入地考察在国家、市场、社会叁元互动中美国跨国公司在“民主输出”的作用。叁是观点上的突破。叁大传统模式在跨国公司与“民主输出”关系上得出的结论要么简单，要么偏颇。如国家主义只是简单提到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民主输出”中的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跨国公司向东道国输出的不是“多元民主”，而是“低度民主”；自由主义认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中扮演了积极角色。本文根据国家—市场—社会关系视角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民主输出”中的作用存在着叁个维度，即美国跨国公司输出美国民主的有效性维度，美国跨国公司避开、背离“民主输出”的局限性维度，以及美国社会和政府抑制美国跨国公司避开、背离“民主输出”的维度。对叁个维度综合评价的结果是：总体上，美国跨国公司“输出民主”的效度大于其避开、背离“民主输出”的限度。全文近20万字，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论。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导论部分首先介绍选题的由来，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其次是提出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研究方法；再次是概述论文的创新点和学术价值；最后交代研究的难点及论文基本结构。第一章是分析模式的构建。首先界定“全球化”、“美国跨国公司”，“美国民主”和“民主输出”等几个关键概念。其次梳理传统模式在分析跨国公司“输出民主”作用时的思路及其缺陷。最后提出本文的全球化时代国家—市场—社会分析模式。第二章考察冷战时期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民主输出”中的作用。首先，通过考察美国跨国公司在“冷战共识”下参与反共活动和其直接投资(FDI)推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来论证美国跨国公司输出美国民主的效度。其次，通过考察美国跨国公司FDI诱发其推动和参与政府颠覆发展中国家民选政府的活动，来阐明美国跨国公司“输出民主”的限度。最后，通过对美国跨国公司卷入美国对南非经济制裁的案例分析，来论述美国跨国公司避开美国“民主输出”的幅度。本文从第叁章开始考察美国跨国公司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民主输出”中的作用。第叁章以美国跨国公司FDI促进墨西哥民主化、麦当劳在其产品和服务经营中传播美国民主价值观，和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推动美国对伊拉克武力“输出民主”叁个案例，考察美国跨国公司“输出民主”的效度。第四章探讨美国跨国公司“输出民主”的限度。首先考察美国跨国公司避开、背离美国“民主输出”的局限性。接着分析局限性产生的原因。第五章考察美国跨国公司避开、背离美国“民主输出”的幅度。首先论述美国社会和政府对美国跨国公司避开、背离“民主输出”行为的制约。接着以美国国内的反“血汗工厂”运动为案例，分析美国社会和政府对美跨国公司背离美国“民主输出”行为的制约。第六章专门探讨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对华“民主输出”中的作用。首先，通过考察美国跨国公司参与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制定和对华“接触促变”，来论证其对华“输出民主”的效度。其次，通过考察美国跨国公司对华“输出民主”中的局限性，来探讨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接触促变”的限度。最后，通过考察美国国内社会抵制美国公司在华“血汗工厂”和美国国会就美国网络公司遵守中国互联网法律举行听证，来阐明美国跨国公司避开、背离美国“民主输出”的幅度。通过分析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美国跨国公司通过FDI和参与／卷入政府输出机制影响“民主输出”。二、总体上美国跨国公司在“民主输出”中作用的效度大于限度。叁、后冷战时期美国跨国公司在“民主输出”中的作用较冷战时期增强。四、美国跨国公司“输出民主”对第叁世界不同地区、人群的影响不平衡。
张吉军[3]2014年在《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外交理念既是外交实践的产物,也是外交实践的指导。外交理念充分体现着一国与他国、一国与世界的外交关系。这种体现反映着主权国家对于国家利益、权力、地位等诸多关系方面的认识与定位,包含着主权国家对其外交动力、外交目的、外交手段等诸多根本问题的深刻思考,同时深刻表征着主权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历史文化传统。外交理念规定了指导国家外交工作的价值原则,影响乃至决定着国家的外交战略及其政策选择,对外交谋划和外交实践起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对于我国而言也是如此。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外交实践中积累、形成并发展了一系列外交理念,包括"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而不同"、"和谐世界"、"互利共赢"和"命运共同体"等,指导着中国外交在捍卫国家利益,伸张国家正义,转变外交模式和提高外交能力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从外交理念的视角对中国外交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文本并不太多,而对于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新中国外交的历史发展脉络,帮助我们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更好地面向中国外交的未来。基于此,本文运用文本解读法、历史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等研究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发展。外交理念反映着一国在利益关系方面的价值取向,体现了该国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具体的外交理念则主要包括对于世界的认识、对于自身的定位以及对于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方面的诸多思考。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的理论依据包括:一、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判断转变为改革开放以来"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过程;二是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中国领导人经历了从"两大阵营"、"叁个世界"、"多极化"直到"和谐世界"的转变过程。叁是自我认知的判断。从毛泽东时代强调"社会主义"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领导人认为应该充分运用资本主义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所取得的各种文明成果,实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目的。外交理念关注一国如何处理好下列几个方面关系的重要性:一是为人类社会做贡献与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关系。中国主张将自身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各国应该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制定政策。二是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提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中国外交新布局。叁是国家外交和党际交往关系。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加强党际联系和交往的原则。四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之间的关系。提出应该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实现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形成和发展了一系列外交理念,特别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对外工作的新理念,包括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理念,使中国外交具有了崭新的形象。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形成的的思想渊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两个方面。在外交理念变化发展的原因问题上,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来综合加以分析。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在国际方面的原因是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国内方面的原因则包括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考量和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进程。外交实践与外交理念之间相辅相成。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外交必将发挥更加重要和更富有成效的作用,如国际多极格局与国际体系的构建和巩固、战略思维的引领和大国责任的担当等。中国将提出何种对外政策,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提出何种世界观、时代观、利益观等将会考验未来的中国外交,检验中国外交的勇气和创造力。外交理念不仅能够解释某个特定阶段中国实行具体外交政策的原因,而且据此可以对未来中国外交的发展予以研判,因为外交理念是融合了某种价值判断的产物。
王海腾[4]2014年在《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研究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对美公共外交活动。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中美交往过程中对美公共外交可以对两国关系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当前中国和平崛起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下应如何开展对美公共外交？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外交社会化趋势的加强以及科技传媒手段的发展，国家间社会层面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和密切，针对他国公众的公共外交活动成为各国外交的重要内容，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蓬勃发展，同样也成为中国新世纪以来开展对外交往和发展外交关系的重要形式和主要内容。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经历了在理念上不断提升、在机制上不断完善、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的发展过程，现在已经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公共外交关系，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而对美公共外交则因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而处于重要地位，发挥尤其突出的作用。中国的对美公共外交经历了一个由起步到形成、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美两国打开交往的大门就缘起于着名的乒乓外交。建交后的八九十年代，两国不断拓展在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相互交往和人员往来，对美公共外交在这些实践中开始起步、逐步形成。进入新世纪以来，对美公共外交开始走向正规化的发展轨道，通过首脑外交中的公共外交行为、孔子学院的建设、对美文化交流、对美传媒外交、经济领域的公共外交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在中美关系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首脑在出访中与美国公众的互动是对美公共外交的传统活动，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和魅力为美国社会提供了了解真实中国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为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而设立的孔子学院在美国风生水起，其担负的公共外交使命仍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文化交流是对美公共外交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外传播中的文化内涵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传媒在美国常常被称为“第四权力”，如何与美国传媒打好交道并最终服务于对美公共外交，也是对美公共外交的重要问题。经济领域的公共外交常常被忽略，随着中美经贸往来的持续上升和在美企业的增加，经济领域的公共外交需要得到重视。本文对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必要性与作用进行了剖析。公共外交的目标在于夯实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因此必须明确公共外交致力于发展国家间社会关系的重要导向。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变革和新兴国家群体崛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这对如何建立中美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推动国际社会和平发展颇具启示，而公共外交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国家的真正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必然伴随着国际新理念新规范的提出，文明多样性如何在实践中实现而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中国对美公共外交可以有所作为。新世纪以来对美公共外交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两国公众的往来与沟通进一步加强，美国公众的中国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两国关系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对美公共外交仍然存在诸多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两国公众固有的价值观和政治观念的差异，也包括部分媒体的误导和歪曲等因素。当前对美公共外交存在的困境主要有两国话语体系存在差异，以及对美公共外交的影响力有限等。本文最后提出了中国进一步加强对美公共外交的对策建议。文章指出，中国对美公共外交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未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公共外交的理念需要进一步革新，对美公共外交要切实推动两国社会交往，完善立法与机制建设，加大民间力量的参与范围和程度。公共外交的公众导向需要进一步明确，对美公共外交要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明晰重点群体的重要特征，对于不同交往对象区分不同交往方式。公共外交的效能需要持续提升，对美公共外交要重视“心灵政治”层面的沟通，形象塑造和观念传播要贴近美国公众，交往方式和交往内容都要遵循双向性和互动性原则。此外，公共外交研究需要不断加强，对美公共外交要自觉推动软实力的提高，无论是弘扬传统文化还是介绍当代中国，都要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只有拥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国才能实现全面的、真正的崛起。
张永辉[5]2013年在《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视角下的中美贸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美贸易的发展及其出现的不平衡问题，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经济的正常发展，更关系到中美政治、文化、外交等关系的健康与持续发展。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是能够很好解释中美贸易及其不平衡问题出现的原因的。以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来解释中美贸易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加快构建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的步伐，而且对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科学地认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现状与本质，理性审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复杂成因和影响，从而，对我国有效处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积极促进中美两国经济和政治的交往都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国际价值的形成是以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出现为前提的。国际分工的发展促使了世界市场的出现，而世界市场的出现为国际价值的形成和运用提供了现成的舞台。可以说，没有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出现，就不可能产生国际价值。世界范围内的无差别的抽象人类劳动构成了国际价值的实体。而在现有的世界平均技术条件下，在各国劳动者的平均劳动强度和劳动熟练程度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耗费的世界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则构成商品的国际价值量。影响国际价值量的因素包括科学技术水平、商品的国际供给关系、劳动强度、自然条件的差异以及参加国际贸易的国家的贸易量，对国际超额利润的追逐是各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动力，国际超额利润来源于生产效率较低的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价值转移。国际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是：国际市场上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商品的国际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国际价值规律既是国际价值如何决定的规律，也是国际价值如何实现的规律。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调节国际分工和各国出口商品的生产、加快了产业的国际转移、刺激贸易各国改进技术和管理，促进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各国调整对外贸易策略、加深了世界各国间的不平衡发展。影响国际价值规律运行的因素包括：国际垄断、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各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交通通讯因素以及国际货币因素。国际平均利润的形成，促使国际价值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国际价值规律应包括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实现。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在于获得更多的利润，然而，随着国内市场的饱和，就导致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这样一来，其商品价值就无法实现，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这就驱使资产阶级打破一切地域和国家的限制，去开拓和争取国外市场，发展对外贸易。此外，对国际超额利润的追逐也是资本主义选择对外贸易的原因。因为，在以国际价值为基础进行国际贸易的情况下，如一国的国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就可稳定地获得大大高于国内市场的超额利润。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高，较多商品的国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按照国际价值出售商品时，就可以从世界市场上取得国际超额利润，从而能在交换中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这就促使资本主义国家不顾一切地发展对外贸易。至于发展中国家选择和发达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原因，马克思指出，经济不发达国家在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时，这种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对象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也就是说，落后国家在出口方面吃亏，但是在进口方面获益。只要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输入的商品在国内市场上实现的价值，大于或至少能等于出口商品中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这样，发展中国家也能从国际贸易中也能得到好处。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中美两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原因。马克思的国民工资差异理论，国际价值规律对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结构的影响，国际价值规律对产业的国际转移的影响以及国际价值规律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等等都能很好地解释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由于中美两国国民工资的较大差别，就促使中国在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上的明显成本优势。工资成本较低，在国际市场上即使低于国际价值出售也能获得相应的利润，这就造成了我国产品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这就很好的说明了我国货物贸易顺差的原因。国际价值理论还很好地解释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之间的劳动分工。由于美国工人工资相对较高，这就使得其在低端制造业方面因成本过高不具备竞争优势，这就使美国不得不放弃一部分制造业，而从事于服务业或高端制造业，因为这些产业商品附加值较高。而中国由于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所以劳动力成本较低，这就使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具有竞争优势。这样就形成了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美国以服务业或高端制造业为主的劳动分工格局，这一格局也很好地说明了中国为什么在制造业方面出现顺差，而在服务业方面出现逆差；美国为什么在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方面处于顺差，而在制造业方面处于逆差。国际价值理论还很好地说明了产业的国际转移。美国为了避免本国劳动力工资过高造成的不利地位，更为了获取丰厚的国际利润，于是必然会积极进行产业资本的国际转移。他们把那些在本国劳动力成本高而利润率较低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地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因为那里的劳动力成本和其他资源成本普遍较低，在这些国家生产能继续得到本国不能获得的高额利润。这种产业的国际转移，进一步扩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国际价值理论还很好地解释了由于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而加重的中美贸易不平衡。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告诉我们，一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获得的国际利润量是和生产这种商品的要素成本及在国际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息息相关的。一种商品的生产成本越低，按国际价值或价格出售获得的国际利润就越高，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越能销售出去，就越能实现更多的国际利润量。因此，各国尤其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了避免本国资本的闲置，为了尽量实现自有资本的最大价值，都竞相对别国进行资本输出，尤其是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以实现尽可能多的国际利润。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进一步加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使中美贸易不平衡进一步加剧。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为我们积极推进中美贸易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首先，从国际价值的生产过程来看，为了推进中美贸易的健康发展，我们应采取的战略包括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调整中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尽快实现加工贸易的深化升级，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美国直接投资等等。其次，从国际价值的实现过程来看，我们应采取的战略包括实现经济增长由出口导向型为主向内需导向型为主，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创新的国际贸易市场，谨慎对待采取人民币升值的策略，促进成立中美自由贸易区。最后，构建合理的中美贸易沟通渠道也是我们积极推进中美贸易的健康发展良好途径。
唐昊[6]2007年在《利益集团政治变迁与美国霸权的转型》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是深刻而深远的。本文试图通过对冷战后美国利益集团政治变迁的分析来解释美国霸权的内在逻辑、近年来美国霸权发生变化的原因，以及这种霸权变化所带来的后果。本文论述了美国传统的霸权模式及其与美国利益集团政治之间的互动。美国的对外决策过程是在一个“政治市场”上完成的，这个政治市场为利益集团参与美国的对外政策过程提供了制度条件。以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这种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外交上的“民主”，是美国对外政策上的优势，而不是劣势，事实上，正是这种“政治市场”“集团政治”和“民主外交”使得美国的国家利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体现和维护，美国也是在这样民主与外交的良性互动中不断走向强大和霸权。但近年来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原因既来自于冷战结束所导致的外部压力减小、利益集团之间的“冷战一致”解体、全球化的拓展使得美国国内政治越来越和国际事务接轨等外部原因；同时也有美国国内政治自身的原因，如，政府体制发生变化、国会在外交领域的地位上升、美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公民更多地以参与利益集团而不是选举的方式来参与政治进程等等。这些因素导致美国利益集团在数量、规模和影响力上的空前发展，彼此之间的分歧加大、右翼集团抬头、跨国经济集团取得相对优势、政治市场上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等后果的出现。这种利益集团政治的变迁在对外政策领域最突出的后果是直接影响了美国霸权的模式，为美国的霸权扩张带来了新的动力体系。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跨国利益集团试图用自己的利益代言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利益集团政治变迁所推动下的美国霸权从一个有节制的“民主霸权”逐渐转型成为一个新型的霸权。追求绝对安全和资本扩张成为霸权的主要追求。这对美国国内民主政治、美国霸权的合法性，以及世界秩序都将带来根本性的影响。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理解美国的霸权逻辑，必须从美国国内政治中去寻找根源。美国目前的霸权模式是其国内政治发展不平衡、国际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共同产物，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霸权对世界来说预示着更大的不确定性。着重从国内政治的层面来理解美国利益集团，而缺乏系统地论述利益集团政治对美国外交影响、特别是当代利益集团政治发生变化之后的新影响的论着。本文在美国国内利益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方面做了宏观上的概述，既从对外关系的视角解读利益集团的影响和作用，也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解读美国对外政策的成因。同时，以往对美国霸权的研究多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解读，把美国看作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上，美国霸权扩张的动力来源更多的是其国内政治经济的需要。本文从利益集团政治的角度对美国霸权的解读，恰是这方面尝试着探索一条新的理论路径。此外，本文从对外关系的角度对利益集团进行了详细的分类，这在同类研究中也是首创的，同时对其中的跨国工业-商业-金融集团与美国霸权之间的关系做了详细的梳理，并就美国霸权形式提出“知识霸权”等一系列新的论断。在从国际关系的层面对美国利益集团政治进行宏观分析时，本文所应用和涉及到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包括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理论等；在对利益集团政治进行中观和微观分析和说明“政治市场”这一概念时，将应用到公共选择理论。本文主要采用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用社会学的方法，如社会统计方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方法等来解读美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迁对美国霸权转型的影响。此外，本文还采用了案例分析方法，以美国商会全球身份认同的变化为例，通过解读一个利益集团从美国集团到全球集团的过程，探讨在美国霸权转型的过程中单个利益集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种利益集团身份认同的转变如何影响了美国国家利益的观念和美国的霸权观念，并通过这种共有观念及各个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最终建构了新的国际政治权力体系。
夏立平[7]2007年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的演变与转型》文中认为国际体系是世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对国际体系的演变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当前国际体系的转型。古代区域性国际体系各有其自身的特点。从中国西汉时期至清朝后期，东亚的古代区域性国际体系，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相对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由于中国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国家，以及它政治、经济和悠久灿烂文化的巨大影响，使古代东亚地区这一相对独立的国际体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17世纪后半期，欧洲建立了近代国际体系。这包括17世纪后半期至18世纪末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1815年至1914年的维也纳体系。由于欧洲列强对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全球影响，实际上到19世纪40年代以后，欧洲区域性国际体系已发展为世界性国际体系。作者对近代欧洲国际体系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有一些显着特点：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是以资本主义初期发展为背景的，而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是以封建制度为背景的；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是均势和大国协调体系，而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是非对称的家庭式体系；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是以体系内民族国家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是以在绝大多数时期主导性国家不主动干涉它国内政为基础的；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是以国际法来调整国家之间关系，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是以“礼”来约束和调整国家之间关系；近代欧洲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对体系外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国对体系外国家基本采取争取友善或防御政策。人类已经历过的现代世界性国际体系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世界正逐渐进入全球化时代，这一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全球化趋势发展对国际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促使当前国际体系处于深刻变革之中。当前国际体系转型有一个很长过渡时期，现正处于这一过渡时期的相持阶段。作者在对国际体系的四个主要构成部分，即国际行为体、国际力量结构、国际互动规则和国际机制进行研究基础上，认为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具有下述特点：国际行为体多元化；国际力量结构多样化；国际互动模式多种共存；国际机制在各方博弈中变革发展。国际力量结构是国际体系的基础，而国际力量结构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大国战略关系。作者对构成当前国际力量结构和大国战略关系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叁边关系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以及它们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当前大国战略关系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大国之间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既相互协调又相互防范。为了推进建立互信、互利、平等、相互尊重的新型全球安全架构，有必要构建21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当前国际体系向国家之间相互依存为主要特征转型，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期。从长远来说，相互依存状态的国际体系还将再发展到一体化条件下的国际体系，这将为进一步建立和谐世界奠定基础。
周厚虎[8]2013年在《中美软实力战略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美国着名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以来“软实力”就成为了中外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学者的关注焦点和研究热点。随着软实力理论的逐渐发展和成熟，软实力研究也不断从理论分析向实证应用方面延伸与拓展，而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高度。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两国不仅关注于国家的安全与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注重本国软实力的提升，以实现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共同推进与协调发展，从而更为有效的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与战略目的。由于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具有不同的国家特质和民族性格，因此双方软实力战略的各个层面都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国际战略框架为经，以软实力理论为纬，从战略决策、战略认知、战略资源、战略意图、战略路径、战略评估和战略谋划等七个方面来系统比较中美两国的软实力战略，这七个部分的内容自然构成了本文的论述框架与核心内容。第一章从国际战略决策的视角来分析软实力的战略价值。首先采用历史分析方法，阐述软实力对大国崛起的战略意义和战略价值。其次论述软实力战略的重要要素，包括战略环境、国家定位以及国家利益等，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完整的软实力战略体系。第二章从战略认知的角度比较中美两国对软实力内涵的不同理解。首先对软实力理论的由来、内涵、构成、发展、意义以及局限等各个要素做出具体分析，其次比较中美两国对软实力内涵的不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美两国对软实力战略价值的认知差异。第叁章从战略资源的角度来比较中美两国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包含多个方面，但文化、价值观念和国际制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中美两国软实力资源优势并不相同，因此在软实力叁大核心要素上也呈现出各自特点。第四章从战略意图的角度来比较中美两国软实力战略的目的。虽然中美两国都实施软实力战略，但由于二者有着不同的战略文化与战略传统、不同的国家定位与国际地位，加上民族特性和历史文化的差异，使双方软实力战略的目标迥异第五章从战略路径的角度来比较中美两国软实力的载体。战略目标的不一样，导致了战略手段的差异。美国的软实力战略表现出外向型的特征，旨在“塑造一个新的他者”，重在同化；而中国的软实力战略则具有内敛型的特点，旨在“塑造一个新的自我”，重在感化。第六章从战略评估的角度来比较中美两国软实力的效用。历史分析法是国际战略研究的基本方法，因此首先需要考察中美两国软实力建设的历史进程。其次，任何战略手段都是为了实现战略目标。检验一个战略好坏的标准就是看其战略效用。中美软实力战略效用的评估主要包含国内民众感召力、两国的彼此认同力以及两国的国际吸引力叁个层次。第七章从战略建议的角度来分析中美两国的软实力建设过程中的优势和不足。与美国强大的软实力相比，中国软实力建设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吸取美国软实力建设的经验和启示，结合中国的自身特点来分析当前软实力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当务之急。总体而言，美国是一个软实力强国，不仅有丰富的软实力资源，更有能将资源转化为影响力的强大能力，其经验启示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就中国而言，中国的软实力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将软实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高度，不仅是和平发展战略的内在诉求，也是全球化时代的客观需要。在全球化、信息化、制度化的今天，任何国家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也取决于其文化、制度及价值观念所代表的软实力，还取决于本国的政策是否让其他国家感到自己的意见受到了尊重、自己的利益得到了关注。某种程度上说，未来的竞争是软实力的竞争，软实力的优点将决定着21世纪的面貌，也深刻影响着每一个国家的走势。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客观评估中美两国软实力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差异和发展态势，以期对中国软实力建设和软实力战略的实施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王晓飞[9]2015年在《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研究（1965-201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及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上面,新加坡虽然是个小国,但却尽显辉煌的成就,发挥出了与它的国土面积及人口数极其不对称的作用力,成为世界上众多小国争相学习的榜样。究其原因,其根本性是在于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后,被誉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根据新加坡特有的国情及立足于新加坡特殊的地理环境,并结合当时在美苏争霸下的国际形势,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动向,构建了作为小国新加坡所独具特色的外交战略——大国平衡外交。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是新加坡维护国家安全,拓展国家生存空间,并促进国家加快发展的产物,在现实性的基础上,同时又呈现出不断的发展性。通过大国平衡外交,新加坡所信守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渐趋被国际社会所接纳,促进了新加坡与区域内及区域外大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形成了在政治上的多边参与及经济上的多方卷入的局面。这为现今地区及全球开展相互间在政治上和经济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启示。在冷战期间,在区域内,新加坡借助于印尼与马来西亚对等的关系发展,建立了区域内的大国平衡格局,不仅抑制了印尼及马来西亚的威胁,同时还摆脱了受猜忌的存在状态,进而以东南亚地区一员的身份,融入到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在区域外,新加坡依托于美日的关系发展,填补了英军撤离后的大国真空,同时,又极力地拉入苏联来平衡美日在东南亚的势力发展,通过对中国的借重,平衡了苏联在东南亚的势力影响,牵制了苏联对东南亚的势力扩张,并利用印度的进入,稀释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从而使得在东南亚地区呈现出区域外大国相互制衡的关系局面,建立了区域外大国平衡的格局,消除了东南亚地区因某个大国做大、做强而雄霸东南亚的政治隐患。在冷战后,新加坡对大国平衡外交战略进行了建设性的发展,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加大了对东南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度,以及针对性地倾注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这为冷战后东盟在维护东盟地区的整体利益、促进东盟成员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助推东盟与中、美、日等区域外大国关系的发展,助以前瞻性的引领。本论文在绪论部分,着重概述该问题研究的意义所在、研究的主要内容、国内外对该问题的有关研究进展状况,以及本论文所注重的研究方法和所采用的结构样式。除绪论之外,本论文共分五大部分。第一章是整个论文的根基所在,解析大国平衡外交的理论架建、大国平衡外交的内涵与外延及大国平衡外交的生存空间。大国平衡外交需要特定的理论予以支撑,即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现实主义均势理论推动了大国平衡外交由理论走向实践,并在实践中向更高的层级发展。大国是大国平衡外交所要涉及的根本性对象,大国问的关系变化,为大国平衡外交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支持。此外,大国平衡外交的存在与发展,则需要一定的条件性。斗而不破的国际社会是大国平衡外交的生存空间,没有相对稳定的国际社会,大国平衡外交只能以虚拟性的存在,从而缺失现实存在的价值性。第二章阐述新加坡实施大国平衡外交的背景因素。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家外交政策的首要原则就是服务于国家利益。显然,一国所采取何种外交政策,与其所处的环境,存在着一定的根源性。新加坡在独立初期,整个国家内外交困而面临生存的脆弱性。如何生存?关系到新加坡能否存在,生存是新加坡整个国家所压倒性的一切。新加坡实施大国平衡外交,是顺应国家生存之要务。第叁章分析在冷战期间,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具体运作过程及所取得的成效。通过大国平衡外交,新加坡的国家安全得到了较为全面的维护,国家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新加坡成为世界上众多小国中的一个成功的典范。第四章探讨在冷战后,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发展性。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世界的多极化进程则进一步凸显,这使得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关注点发生了显着性的变化,新加坡对国家安全的维护及对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基于东盟的层面。同时,在稳固美日关系发展的前提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区域外大国,在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体系上的重要性得到了显着的提升。这体现了李光耀所一直倡导的,新加坡的外交政策不仅要具有审时度势性,而且还要具有紧跟世界形势变化的与时俱进性。第五章着重从总体上研习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特性,以及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实施对中国的影响性。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有着鲜明的新加坡特性,赋有深刻的新加坡烙印,这是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在使然。中国是个世界性的大国,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作为近邻的东南亚地区存有广泛的利益取向。新加坡以大国平衡的外交方式,在获取其国家利益的同时,则会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中国的利益。对于有利中国的,我们要积极地参与进去,而对于那些不利于中国的方面,一方面,我们要始终不懈地坚持我们的原则,不拿原则作交易；另一方面,我们要利用中国是大国的有利条件,引领中新关系朝向互利双赢的方向发展。论文的结语部分,从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高度及基于中国的视角,对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进行评判,肯定其积极性,指出其消极性,并提出了应对之策。总之,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战略的“得”与“失”,给国际关系的发展容纳了更多的思索空间。
陈杨[10]2005年在《东北亚安全格局中的中美关系》文中指出本文以东北亚安全格局与中美关系之间的互动性为主要线索,认为东北亚安全格局的稳定与变化影响中美关系的走向,而中美关系的状态和走向对该地区的安全格局具有反作用。不仅如此,中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一对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一个次区域性体系,东北亚安全格局时刻影响着东亚安全关系,反之亦然,而在这种互动中,中美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章从地理和政治上对东北亚作了界定,简要分析了东北亚安全格局中的中美关系的重要地位以及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一般特征,即特殊性、复杂性、微妙性和脆弱性,认为中美关系是影响东北亚安全格局的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并指出中美两国都有可能为东北亚安全格局的稳定和良性发展做出某些有益的贡献。 第二章和第叁章从历史角度概括了不同历史时期东北亚安全格局与中美关系的互动:随着国际格局、中美两国实力地位和对外政策目标、两国卷入地区事务程度的变化,两者的互动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东北亚安全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恶化或推动了中美关系,而中美关系的变化又导致了东北亚安全格局的变化。 第四章在叁个层次上分析了影响东北亚安全格局中的中美关系的诸因素:(1)全球性因素,包括世界格局、全球性国际机制和中美两国对外战略议程叁个方面;(2)地区性因素,包括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及环境和地区安全机制及其变化;(3)中美关系中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主要是经济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这叁大类因素对东北亚安全格局与中美关系的互动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五章则考察了东北亚安全格局背景下中美关系的互动状态和手段,主要包括:(1)安全对抗,表现为威慑和强制,如朝鲜战争时期的中美对抗以及台湾问题引起的中美关系危机;(2)安全竞争,如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推行均势和军事同盟政策,但中美之间存在的这种安全竞争同中美之间的安全合作并不是完全矛盾的;(3)安全合作,如双边安全对话、军事交流、全球战略合作(反恐)和地区安全合作(朝鲜核问题)等。这叁种状态和手段是在东北亚安全格局和中美安
参考文献：
[1]. 新世纪初发展中美关系的美国跨国公司因素研究[D]. 田露. 暨南大学. 2001
[2]. 美国跨国公司与“民主输出”研究[D]. 刘建华. 复旦大学. 2007
[3]. 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研究[D]. 张吉军. 兰州大学. 2014
[4]. 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研究[D]. 王海腾. 中共中央党校. 2014
[5]. 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视角下的中美贸易研究[D]. 张永辉. 苏州大学. 2013
[6]. 利益集团政治变迁与美国霸权的转型[D]. 唐昊. 暨南大学. 2007
[7]. 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的演变与转型[D]. 夏立平.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8]. 中美软实力战略比较研究[D]. 周厚虎. 中共中央党校. 2013
[9]. 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研究（1965-2014）[D]. 王晓飞. 云南大学. 2015
[10]. 东北亚安全格局中的中美关系[D]. 陈杨. 复旦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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