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是如何发动起来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87(2011)03-0086-13
延安整风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对于中国共产党完全实现思想的统一，完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起了巨大作用。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著述发表或出版，本文不打算对整风运动进行全面述说和评价，仅就这场运动是如何发动起来的作点介绍。
一、毛泽东提出要“改造我们的学习”
在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曾存在比较严重的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将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倾向，一度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全党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有了切肤之痛。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对土地革命后期政治上、军事上的“左”倾错误作了纠正。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又使全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步。经过这两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也得以确立。但是，不论是遵义会议还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都“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1]624。抗战爆发之后，伴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发展，党员人数也迅速增多，到1941年初已经发展到8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抗战爆发之后入党的。这样一来，由于大多数党员没有经历过大革命与土地革命，对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和照抄照搬十月革命模式给革命带来的危害没有切实的感受，对教条主义的本质自然也谈不上有深刻认识。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不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且特地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向全党发出了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的号召。毛泽东说：“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2]657-658此次全会之后，毛泽东曾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全党“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的工作。为了统管全党的干部教育并推动学习运动的发展，1939年2月，中共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以洛甫(张闻天)为部长，罗迈(李维汉)为副部长。1939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学习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号召干部发挥“挤”与“钻”的精神，想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把理论问题搞懂[3]181。194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全体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要求“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3月2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规定凡环境许可的地方，可依类编成学习小组并每月开会讨论一次，指示还决定将每年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
中共中央的这些措施，初步建立和健全了干部理论学习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两年的学习运动也有缺点，主要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4]190。194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5]2511942年2月，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亦认为，“在我们的教育与学习上，还存在着许多原则上的缺点，主要的是在我们的教育中，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政治教育中，“只抽象地去学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以为学习马列主义，只要阅读马列著作就够了，可以不必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研究当前环境的具体情况，党的政策之具体运用，结果使理论与实际脱节，所学与所用脱节。同时教育计划太高，平均的要求所有干部都学习马列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结果除了背诵一些政治术语，经济术语以外，很难有所收获。”[5]318
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是不满意的。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号召批判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但这结合，还存在很大的缺点。这些缺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研究工作还没有系统。二是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认真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三是许多人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认为，上述三种情形“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6]797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用他当时的秘书胡乔木的话说，“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以前从未感受过的。”[4]192这个报告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延安整风的最初动员。不过，“毛泽东这篇观点鲜明措词尖锐的重要讲话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上报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630也促使他下决心解决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问题。
194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党内教育方针等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说，我党干部的理论水平比内战时期是提高了，现在干部中多读了些理论书籍，但对于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还不够，对中国及世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缺乏研究和分析。我们还没有各种问题的专家，对于许多实际的问题不能下笔。延安的学校是一种概论学校，缺乏实际政策的教育。过去我们只教理论，没有教会如何运用理论，就像只教斧头本身，没有教会如何使用斧头去做桌子。延安研究哲学是空洞的研究，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内容与形式，不研究中国革命的本质与现象[7]324。因此，毛泽东认为有必要改变这种状况，改进学风，在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态度上来一个根本的改造思想。
二、皖南事变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路线是非问题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决定撤销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另组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王明回延安工作。1938年底，王明从重庆回到延安，兼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并分管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南委)、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东委)、党校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及中国女子大学(女大)等工作。回到延安后，“王明频繁出席了各种会议，作了很多报告和讲演，发表很多文章，显得十分活跃。”[8]362
1940年3月，王明将其1931年写的、集中反映他的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王明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一个挑战性的行动，”于是，“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在摆到中共中央面前。”[1]628
六届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一度有过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上讨论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设想，但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王稼祥在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时说：国际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于实际问题，特别是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国际认为要特别慎重。六届六中全会后，由于诸多原因，不但七大未能及时召开，“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也一直拖了下来。”[1]626
从1940年底起，毛泽东开始提出要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政策错误问题。他认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并非只是遵义会议所说的军事上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当时错误路线的领导人自以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及其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
1940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当前形势，毛泽东在发言中特别讲到了党的历史问题。他说，我党在历史上有三个时期。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在苏维埃时期，最初暴动时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苏维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估计当时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实行消灭富农及小地主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他还说：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在苏维埃运动后期土地革命潮流低落了，但民族革命潮流高涨起来。在过去这两个时期的“联合一切”、“打倒一切”的东西，的确不是马列主义，当时主持的人认为是马列主义，实际上这都是绝对主义[7]235。
毛泽东讲完之后，一些人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陈云在发言中表示：“同意毛泽东对过去苏维埃政策的批评，”那些错误的根源是：一、在四中全会后虽然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左”的错误尚未完全纠正；二、当时有人对历史的经验没有应有的尊重。“总括一句是马列主义不够。”[9]327-328朱德也说，总结历史经验要在七大前准备好，过去的错误主要来源于教条主义[10]。博古在会上表示，希望有检讨自己的错误，对当时的错误愿意承担责任。但是，会上也有人不承认苏维埃运动后期路线有问题。张闻天在会上表示：在苏维埃运动后期虽然因反对立三路线不彻底又犯了“左”的错误，但当时还是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的，还是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并没有错[11]62。
在王明、博古、朱德、张闻天、陈云等人发言后，毛泽东再次发言，指出：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抗战以来的倾向，在统一初期是“左”倾(主张苏维埃与国民党对立)，国共合作后有一时期是右倾，反摩擦后又是“左”倾。1937年12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在战略问题上，洛川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前方同志不服从，到十二月会议及六中全会才得到正确的解决。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和抗战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7]236。
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其中写道：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以为第五次“围剿”和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是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争)，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12]762-763。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起草的这个文件。会上仍有人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认为只是策略错误。“这种认识分歧引起了政治局内一次激烈的争论。”[11]63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好妥协，没有讲这一时期是路线错误”[4]191。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而当时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项英，虽然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就被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曾一度紧跟中共临时中央。据有人回忆：“四中全会后，王明统治了党中央，派任弼时等同志来江西，对项英同志进行打击。于是，项英就被王明路线俘虏了。”[13]140在抗日战争之初，项英又曾一度接受过王明的那一套主张，对蒋介石的反共没有保持高度的警惕。194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皖南事变的善后问题。毛泽东在总结皖南事变的教训时说：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过去我们认为是个别错误，但现在错误的东西扩大起来，便成了路线错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系起来，项英同志便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在苏维埃运动后期和抗战初期的错误路线的内容很不相同，但是这两个时期的错误项英都有份。“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但像项英同志这样由“左”的转到右，则说明“两极相通”。非“左”即右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4]192。从皖南事变联想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一步促使毛泽东决心对苏维埃运动后期以来党的历史进行总结，对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教条主义进行清算。可以说这是他发动延安整风的最初动因。
三、中共中央作出增加党性决定和毛泽东编“党书”
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事变后的局势与对策，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中共中央认为，皖南事变之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项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不认识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作为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在此问题上”“是完全和项英一致的。”“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巨大的问题。”[14]237-238
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讨论增强党性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思想斗争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宽的方向去了。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又说，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因1937年12月会议是有些错误的，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没有迅速地布置工作；其次对国共关系忽视了斗争性，因此边区也失掉了些地方，直到张国焘逃跑后才解决，对全国的影响也很大。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关于党性问题的决定[7]285。
同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王稼祥等人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个决定认为，在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加之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份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决定》指出，为了纠正上述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采取以下办法：一是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二是要更严格的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三是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四是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都必须如此。五是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六是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5]144-147。
对于中共中央为何要作出这样一个决定，1942年7月14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专门就此作了解释。他说，之所以把党性锻炼当作单独的问题提出来，首先，是“我们的党今天是处在与民族敌人进行残酷斗争的环境，是处在同日本战争的环境”，“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更加需要巩固我们自己，防止敌人利用各种机会和间隙来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其次，在抗战以来和几年的统一战线当中，党有了迅速的扩大，新成分涌进，加之处在比较分散的长期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又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里，党内容易产生不正确的思想。第三，“在抗日战争当中，某些党部的同志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态度，也可以说是采取对立的态度，没有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进行日常的工作。有的时候有些重大的问题，带有全国性的问题，不先经过中央的同意和批准，就做了。也有个别党部，或者个别干部，对于带有全国性的政治问题随便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依据自己的估计决定党的政策。”[15]238-241任弼时的上述解释，实际上已将中共中央出台这个决定的原因解释得十分清楚了。在后来的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成为干部整风学习的必读文件之一。
中共中央曾计划在1941年下半年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确定此次大会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总结中共六大以来的历史经验。1940年3月，周恩来、任弼时自莫斯科返回延安。中共中央决定任留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协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筹备召开七大，并具体负责督促于1940年10月底印出准备的各种材料，其中包括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献。
但是，六大以来党的文献的收集工作并不顺利，直到这年10月份，相关材料还没有找齐。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收集材料的工作由陈云、王明、王稼祥、张闻天、邓发等人分头负责，其中陈云负责组织问题和青年问题的材料，王明负责妇女问题的材料，张闻天负责宣传问题的材料，邓发负责职工问题的材料。10月21日，政治局常委会作出决定：有关材料限于11月底完成。
由于上述负责收集材料的人员，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工作很多，根本没有精力去收集历史资料，上述分工实际上不太可行”[4]175。于是，中共中央不久又决定六大以来历史文献的收集工作改由中央秘书处承担，由毛泽东负责督促与审核。毛泽东接手这项工作后，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据胡乔木回忆，当时收集资料的途径，一是中共中央从中央苏区带到延安的资料，由于当时战争环境，能带到延安的资料很少，因而这些资料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二是毛泽东自己保存的一些材料，如湘赣边界各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即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过这部分的数量也很有限；三是从党的报刊中查找，由于当时党报党刊主要在上海等地，在延安查找这些报刊不易，加之一些重要的文件在报刊上登载的不多，所以这条途径找到的资料也很有限；四是国民党在三十年代曾编纂了一套《赤匪反动文件汇编》，收集了中共历史上大量的文件资料，这成了收集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献的主要途径，但考虑到国民党可能对这些文件进行篡改，因而由毛泽东亲自对这些材料进行审核。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曾在上海设立一个秘密存放文件的地点即“秘密文库”，中共中央曾电告中共南方局，希望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从文库中找出一些文件。后来上海地下党找到了一些文件，不过并没有用上[4]177。
毛泽东负责六大以来文献资料收集之初，并没有打算将这些材料编成一本书。在审核这些历史资料的过程中，他“深切感受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我党领导机关的严重危害。这种危害通过领导机关下发的一系列决定、命令、指示等流毒到全党，在党内形成了一条比以往各次‘左’倾错误路线更完备的新的‘左’倾路线，就是这条路线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但这种情况并没有为全党所充分认识，即使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不承认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觉得，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七大是难以成功召开的。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在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的活动，以提高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统一全党的思想[4]176。在1941年8、9月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建议将他正在审核的为七大准备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供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使用，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个建议①。这次会议后，毛泽东开始进行此书的分类编辑工作，他将这些文献资料分成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军事问题、锄奸问题、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教育等八个专题，每一专题内的文献资料，不论其代表的路线正确与否，均按时间顺序排列。1941年底，这本文献资料汇集以《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为名，由新华印刷厂印刷出版。
《六大以来》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主要内容是关于政治问题，其它内容收入下册，共收集了1928年中共六大到1941年11月期间中共重要历史文献共557篇，其中包括会议纪要、决议、通告、电报、指示、党报社论、党的领导人文章与信件等，共约280万字。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毛泽东曾挑选了一些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文件86篇，以活页的形式发给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供其学习与研究。在1941年底，这些文章被合订成《六大以来》选集本。所以，《六大以来》实际上有汇集和选集两个版本。当时，该书的汇集本印刷了500套，只发给中共中央各部机关、各中央局、中央军委及各军区等大单位，不发给个人；而选集本印刷了一千余册，既发给单位，也发给个人，当然只限于高级干部。该书的分发手续十分严格，每本书逐一编号，凡收到此书者必须经过认真登记，并且保证不遗失转让，如本人离开工作岗位须交给接任者并报告中共中央，如果此书万一遗失，必须立即报告，否则不但将取消此书阅读资格，而且还要交党务委员会会议处理。
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的一个重要目的，“主要是把两条路线点明，从四中全会开始产生了党内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4]49因此，书中不仅收录了若干实践证明比较正确的历史文献资料，也收入了这一历史阶段大量反映“左”右倾错误的文献资料。《六大以来》的编辑出版，对于延安整风的发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胡乔木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从《六大以来》，引起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对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4]48毛泽东自己也在1943年10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六届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是克服了，但未作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说，目的是希望犯错误的同志慢慢觉悟。到了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6月后编了党书(即《六大以来》，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开1941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7]469
四、1941年九月政治局会议成为整风运动启动的标志
如果说上述工作都是延安整风的准备，那么，1941年9月至10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可以说是启动整风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次政治局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是9月10日至10月22日，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前文提及，毛泽东在接手编“党书”的过程中，阅读大量的党的历史文献，进一步意识到苏维埃运动后期，中共临时中央及其领导人不单是犯了“左”倾错误的问题，而是形成一条系统的错误路线，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全党特别是党内领导层不能取得共识，就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到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危险并加以彻底肃清。这是毛泽东下决心在这次会议上重点讨论苏维埃运动后期路线问题的重要原因。
在9月10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毛泽东说：“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毛泽东在讲话中列举了克服这些不正之风方法，并且强调：“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16]372-375
听毛泽东的报告之后，首先发言的是张闻天。他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帐，现在必须偿还。犹如现在做了领导工作而过去没有做过下层工作的，也要补课。张闻天又说：反对主观主义，要作彻底的清算，不要掩盖，不要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不要怕自己的瘌痢头给人家看。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过去的老帐，必须要还[17]162。
接着发言的是博古。他说：1932年至到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的负责人。遵义会议时，我是公开反对的。后来我自己也想到，遵义会议前不仅是军事上的错误，要揭发过去的错误必须从思想方法上、从整个路线上来检讨。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与稼祥、王明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莫斯科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在西安事变后开始感觉这个时期的错误是政治错误。到重庆后译校《联共党史》才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错误有些感觉。这次学习会检查过去的错误，感到十分严重和沉痛。现在我有勇气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逐渐克服[4]196。
在这天会议上发言的还有王稼祥、王明等人。王稼祥检讨说：“我实际工作经验也很少，同样在莫斯科学了一些理论，虽也学了一些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但学得多的是德波林、布哈林的机械论。学了这些东西害多益少。我回国后便参加了四中全会反立三路线斗争，当时不过是主观主义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我们的主观主义的来源是由于自己经验不够和教条主义所致。”[18]231
王明说：“毛主席报告对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说是路线问题，今天又有洛甫、博古的讲话，现在我都同意了。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对我有很大好处。1930年反立三路线我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我在莫时看了很多中国报纸，对博、洛在中央苏区时对毛的关系是不同意的；对五中全会认为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是不同意的。我在国际十三次全会上发言开始说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四次全会上便提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办法。”王明认为自己的缺点主要是没有很好研究中国问题，不了解蒋介石是(能)抗日的，所以表示要从头做起向下学习[19]。
从王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并没有认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路线错误与他有多大的直接关系。一方面，当时将这条错误路线的形成时间界定为1932年，而这时王明已离开国内到共产国际工作，他不是中共临时中央的直接负责人。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对这条路线错误还有所纠正。王明在这里讲他不同意博古、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态度，不同意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关于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大体还是符合实情的。
9月11日，会议继续举行，这天发言的有朱德、陈云等人。朱德在谈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观主义在红军作战中的种种表现时指出：到1933年以后，李德不经过军委，直接指挥部队乱打。随便组织新部队，这种新部队不能打仗，过去所谓扩大百万红军，到长征时大多数在路上散掉了。长征是一种搬家式的长征，在李德领导下，只是沿途逃跑，不敢打湖南军队。在分析主观主义的来源时，朱德指出：党的领导机关中，许多青年学生同志，对中国社会不满，要求什么都要干得彻底，而对于实际工作，什么也不懂。一些有教条主义思想的人拿着马列主义做招牌，随便批评人家，常常用革命的词句来打击人家[10]1077。
陈云在发言中说，1927年至1937年这十年的白区工作，主观主义占统治地位。四中全会后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多数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们用马列主义的金字招牌压服实际工作者。白区工作的主观主义直到刘少奇来白区工作后才开始转变。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是代表了过去十年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上层，中央里的所谓“理论家”、“实际家”，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20]326-327。
在9月12日的会议上，任弼时、彭真等作了发言，王明作了会上的第二次发言。
任弼时在上发言说：二十年党的历史说明，根本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即如何使理论与实际真正联系的问题。真正的理论家，那就是能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能从经验中找出发展的规律而灵活的运用，是善于以理论为武器，根据具体的客观事实正确地决定斗争政策，而不是空谈死背教条公式。六届四中全会后，1932年1月到遵义会议时期，是更完备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思想占统治时期，造成更严重的路线错误和严重的恶果。占据领导地位的主观教条主义者，以更高明些的教条击败了不高明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他们更肆无忌惮的发挥其小资产阶级空想革命的主观主义，同时又以宗派主义来保持他那主观主义的空想革命的进行；他们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的经验，并不真正愿意与群众实际生活接触；否认过去的革命斗争经验，以宗派主义组织路线打击不合于自己的异己者；他们规定一些东西要人家执行，而自己并不一定遵守和执行，甚至在最危急时而悲观而动摇[21]407-408。
彭真发言说，反主观主义的斗争不只是从今天开始，今天反主观主义的斗争是在中央领导机关开始决战。华北来的一些干部，有一种悲观失望表现，认为许多理论学不进去，有些人只学了些名词和教条。现在延安学校教马列主义概论，教外国的东西，而不教中国的农民问题与民族问题。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完全失败，苏区工作大部分失败。这是主观主义的严重恶果。遵义会议决议，在苏区党代会时华北代表没有看到。我过去对中央同志是尊重的，但过去有这样大的错误，中央没有作结论，我是不舒服的。这次反主观主义的斗争，是为了纠正路线的错误，而不是打击人[22]。
在9月12日的会议上，王明也作了发言，但他不检讨自己，却抓住李维汉说过的一句话大做文章。李维汉在发言中表示，经过检查后，思想上放下包袱，觉得“轻松愉快”。李维汉在中共六大后虽然不是政治局成员，但在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和苏维埃运动后期，都曾担任过重要的职务，“两个时期的错误，他都较为积极地贯彻过。在会上不少同志对他批评较重，说他检讨不好，有的同志用词还尖刻。”[4]196李维汉的这句话，无非是表达自己在经过检查后的心情，王明却指责他“不诚恳”，“不彻底”，说：“1932年至1935年的主观主义危害很大，罗迈认为轻松愉快，是没有法子纠正的，”“如认为自己可以马虎过去，这是不能改正错误的。”[19]
发言的最后，王明说要向中央揭穿一个秘密。他说，博古、张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是不合法的。因为1931年秋他与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成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由于博古他们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23]129。
自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特别是1931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成立以来，毛泽东与其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而临时中央为贯彻自己的那一套东西，不但对毛泽东加以批评与指责，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的组织措施。如宁都会议解除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使他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年多时间的“靠边站”；1933年临时中央刚搬到中央苏区，就以指桑骂槐的方式反所谓“罗明路线”；在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上，只保留了他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位，而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则被张闻天所取代，实际上处于赋闲状态。毛泽东所说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路线错误问题，博古、张闻天无疑是主要责任人。可是，在博古、张闻天已经在会议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承担了相应责任的情况下，王明揭露出的这个“秘密”，显然是为把博、张二人彻底搞臭搞倒。然而，王明这样做，或许是为了使会议将主要矛头进一步对准博、张等人，但却使人们看到其为人的不可取。博古早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张闻天这时名义上还在主持会议，但经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已完全确立，且他们均已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王明此举实有落井下石之嫌。这是后来王明逐渐失去人们同情而遭孤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9月29日，政治局会议继续举行。在这天会议上，张闻天、博古等人再次检讨自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同时也指出，王明并非他自己所说怕那样正确，他与错误路线也是有关联的。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这次会议精神极好，对自己极有帮助。必须把自己个人问题弄清楚，才更好讨论。我个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极严重，理论与实际脱离，过去没有深刻了解到。自己虽是对这个问题说得、写得都很多，但了解并不清楚。原因是行动方面夸夸其谈，粗枝大叶漫画式、一般的了解问题，而不是很具体清楚了解后再提出问题，所以得出的结论是主观的。真正自己动手做得不够，因而不能深刻了解和处理问题，在实际工作上纠正理论与实际脱离的错误也不可能。
对于中央苏区工作，张闻天说：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这些错误在五次反“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我是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我们的错误路线不破产，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便不能显示出来。但应该说没有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人的支持，我们的错误不会这样有力的发展[17]162-163。
关于王明9月12日发言所讲到的“篡位”问题。张闻天说，当时路线的错误，临时中央到苏区后也确有篡位问题，但王明当时在国际不打电报来纠正也是不对的。况且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国际批准的，这些事情王明当时为什么不起作用[23]128。
博古检讨说：1932年至1935年，是整个路线的错误，表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以及革命发展不平衡性和长期性等方面都有不正确的理解，不能正确估计形势，过分估计敌人的动摇和崩溃，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把个别事物视为普遍现象。每次决议，总说形势比以前高涨，步步高升，以教条掩盖革命力量的真实发展，因此斗争第一，虽败犹荣，人为地强制提高斗争要求；军事上冒险，对下级和群众强迫命令，对中间阶级不讲策略，看成是掩护国民党的反革命；组织上排挤打击不同意见的人，搞宗派成见。总之，不懂得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及其总和去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现实。主观主义是认识上的唯心论，方法上的机械论，轻视中国革命本身的经验，而把马列主义的词句和苏联的经验当作教条搬用。
博古的发言说明了王明和这条错误路线的直接关系。博古认为，错误路线从1931年9月20日中央发出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这个文件起“大致即萌芽”，“已初具面貌，”因为文件中已经提出了要夺取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提出了和反革命“决战”，说“目前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说“急速发展的革命运动正在使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博古说：这是四中全会后“第一个全般(盘)性的重要决议”，是王明赴莫斯科临行之前主持制定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央决定周恩来进江西苏区，王明则要求去莫斯科，所以，20日前后，在王明主持下解决了几件事：经远东局批准，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政治局；通过了上述决议和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决议。博古又说明：共产国际对这条路线“有些助上(长)，否则没有那样的气和劲。国际代表没有纠正，而是批准”，王明在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也没有纠正，有些是助长。”[19]
康生发言说，王明在莫斯科其实与当时国内博古中央也犯着差不多同样的错误，他在个别策略上有对的地方，但基本思想与博古相一致，这是应该承认的。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不听劝告留在延安，非驻武汉不可，以及在武汉时期所犯的错误，都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23]129。康生还说，他过去在白区政策上与刘少奇有分歧，今天看起来刘少奇是对的，他当时反对刘少奇，一是由于自己的主观，二是听了国际说刘少奇是机会主义，三是受了1931年12月的中央告同志书(即《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引者)的影响，把刘少奇看成机会主义者。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时中央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4]198。
邓发说，对于当时的错误，博古的确要负第一位的责任，李维汉、张闻天其次，但这些错误政策莫斯科是否也批准了呢？在夸大红军力量、断言党的路线正确等问题上，王明不是也同意了吗[23]129？
王明9月12日的发言，原本企图使博古、张闻天等人不但背上犯了路线错误的责任，而且还存在“篡位”和假传圣旨的问题，不料弄巧成拙，这恐怕是他始料不及的。
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文件规定高级学习组“成份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这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高级学习组设组长、副组长及学习秘书各一人。学习组之下分设若干学习小组，由小组长负责。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管理指导，按时指定材料，总结经验，解答问题。”[5]205-206
这年11月4日，毛泽东和王稼祥向各地高级学习组发布关于学习内容的通知，规定“第一步均以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与我党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学习研究范围，“在本年内，先将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列宁《‘左派’幼稚病》二书，与六大以来八十三个文件，通读一遍。这种通读的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明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5]211高级学习组的成立和相关学习活动的开展，意味着“从1941年冬季开始，全国各级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运动普遍发动起来了”[4]204。
五、王明利用季米特洛夫电报做文章结果却适得其反
这年7月，联共(布)中央通知中共中央，日本正从本土把一批完整的部队单位运到了中国大陆，集中在中苏边境，建议八路军设法切断通往北平、张家口、包头的铁路交通，突破日本部队向这些地点的集结。苏联还通过其驻华大使崔可夫向中共中央提出，八路军应大规模出击，配合国民党军队在中条山一带的作战。7月15日，中共中央就中国党准备以何种行动援苏问题，致电周恩来要他答复崔可夫并转告苏方：中国党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而在以情报和破路牵制敌人方面，八路军已开始行动，但对将来日军可能的大规模行动，因“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塌，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那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中共只能“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24]387。
对于中共中央的这个答复，苏方甚是不满，10月上旬，通过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一共提出了十五个问题加以责备，特别要求中共中央回答，在法西斯德国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中国党究竟采取什么措施，在中国战场上积极从军事上打击日本，从而使德国在东方的同盟国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进攻苏联？
接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后，毛泽东将来电交给王明看并商量如何答复。10月7日，毛泽东同王稼祥、任弼时找王明共同商量复电季米特洛夫的问题。王明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新民主主义是将来实行的，现在不行，吓着了蒋介石。反帝、反封建和搞社会主义是三个阶段，目前只能反帝，对日一面作战，避免同蒋摩擦；我们与蒋的关系应是大同小异，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4]199-200。
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同王明谈过两次话。一次是王明9月12日发言之后，毛泽东希望向王明具体了解博古等人的所谓“篡位”问题，同时也婉转地提出希望他能正视在抗战初期所犯的错误[23]130。第二次是9月29日的会议之后，据王明在10月8日的发言，毛泽东与他主要谈了如下四个问题：(一)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问题；(二)《论持久战》问题；(三)对武汉时期形势估计问题；(四)长江局与中央关系问题[25]。
9月29日会议上，张闻天、博古、康生、邓发等人发言，已说明王明对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路线错误并非没有责任，按理，王明应当主动检讨自己的错误。可是，看了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之后，王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共产国际已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严重不满，结果非但没有检讨自己，反而对毛泽东大加指责。
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王明说，最近国际来电，要我们考虑如何改善国共关系，我认为目前国际提出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弄得更好些是有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现在中央军与地方实力派同我们关系都不好，各小党派除救国会、第三党与我们关系较好外，其他党派与我们关系也不好。我们应与地方实力派关系弄得更好些；我党虽在国共摩擦斗争中仍能执行统战政策，仍然拥护蒋介石，但在军事摩擦中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分，对地主搞得太过火，这是妨碍统一战线的。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王明说，中国革命的政权是各阶级联合的政权，目前需要工农、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地主各阶级联合的政权，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中只说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只说要联合中产阶级，未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论》说到经济政策时，说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王明说，有些地方执行政策是“左”了，有些斗争是可以避免的；现在要与国民党关系弄好；今后阶级斗争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余地[26]。
王明为何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共中央方针政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关键在于他相信共产国际对中共必定有所动作。他事后曾对博古说，他这样做，是因为“那边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23]131。王明这一次是完全打错算盘了。其一，此时苏德战争已经爆发，苏联在开战之初连遭失利，斯大林已经自顾不暇，不可能过多关注中共的事务。其二，王明是米夫一手扶上台的，米夫早在1937年苏联的肃反运动中被整肃，王明在莫斯科已没有靠山。其三，经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已经稳固，王明的那一套主张在党内已没有市场。其四，王明对张闻天、博古的态度，使与会者包括原属教条主义阵营的人，对其为人与作风难免产生反感。
本来，毛泽东在提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路线错误时，并没有将主要矛头指向王明，只是在同王明第一次谈话时，“委婉地提到了希望王明能够正视他在抗战初期所犯错误的问题，”并且谈话的态度“是商量的”[23]130。现在既然王明自己跳了出来，毛泽东也就决心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问题提出一并加以解决。
王明讲完后，毛泽东说，最近和王明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王明今天说的有些问题和昨晚不同，作了一些修改。昨晚他说，当前我们要和大资产阶级弄好关系，说《边区施政纲领》和《新民主主义论》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好；而要与蒋介石弄好关系。批评我们的方针是错的，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对蒋介石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蒋介石对我们采取一打一拉的策略，我们要依靠无产阶级的自觉性，不能上他们的当。所以，我曾多次说到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造成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来教育同志，而王明没有一次说到陈独秀主义的错误[27]473。
谈到武汉时期的问题时，毛泽东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对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我们大家来讨论是好的。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工作，我和他谈过在下面几个问题上有错误：(一)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二)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策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有指示性的电报；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现在王明同志谈了他的看法，大家可以讨论。”[28]201-202
王明在党内并没有多深的资历，之所以从一个普通干部一跃而进入中央领导层，靠的是共产国际对他的重用。随着米夫的失势，王明在共产国际眼中已不那么重要了，他自己恐怕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可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又使他产生了幻想，以为共产国际会重新重用他。然而，王明的这个幻想被这天会议上王稼祥和任弼时的发言打破了。
王稼祥发言说：与斯大林谈话时，我与王明都参加了。当王明问到中国革命战略阶段时，斯大林答复说，现在主要的是打日本，过去这些东西现在不要谈。当谈到军事工业时，斯大林说，没有大炮是很困难的，苏联愿给以帮助。谈到政权问题时，斯大林说，将来你们军队到了那里，政权也会是你们的。谈到战略问题时，斯大林说，打日本不要打头，这实际上便是要打游击战。季米特洛夫谈话时，我与王明、康生都参加了。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是共产国际没有说过不正确的话[18]182-183。
任弼时发言说：“我与恩来在莫时，季米特洛夫与我们谈话说到王明一些缺点，要我们告毛泽东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只对毛说过，对王明也没有说，因为感觉不好对他说。有一次毛找王明、洛甫、康生、陈云和我谈过话，批评过王明一些缺点。后来他担任边区工作，开始实际工作的调查研究，我感觉他有进步，但前次政治局会议，王发言批评别人无党性，对自己缺乏批评精神。前几次毛与王谈武汉时期的错误，王还不愿接受。昨晚谈话更提出新的原则问题。今天书记处会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对我说的问题谈出来，帮助王明来了解问题。”任弼时说：“首先是曼努伊尔斯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引者)问我三点，我只记得下两点：第一问，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的意见。第二问，王明是否想团结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而季米特洛夫的评语是‘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据共产国际的干部反映，有一次出去参观，米夫介绍王明为中国党的总书记，王明居然默认。(张闻天插话说，《救国时报》宣传王明为英明领袖。)根据国际说的这些话，和王明回国后的情形，王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王的主要问题便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特别是忽视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27]474
这次书记处会议对王明是一个沉重打击。听完了众人的发言，王明这才发现局势对自己已完全不利，只得辩解说：我认为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与六届六中全会的路线是一致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有些同志了解与我了解不同，我的了解不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便是一切经过蒋介石；在长江局工作时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有错误，但就是这些错误也是客观上形成的，或是由别人负责造成的。个别缺点是强调斗争性不够，不准在《新华日报》上发《论持久战》，在组织上形成半独立自主，原因是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他还对毛泽东说：你是党的领袖，我的话不对，做结论的权在你[29]。
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开展讨论。王明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4]201。
可是，没等下次政治局会议召开，王明终于招架不住了。“8日会议的结果，特别是王稼祥和任弼时讲述的季米特洛夫等国际领导人对他的不信任态度，不能不使他如坠深渊，心理上受到相当大的刺激。惶惶不安一天之后，王明竟因过于紧张使心脏病突发休克病倒了。”[23]133-134这样一来，原定12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只得延期。
10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任弼时报告了王明的情况：王明因病，医生要他休息三个月。他提出不参加书记处工作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关于武汉时期的错误，他同意毛泽东10月8日在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结论；关于对日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室去谈，以后由政治局讨论，他病好了再看记录[21]411。
由于王明生病不能到会，毛泽东宣布：王明生病，关于武汉时期工作只好停止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就以10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的意见作为定论。对他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以上意见委托弼时向他说明[7]332。
这次会议决定：(一)组织清算党的过去历史委员会，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参加，以毛泽东为主任，由王稼祥起草文件；(二)组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委员会，陈云、高岗、谭政、陈正人、彭真参加，以陈云为首。
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这天的会议王明“因病请假”没有参加，毛泽东也未再作报告。至此，九月政治局会议结束。此次政治局会议对于延安整风产生了极大影响。在这个会议上，除了王明外，当年中共临时中央的几位主要成员，都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承认苏维埃运动后期确实犯了路线错误，这就为整风运动的发动消除了可能的思想阻力，统一了领导层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王明虽然拒绝承认错误，但他在会上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使其已成为孤家寡人。这些都为整风运动的发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毛泽东说：“1941年九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7]469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1953年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名为《整顿党的作风》)。2月8日，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这两个报告的中心内容，就是提出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同时提出整风运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这两个报告实际上是毛泽东公开发出了全党整风的号召。以此为标志，延安整风运动由党的高级干部发展到全党。
注释：
①关于中共中央决定编辑此书的时间，一说是1941年上半年，见裴淑英：《关于〈六大以来〉一书的若干情况》，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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