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能源与环境——经济发展的两大制约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大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制约因素论文,能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
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
从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开始，中国一直遵循一种高能耗的增长模式。重工业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1985年，重工业占到全国工业GDP的55％，到199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50％，但到了2000年，该比例又回升到了60％。2002-2004年间，重工业的发展甚至更快，其所占比重竟然达到了68％。事实上，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迅速增加是重工业投资大幅提高的原因。2003年汽车、电解铝、炼钢和水泥工业的投资分别增长了78％、88％、96％和113％。到2004年，中国的钢产量占到全球总产量的27％，煤占到30％，水泥则高达50％。这一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属于能源高度密集型，需要一次能源供给的不断增长来提供支撑。而能源部门的快速扩展主要是化石燃料的生产，并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影响。
城市化
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可望超过3000美元，成为高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城市化。2000年，全球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年收入为2490美元，平均城市化比率大约为62％。到2020年，中国超过一半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地区，换句话说，将有大约3亿农村人口迁徙到城市地区并在其中工作。据估算，城市居民的人均能源消耗量是农村居民的三倍左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住房建设投资将进一步增加，以满足城市移民的需要。因此中国需要更多的钢铁和水泥，即能源密集型的重工业，并且需要在国内生产。随着城市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汽车、家电和其他能源消耗品的需求将相应增长，以满足其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这将进一步增加城市地区的能源消耗。
由于人口数量庞大，中国还需要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十一五”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在城市地区创造45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中国与全球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以及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保持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是中国政府的重中之重。由于中国在廉价劳动力和能源成本方面具备比较优势，其他亚洲国家生产的零配件被拿到中国进行最后的组装。由于富余劳动力较多，中国可望在未来一些年内继续保持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但是，中国一直采取较低的资源税率和补贴来保持低水平的能源价格，因此早就应当对能源价格进行修正。
市场改革进展缓慢
能源和环境问题应当纳入有关中国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的辩论。中国目前的能源价格算不上市场化，不能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对环境的外部效应。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能源问题可以通过市场的创新能力加以解决，但能源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并且到目前为止没能放松对能源分销业管制。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创新不大可能解决能源问题。市场准入壁垒的存在使得能源行业具有半垄断性质，因此能源问题被社会化和政治化了。改革严重滞后，甚至很难让能源供求关系反映在能源价格当中。最近一段时间的能源供给短缺只能通过行政手段加以解决。虽然市场化改革能够解决能源供求问题，但仍需要其他配套措施来解决能源使用的环境外部效应问题，即本地区和全球所面临的污染问题。
能源制约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将受到能源的制约。中国的人均能耗需要再增加一半方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要翻两番方可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一发展路径需要解决两个重大问题：(1)得到所需能源的途径(供给)；(2)价格。严重的能源短缺将危及经济和社会稳定，而能源价格的突然上涨也可能会导致类似的后果。
能源供求
中国已探明化石燃料储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石油人均储量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1％，天然气是0.4％，煤则是56％。短期的解决方案是进口化石燃料。但由于中国的需求量太大，一旦因地缘政治原因出现供给缩减的情况，就会导致国际市场的投机性交易和价格的高度不稳定。国有能源企业正在积极寻求境外能源资产并购的机会，以扩大中国的能源供给，并在世界能源供给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包括中国在内的大经济体如能提供质量更高的能源数据，国际市场将可以针对发展需求做出反应。长期而言，如要确保能源安全，中国必须增加国内新能源(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经济性利用。这也将有助于维持国际能源平衡。
2002-2004年间，中国的能源消耗增加了将近40％，其中煤、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的消耗量分别增长了45％、33％、37％和30％。要找到能够立即减少能源消耗的途径十分困难，即使进行结构性调整，大力发展服务业经济也未必能够立竿见影。在2020年以前，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将是中国面临的一项极为重大的挑战。
煤是中国最主要的能源来源。按目前的消耗水平，现有的探明储量仅能维持大约50年的消耗。根据目前的资本情况，到2015年中国的煤炭消耗可望增加到每年30亿吨。这将进一步缩短现有煤炭资源能够维持的时间。为此，中国需要进一步进行勘探开采，增加矿井深度，并导致相应的生产成本增加。如此一来，中国的低成本能源比较优势将无法长久存在。如果目前的能源使用模式继续不变，那么在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耗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之前，其能源资源就已经消耗殆尽。
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给中的份额在逐渐提高，并将有助于改善长期能源供给安全和促进清洁能源的使用。但可再生能源在总体能源供给中的份额依然很小。截至2004年，中国小型水电站的装机容量达到3400千瓦，使得中国成为全球领先的使用新型可更新能源发电的国家。在利用其他可再生能源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如风能(77万千瓦)、太阳能热水(4500万千瓦热量)和乙醇(20亿升/年)。2006年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及其《实施细则》旨在降低能源行业门槛，鼓励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
能源价格
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低廉的劳动力和能源价格。随着技术和人力资源的素质不断提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将逐渐增加，并逐步转向较高价值的产品。由于富余劳动力数量庞大，尽管中国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其劳动力价格依然相对较低。但另一方面，能源价格偏低导致了一些负面影响。
高能耗是能源低价格的结果。最近，重工业的大幅扩张(某些行业甚至出现了产能过剩)表明，能源消耗已经超过合理水平，这是低价格导致的不合理结果。例如，2005年上半年，钢铁产量增长率达到同比26％，新增产量中的一半用于出口。如果出口价格能够反映资源损耗溢价，并且能够将用煤炼铁的环境影响充分内部化，这对中国而言将是一种双赢的局面。但事实上，目前的煤炭价格仅仅反映了生产成本，因此钢铁出口可以被看作“过剩”，并且将增加寻找替代能源和清洁环境的成本。这些成本无法被一笔勾销，只能被转嫁给子孙后代。
低廉的能源价格减轻了工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压力。中国的能源密集度按每单位工业产出折算超出发达国家水平大约1/3。1980-2000年间，许多行业的能源密集度都大幅增加。这期间的GDP翻了两番，但能源消耗却只增加了一倍。实现这一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增添了许多新的现代化设备。通过提高能源价格，中国能够将投资决策引向提高运营效率而不是继续优先采用低成本、低技术含量的设备。要实现在2000-2020年间将GDP翻两番同时能源消耗仅增加一倍的目标，中国需要发出适当的能源价格信号。在最初的20年里，中国的GDP能源弹性系数一直保持在0.5左右，但现在这一系数已经高达1.5。为实现上述GDP翻两番、能耗仅翻一番的目标，中国需要立即将能源弹性系数降低到0.3左右。也就是说，在实现年均GDP增幅超过7％的同时，确保能耗增幅仅为2％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转向高附加值、低能耗的出口经济。
理论和发展经验都已经表明，在根据可用资源情况找到合适的产业结构或者增长模式方面，市场“看不见”的手比政府“看得见”的手更为有效。存在制约因素意味着最好通过市场力量来做出选择。如果政府认同这一点，则应加快所有能源子部门的市场化改革。一个有效的市场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使得能源价格成为能源供给和能源使用行业的投资信号。从石油危机中汲取的国际经验表明，提高能源价格将会抑制需求增长，同时促进供给增长。
过去三年来的能源消耗急剧增加，同时能源价格也大幅上涨。国内煤炭价格虽然上调了29％，是中国历史上幅度最大的一次调价，但由于电力和石油价格尚未放开，这仍然不足以抑制需求。相比之下，国际市场煤炭价格已经上涨了79％，石油价格在60～70美元一桶之间振荡。一些知名国际机构的预测认为，高油价的状况将持续到2010年。除了根本性的原油供求紧张关系之外，还存在一些较大的风险，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乃至狂升。这些因素包括强劲的全球需求、天气和事故造成的供应中断和地缘政治不稳定加剧。国内石油价格应当加以调整，以反映国际油价变化，同时应当相应提高其他替代燃料的价格。石油和煤炭将是下个10年主要的能源来源，可望占到总需求的85％。
环境制约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还将受到因大量本地化使用化石燃料所造成的环境影响的制约。目前中国每天大约消耗570万吨煤，640万桶石油。这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包括固体废弃物、水资源污染和本地、地区乃至全球层面的大气污染。中国目前每年需要处理大约3亿吨废煤。自1949年以来，中国已经开采了380亿吨煤炭，其中有35亿吨堆积成了2600个废煤堆，大多位于五个产煤大省，即山西、辽宁、山东、河南和河北(占废煤总量的70％)。类似的，热电厂燃煤产生的煤灰也不可能完全被处理掉。煤炭在存储过程中及其燃烧产物会使得数种微量元素(比如汞)流入水体，造成含水层被污染。炼焦厂排出的废弃物污染了地表水体。但最为严重的环境影响还是大气污染。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能够在离源头很远的地方导致酸雨，造成土壤污染，扰乱当地生态。微粒物质，特别是粒径较小的微粒污染物，能够导致呼吸系统疾病。而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则增强了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
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发布的2005年环境可持续性指标(ESI)显示了中国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依据21个环境指标，中国在全世界145个国家中排在第133位。中国存在一些十分严重的环境污染：城区周边90％的河流受到严重污染；75％的湖泊处于富营养状态；中国1/3的国土受到酸雨的危害。2004年中国有60％的城市未能达到国家2级空气质量标准。全世界污染最为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6个。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仅造成经济损失，而且危害公众健康。中国政府已经实施了多个旨在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可持续性协调发展的项目。但是，中国对煤炭的依赖很难消除，因此很难从根本上扭转生态恶化的趋势。虽然污染者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减轻污染，但完全消除使用化石燃料的有害影响不具有经济性。例如，截存二氧化碳将大幅增加燃煤发电的成本。由于化石燃料的使用量十分庞大且还在不断增加，对残留排放物的处理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的资源保护政策目标是减少能源使用及其对环境的影响。要实现环保目标，需要引入适当的激励机制和可持续的执法努力。
虽然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矛盾关系，但根据2005年环境可持续性指标，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排名也很低。这表明，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类似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哥斯达黎加却十分强调环境资产的保护。因此这些国家的环境质量远比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应当”具有的环境质量为高。北欧国家的人均GDP很高，但其环境可持续性指标却超出了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所“应当”具备的环境水平。而与之相反，英国、比利时和美国的环境指标却位于回归曲线之下较远的地方，这表明其环境指标大大落后于经济水平。类似的，经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致力于保护环境可能会对竞争力造成负面影响。但是，增长竞争力指标(GCI)相同的一些国家往往在环境领域的表现相差很大。芬兰和美国的GCI得分差不多，但芬兰的ESI得分却远高于美国。与此类似，瑞典、冰岛和挪威位于回归曲线上方较高的位置，而中国、特立尼达岛、多巴哥岛和韩国则处在曲线下方较低的位置。上述报告还发现，更为关注环境政策，环境监管更有效的国家更有可能产生良好的环境成果。
国际经验
亚行于2005年11月22～23日在马尼拉举行了能源效率磋商研讨会，并在2006年6月20～22日在马尼拉组织了清洁能源周活动。与会人员包括亚行发展中成员国的政府官员和行业专家，来自国际能源机构(IEA)，加拿大、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国际专家，以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和捐资机构的代表。以下对在研讨会期间分享的有关提高能源效率的部分国际经验作一介绍。
1973年的石油危机使得能源效率真正备受关注。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估算，如果未能从那时开始采取节能措施，那么这25年来的能源消耗将高出将近50％，也就是说，节能比任何其他能源来源的贡献都大。美国加州是一个节能的典范，该州2001年的人均用电量仅为7000千瓦·时，而整个美国的平均水平已经高达每年12000千瓦·时。加州所节约的用电量有大约一半可以归功于公用事业部门的努力，其余则是通过执行节能建筑和家电标准来实现的。展望未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这是衡量化石燃料使用是否降低的指标之一)潜力最大的领域是最终用户节能领域，也就是说，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67％，另有17％可以通过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来实现。
根据美国的估算，自1973年以来，通过采取节能措施，已经避免了大约20亿吨的碳排放(约占全球总量的9％)，能源消费金额相应减少了4000亿美元。大约25％的能源节约归功于政府的相关政策和规划。具体说来，包括联邦能源管理规划、州公用事业/纳税人基金、相关的设备/建筑标准和法规、能源标识和认证、税收激励措施、消费者的节能意识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联邦政府每年花费100亿美元用于能源领域，并且为联邦机构设立了具体的目标：到2010年将每单位面积的能耗减少35％(相对1985年水平)；到2010年将工业和实验室能耗减少25％(相对1990年水平)；到2005年将联邦机构的可再生能源使用扩大到占总量的2.5％；到2010年安装至少2万套太阳能系统；到2010年在80％的机构建立节水措施；到201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30％(相对1990年水平)。
根据国际经验，缺乏可信赖和具有商业可行性的当地银行融资渠道是推广清洁和节能技术的一个重大障碍。这主要是由于它与目前“基于资产”的借款业务运作方式格格不入。银行很难将节能项目产生的现金流作为资产来处理。
众所周知，日本的节能表现在全球领先。1973年，日本的一次能源密度为每10亿日元GDP耗能1566吨石油当量，到2003年这一数字已经降低到985吨油当量。早在1998年，日本就实现了在主要产业部门百分之百应用节能技术。钢铁部门的能源效率提高了81％，石化部门提高了58％，水泥企业提高了65％，造纸和纸浆企业提高了61％。日本的节能法规提供了多个激励因素：(1)允许为已审批的，每年节约100万升石油或以上的项目提供低息贷款，并提供30％的额外税收减免；(2)向特定的提高能源效率的项目提供直接补助。根据法律，日本企业必须雇佣注册能源经理人，负责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日本目前有一个覆盖35个行业(覆盖率为83％)的自愿计划：企业设立将二氧化碳排放从1990年水平的基础上降低的目标；在钢铁、化学和造纸行业，这一减排目标是10％，而根据《京都协定》，强制性的国别目标仅为6％。
泰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两倍左右，但两国的能源密度相似。在1985-2001年期间，泰国的能源弹性系数是1.4。泰国政府的能源政策致力于：(1)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实现到2008年将能源弹性系数降低到1.0的目标；(2)通过减轻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来改善国家的能源安全；(3)让全国人民都能用上价格合理的能源；(4)把泰国建设成为区内的能源枢纽。泰国节能规划的主要特征包括：强制让每年用电量超过1000千瓦的单位参加节能计划；为期8年的各种税收激励措施；建立国营循环基金以方便相关融资。目前该计划的年节能效果据估算达到了2.5亿千瓦·时电能和9100万升燃料油。
发达国家为实现预定的可再生能源目标所采取的政策可以被分为七大类：(1)研究、制订和宣传激励措施；(2)能源价格激励措施；(3)税收手段；(4)资费激励措施；(5)自愿计划；(6)强制性计划或义务；(7)相关的凭证交易。并且，每个国家都在综合运用这些政策来实现目标。根据联合国国际能源署2006年1月发布的报告，最低限价、义务和绿色凭证交易正在成为主要的政策工具，但是投资激励和各种税收手段依然是刺激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重要机制。
给予中国的政策重点建议
“十一五”规划中的能源密度目标
中国政府了解能源和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已经宣布了“十一五”规划的能源密集度目标。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到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2000年的两倍；同时资源使用效率将大幅度提高，从而使得每单位GDP的能耗比2005年(“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降低20％。
由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点倾向于支持能源密集型产业的继续发展，从而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要达到上述的能源密度目标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贯彻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所需采取的措施将是中国的一个转折点。要成功降低能源密集度，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使之契合中国的资源禀赋和环境现实，并且仍能创造足够数量的就业机会以满足城市化的需要。在缺乏能源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将如何运用“看得见”的手来改变增长模式？目前的方式是首先确定过热的产业部门，然后简单地终止在建项目。但是，终止发电站或者炼钢项目建设的代价十分高昂，因此需要更好的解决办法。
市场化改革
降低能源密集度的关键在于将能源和环境约束反映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并且把环境资源消耗及其外部环境成本计入能源价格。中国政府应当同时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来避免“过多”的能源消费。为实现最优的结果，能源市场改革应当提速，使得价格能够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参见能源价格部分)。提高能源价格有助于抑制需求增长，改善中国的长期能源供给安全。
政府应当运用其“看得见”的手来制订和实施适当的能源政策。这包括合理分配资源、加强环境标准、调整税收政策、建立能源效率标准以淘汰过时技术，并对污染者进行处罚这些措施来创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同时政府也有必要大力强化相关的监督和执法机制。
2006年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配套实施细则使得一些可再生能源能够享受优惠的上网电价，并对风能实行竞争性招标。鉴于2020年的目标已经宣布，可以通过要求能源供应商供应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作为义务或者可再生能源比例标准)的方式来加以实施，之后市场将会决定选择何种可再生能源。
鉴于中国的目标十分具有挑战性，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采用可再生能源两个方面都需要更多的直接投资激励，比如资本性投资补贴、消费者津贴和软贷款或者担保。同时也需要采取相应的税收措施，比如投资税、财产税、增值税或消费税以及进口税的减免。中国还可以考虑征收环境税和“碳税”，以部分反映传统化石燃料生产和使用所导致的外部成本。加征这些税种时应确保税收中立，并将其用于向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投资激励。
中国还可以考虑参照最近一些发达国家的例子采用绿色凭证交易。这种凭证可以用于记录遵守可再生能源义务的情况，或者在自愿性质的绿色能源市场上销售。对二氧化硫污染目前正在考虑采用类似的方法来进行治理。一个交易体制有助于确定环境外部效应的市场价格，鼓励污染者找到成本最低的替代方案，从而保持其竞争力。
增强意识
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能源和环境问题的了解与意识。幸运的是，目前公众对相关问题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中国政府应当通过宣传环境保护的益处来进一步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通过适当地加以解释，让公众明了环保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严格的环境和能源效率标准是明智的选择，并且污染者应当在法律和经济上承担相应的责任。公众意识宣传活动也应当可以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同时，有必要改变在地方政府中间十分普遍的观点，即经济繁荣在前，环境保护在后(或者说“先发展，后治理”)。这种产业发展模式将会增加环境成本。虽然还存在收入不平等现象，贫困已经不是最为重要的发展焦点。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没有必要用难以负担作为借口来拖延环境保护。在提高能源价格的同时，可以同时针对赤贫人口给予补助，特别是在较为寒冷的北方省份。同时必须牢记，环境污染对穷人的伤害远大于对富人的伤害，因为富人通常都有应对负面影响的手段。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将在发展过程中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27亿美元之巨，能源和环境问题已经变得十分急迫。中国的行为将对全球经济和气候变化的趋势产生影响。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好的地球，我们必须立即关注这些严重的问题。
亚行的能源和环境战略
亚行对中国能源部门战略包括：(1)提高能源效率和促进能源节约；(2)发展更清洁的能源；(3)推动能源企业的公司化和商业化；(4)支持能源价格改革。
亚行对中国环境活动的援助与中国政府的长期环境治理和发展规划密切呼应，其重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改善相应的政策、法律和监管框架，以加强环境治理；(2)引入或制订市场化的工具进行环境治理；(3)关键部门的能力建设，包括国家环保总局和地方环保部门；(4)帮助解决部分中心城市的环境问题；(5)促进土壤、水和海洋资源的高效使用与保护；(6)在工业生产和发电行业中推广使用清洁生产流程和洁净煤技术。
2005年7月，亚行发布了一项能源效率计划(该计划的报告草案见亚行网站)。在制订该计划的过程中，亚行与许多利益相关方进行了磋商。该计划将分三个阶段实施，目前启动阶段已经完成；在方案制订阶段，将在与发展中成员国密切协调的基础上制订国别投资与行动计划；此后的实施阶段将考虑批准相应的贷款申请。亚行已经宣布，每年将向清洁能源项目贷款10亿美元。就中国而言，亚行非常愿意参与在国家发改委2005年1月发布的《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下的各种可再生能源项目和能源节约项目。
亚行还制订了碳市场计划以帮助发展中成员国实施更多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亚行、捐资机构和投资者共同出资设立了一个基金，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碳排放信用额度的收益，特别是将未来的可用收入提前投入到项目实施阶段，从而减少对配套资金的要求。
亚行在中国积极寻求三种类型的项目机会，帮助解决能源和环境问题，它们分别是：
(1)能效电厂的设想已经讨论了超过两年。亚行和来自美国的咨询顾问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分析。亚行于2006年6月20日开始实施咨询性技术援助，并且将很快考虑实施一项项目准备技术援助，以便为广东省的节能项目制订方案。能效电厂的设想源于美国的经验。根据这一理念，公用事业部门通过采取相应措施，减少主要用户的能源消费。其基本原理是，部分需求增长可以通过减少现有的能源需求来得到满足。减少能源需求的成本仅是新增发电能力成本的很小一部分。电力公司还避免投资扩大输电网络，并降低运营成本(避免因网络过载和需求高峰期的发电成本增加所导致的损失)。在总体经济层面上，这些减少的耗电量节约了资源，避免了对环境的影响。亚行还将探索向中国国内实行节能政策的企业提供贷款的机会，比如年投资规划金额大约12亿美元的中国节能投资公司(CECIC)。
(2)将加大对于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支持。亚行目前正在筹备甘肃省海河流域的两个小型水电站升级改造项目。2000年，亚行批准了一项贷款，用于建设三个风力发电厂，但该项目在2004年终止。鉴于中国政府重新给予了支持，并且有许多国际性制造企业位于中国，亚行将以更大的热情重新积极寻求风力项目机会。亚行已经在甘肃实施了一个社区性的生物质能试点项目，包括用于提供烹饪用气和用电。这一项目十分成功，得到了当地农村社区的高度评价。亚行将寻求更多的机会，帮助利用生物质能替代化石燃料。
(3)亚行已经实施了多个包括煤层气利用的项目。最近在山西省的一个项目将利用煤层气为装机容量12万千瓦的电厂提供燃料。这个项目具有多重效益：它提供了一种“免费”的燃料，避免了比二氧化碳的危害大21倍的温室气体排放，并且最为重要的是，它将爆炸性瓦斯气体从地下煤矿中吸走，从而改善了煤矿安全。亚行正在准备一项研究，将进一步通过在煤矿项目中加入排水子项目来加强安全。鉴于对煤矿资源进行恰当管理的重要性，亚行已经实施了一项有关废煤利用的研究。该研究建议建设单机容量30万千瓦的循环流化床发电厂，来经济地解决煤矸石处理的重大问题。为促进煤炭的高效利用，亚行期待着为其他采用净煤技术的发电项目提供援助，包括超临界压力锅炉、整体煤气化和联合循环电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是值得大为称赞的。在经过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高速发展后，新的“十一五”规划指出了目前出现的主要问题，比如一些行业的过度扩张，过高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加剧。资源节约和循环使用将是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将力争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中国提出了十分具体和强制性的降低每单位GDP能耗(20％)和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各10％)的目标。
《纲要》表明，中国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对解决这些问题，为全人类造福有着广阔的国际视野。要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中国需要积极建立能源部门的市场机制，让生产者、投资者和消费者都有提高能源效率的强烈动力。需要采取改革政策来扭转目前的趋势，改变行为方式。亚行认识到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还要降低能耗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全世界第二大的能源消费国正在走上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之路，这将带来巨大的全球性收益。基于我们和中国20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亚行已经准备好继续同中国开展有关能源和环境的政策对话，并在政策和项目层面提供贷款和非贷款援助。
Bo.Q.Lin在撰写了本文初稿后离开了亚行。本文参考了东亚局相关同事的意见和评论，特别是B.Hitchcock,A.Maxwell,Satish H.Rao和汤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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