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海上犯罪的现状、特点、成因及防范对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舟山论文,成因论文,海上论文,现状论文,对策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本文根据1993年至1995年三年间浙江舟山地区海上各类犯罪的基本情况，对发生在舟山这一特殊地域内的犯罪特点进行了评述，并着力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进而提出了一系列整治及防范措施。
舟山，是我国最大的群岛，由1339个大小岛屿组成，拥有海域二万多平方公里。海上捕捞、养殖及海上运输，在舟山国民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近年来，伴随着文明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不仅被海洋环境污染、渔业资源衰退等诸多难题所困扰，而且日趋严重的海上犯罪在一定程度又影响着舟山经济的发展。因此，预防和控制海上犯罪，造就一个良好的海上治安环境，不仅是几十万海上作业者的迫切愿望，更是舟山经济发展所必需的。
一、海上犯罪的现状及特点
所谓海上犯罪，是相对于陆上犯罪而言的。它是指发生在海上（包括港口、码头、浅海、滩涂），侵害海上目标（包括船只、网具、船用仪器、渔货、钱财直至海上作业人员），主要以船只为载体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海上犯罪自古有之。解放前，舟山海域海匪丛生，他们大肆进行海上抢劫，掠夺过往渔、商船；杀人越货，横行霸道，沿海人民无不深恶痛绝。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对海上治安的整治，至70年代前除发生少量的偷渡、港口码头盗窃案件外，海上治安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80年代后，对海上犯罪虽从未停止过整治和打击，但由于多种原因，盗窃、走私、抢劫、强买强卖、偷渡、交通肇事以及海事纠纷引发的犯罪日甚一日，案件数量逐年上升。
据不完全统计，1993—1995年三年来舟山海域共发生海上犯罪1087起，其中1993年313起，1994年351起，1995年423起，1994年比1993年上升了12.1%，1995年比1994年又上升了20.5%。三年犯罪总数中，海上盗窃225起，走私61起，抢劫22起，交通肇事8起，强买强卖19起，偷渡5起。其中因渔事纠纷引起聚众打砸抢，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747起。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因海事纠纷引发的犯罪在海上犯罪中占有极高的比例。在舟山海域，由于作业方式多样，作业船舶数量骤增，因此经常发生网具被钩损、船只碰擦的事故。出现事故后，往往因赔偿金额难以达成一致，而演化成过船抢钱、抢物、扣船扣人，甚至发展到两船或多船在海上追逐相撞，造成船沉人亡的恶性事件。这类由海事（渔事）纠纷引发的聚众“打砸抢”犯罪占海上犯罪数之首，成为当前舟山海上治安中最突出的问题。仅据普陀区渔政部门不完全统计：1993—1995年，全区共发生海事纠纷320起，因纠纷引起的抢劫184起，占纠纷数57.5%，扣押人质16人，伤22人，亡2人，撞坏船只165艘，撞沉船只1艘，直接经济损失231.86万元。
（二）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的突发性和危害结果的严重性。由于海上犯罪大多数是由航行或生产中的纠纷引发，因此犯罪行为往往不可能有事先的预谋或准备，具有明显的突发性特点。如渔船航行、进港时碰撞，在捕渔作业时，生产工具被其他船损坏等都是不可预见的。但一旦发生上述纠纷，当纠纷的一方驾船、撞船、过船斗殴，打砸抢或严重地伤害人身，事件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又是相对短促的、突发的。而且，海上犯罪侵害的对象主要是海上航行的设备、生产工具，造成的损失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上百万。1995年11月2日，我市浙岱渔15528号等4艘渔船在宁波港为抢占码头而发生械斗，后驾船互撞，双方船只严重受损，还撞坏停在码头的高速客轮“永兴号”，造成直接损失200万元。
（三）犯罪主体表现为群体化、团伙化。海上作业的群体性决定了海上犯罪的群体性。由于海上行为一般都要借助于船只，而且前船上作业的少则几人、十几人、多则几十人。实行渔业生产体制改革后，一条船上的人员组合又多为父子兄弟、亲朋好友，形成犯罪时群体参与的特点。甚至一个村与外地船只发生纠纷，同村的船迅捷赶往纠纷地帮助“打、砸、抢”，使纠纷酿成严重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海上盗窃、抢劫、走私等犯罪活动，犯罪分子必须依赖船只作为交通工具，有组织地多人共同实施犯罪。例如，发生在舟山海域的抢劫、走私犯罪均为群体性共同犯罪，嵊泗县一个以船老大傅某为首的共同盗窃犯罪团伙，一边生产，一边盗窃渔货、渔具。4名案犯在不到3个月时间内就作案10次，盗窃物资价值一万余元，均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尽管陆上某些犯罪也具有季节性的特点，但这特点在海上犯罪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调查中发现，每年春、秋、冬三季是海上发案率高的季节。1993—1995年，春、秋、冬三季海上刑事发案数分别占当年刑事发案数的88%、84%、91%。这些季节是渔业生产的旺季，多省市的渔船集中海上作业，运输船、收购船亦鱼贯其间，海上情况十分复杂，使海上盗窃、抢劫、强买强卖发案剧增，海事纠纷频发。走私案件也在这三个季节中居多。从舟山海域走私的情况看，走私分子将走私物品（主要是烟卷）于福建、温州等地装船，经舟山海域北上，运往山东、辽宁等地，每年春节前形成走私高峰。据舟山边防、海关统计，1993年—1995年破获走私案件61起，秋冬春三季破获49起，占总数的80.3%。而港口、码头发案又多集中于每年的七、八两月。此时为渔民的伏休期，船只、机器、网具都集中于码头。普陀区沈家门港1995年1—10月共发生盗窃案18起，7月底、8月初10天内连发6起，占发案总数的33%。
（五）开始出现某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现象。一方面，表现为犯罪分子在作案前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他们将船号涂抹或遮盖，然后伪装成渔船或收购船在海上游弋伺机作案。另一方面，在港口、码头表现为一些带有社会黑势力的犯罪分子“踩船头”强买强卖、欺行霸市、掠夺钱财。
（六）取证难、处理难。首先，海域为犯罪提供了广阔的作案场所。舟山海域2.08万平方公里，为舟山陆地面积的15倍。其次，海面上没有明确的标志，流动的海水、移动的船只，使发案现场难以保护，给侦查、取证增加了难度。第三，受交通、通讯等条件的限制，海上发生犯罪后不能及时报案，即使报案了，公安、边防人员不可能立即赶到十几海里、甚至上百海里外的现场。第四， 发生纠纷、实施犯罪的过程，因没有第三人作证，双方各执一词，办案人员无法认定犯罪事实，给定性处理带来了难度。
二、海上犯罪的成因
（一）渔业经济体制改革后，渔民经济利益的直接冲突是导致海上犯罪的主要原因。一是渔业体制改革后，出现相对贫富分化，使一部分人心理失衡而诱发犯罪。渔业生产实行股份制后，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优化组合，凡资金多、技术好的渔民收入就高；而资金少、技能差的渔民收入就较低。分配上的差异，使一部分人心理产生不平衡，这种社会心理不平衡，使一些人产生“相对剥夺感”，特别是一部分没有资金和海上劳动技能，有劣迹或有严重不劳而获思想的，便会用不正当的手段甚至用犯罪手段攫取财物。二是渔业生产转制后，渔民经济利益直接化，其中一部分冲突导致了犯罪。到1995年10月底，全市所有的渔业村社（公司）均从集体所有制转为股份合作制，产权明晰，利益直接，遇到碰船损网，直接关系到渔民个人的经济利益。因此双方往往难以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而瞬间演化成殴打、扣押船只、扣押人质、抢劫财物，甚至发展到两船相撞酿成财损人伤、船沉人亡的恶性案件。
（二）渔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导致渔场情况日趋复杂，管理难度相应增大。首先，舟山渔场是全国最大的渔场。每到冬汛，来自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台湾7省市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几万艘不同型号、不同吨位的捕捞作业船、运输船、收购船云集于此。鱼汛季节，又是舟山渔场船舶流、物资流、货币流、人流集中的季节。人财物的大流动，使海上情况变得异常复杂，社会控制空隙明显增大，管理力量鞭长莫及。二是近年来从事渔业生产的船舶激增，而且逐渐向大型化、钢质化发展；渔业资源的衰竭，又促使捕捞方式的多样化。一个海区往往有几百艘船同时进行多种方式的混合作业，更增加了海上情况的复杂性。加之部分船老大技术差，在拥挤的港口发生船只相互碰撞后引起“打砸抢”犯罪就时有发生。三是海上作业人员构成日益复杂。随着渔业生产发展和社会劳动力的流动，下海劳力奇缺，于是近年来出现了大量雇用外地廉价劳动力的现象。许多从未见过大海的来自安徽、河南、四川、江西等内陆省份的山区农民投入了捕鱼大军的行列。外来人员增多，使海上治安管理难度增大，加之外来人员从整体上显示出文化素质差、生产技能低、法制观念淡薄，必然会增加海上犯罪因素。
（三）打击不力、惩处不严，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海上犯罪的恶性循环。一是对海上犯罪行为侦查缺乏力度。客观上，存在现场勘查难、提取证据难、调查核实难、堵截追击难、打击处理难的五难状况。加上公安、边防部门受经费、交通、通讯、警力的制约，面对复杂的海上治安状况，往往显得无能为力。二是对已查获的犯罪分子打击惩处不力。据不完全统计，1993年至1995年查获海上盗窃、抢劫等犯罪案件247起，起诉到法院的34起，仅占查获案件的13.77%，绝大部分应当受刑法处罚的犯罪行为治安案件处理了。
（四）现行海上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海上治安形势发展的需要。目前海上管船的单位有公安边防、水产渔政、运输航管、港监等部门。但由于各自职责不同，往往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形成了对海上船舶谁都在管、谁都有权管、可谁也 难管好的状况，没有形成整体作战合力，碰到棘手问题常有相互推诿现象。
三、海上犯罪的防范对策
（一）把整治海上治安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重点工作，并在指导思想上、工作重点上、队伍建设上及财力、物力投入上实行倾斜。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和监督，动员各有关部门、社会各方面力量齐抓共管，实行整体作战，强化整体控制防范功能。负有管理海上治安的职能部门，更要把整治海上治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精心组织，力求取得成效。一是各县（区）建立海上公安局或称海上防卫局，在大的乡（镇）、重要港口设海上派出所，配备充足的警力，装备较先进的通讯设备和高速船艇，使海上治安队伍专业化、职业化、现代化；二是实行海上综合执法、委托执法体制，减少扯皮，提高工作效率，节约经费支出；三是加速打击海上犯罪机制的硬件建设，增强海上快速反应能力。
（二）加大海上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适时组织海上专项斗争和专项治理。特别是对海上盗窃、抢劫的；在纠纷中穷凶极恶、动用凶器致人重伤、死亡的；发生纠纷不计后果，驾船撞船造成船只沉没、人员死亡的；以索赔为名，抢劫贵重物品以及绑架人质等而构成犯罪的等，只要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就可定罪科刑，不要苟求于某些细微情节。在办案时，检察、法院可以提前介入，依法从重从快予以打击。决不能以起因是民事纠纷而以民代刑、以赔代罚。
（三）群防群治、警民联防。一是将船只统一编队。可将同船型、同船种、同作业区域按自愿组合原则编队，一般以4—10艘船为一队。每船设治安员，每队设治保小组，并建立连带责任制。同队渔船在海上要尽量做到同进同出，相互照应。二是建立海上报警系统。每一编队的带头船电台与本县区公安边防艇电台实行联网。市无线电管理部门划出一个专门频点作海上报警频点。市、县（区）公安边防部门应设立海上报警台，一旦海上发生案情，有关部门便能及时掌握信息而采取有效措施。三是开展警民联防。渔汛季节，市、县有关职能部门与公安边防部门联手，统一组织船只轮流到渔场巡查，共同维护海上治安。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市、县可分片包干，又互通情报。港口、码头在当地公安边防部门指导下，组成联防队、船管组，对港口码头可资犯罪活动的场所和目的物加强防范。在码头可设立贵重物品保管点，对进出船只建立登记制度等等。
（四）努力提高海上作业人员的素质。首先要抓好对渔、船民的面对面的法制、道德和专业知识教育。根据不同作业、不同船只的情况，在休渔期、冬春汛出海前分期分批进行，并将考核是否合格作为下海作业的必备条件。其次，通过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大力宣传遵纪守法、讲风格、讲道德，正确处理海事纠纷的典型事例，将因违法犯罪而受到刑事处罚的人和事，通过报纸、电台、印发宣传资料等形式对渔、船民进行广泛深入的教育。第三，着重抓好船老大、党员的教育。船老大上连村级组织，下连渔民群众，是渔民群众的带头人。老大、党员的法制、道德观念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船人员的法制、道德水平。四是加强对外来下海人员的管理。根据有关规定发放《暂住证》，下海人员凭《暂住证》、《劳务许可证》办理《船民证》，公安边防部门与船主签订《雇用外来人员责任书》，载明船主的权利义务和应负的责任，做到谁雇用谁负责，当发现有劣迹人员一律遣送回原籍。
（五）健全、完善海上法规。一是制订海上索赔法或者海上索赔条例，以规范海上的索赔行为，使海事纠纷遭受的损失能得到合理及时的赔偿。二是制订调处渔事纠纷的有关规定，对构成犯罪的绝不能以经济赔偿代替刑事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