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中华总商会网络——论日本大正时期的阪神华侨与中日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总商会论文,中日关系论文,日本论文,中华论文,华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推向海外的商会网络（注：相关研究已有古田和子的“上海网络中的神户——搬运外国棉制品的中国商人”（载于《年报近代日本史研究》14,1992年）“亚洲地区交易与交流之网络”（见平野健一郎编：《讲座现代亚细亚4，地域结构与地域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笼谷直人的“亚洲通商网络的历史意义——一战与二战之间日本加工棉布贸易情况分析”（见财团法人孙中山纪念会《孙文与华侨·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7年3月）；“来自亚洲的‘冲击’与日本的近代——中国人贸易商的‘团结力’”（载于《日本史研究》344，1991年）；及“1880年代来自亚洲的冲击与日本的反应”（载于《历史学研究》608，1990年）等。）
（一）分布情况
1904年制定的商会简明章程促使国内各地商会纷纷成立。在清朝最后的10年里，它几乎推广到有县制存在的全国各地。由于激烈的社会变动和经济活动的广泛化，工商业者抱有了对于社会经济秩序完整的希求和统合工商业者自身的愿望。因此，自国外移植过来的商业会议所（商会）体制很快就配合了他们的要求，而中国的商会迅速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基层部分。笔者认为，可称为“内发型发展”典型的中国民间商会，除了具有“总商会”、“商会”并存的双层机构、以“全国商会联合会”作为常设领导机关完备的全国性组织这两点主要特征之外，还具有通过中华总商会连贯海外华商的网络组织之主要功能。（注：请参照拙文“清末明初的商会与中国社会”（载于《现代中国》70，1996年）和“1915年商会法的成立”（见《富山国际大学纪要》3，1993年）。）
《中国年鉴（第一回）》记载了1915年发布商会法之后国外总商会的分布情况。其中东海以北共有日本4所、俄国5所、日属朝鲜7所、美洲4所；东海以南共有泰国1所、荷属东印群岛17所、英属香港1所、澳洲3所、英属马来亚10所、法属斐济1所、美属夏威夷和菲律宾4所、葡属澳门1所。共计58所正式注册成立的海外中华总商会。（注：“外洋各埠中华商会详表”（根据1922年农商部第七次农商统计表至1918年的统计）（见《第一回中国年鉴》，1923年）只举了58所中华商会。这些商会可能是响应官方的要求提供资料的。其他还有小吕宋（马尼拉）、域多利（加拿大域多利）、西贡、墨西哥、巴拿马等中华总商会确实存在而没列入年鉴。）
其中，成立于光绪年间（1905-1908年）的中华总商会有17所。集中于以马来半岛以及爪哇岛为主的英属与荷属的南洋群岛华侨社会。最早成立商会的槟榔屿中华总商会，它的前身是1904年设立的商务局。商务局成立的第二年，即1905年11月，接受派遣当地的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张振勋（弼士，南洋华侨）的劝导，槟榔屿华侨将商务局改称为商会。此后它成为南洋各地设立商会的榜样。张振勋在第二个访问地新加坡，也尽力劝当地领事和华商设立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06年3月。（注：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97-304页。）次年，工商部侍郎杨士琦以考察南洋商务大臣头衔，访问了越南西贡、泰国曼谷、马来亚、爪哇等地。这些城市也陆续成立了中华总商会。到了宣统年间（1909-1911年），继已经成立总商会的长崎（1907年）地区，日本各港口城市如神户、大阪、横滨都纷纷成立了中华总商会。同时，中华总商会在美洲各地的华侨聚居地也陆续成立起来了。
海外的商会都几乎无一例外被准许称为中华商务总会，因此它们向政府领取“关防”（正式公章）得以使用。1918年当时的国内商会总数大约为1400个。其中以总商会（清朝时期所称商务总会）名称有使用“关防”资格的仅40个左右，甚至有些省份总商会一省才准设立一处。与此相比，海外的中华总商会总数高达58处。如果把经费开支和会员总数平均起来，我们能得到，经费开支和会员总数平均国内每一商会1571元，共147人。每一海外商会开支4063元，会员共369人。（注：“各省商会详表”与“外洋各埠中华商会详表”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97-304页。）国内每一总商会平均开支13万元，会员平均总数625人。海外总商会的平均规模，比国内总商会要小一些，但跟国内以一县一会为原则推广各地的商会（商务分会）相比，它无疑显现了高一层次的重要性。其中显然也有一些地方像荷属万里洞(Billitan)，是个小岛屿，几乎只有从事于采矿的华工居住，也成立了总商会。但一般而言，华商聚居的海外商埠，都和中国沿海各港口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锁关系，是经济交易圈当中的主要联系点。海外商埠的华商会之所以能承担总商会资格，是因为这个理由。从它的分布情况来看，我们不难看出，中华总商会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环太平洋沿海地区和岛屿的海上交通要冲的华商聚居地。
（二）中华总商会的法律地位与组织情况
首先看一看海外华商会到底具有如何的法律依据。1904年发布的商会简明章程第25款记载“现届开办之初，应先就各省商务最繁次繁之区设立总会分会，嗣后商会〈务〉日有振兴，则商会亦因时推广，其南洋各商及日本美国各埠华商较多者，亦即一体酌立总会分会”。它将国外商会看作和国内商会连续为一体的外延部分。（注：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商会简明章程”，见《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28页。）
在1909年制定国籍法后公布的1915年商会法第6条，要求商会总商会会员需为中华民国的男子，而它却把有关海外华商会的条例列入本文外，放在施行细则（1916年公布）里了。细则第15条记载“本法施行前原有旅外之中华商会商务总分会及其选任各职员等一切名称应依本法分别改称为中华总商会中华商会及会长副会长会董”。第17条条文规定，中华总商会的公文呈式，向海外公使用“禀”，向总领事以下使用“公函”形式。第18条规定，正式公章，商会需用“钤记”，中华总商会和全国商会联合会用“关防”。（注：“商会法旅行细则”，民国5年2月1日公布，《第一回中国年鉴》，第1578-1579页。）
海外中华总商会同一省仅设一处的国内总商会一样被准许使用“关防”，等于它们被授予了同等的有法律依据的权威和随之而来的信用。
如前所述，中国商会包括海外华商会，很快成立了设有常设机关的全国性组织。这是中国商会不同于国外商业会议所制度的独特的一面。早在海外开始普遍设立总商会的1907年11月，预备立宪公会和上海商务总会（总商会）、商学公会三个团体协同呼吁全国工商业者，在上海召开了“各省商会大会”。参加者包括海外5地区（日本、新加坡、荷属东印度、马来亚、俄国）6个代表，共143名，提交的意见数共34份。与会的工商业代表和商会代表为了自身摆脱“外力的侵害和官吏的压制”当场决定组织“华商联合会”。（注：汪林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形成和觉悟的标志——论1907年的各省商会大会”载于《史学月刊》1992年第5期。）以它为基础而在1912年正式决定成立的全国商会联合会在1914年、1916年、1918年、1922年、1925年连续召开了5次大会。（注：关于第一次到第五次的全国商会联合会大会，请参见拙文“中华民国初期的全国商会联合会”（载于《富山国际大学》2.1992年）。此文分析了联合会存在的南北之争，和每次大会会长选举的情况。）其中还发起召开了几次临时大会。
下面就海外总商会在其中持有什么样的发言权这一问题加以研讨。根据民国初期的商会档案，我们可以看出，全国商会联合会为了召开全国大会和维持它常设机关的活动，向会员商会征收会费时，把全国各省区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分别征收了4:3:2的经费。现在无法说明这些等级到底是根据它所管辖的商会总数还是其他理由确定的，但是可以说这些等级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各个省份发言权的不同。甲等省份分布在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东部沿海线和东行的长江结合而形成了的T字型，（注：中村哲夫根据W·斯基纳的理论将中国发展先进地区比喻为T字型。T字由长江的竖线和东部沿海的横线组成。参见掘川哲男编《亚细亚的历史与文化》5，中国史——近·现代（同朋舍，1995年），第89-91页。）在它结合点的上海是一个重点。直隶、京兆做为政治的中心也算是另一个重点。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起成立当初就存在的南北之争显然表现在这里。此外，我们不能忽视另外一个重点在于面向南洋的要冲地——广东。
资料来源：1912年根据《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历史档案》1982-4。1914年和1916年的名簿根据《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3-11·12合并号。1915、1918、1925年的名簿根据本文引用的《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1)》534-537、569、590-596页。
注：①驻哈旅俄华侨商联会会张徐程九和副会张王会卿作为俄国代表出席会议，但他们没有选举权。《申报》（4月25日）记载，包括其它荷属华商一名，共华侨6名。
②名簿上的朝鲜中华总商会代表姓名是孙学仕和虞和德。孙学仕是京师总商会会长。虞和德是上海总商会会长。
表1是根据前后召开6次的全国商会联合会名单而来的海外代表出席情况。1912年的发起大会有海外华商会代表6名（同时召开的工商会议参加者达13名），但是在联合会成立后的1914年第一次大会时只有新加坡代表一名参加，1916年的第二次大会名单上没有一个海外代表名字。可能是由于这个理由吧，上面所谈到的经费负担方式当中，海外商会就没包括在内。但是，关于选举权的问题，因为事关会长选举，涉及南北之间策略的问题，不免几经波折。由北方掌握领导权的1918年第三次大会时，当初有人提议华侨的选举权以日本、美洲、南洋、欧洲划分为四个地区，分别给予10权。（注：“天津商会联合会开会十六志”，载于《申报》1918年5月15日。）但是，最后制定的选举规则规定，国内每省10权（第3条），海外华侨各国10权，各商会1权（第4条）。（注：“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选举规则”，见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1)》，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80-581页。“天津商会联合会开会十八志”载于《申报》1918年5月18日。另外，特别区规定京兆10权、热河5权、察哈尔5权、绥远5权、川边2权。第4条规定蒙古10权、西藏5权、青海5权。）
概括地说，华商联合会成立当初到民国成立不久的一段时间，海外华商在全国商会里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但是在它正式成立（1914年）以后，海外华商会未曾直接参与过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枢纽部分。到了1925年第五次大会时，才有名义上的5名海外华商代表出席会议。大会第一天致辞的华侨代表，举荷属待遇任商最为苛虐的例子，慷慨地表明了海外侨民所处的地位，他说：他们一向要求祖国政府保护侨民，可政府因政潮迭起，军事频兴，而不管侨民的安全。他强调了“遂置海外侨商于不顾”的现况，接着主张“如政府人民悉能注意侨商则推广海外商权亦并非难事。海外华侨多甚愿联络国内商人以谋祖国实业之发展”。参加会议的5名代表中包括来自旧俄罗斯地区的两位华商。但是他们是代表共产主义国家，而当时的共产主义国家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团体。因此，这两位代表没得到任何选举权，仅作为旁听者参加了会议。俄国华侨在场介绍自身由于革命的爆发而被没收财产的经历，要求政府在中俄交涉中，考虑居住俄国境内侨民的立场。（注：“第五次商联大会开幕纪”、“商联会之招待会与预备会”，见《申报》1925年4月25日、30日。）
（三）《华商联合（会）报》和《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
尽管华商会没能直接参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关键部分，但他们通过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所收到的信息却对他们是有利的。决策于1907年召开的各省商会大会、而在上海成立的华商联合会，发行了《华商联合会报》。（注：1909年3月创刊于上海，半月刊，陈颐寿（君贻）、金贤寀（雪胜）等主编，到第二年3月为止共发行24期，后改名为《华商联合会报》。）它作为连接国内外商会的信息网络，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虽然有一段时期它的发行中断了，但它的信息传达作用被继承到民国时期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
尽管如官方发行的《商务官报》也转载了《神户大阪华商商务情形》、《长崎贸易情形》、《横滨商务情形》等的领事报告，但它的分发能力有限。《华商联合会报》传达了海外各地商会的详情，包括有关神户中华总商会成立消息的迅速报道。到了民国初期，全国商会联合会出版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注：1913年创刊，月刊。创刊初期称为《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14年1月以后改称为《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该会报的刊行时期现在可确认到1917年4月（第4年第4号）。）除了转载《中国人在日本神户经商情形》、《驻长崎领事商务报告》等领事报告外，将大阪中华总商会的报告，如《中华民国二年阪埠华商输出入表》或外国商业杂志论稿的翻译如《日本国需要中国货物之情形》、《神户之火柴工业》等登载在上面。其内容和信息源极为丰富。加入商会的全体会员手里皆可收到这部会报，因此即使是在内地小镇，海外的消息也了如指掌；海外华商亦可了解国内的情况。比如20代以后在上海出版的《上海总商会月报》，登载了参加横滨以及神户总商会的华商商店一览表。
那么，商会的网络在置于本国统治之外的海外商埠，究竟起了什么样的实际作用呢？如上面具体提到的两处商会机关报，超过官报的界限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我们应该在它的信息传递作用上发现意义。不仅商会的公章“关防”给予总商会有官方后盾的权威和信誉，（注：请参照拙文“清末明初的商会与中国社会”（载于《现代中国》70,1996年）和“1915年商会法的成立”（见《富山国际大学纪要》3,1993年）。）商会机关报作为软设备而起的信息传递作用也是极为重要的。因为笔者认为，对本国内地工商业者和海外华商双方来说，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是收集国内外商品需求量和市场动向的，而且是寻求有信誉的顾客的唯一可靠而丰富的信息源。
北洋政府所推行的侨务政策在这个时期尚未发挥实际效果。（注：谢国富：“侨务委员会组织概况”（见《民国档案》1992年第4期），此文描述了民国时期侨务政策的概况。关于国民政府的华侨行政系统，请参见菊池一隆：“南京国民政府的华侨行政与侨务委员会”（见《或东史论》9,1996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为华商对母国投资和实业调查事项、以及对母国政府的请愿事项提供了方便。并且它在内部设立了“侨商招待所”，提供了国内商人从事海外贸易的方便。招待所代表一些国内商人向海外中华总商会进行了调查业务。可见，全国商会联合会在这方面也具体起了桥梁的作用。（注：“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侨商招待所章程”，载于《中国实业杂志》8-4,1917年4月《专件》，共计7条。）
二 神户中华总商会
（一）中华商务总会的创设
1893年，广东、福建、三江三个同乡帮联合组成了中华会馆（俗称“神阪中华会馆”）。会馆的创设可作为神户华侨社会成熟的一个标识。中华会馆的创建和运营在很大程度上受了派遣当地的本国领事的劝导。但是由于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清政府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实际上被取消，因而领事对当地华侨社会的监督管理权开始大幅度受限制。华侨公产的维持和运营只得靠华侨自己的努力。（注：请参照拙文“郑孝胥日记与中华会馆创建时期的神户华侨社会”，神户商科大学《人文论集》32-2,1996年。）1904年，以三江帮吴锦堂、福建帮王敬祥、广东帮麦少彭的名义，各帮分别垫付二万日元，将中华会馆登记为社团法人。5年后的1909年5月（宣统元年三月十三日），依据清政府公布的商会简明章程，神户中华商务总会在神阪中华会馆内创设。
历史日本的华侨研究将此“附设在神阪中华会馆内”的商会，描写为“只不过是名目上的”而等闲视之。（注：内田直作：《日本华侨社会的研究》，同文馆，1949年，第278页。）但是，上面我们谈到，总商会的创设本身已经具有了重大意义。当时神户和大阪在亚洲贸易圈内是极为重要的贸易港口。居住在此地的华商加入了联络环太平洋地区华侨社会上层的商会网络，在这一点上意义重大。由各地华商作为母国法团组织起来的中华总商会，利用相互连贯的商会网络，一方面发出各种信息，而另一方面收集了各种信息。对于神阪地区华商来说，华商商会网络的功效和利益对他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中华会馆于1893年克服了帮与帮之间的隔膜而成立。并且早在1909年，中华总商会在这大同团结结晶的会馆正式成立。这说明从事贸易的华商最敏锐地感觉到跨过帮界集结力量的需要。时值日本方面国家主义的高扬，中日之间的领事裁判权被取消，1899年在日本国内的全部居留地（租界）被撤废，而华商正面临日方挽回商权的压力，华商已不能享受既往坐而获利的优越状况。清政府促进而设的商会网络和它提示的实业振兴政策，可能对于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留日华商来说，是适合时机的提案。这样，政府与民间两者的相互作用使得日本各华埠设立起中华总商会了。
1908年秋到任的神户领事张鸿在他就任的欢迎宴席上劝诱设立商会。翌年春天，经过驻日大使胡惟德向领事推广商会的再三嘱咐，神户领事再度召集当地华商于中华会馆，强调了设立商会的好处，而终于成功地劝导设立了商会。1909年5月2日（宣统元年三月一三日）下午，神户华侨在中华会馆先选出了16名商会会董，而在监督下，对于各帮分别各推举一名的协理进行了投票。开票结果，广东帮协理郑祝三（注：郑祝三的父亲是1893年创建中华会馆时期的创建董事郑雪涛（柏年）。郑雪涛从事于海产物的进口和杂粮、白米等的进口业务。在神户海岸通4丁目经营同孚泰号，在大阪也开设了该号支店。大约在1867年前后经由香港来日本。他是明治6(1903)年，代表中华义庄出面与当地政府交涉借用官方地皮时的“广东总管”。郑家可能是神户华侨社会开始形成时候代表广东帮的侨领一家。1911-1914年和1923-1925年的两段时期，郑祝三曾担任过神户华侨同文学校的副董事长。1931年“9·18事变”爆发，全家回国。）（瑞图，花翎道衔）得82票，福建帮王大川（注：请参照拙文“郑孝胥日记与中华会馆创建时期的神户华侨社会”，神户商科大学《人文论集》32-2,1996年。复兴号开设于神户海岸通3丁目。据说该号内设有福建商业会议所在1903年建设完工之前的公所组织的办事处。据此书，王大川为复兴号主，很有可能是金门岛王氏（见王柏林：“金门岛山后乡王家三代记”，神户大学《社会学杂志》7,1990年）一族。）（德经，蓝翎同知衔）得29票，三江帮马聘三（注：复和裕号经理。1915-1916年时期担任过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副董事长。）（席珍，同知衔）得12票。郑祝三当选为总理。事后备齐试办章程、总协理名簿等所需资料，神户中华商务总会的成立通过领事之手向农工商部正式申请在案（注：“日本神户地方华商设立商会”，载于《华商联合报》第6期，《海内外商会纪事》，1909年5月4日。）。记载神户总商会成立的华商联合会记者总括如下：“吾愿商会成立之后，神户华商共输其爱国之心以富强吾中国”。一个星期以后的5月9日，大阪也成立了大阪中华商务总会。被推举的议董12名经过互选，选出了总理丛良弼（北帮，东泰顺号），协理张益三（南帮，怡锠震号）（注：“大坂华商总会业举职员”，载于《华商联合报》第7期，《海内外商会纪事》，1909年5月18日。此后，大阪的中华总商会根据1929年商会法改名为“华商商会”，同横滨的中华总商会一起存续到二战时期为止，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5个月以后的9月25日（宣统元年八月一二日），农工商部秦请设立神户商务总会和颁发“关防”，而“神户中华商务总会关防”以破例的速度（注：“神户中华商务总会准给关防”，载于《华商联合报》第18期，1909年11月12日。记者在此强调“雪兰之给关防也阅三年而始今神户之请给关防也仅数月而遽颁”。）颁发给商会总理，神户中华总商会正式告成立。奏文说明，“日本三大商埠长崎居西，横滨居东，神户适届乎。其中海陆交通轮路辐辏为全国商品运输出入咽喉之地，故其商务繁盛甲于各埠”。然而，华商“向以势涣力微未能联络”，因此有需要“集议创设商会”（注：“本部具奏日本神户设立中华商务总会援案请给关防摺”，见《商务官报》，《公牍四》，己酉第25册，1909年10月8日。）。神户华商的帮别结构主要是广帮、三江帮、闽帮。如包括仅加入两家的北帮，共有四帮。因此神户华商照长崎之例，申请增设一协理名额，共为总理一名协理两名。除北帮之外，分别由各帮选派一名担任其职。华商联合会报报道神户中华商务总会成立的时候，对于这次海外华侨禀请设立商会，农工商部办理的速度比以前快得多，添加一句敬语说“华侨可以兴矣”。
虽然神户已设有中华会馆，可官方力劝成立了商会。举其理由，中华会馆不是母国的法定团体，而商会却是。加之，通过商会能与母国以及国外南洋、美洲各商埠加强联系，以收合力挽回商权之效。胡公使交给张领事的劝告文讲到日方商权的扩张和留日华侨所处的劣势状况。由于海运的发达和日本贸易转向直接贸易，棉花、豆饼等原料的进口几乎归于日商托拉斯。旅日华商仅在棉制品、杂货、海产品等出口的单行贸易，获得一些微利而已。他强调为了挽回商业权，必须设立商会从而团结起来一起应付难局。华商虽然对于各自之间语言不相通的问题有些不放心，但是领事强调说，尽管设立商会，本国政府也不会要求任何金钱的负担，而使用了中华会馆就不用担心额外的开支等等。华商终于同意于“商会有益之说”。（注：前引《日本华侨社会的研究》，第276页。）
（二）从商会网络看大正时期的神户中华总商会
神户中华总商会设立之后的动向和它的具体演变过程，由于缺乏资料，难以说明。尽可能查看中国方面保存下来的商会材料和日本方面留下的史料，我们可以把它的活动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日本国内的4个商会当中，它与中国本土之间构筑的渠道最为坚固，联系最为频繁紧密。横滨中华总商会是商会简明章程发布之前的1899年，深受康有为等保皇派的影响而成立的华商会议所的后身，1909年11月正式准许使用“关防”。伊藤泉美在分析横滨中华总商会的文章里，从它与本国商会隔绝（即很少联系）的一面来总结了它的特征。（注：伊藤泉美：“横滨中国人商业会议所的成立”，见“横滨与上海”编集委员会编：《横滨与上海》，横滨开港资料馆，1995年。）
在上面谈到，海外华商参加本国商会联合会大会从数字上来看，可以证明他们寥寥可数，没有影响力。长崎和横滨确实没有一个代表去参加过大会。相形之下，神户包括大阪显眼的活动是值得注意的。民国成立之后的1912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临时工商会议，邀请了神户的三江帮侨领吴锦堂作为工商部特邀会员（来宾）参与会议。其实，神户总商会派了副会长三江帮华商马聘三参加了工商会议以及之后在11月13日召开的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起会议。（注：“议员表（各省代表144人+特别邀请24人+来宾23人）”，见《工商会议报告录》，1913年1月。吴锦堂同张季直、周晋镳、张振勋、朱志尧一起被列名于特请会员名录上。马席珍是各省代表。同时跟杨度、粱起超等一起被列名在24名来宾名录上。来自海外参与大会的共计13名，见“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总8期）。除了商会代表以外，华商联合会也派代表参加了此会。海外商会代表当中参加发起会议的，包括神户地区代表，仅5处而已。）全国商会联合会本身是以上海为主的南方工商业者大力推动而成立的机构。当时在神户—上海贸易网络里，神户的三江帮起着主角的作用。神户的商会比横滨和长崎商会与国内的商会之间保持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它在1917年春天，以神户中华总商会的名义，通过商会联合会会报，大力向国内外的商会呼吁以及展开了“中日亲善”的主张。在这些主张产生的背景，存在是神户地区华侨人口的激增现象，（注：安井三吉：“近代日中关系与居留兵库县的中国人”，载于神户大学《社会学杂志》7,1990年。自大正1年至6年的5年里，中国人人口加倍大约增至3000人。到了20年代，“在9·18事变”之前的1930年，超过了6000人。）而且神户本地商界当中长期存在着中日双方人士相互依靠的特征。之前的2月18日，以吴锦堂、马聘三、郑祝三、王敬祥、扬寿彭等的名义，邀请了日本当地的一百多名实业家在中华会馆召开了中日亲善会，当场表明由民间人士推动中日亲善活动的主张。（注：“神户中日亲善会之记盛”，载《中国实业杂志（附刊横滨中华商务总会月报）》8-3，1917年3月，第15－19页。）同月28日，这次由日方主办召开了日支亲善会。（注：“神户中日亲善会之记盛”，载《中国实业杂志（附刊横滨中华商务总会月报）》8-3，1917年3月，第15－19页。）通过一系列的准备，在3月29日，中华会馆召开了“神户日支实业协会（后来改成为神户日华实业协会）”，（注：1917年3月设立的神户日华实业协会至今维持其活动，已有8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机关报从《日华实业》（1922-1925年）改名为《日华》（1953年至今），参见《社团法人神户日华实业协会七十年史》，1987年。）创立总会。此协会分别由中日双方派同样人数的会员而告成立，协会办事处设在日方神户商业会议所内。（注：松本武彦：“神户日华实业协会的成立”，见《年报近代日本研究》17，1995年。）
反映了当地的这种趋向，马聘三副会长在3月5日，以神户中华总商会的名义，向全国商会联合会寄上了公函、亲善策“当于根本上求亲善”一册、以及计划书“实行免厘增加输入税实行奢侈品消费税收之计划”一册。这本计划书登载了马聘三在参加1912年工商会议时在会议上提议过的案文。最后加了一文意见书，要求同日本一起实现中国的税制改革。他还要求全国商会以及海外华商会赞同神户商会的提议与政府共同研究如何推动中日的亲善。（注：“神户中华总商会公函（3月5日）”，见《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4-3，1917年3月，《商会文牍》，第10页。“施行免厘增加输入税施行奢侈品消费税之计划（提议者为神户中华商务总会副会长马席珍聘三）”、“当于根本上求亲善（中华民国神户总商会副会长马聘三）”《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4-3，《佥载·专件》第11-26页。）
在日本大正年间（1912年-1925年）加快步伐而进行的中日两国贸易关系，由于“21条”条约问题导致的抵制日货运动等等问题，正面临了危机，日方从而需要考虑相应的对策。马聘三的言行同时代表了和中国有实际交易关系的日本经济界的意见。他面向国内外中国商会的呼吁就是神户中华总商会企图通过号召中国实业界来探讨中日合作的可能性。
这次神户总商会的语调和大阪中华总商会在两年前的1915年2月，通过商会网络寄给北京商会事务所的公涵‘为日本要求条件致京师事务所函’，有很大的差异。（注：“日本大阪中华商务总会为日本要求条件致京师事务所函”，见《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2-6,1915年3月。）大阪中华总商会同时还向大总统府和北京外交部直接写信，建议中国政府对于“21条”条约需要采取坚决的措施。虽然时期不同，但至少在1915年，神户总商会却没有向全国商会联合会表明任何的主张。这明显表示神户和大阪两者对应的不同。川口华商（注：许淑真：“川口华商”，见《国际关系论的新开拓地：近代日本与亚细亚——文化的交流与摩擦》，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多数为北帮）领导的大阪华侨，他们的华侨商店多半是支店形态，而总店设在中国华北东北地区，偕同家族的也不多，而且他们大多数和东北以及华北地区的商店进行交易。不象神户华商的主要交易地区在华南以及东南亚一带，免不了受抵制日货的严重影响。这一点足以说明神、阪中华总商会之间态度的不同。
当时旅日华商所处的微妙立场，往往体现了中日之间军政界与经济界的矛盾。上层华商，特别是有定居倾向的神户华侨上层，他们的主张是基于中日和平共处和明哲保身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亲日的或是卖国的。马聘三在1911年12月，代表神户侨商统一联合会（即支援孙中山的最先锋的商人组织），率领横滨和神户地区的青年敢死队去参加过回国支援革命的运动。并且列名于1912年2月成立的华侨联合会发起会议名单上。他在支持革命运动方面，是相当活跃的。不是在商只会言商一类的华侨。另一方面，他以日本精（白）糖的出口商驰名。中日之间是否能和平共处，对这位已具有名声以及经济实力的巨商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就是他主张中日亲善的背景。他没有能力预料他所提出的中日亲善的主张对大多数商会会员来说是难以接收的主张。
（三）李文权主编《中国实业杂志》
在同一个时期，李文权（注：李文权在广东和北京长大后，28岁时应日本政府之邀前往日本东京，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现国立一桥大学）任职当教师。此后在日本居住12年，1917年夏天回国。）也极力主张了中日亲善。他是以留日华商为主要读者的经济杂志《中国实业报》的发行人兼总编辑。1910年10月，李文权在东京创刊了《中国实业杂志》（月刊）。他曾征稿两百多篇出版过由中日文两部构成的《他山百家言》，收集了日本各界人士对中日亲善的意见。（注：据他李说，《他山百家言》共出版了5册。笔者在国立国图书馆看到其中4册（即日文本3册和中文本1册。另一中文本1册未见）。）李文权还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商会联合会大会（1916年召开），发表过意见。他强调中日双方的商会有必要更加促进来往。（注：李文权：“中国全国商会联合会演说”、“劝游日本说”，见《中国实业杂志》，7-10，“论说”。）
《中国实业杂志》不仅关于日本华侨的信息丰富，而且介绍了有关夏威夷、巴拿马等地华侨社会和中华总商会等的详细情况。《问答》栏收集了各种各样来自天津、北京、厦门等中国各地关于日本和日本华侨的询问。也有象纽约华侨关于本国华侨法令的提问等。李文权还通过《中国实业杂志》号召组织一个“华侨亲睦会”来促进国内外商会的横向联合。可见，《中国实业杂志》起到了以日本为基点的信息网络中心的作用。笔者认为它同商会联合会的机关报起到的作用都是值得研究的。本文因篇幅关系，只作一下介绍。
总 结
即将进入20世纪的时候，神户成立了神阪中华会馆，继而由于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以往驻神户的中国领事在华侨社会具有的权限受到限制。围绕神户大阪地区华侨的整个政治社会环境正处于转折点上。面临日本方面挽回商权运动的高涨，围绕华商的经济情况也开始显现了不少变化。清朝政府在王朝临死的痛苦中开始着手振兴实业。1903年设立商部（1906年改组为农工商部），继而号召全国各地推广商会。
神户和大阪设立商会是1909年5月的事情。设立在国内各县城和大商业镇的商会，改变了各地的商业环境。以往设有商务局的特定大城市向城镇派来少数商务议员来进行商务调查的广大乡间，开始根据商部的倡导，自行推举亲近的乡绅自办起了民间商会组织。同样在海外，华商也依据同一个简明章程开始动员民间而组织起商会来，改变了以往仅公、领事馆员向本国报告各商埠商务情况的状况。国内外通过领取商会总理协理地位，大量增加的这大批绅商，应该从捐官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去考虑。（注：关于清末商绅的问题，见马敏《官商之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马敏将1912年当时中国“近代绅商”的总数估计为大约5万，并且他分析广东、江苏、浙江是绅商比率较高的省份。）另一方面，对于商人阶层来说，随同作为法人组织商会的领导人而来的权威和信用也成为渴望弄到手的珍贵东西了。到了民国时期，国内外商人往往拘泥专制时代（中华）总商会的“并防”，表现了中国商人共同的对于传统权威的崇拜倾向。
神户地区设立商会之前和之后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华商自办的组织首次成众多侨民承认为公共的团体。换句话说，商会由于官方推广设立而后来正式被授予了法律依据，这一点是商会不同于中华会馆的最大差异。神户中华总商会看来似乎只借用了中华会馆的一间办公室，细水长流地把活动搞了下去，但是它取得了难得的资格，与环太平洋地区各华埠纷纷成立的中华总商会以及国内商会总商会进行了对等的交流。在这一点上，神户总商会的作用和它的存在意义不应评价得过低。而且，中国的商会形成了从下而上统一工商业者的独特全国性机构，屡次召开全国大会，发行了满载信息的机关报。
连接了至少1500个商会的网络，它的实际状态究竟如何？拙稿着眼于《华商联合会报》和《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以及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华商招待所”扮演的信息提供机能。近年来在研究华商交易网络的领域，有的指出“股的网络”、“客帮网络”等形态。还有人指出“运棺网络”。（注：见古田和子：“上海网络中的神户——搬运外国棉制品的中国商人（载《年报近代日本史研究》14,1992年），以及帆刈浩之：“沮末上海四明公所‘运棺网络’的形象”（载《社会经济史学》59-6）和“香港东华医院与广东人的网络”（载《东洋史研究》55-1）。）笔者在拙稿中从提供信息的侧面，强调了“商会网络”的形态。个别华商的经商对手和信息来源大半可能是根据他们的方言体系，范围往往限定为同乡人。但是，商会总商会的信息网络，给国内外个别商人提供了海外各地的商业情况、各地华侨商店名单等。假如说，国外的各帮商业公所和同乡会馆基本上是基于“互助”而往往是“闭塞”的组织，那么商会总商会的信息网络是否可以说成是“开放”性质的呢？
第二部分的半部分指出，全国商会联合会起先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主的南部商界主导而成立。因此，神户中华总商会亦以相对在上海交易圈当中占首要地位的三江帮华商为主，政治经济活动开展得极为活跃，同时它与国内交流交往的渠道也最坚固。此外，神户中华总商会担当了呼吁中日亲善论发言人的角色。本文就此问题对商会信息网络主体的《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作了若干分析。如果有必要进一步提示的话，它可能为段祺瑞亲日政权和寺内内阁的上台作了一些准备工作。